文：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譯：蔡宜剛
或許現在是來重新思索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早期工業歷史中搗毀機器（machine-wrecking）的問題的時候。關於這種早期工人的抗爭形式，一些錯誤的觀念仍很盛行，即使在專業歷史學家的著作中也會不時出現錯誤的看法。因此，一本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優秀著作，依然將盧德運動（Luddism）單單形容為一種「沒有目標、狂熱的、工業的扎克雷起義（Jacquerie）」；而一位曾經在這個領域有卓越貢獻的著名權威則對這些十八世紀的地方性暴動略過不提，他同時暗示說，這是由於群眾過於激動和亢奮的情緒所導致的現象。我認為，這樣的錯誤觀念要歸咎於十九世紀初期所闡述的關於引入機器的觀點的持續影響；另外則是由於在十九世紀末期所形成的關於工人和工會的史觀，這主要是韋伯夫婦（the Webbs）和他們費邊社(Fabian）的同僚所論述建立的一套史觀。或許，我們應該區分觀點（views）和假設（assumptions）之間的差異。在許多討論破壞機器的文章中，我們仍舊可以發現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經濟的辯護者所抱持的假設，即工人必須被教導，讓他們不要對經濟真理負隅頑抗，不論此真理是多麼令人不悅；費邊社和自由派的假設則是，工人行動的暴力手段不會比和平的協商來得有效。而兩者的共同假設則是：早期的工人並不曉得自己當時正在做些什麼，他們不過是在悲慘生活的壓力下，盲目地、摸索地反抗，就好比實驗室裡頭的動物對電流的反應。多數研究者所意識到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機械化的勝利是大勢所趨。我們能夠了解並且同情這場長期的、無望取勝的行動，在這場行動中，除了少數受益的工人，幾乎全體工人一致起來對抗這個新制度，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的漫無目標以及它不可避免的挫敗。
這些隱含的假設全部都是有爭議的。而在意識到的觀點方面，則顯然包含許多事實的成分。然而，兩者都模糊了大量的史實。因此，它們不可能對前工業時期工人抗爭的方法做出真正的研究。然而，快速地瀏覽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早期的工人運動就會發現，將孤注一擲的反叛及退敗的景象——這種場景於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間屢見不鮮——投射到深邃的過往歷史中是多麼危險。長期的經濟繁榮一直到拿破崙戰爭時期才告終結，而這段時間所出現的工人運動不論就知識方面或組織方面來說都非常的狹隘，不過在此局限下，它們既不容忽視同時也並非全然是失敗的。這些成功的抗爭經驗有許多都被隨後的挫敗所掩蓋：英格蘭西部毛紡業強大的組織完全銷聲匿跡，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總工會興起前，一直都一蹶不振。此外，在十八世紀的六十年代，比利時毛紡工人的行會勢力強大到足以在集體協商中獲勝，不過到了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後就煙消雲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工會活動實際上已奄奄一息。
然而，沒有任何理由忽視這些早期運動的力量，至少它們在英國不應被漠視。同時，唯有我們理解力量的根基是潛藏於砸毀機器、暴動以及對一般意義財產的毀壞（或是以現代的詞語來說，破壞行動與直接行動），否則我們將無法對其做出有意義的詮釋。
對大多數非專業的研究者而言，「搗毀機器的人」（machine-wrecker)和盧德分子（Luddite）這兩個詞語可以交替地使用。這是合乎常情的，因為從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三年間出現的暴動，還有同一時期在滑鐵盧戰役稍後幾年的暴動，比其他時期的工人運動更加吸引了大眾的矚目，同時被認為需要以更多的武力來鎮壓。當局調動了一萬兩千名軍人來鎮壓盧德分子，這個數量遠遠超過威靈頓將軍（Wellington）於一八〇八年在伊比利亞半島作戰所率領的軍隊人數。然而，人們對盧德分子的先入之見，往往會使得它和一般砸毀機器的討論混淆不清，而後者約在十七世紀開始作為一種嚴肅的現象出現（假設可以說它有一個開端的話），一直延續到一八三〇年左右。的確，哈蒙德夫婦（Hammonds）將這一連串農場工人的反叛稱為一八三〇年「最後的工人起義」，這些行動雖然偶爾會摧毀相當數量的製造設備，不過它基本上是攻擊農場的機械。首先，當局基於行政管理的目的，將盧德運動視為一種單一的現象。事實上，它涵蓋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破壞機器的行為，這些行為之間大多相互獨立，在時間上或早或晚地發生。其次，盧德運動的快速挫敗導致了一種普遍的想法，認為破壞機器的行動永遠不會成功。
