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徽鐵翼下的日制戰機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青白徽鐵翼下的日制戰機

近代中國雖然發展航空技術較早，但由於受國力所限，其使用的飛機絕大部分都是購置國外，其機型之多，堪稱「萬國造」。雖然歐美等國所制飛機最受我國歡迎，但日制戰機仍然在我空軍中佔據了較重的地位。

東北空軍是中國地方軍閥空軍中組建最早、實力最強的一支空中力量,也是最早向日本批量採購戰機的空軍部隊。1924年至1929年間，東北空軍向日本購買了中島甲4式雙翼單座驅逐機（仿紐波特NiD 29C1）5架、川崎「八八式」輕轟炸機3架，同時還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學習軍事航空等相關技術。可惜當年中國實力最強的東北空軍，在九一八中不戰而滅。

抗戰爆發前，當時中國空軍實力排名第三的廣西空軍，也曾向日本批量採購戰機。1934年前後，郭鳳崗和南寧軍校教育長劉士毅去日本參觀秋操，向日本訂購了一批飛機，並同日本陸軍省商妥，派遣一批飛行員和機械員去日本學習，同時聘用日本教官到廣西幫助訓練。1935年底，日制91式單翼單座驅逐機10架、92式單翼雙座教練機2架和甲4式雙翼單座驅逐機10架飛機陸續運至廣西。

抗戰爆發後，原廣西空軍飛行第1、2隊編入中央空軍第三大隊第7、8隊，奔赴抗日前線，原教導隊編為32隊留守廣西，此時的32隊只有5架老舊的91式驅逐機可用作戰。1938年1月8日，日軍14架95水偵機來襲南寧，32隊由副隊長韋一青率5架91式驅逐機起飛迎敵。這支由日本人訓練的空軍，駕駛著日制戰機，與來襲的日軍海航部隊在空中展開了激戰。韋鼎烈和楊永章兩機合力擊傷一架日機，韋一青則抓住機會擊落一架日機.然而蔣盛祜駕駛的507號戰機被4架日機圍攻，飛機油箱中彈起火。

他隨即跳傘降落，因腹部中彈，經搶救無效犧牲。蔣盛祜也是在抗日空戰中首位殉國的原廣西空軍飛行員。此後數日，日機又多次來襲南寧，但在32隊的嚴防死守下，日軍企圖未能得逞。1938年5月，32隊改隸第三大隊後開始接收英制「鬥士」戰機，91式驅逐機則交與同屬廣西空軍改編的獨立第34隊，後因91式驅逐機得不到零件補充，最終全部退役。

除了中國空軍購入的日制戰機外，抗戰中我軍還俘獲過多架日機，甚至還有被俘日機加入過空軍戰鬥序列中，參與對日作戰。

1938年2月25日，日海航第2聯合航空隊第13航空隊第1分隊田熊繁熊大尉率10架96艦戰，會同第2分隊元淑雄中尉的8架96艦戰，掩護木更津航空隊26架96陸攻和鹿屋航空隊6架96陸攻，共50架戰機浩浩蕩蕩前往南昌進行轟炸。中蘇空軍19架伊—152和11架伊—16戰機，在蘇聯志願隊驅逐機大隊長布拉戈維申斯基率領下起飛迎敵。雙方在南昌機場上空展開混戰，激戰中志願隊飛行員杜申（A.Z.Dushin）在擊傷一架96艦戰後，遭遇多架日機的圍攻。

他的飛機發動機被擊壞，人也受了傷。危急時刻，幸得大隊長布拉戈維申斯基前來救援，才使得杜申得以脫困而歸。而被杜申擊傷的那架96艦戰，則迫降在了我方防區，日軍飛行員見無法逃脫，只得自殺。其隨身攜帶的重要文件，連同這架96艦戰均被我軍繳獲。該機經修復並試飛成功後，被志願隊布拉戈維申斯基和扎哈羅夫帶回蘇聯接收測試。

三菱96艦戰是抗戰爆發時日海航最新銳的驅逐機，它是日本第一款全金屬結構單翼戰機。自1937年9月首次在南京與中國空軍交戰以來，一直在性能和數量上壓制我各型戰機。這次繳獲96艦戰，是中國空軍第一次俘獲完整的日制戰機，意義重大。1938年9月1日出版的第15期《中國的空軍》雜誌封面，刊登了這架被繳獲96艦戰的兩張照片，其封面標題為：「我空軍俘獲敵96式驅逐機之攝影」。

封面右下角的註解為：「自中日空戰以來，敵96式飛機被我擊落甚多，但均破碎不全，本刊本期封面照片，系被我空軍擊傷，強迫其下降翻落於南昌郊外之敵96式驅逐機，該機除小部分受傷外，發動機及機身大部分均未破壞，經修理完好，並試飛成功…」

這架96艦戰並不是我軍繳獲的最後一架96艦戰，武漢空戰中，我軍還曾繳獲過一架該機型日機。1938年8月3日，日海航第2聯合航空隊第13航空隊18架96陸攻在第12航空隊13架96艦戰、13航空隊2架96艦戰和15航空隊6架96艦戰的掩護下，氣勢洶洶地向漢口襲來。中國空軍第三、四、五大隊以及蘇聯志願隊20架伊—152、14架伊—16—10、11架「鬥士」、7架霍克Ⅲ，共計52架戰機，分為4個機群，在7分鐘內緊急起飛，與日機群在簰洲附近爆發了一場近百架飛機的大空戰。此戰雙方均損失慘重。我方稱：「擊落敵戰鬥機11架，我亦損傷15架，內有8架尚可修理」。

日方稱：「擊落中國戰機32架（含不確實5架），擊毀7架，自損3架96艦戰」。其中日軍松島浪太郎3空曹駕駛的96艦戰被擊傷後迫降我防區，人員飛機均被俘。該機被修複試飛成功後，同樣被送往蘇聯進行測試。

作為96艦戰的繼任者，日海航的零式艦戰至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戰後，便統治了中國的天空，氣焰一度囂張至極。然而這款在中國上空不可一世的超級戰機，在抗戰中仍然有被我軍俘獲的記錄。

1941年11月26日，兩架隸屬於臺南航空隊的零戰21型，在調入駐西貢的第22航空戰隊直屬戰鬥機隊的途中，因天氣原因在雷州半島迷航迫降。其中一架編號V-174損壞嚴重，另一架V-172損壞較輕。

損壞較輕的那架零戰經飛虎隊美籍德裔機械師紐曼修理完善。該機經美方試飛成功後被賦予編號P-5016，此後這架零戰在與中方多款戰機進行模擬空戰後被送往美國，美方改機號為EB-2,後在萊特基地（Wright Field）進行測試。

另據航空史專家黃孝慈考證，1941年5月1日，一架日海航零戰迫降在廣西柳州機場附近的農田裡。柳州空軍第九修理廠接航委會命令，派遣機械修理班長馮華超等6人連夜前往拆卸後運回。該機隨即在第九修理廠修復完善，但正當其準備試飛時，幾位美國顧問前來要求將飛機拆散分解，讓他們做內部機件拍照研究，以便製作報告。

美國人走後，蘇聯顧問又來了，也要求探索飛機內部構造，於是只得重新反覆拆裝。這架零戰最終於1941年12月15日，於柳州機場由第九修理廠試飛員譚壽試飛成功，未幾交由飛行部隊飛走。（試飛員譚壽，是原廣東空軍資深飛行員，抗戰爆發時任第七大隊大隊長，後任場站職務。1945年1月18日，譚壽在第一飛機製造廠貴陽廠區旁的貴陽南門機場試飛國產驅逐機「研驅一」時，因飛行事故不幸殉職。）

如果黃孝慈先生所考證的這架被俘零式艦戰屬實的話，那將是盟軍俘獲的第一架完整的零戰。然而根據日方記載，自璧山空戰後，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日海航在中國上空只損失了5架零戰。

除了上文中在雷州半島迫降損失的兩架外，其餘三架分別為：1941年2月21日，第14航空隊蝶野仁郎空曹長駕駛的零戰在昆明被地面防空火炮擊落；1941年5月20日，第12航空隊木村英一一空曹駕駛的零戰在成都太平寺機場，被機場四周布置的多層防空火力網擊落；

1941年6月23日，第12航空隊小林喜四郎一空曹駕駛的零戰在蘭州機場上空低空盤旋時，被我地面警戒部隊擊落墜於機場北側段家灣黃河中。因此，黃孝慈先生的這種說法值得商榷。目前普遍認為盟軍俘獲的第一架完整零戰為雷州半島迫降後被俘的那架V-172號零戰。

除了繳獲日海航的主力戰機外，日陸航的多型戰機也曾是我空軍的囊中之物。抗戰爆發初期，日陸航的川崎95式雙翼驅逐機曾是陸航的主力戰機，活躍在我國華北，特別是山西戰場上。在隨後的徐州會戰中，日軍的川崎95戰機多次與中方的蘇制伊—152戰機交手，雙方互有勝負。

1939年，中國軍隊俘獲了一架幾乎完整的川崎95-2型戰機，隨後該機被送到蘇聯空軍科學研究院，被命名為伊—95，並在那裡進行了一系列試飛和試驗。

川崎95戰機的性能在中國空軍的蘇制戰機面前並不能佔據上風，它的地位很快便被1938年3月出現在徐州上空的97單戰（ki—27，盟軍代號「奈特」）所取代。

但這款日陸航此後的主力戰機同樣也曾是我空軍的俘虜。根據臺北國史館館藏的當年原始檔案記載：1939年7月6日，日陸航4架97單戰飛抵渭南上空，其中一架因機械故障迫降至渭南車雷村棉花地內，飛行員隨即被另一架日機救走，但是這架編號310，昭和14年2月出廠的97單戰卻被我軍繳獲。