讓我們先來思考第一點。至少存在兩種類型的破壞機器行動，這些行動和因為抗議高昂物價或其他不滿的原因所引發的一般暴動中偶發的砸毀行為截然不同，例如，一八一一年在蘭開夏郡（Lancashire）以及一八二六年在威爾特郡（Wiltshire）的某些毀損機器的行為。⑤第一種行為意味著對機器並沒有特殊的恨意，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砸毀機器是一種對僱主與外包製生產中間人（putters-out）施壓的通常手段。就如同剛剛所提醒的，在諾丁漢郡（Nottinghamshire）、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與德比郡（Derbyshire），盧德分子「攻擊了不論新舊的機械設備，他們運用這種手段逼迫僱主在工資與其他事項上做出讓步」。在家戶制生產與製造業時期以及工廠與採礦業的初期，這種砸毀行為在勞資衝突中是傳統的與既有的一部分。搗毀行為不只是針對機器，還針對原料、製成品甚至是僱主的私人財產，這要視哪一種損害對僱主來說最為敏感。因此，在一八〇二年擾攘不安的三個月內，威爾特郡的剪羊毛工人焚毀了乾草堆、穀倉以及那些不受歡迎的布商的養狗場，將其樹木砍倒而且毀壞大量的布匹，同時還攻擊與摧毀了他們的工廠。
這種「藉由暴動來集體協商」的盛行已經被研究者充分地證實。因此——僅以英格蘭西部的紡織業為例——呢料商在一七一八年至一七二四年間向國會抱怨，紡織工「威脅著要拆毀他們的房舍而且要焚毀製成品，除非他們答應織工的要求」。一七二六年至一七二七年在薩默塞特郡（Somerset)、威爾特郡、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德文郡（Devon)等地方的爭議中，織工「闖入『僱主和破壞罷工者的』房舍，毀壞毛料，將紡織機上的布料剪斷同時毀損生產用具」。他們最後以一種像是集體契約的方式來結束這場抗爭。一七三八年，在梅爾克舍母（Melksham)地區發生了一起紡織工人的大型暴動，開頭是由工人「將屬於科爾特赫斯特（Coulthurst）的紡織機中所有的經紗剪斷……理由是他削減公訂價格」。三年之後，同一地區焦慮不安的僱主上書倫敦當局要求保護，因為這些僱主拒絕當地人不得僱用外地工人之請求，但又擔心從此他們的毛料會被破壞。如此種種事件，所在多有，綿延了整個世紀。
再者，一旦煤礦工人已經到達對僱主提出訴求的階段，他們便採取搗毀機器的手段（當然，礦工的訴求很大一部分還是直接抗議昂貴的食物價格，他們認為牟取暴利的奸商應該對此事負責）。因此，在諾桑伯蘭（Northumberland)的煤礦區，焚毀礦坑入口的機械設備是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大型暴動的一部分，此舉讓礦工們獲得了可觀的工資調漲。而在一七六五年的幾次暴動中，機器被砸爛，煤被放火焚毀，礦工在這場抗爭中所獲得的勝利是，他們得以在年度契約終止之際，自由地選擇僱主。十八世紀後期，議會屢屢通過禁止焚毀採礦設備的法令。不過在一八三一年，仍出現貝德林頓[Bedlington,達勒姆郡（Durham）]的罷工者搗毀了礦坑坑頂絞升裝置（Windinz-gear）的事件。
東英格蘭中部（East Midlands）制襪業工人搗毀襪機的歷史已廣為人知，在此毋庸贅述。無疑，砸毀機器在一七七八年著名的暴動（盧德運動的前身）中是最重要的武器，它是抵抗削減工資運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這些例子以及其他或許會被提及的例子當中，沒有出現任何敵視機器本身的問題。搗毀機器的行動不過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與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中，工會運動的一種手段（就我們所關心的行業而言，組織化的工會在當時幾乎尚未出現，此一事實對我們的論點不會造成太大影響。而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搗毀行動帶有新的功能，這項事實也無礙於我們論點的成立）。對僱主施以間歇的壓力，比對其維持經常性的壓力來得更為有效：當工資與勞動條件突然改變，像是紡織工人的情形，或是像礦工與海員的年度契約同時更新之際，在這些時候採取行動就比必須不斷限制進入市場的動作來得有效。這種手段或許會被各行各業的人士所採用，從獨立的小生產者，到家戶生產制時期很典型的中間商，一直到略具雛形的工資工人。不過，大抵來說，它和資本主義生產中典型的社會關系所出現的爭端有關，也就是僱用勞動力的企業主和那些直接或間接出賣勞動力予企業主的工人之間的矛盾，雖然這種關係的表現形式仍然比較原始，同時和小規模生產中的社會關係糾結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類型的暴動或是搗毀行動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比十八世紀的法國似乎來得頻繁，而前者有「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後盾。當然，英國紡織工人與礦工的運動和許多較為舊式的歐陸地區那些職工組織（journeymen association)表面上具有工會性質的活動迥然不同。
這種抗爭手段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一方面對僱主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確保了工人重要的連帶感（solidarity)。
一位諾丁漢的鄉鎮職員在他一八一四年所寫的一封信中貼切地表達出上述的第一點。他說道，針織工正在攻擊雷氏（J.and George Ray)的工廠。因為這個工廠大多僱用那些自己擁有紡織機的人，這些針織工因而很容易就失去工作。然而，大多數的工廠租借紡織機給針織工，「且藉此完全掌控了工人。或許工人團結一致來使僱主就範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他們先前以搗毀僱主的機器來向僱主宣戰的手段」。在家戶制生產的工業時期，一小群一小群的工人或是單一的工人散布在無數的村莊和農舍裡工作，無論如何都很難想出有什麼方法可以來確保一個有效的停工。此外，要對抗那些生產規模相對較小的當地僱主，損毀財產或是持續以此作為要挾，將會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原料與製成品價格昂貴的產業，好比是布業，破壞羊毛與布料的方式可能比搗毀紡織機來得更為可取。但是在半鄉村工業的地方，即使是燒毀僱主的乾草堆、穀倉與房舍，也可能會對其收支造成嚴重的影響。
但是這種手段還有另一個好處。工人們的連帶感是有效的工會運動之根基，不過這需要花時間來學習，即使在那些它會自然顯露出其重要性的地方，像是煤礦區，它甚至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成為工人階級不容置疑之倫理規範的一部分。散布在東英格蘭中部的織襪工能夠組織有效的罷工來向僱用他們的工廠抗爭，例如，主張一種高水平的「工會道德」，這一主張比通常認為會在該工業化時期出現的訴求還來得高。尤有甚者，對那些待遇極差且沒有罷工基金支援的人來說，一直存在罷工破壞者的嚴重問題。搗毀機器是抵消這些弱點的方法之一。只要損毀諾桑伯蘭郡的礦坑坑頂絞升裝置，或是讓威爾斯一家鐵工廠的鼓風爐受損，至少可以保證工廠將無法順利運轉。當然，這只是一種方法，並非在所有地方都管用。但是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期的行政官員稱之為「暴動」的那整個錯綜複雜的行動，所欲達成的目標都是相同的。下面的場景對每個人來說必定不會感到陌生：來自一家工廠或是一個地區的一群激進分子和罷工群眾繞行整個地區，輪番使用懇求和威脅的手段來號召村莊、作坊和工廠工人走上街頭（雖然在抗爭初期，僅有少數工人需被多方遊說），甚至到了後來，群眾的示威與集會是勞資爭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只是要藉此來讓僱主感到驚嚇，還要使工人團結一致且具有自信。東北部海員周期性的暴動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當地發起暴動的時間是在僱傭契約已經確定的時候。現代碼頭工人的罷工是另一個例子。顯然，盧德分子的方法相當適合運用在這一階段的勞資衝突。假若十八世紀英國的織工（或是二十世紀美國的伐木工人）是一群聞名遐邇、喜好聚眾鬧事的人，這其中有合理的技術理由可解釋他們何以如此行事。
關於這一點，我們擁有來自一位現代的工會領袖的證言，他自孩提時代起經歷了毛紡業從家戶生產制到工廠制度的轉變。「要切記，」林那爾多·裡戈拉（Rinaldo Rigola)寫道：