該機隸屬日陸航第64戰隊第2中隊，隨後被運抵西安火速修復完善，並於7月28日飛抵成都進行測試。而對它進行測試的則是大名鼎鼎的陳納德。

多年後，陳納德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1939年中國繳獲一架完整的日本飛機納特式P—97式送到成都，我駕駛它加以試驗，比較它與寇蒂斯P—36,英國的「角鬥士」及俄國伊—16性能如何，承中國政府協助，我仔細注意各部分，並攝取很多照片。這種飛機是Oscar機的前身（作者註：此為日陸航一式「隼」戰機，盟軍代號「奧斯卡」，下同），據後來飛虎隊一般駕駛員說，它比零式還討厭，因為它爬的高，轉彎轉的快，這是一個素質很好的飛機…」

由於97單戰是日陸航的絕對主力戰機，其戰術性能還在96艦戰之上，因此我空軍此次繳獲97單戰的意義，絲毫不在繳獲第一架96艦戰之下。為此，《中國的空軍》雜誌在1939年第27期上特意刊登了歷歌天撰寫的《97式驅逐機訪問記》一文。當時為了抗日宣傳，增強民眾的抗戰決心，文章杜撰了該機在1939年4月29日的南鄭空戰中被我空軍擊傷後迫降俘虜的情節，但實際該機被俘已是南鄭空戰兩個多月之後的事了。

這架被俘獲的97單戰還曾進入過中國空軍的戰鬥序列中。1940年7月16日的空軍戰鬥要報報稱：當日，日軍54架轟炸機自武漢起飛，來襲重慶。第四大隊21中隊分隊長司徒福駕駛這架無編號的97單戰，於上午十時三十五分和中午十二時六分，兩度從白市驛機場起飛進行攔截作戰。

1942年春，我地面部隊再次俘獲一架97單戰，後交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A.V.G）,但飛虎隊對該機並未處理，直至1943年初交由駐華美軍進行評估。這架97單戰塗裝為上綠下灰，僅在雙翼下方繪有青天白日國徽，垂尾兩側塗有白色編號P-5015。這架97單戰同樣也進入過空軍的戰鬥序列中，第三大隊28中隊在1942年陣中日記記載：「4—10月間，九七式均曾擔任戰備。」

由於97單戰存在的火力較弱，航程短等弱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主力地位迅速被一式隼戰機所取代。1942年4月29日，日陸航64戰隊安田義人曹長駕駛的一式「隼」戰機在緬甸北部臨時著陸時被中國軍隊俘獲，隨後該機被運回國內，塗上空軍的青天白日軍徽，並被賦予P-5017的編號。此後該機在國內進行各項測試後下落不明。

另據王紫薇老師考證，1943年我空軍第五大隊及地面防空部隊在福建建甌上空擊傷迫降一架一式「隼」戰機，該機後被我地面部隊俘獲。我修理廠自力更生，經過近半年的修復，終讓這架日機修繕完畢。該機於1944年上半年先飛往衡陽，後再飛往桂林、昆明等地進行測試。

駐華美軍陸航第23戰鬥機大隊75中隊飛行員洛佩斯在回憶錄中曾特意記載了他在芷江機場上空見到這架一式「隼」戰機的一幕：「我們是站在我那架野馬式戰機的機翼上說這番話的，突然我聽到輻向引擎的轟鳴聲，抬頭一看，只見一架奧斯卡戰機正朝跑道垂直俯衝下來。

我大叫「零式戰機」（當時的盟軍飛行員和中國空軍飛行員將看見的所有日驅逐機都叫作零式戰機），跳下機翼，跑向壕溝。史吉普和比爾也朝壕溝跑去。我很奇怪除我們之外沒有一個人跑向壕溝，當我們得知那是一架繳獲的奧斯卡戰機，那天上午才到，我們來之前它正好起飛。聽到這一消息，我們如釋重負又頗感尷尬。

那位駕駛奧斯卡戰機的中國飛行員實在是太幸運了，幸虧在飛行時我們沒有「狹路相逢」，不然的話，他肯定會成為第一位駕著奧斯卡戰機被擊落的中國飛行員。」

抗戰期間，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也曾組建了一支空軍部隊。這支空軍所使用的日制戰機上，同樣繪有青天白日的機徽。不過日本人對這支空軍部隊毫無信任，沒有讓他們裝備任何作戰飛機，只是允許其裝備了少量日制教練機，如：立川95式中級教練機、立川一式雙發高級教練機、立川99式高級教練機、97式運輸機等。其名為空軍，但實質上只是一支航空教導隊而已。