在前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不是一支部隊，而是一群散眾。有知識的、秩序井然、分層負責的罷工在那時是不可能的。工人只會用示威、喧譁、歡呼、發出噓聲、恫嚇與暴力的手段來進行抗爭。雖然盧德運動和破壞生產尚未提升到學說的高度，它仍然成為鬥爭方法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必須來討論第二種搗毀機器的行動，這個部分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敵視工業革命的新機器之表現，特別是那些能夠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當然，群眾無疑會有反對新機器的強烈情感——一種具有充分根據的情緒，他們的看法不見得比偉大的李嘉圖（Ricardo）影響力小。然而，我們必須提出三點意見。首先，這種敵視機器的態度並非如同過去人們所通常認為的，它並非不加區分也並非特別針對某些機器。其次，除了在一些地方或某些地區之外，它實際上出乎意料地軟弱。最後，它絕非局限於工人，而是由廣大的公共輿論所共享，包括許多的製造業者的意見在內。
（一）若是我們考慮到工人自己面對此問題時的態度，第一點將會是很清楚的。工人所關心的並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技術進步，而是現實上一組關係密切的問題，即預防失業與維持慣常習俗的生活水準，這包括了非金錢的因素，像是自由與尊嚴，也包括了工資。因此，他所反對的並非機器本身，而是任何會對此構成威脅的事物，尤其是抗拒威脅到他的社會生產關係中的整體改變。此威脅來自機器或是來自別的地方要視情況而定。斯皮塔菲爾德（Spitalfields）地區的紡織工人在一六七五年因為反對機器而暴動，這種機器「由一個人來操作……可以省下將近二十個人力」；一七一九年則反對穿著印花棉布服裝的人；在一七三六年抗議那些在正常水平之下工作的移民勞工；他們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反對削減工資而搗毀紡織機；但是這些運動的戰略目標是相同的。一八〇〇年左右，西部的紡織工人與剪羊毛工人同時展開行動：前者組織起來抗議因外來勞工的湧入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過剩；後者則是抗議機器。然而，他們的目標並無二致，即管制勞動力市場。相反，在那些所發生之改變不全然是對工人有害的地方，我們發現，工人並沒有對機器產生特殊的敵意。對印刷工人來說，一八一五年之後採用動力印刷機似乎並未產生太多問題。真正導致對抗的是稍後在排版方面的革命，因為它預示了大批印刷工人的地位下滑。十八世紀初期和十九世紀中葉之間，機械化與新型設備大幅提升了煤礦工人的生產力。例如，爆破技術的引入。儘管如此，因為它們無損於礦工的地位，我們就未曾聽聞有什麼抵抗技術轉變的重要運動，雖然眾所皆知，礦工是既極端保守又好聚眾鬧事。在私人企業底下，由工人運作的限制產量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它可以在一個完全未機械化的產業中發生，而也確實發生過這類事件，像是在建築業：不過它所憑藉的並非公然的運動、組織或暴動。
的確，在某些情形之下，對機器的抗拒是相當自覺地去對抗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的機器。舉例言之，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〇年間發生在蘭開夏郡的搗毀機器事件中，行動者清楚地區分了二十四錠或二十四錠以下的珍妮紡織機（spinning-jenies)和那些比較大型的、只適合在工廠中使用的紡織機，他們放過了前者，對後者則予以摧毀。的確，和別的地方相比，這類行為在英國比較不會令人們感到意外，因為英國人更為熟悉工業資本主義到來之前的社會生產關係。不過，我們也不應對此作過度的推論。在一七六〇年，人們對於理解他們即將面臨的經濟制度之性質仍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雖然如此，他們的鬥爭並非單就技術進步本身，這一點是確信無疑的。
就大多數的情況來說，若將工人對機器的態度視為一個單獨的問題，則不論在工業主義早先階段還是較晚階段，工人的態度並未有任何根本的差異。在大多數的產業，隨著全面機械化的到來，防止引入不受歡迎的機器之目標已經讓步於「擄獲」機器的計劃，即利用機器來讓工人享受到工會提出的生活標準與工作條件，同時採取所有可行的步驟，來將因技術進步所造成的失業降低至最小的程度。這種策略似乎曾經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以及在大蕭條期間被拼拼湊湊地採行，而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之後更全面地被採納。儘管如此，即使在今日，那些預示會創造失業或貶低勞工地位的機器仍頻頻遭到反對。在一正常運作的私人企業經濟中，導致十九世紀一十年代的工人不信任新機器的理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依然具有說服力。
（二）迄今的論點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何對機器的抵抗如此微弱。這項事實仍未被普遍認識，因為工業主義開疆闢土的年代之神話——就如同貝恩斯（Baines）與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所反映的——將實際發生之暴動渲染放大。曼徹斯特（Manchester)人不僅喜歡把他們自己想成是具有冒險精神與經濟慧眼的典範人物，還認為自己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英雄。魏茲華斯（Wadsworth)和曼恩（Mann)曾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十八世紀蘭開夏郡的暴動。事實上，我們擁有的資料記錄僅有幾次真正大規模的搗毀機器運動，像是受農場工人運動所波及的地區，可能大多數的打穀機都遭到毀壞，還有在英國與其他地方，由一小群剪羊毛工人所發起的有特定針對目標的運動，或許還包括了一八二六年反對動力織布機的暴動。蘭開夏郡於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〇年以及一七八二年的搗毀行動局限於有限的地理範圍和數量不多的工廠（如先前所述，東英格蘭中部於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間的運動完全不是針對新機器）。這不僅是由於某些機械化在當時被認為是無害的此一事實。如同研究者業已指出的，大多數的機器往往在經濟前景被看好的時期被引入，此時的就業情況正獲得改善，反對機器的力量在未全面動員的情況下可以被暫時地平息下來。到了工人再次面臨窮苦不堪的窘境時，卻已然錯失了反對機器的關鍵時刻。這時工廠已經僱用了新的一批操作機器的工人，昔日的手工工人成了僅能任意搗毀新機器的局外人，沒有辦法強迫自己接受新機器（當然，除非他們幸運到足以擁有一個不受機器生產影響的專門市場，像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手工鞋靴師傅與裁縫的情形）。為什麼剪羊毛工人的搗毀行動和其他行業的工人比起來更持久且更為認真，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技術純熟與組織化的工人對勞動市場依舊有相當大的控制力，即使在半機械化之後情形依然如此。
（三）先驅工業家的神話也模糊了社會所有階層對搗毀機器者一面倒地表示同情。在諾丁漢郡，雖然有許多小僱主必定對誰是破壞織襪機的人知之甚詳，但沒有一個盧德分子遭到譴責。在威爾特郡，呢料中間商和小僱主同情剪羊毛工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很難對當地在一八〇二年真正製造事端的恐怖分子查個水落石出。羅森戴爾（Rossendale)的商人與呢料製造業者通過了反對動力織布機的決議，而這是在人們砸毀動力織布機之前幾年。在一八三〇年工人起義期間，威爾特郡辛登鎮（Hindon）的一位教區執事在寫給地方行政官的信中說道：「在那些暴民還未將機械設備破壞的地方，農場主已經暴露了讓機器遭破壞之相同的意圖」，梅爾本勳爵（Lord Melburne)不得不下達一份措辭激烈的公告，告誡那些「多次建議停止使用機器於打穀或其他用途」的地方行政官，他主張，「機器就和其他性質的財產一樣，享有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
下列的情形同樣不會令人感到詫異。即使在那些嚴格說來是牟利者之中，徹底成熟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不過是少數人。小店主或地方的僱主並不會想要一種無限擴展、積累與技術革命的經濟體制，激烈殘酷的生存競逐註定讓弱者破產，同時淪入靠工資維生的處境。他的理想是所有「卑微人物」的世俗夢想，這一理想定期地出現在均等主義者（Leveller)、傑斐遜主義者（Jeffersonian)或是雅各賓激進主義者中：由擁有適量財產的人與生活無慮的工資維生者所組成的小型社會，在財富與權力上不致差異懸殊；然而無疑能在安定中日益富庶與舒適自在。它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尤其在一演進最為急遽的社會裡，要實現此理想的機會更為渺茫。然而，我們要切記，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除了棉紡業主外，這一個想法所訴求的對象佔了僱主階級中的大多數。不過縱使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對於機器仍可能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即使沒有法國資本主義與稍後英國資本主義的經驗可供參照，認為僱主必然基於自身利益而偏好技術進步的想法也毫無根據。這當然不是指不使用機器比使用機器能夠創造更多利潤（在諸如受到保護的市場等），而是說鮮有新機器能立即展現它的投資報酬率。
任何一種技術設備的歷史都會有一道「利潤的門檻」，而這道門檻要到相當後期方能被跨越——投入機器的資本越多，跨越此道門檻所需的時間就越久。因此，創新者很少在事業上獲得成功，他們將自己本身與其他人的資金投資到其計劃中，這些計劃往往仍存在不少缺漏，他們絕非比那些未機械化的競爭對手佔有明顯優勢。當然，自由企業的經濟體制能夠克服這些障礙。一七七五年至一八七五年這段被稱為「蓬勃的世俗榮景」（vast secular boom）的時期，在各處創造了一種形勢，提供了某些領域的企業家——例如，棉紡業——跨越這道「門檻」的推力。一個正在經歷革命的社會，它的資本積累機制提供其他社會仿效參考。
只要競爭持續地進行，先驅部門的技術進步就會在相當廣泛的領域擴散開來。然而，我們不可忘記，開疆闢土的先驅是少數人。大多數的資本家之所以率先採用機器不是將其作為獲取較大利潤的攻擊性武器，而是把它視為防禦性的武器，保護自己免於破產，是因為瀕於破產總是威脅著滯後的競爭者。因此，我們不會訝異於發現，塔夫內爾（E.C.Tufnell）在一八三四年控訴「許多棉紡業僱主的不光彩行為……唆使工人起來反對那些帶頭將走錠紡織機增大的廠商」。小生產者和普通的企業家處於一種曖昧的地位，不過單靠它們自己本身無法扭轉此一形勢。他們可能厭惡對新機器的需求，這是因為機器擾亂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或是因為基於任何理性的盤算，使用新機器在當時還算不上是真正有賺頭的生意。無論如何，他們將新機器視為鞏固現代化的大企業主——他們的主要對手——之地位。工人階級反對機器的革命給予這些人一線生機，他們通常也掌握了這樣的機會。我們可以適度地同意法國研究搗毀機器的學者所做的觀察：「有時候對一起地方事件做詳盡的研究會讓我們發現，與其說盧德運動是一場工人的騷動，毋寧說是落後的和進步的工廠所有人或製造商間競爭的一個面向。」
倘若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必須面對公眾輿論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意見，那麼，他如何能夠迫使他人接受其一己之志？答案是藉由國家的力量。曾經有人敏銳地察覺到，在英國，1640年至一六六〇年的革命標誌著國家對機械的態度的一個轉折。在一六六〇年之後，敵視機器的傳統看法，即認為它剝奪了老實人之生計，對不計任何社會代價鼓勵牟利企業的政策做了讓步。我們有充分理由把十七世紀革命視為現代英國資本主義之真正的政治開端，這一點正是我們據以論證的事實之一。自此之後，中央政府的國家機器即使不是在經濟政策方面領先公眾輿論，至少可以說是更願意考慮徹底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之要求，當然，若是這些要求和舊有的或較龐大的既得利益相牴觸時除外。某些郡的西部鄉紳（Squire Westerns)可能仍然對一個一成不變的社會中業已消失的封建等級制懷念不已：輝格黨政府並未有顯著的封建政策痕跡，至少在一六八八年之後是如此。對於在十七世紀最後三十年裡迅速崛起的新興工業家來說，倫敦當局的贊同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在農業問題、商業或財政政策方面，蘭開夏郡可能和倫敦當局有所牴觸，不過對於牟利僱主的基本首要性的看法則並無二致。那尚未改革的國會在其最極端保守的時期針對勞資間關係引入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古典的自由企業經濟學主導了這場辯論。而倘若更守舊且感情脆弱的地方代表們沒有辦法「抵抗暴力與侵略，來堅持與維護各種財產權」的話，倫敦當局也會毫不遲疑地對他們展開猛烈抨擊。
然而，直到十八世紀晚期，國家對創新的企業並不是無條件的支持。從一六六〇年到一八三二年，英國所構思出的政治制度是要服務於製造業者，只要這些製造業者符合昔日的既得利益者——具有商業頭腦的地主、商人、金融家、在東方致富歸國的歐洲人，諸如此類，等等。他們最多只能希望在和其施加之壓力相稱的情況下分得一杯羹，而且在十八世紀早期，「現代的」製造業者仍然只是一群目光短淺的烏合之眾。因此，國家有時候會對勞動事務保持某種中立態度，無論如何，這種情形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之後才有所改變。西部地區的呢料商很不滿地抱怨，大多數的地方治安法官很不公正地對待他們。政府對一七二六年到一七二七年間織工暴動的態度和自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內政部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倫敦當局很遺憾地認為，地方的呢料商實在無須以逮捕暴動者來讓人們處於敵對狀態；當局語帶輕蔑地對將這些行為視為煽動叛亂的做法不表苟同；當局最後建議雙方和平共處，以便制定合適的請願書，讓議會可以採取行動。當議會批准了一項勞資雙方的集體協議，滿足了人們的大部分要求時，他們所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敷衍「對過去的暴動表示歉意」。再者，十八世紀頻頻實施的特別立法（ad hoc legislation）往往顯示了政府對於相關法律的施行缺乏系統的、持續的及普遍的嘗試。隨著時間的推移，製造業者的聲音逐漸成為政府在這些事項上的意見；但是在稍早的時候，工人仍能夠在多少算是公平的條件下與部分僱主抗爭。
我們現在面臨最後一個同時也是最為複雜的問題：破壞機器的效果如何?我認為，公平地說，藉由暴動來集體協商至少和任何其他以工會施加壓力的手段一樣有效；而且對於織工、海員、礦工來說，在全國工會出現之前，它或許比任何一種可運用的手段更有效，這應該是公允的看法。不過也不應過於強調，有些行業的工人享有天然的保護條件，像人數稀少、珍貴的技藝等，使其可藉由嚴格的入行限制和有力的僱用壟斷為防護措施，而不享有這類條件的工人通常必定會採取防禦的姿態。因而應該要以他們讓工作條件穩定的能力來衡量他們的成功，像是穩定的薪資率，因為他們必須對僱主那意欲讓他們處於受凍挨餓水平的「司馬昭之心」進行一場不間斷的與有效的戰鬥。可能有人會認為，理論上的穩定會被十八世紀緩慢的通貨膨脹所逐漸破壞，而讓靠工資維生的人處於不利的境地，但是認為十八世紀的運動能解決這些問題則未免陳義過高。就其能力所及的範圍，人們很難否認斯皮塔菲爾德的絲織工從他們的暴動中得到了好處。就現有的資料來看，東北部的駁船船員、水手和礦工的抗爭往往最終以勝利或可接受的和解方案收場。此外，不論各次的交戰結果如何，暴動和搗毀機器在任何時候都提供予工人有價值的預備鬥爭手段。十八世紀的僱主經常會察覺一個讓工人難以忍受的要求，其所造成的後果不是利潤的短暫損失，而是資本設備的損毀。在一八二九年，一個重要的礦場負責人被上議院委員會問到，削減泰恩（Tyne)和威爾河畔地區礦工的工資，是否「能夠在不會危及該地區的穩定下達成」。這位礦場主人的回答是不能。無可避免地，面臨此種危險的僱主會在激怒工人之前停下腳步，因為懼怕「他的財產和或許他的生命（可能會）因而受到危害」。「比人們所預期的僱主還要來得多」，約翰·克拉彭爵士（Sir John Clapham)以無法解釋的驚訝語氣指出，僱主支持保留斯皮塔菲爾德絲織工法案，因為他們認為在實施該法案的情形下，「該地區能夠保持安定與和諧」。
然而，暴動和搗毀機器是否能夠攔阻技術的進步發展？顯然，它無法阻止作為一個整體之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然而，從比較小的規模來看，它絕非像人們過去所理解的，是一種絕望且不具效果的武器。因此，諾威奇織工的恐懼被認為曾經制止了在當地引入機器。威爾特郡的剪羊毛工人在一八〇二年的盧德運動確實延緩了機器的散播。一八一六年的一份請願書中說：「在戰爭期間，特羅布裡奇（Trowbridge)地區看不到起毛機和針織機，不過令人感傷的是，它現今正逐漸增多。」相當矛盾的情況是，由無助的農場工人在一八三〇年發起的搗毀行動似乎是所有行動中最為有效的。雖然僱主在工資方面的讓步為時不久，不過僱主不再以原先的規模採用打穀機。然而，這樣的成功有多少要歸因於人，有多少要歸因於僱主本身潛在的或被動的盧德運動，我們無法在此驟下定論。儘管如此，不論事實的真相為何，盧德運動的首創行動來自工人，就此而論，他們能夠宣稱在任何這類的成功中佔有重要的分量。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