1945年的中國天空，已是中美空軍的天下。中美空軍甚至多次長途奔襲至南京、上海等地對日軍展開空襲，而日軍航空兵則完全沒有抗擊的力量，少數新銳戰機也在多次戰鬥中消耗殆盡。

而在日本本土，此時正遭受美軍B-29轟炸機的狂轟亂炸，。為了保障飛行訓練的正常展開，確保本土的防衛，日軍大本營將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新銳戰機調回本土，而又在中國東北等地新建了160餘座飛機場，調入大量教練機，將滿洲作為了日本總個航空力量的訓練大本營。

基於以上原因，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時，國民政府空軍從各受降區共接收日陸、海軍航空部隊降機共1797架，但其僅有少數新銳戰機，絕大部分為二線飛機、老舊飛機和各型教練機。全部可用者僅為291架（含教練機和運輸機），待修復者626架。

這批日機由於分屬陸、海軍兩個體系，其規格標準各異，且零件欠缺，不能互通修復器材。再加上當時的空軍長期採用美制戰機，接受美式訓練，早已形成完整的美式作戰體系，因此對於這批日本降機，空軍壓根就看不上。但是這批日機中仍然還有部分新銳戰機，性能尚可，完全棄之不用也確實可惜。

因此，空軍還是選擇了一批性能較佳、數量較多以及可立即使用者，用於裝備部隊。1945年10月1日，空軍重建了曾於1942年1月撤銷的第六大隊，並將其改組為驅轟混合大隊。該大隊所用戰機全部來自日本降機，其下屬三個中隊，分別為第5轟炸機中隊和第18、19驅逐機中隊。

第5轟炸機中隊主要裝備日制川崎99式輕轟炸機（ki—48，盟軍代號「莉莉」）。

這款轟炸機於1940年7月首次列裝日陸航部隊，是其主力輕轟炸機，性能較蘇制SB型轟炸機更為先進。

第18、19驅逐機中隊主要裝備一式「隼」戰機（ki—43，盟軍代號「奧斯卡」）、二式「鍾馗」戰機（ki—44，盟軍代號「東條」）、三式「飛燕」戰機（ki—61，盟軍代號「託尼」）和四式「疾風」戰機（ki—84，盟軍代號「佛蘭克」）。

其中一式「隼」戰機除火力較弱外，其機動性能與零戰相近。

1941年8月，首次投入中國戰場，是1941—1943年日陸航在華的主力戰機，多次與中美空軍交手，它也是陸航產量最大的機種，生產數量高達5751架。

二式「鍾馗」戰機是日軍參考德國Bf-109E戰機的戰術要求數據而設計的一款重型高速截擊機。該機爬升性能優異、平飛速度快、能作小半徑的急轉、裝甲防護堅固，火力也較強，自1942年首次投入實戰以來，便迅速成為了陸航的絕對主力。

因此該機採用了中國民間傳說的抓鬼神「鍾馗」作為副名，以作懲治「洋鬼子」之意。二式「鍾馗」戰機也是陸航在華驅逐機中首款使用12.7毫米航空機槍的機型。空軍著名王牌飛行員，同時也是空軍第一位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號稱「空中美男子」的周志開烈士，就是被這款戰機偷襲殉國的。

當時他的頭部被多枚12.7毫米機槍子彈擊中，當著名記者、勵志社幹事劉毅夫率救援隊找到他的遺體時，發現他的頭部已經完全消失不見了。

三式「飛燕」戰機是日軍唯一採用水冷式引擎的機種，其外形酷似德國戰機。

它主要服役於南太平洋各群島和日本本土，在中國大陸服役的數量不多。

四式「疾風」戰機是陸航最後一款新銳主力戰機，也是駐華日軍中唯一勉強可以抗衡中美空軍P-51戰機的機型，主要裝備駐華第25和第85戰隊。

1944年12月18日，美軍B-29和P-51戰機100多架，對漢口日軍基地進行了大規模轟炸，且在日軍事先知曉並調集其主力部隊迎戰的情況下，仍然給予了日軍毀滅性的打擊，日軍此前殘存的絕大部分一式、二式和四式戰機大都損失慘重。

第25和第85戰隊此後便相繼退守南京、北京、首爾等地，極少出動作戰。由於這款戰機為最新銳的陸航戰機，出廠時間短，保養較好，因此該機型於1945年9月在南京被接收後，就塗去了垂尾日軍的標誌和機號，編入第六大隊中為我所用。因此，第18、19驅逐機中隊所裝備的四款機型中，四式「疾風」戰機的數量較之最多。

根據已故資深航空史專家馮國震先生1992年9月20日所作報告《民34至39年我空軍單位\駐地\兵力表》顯示：1945年，第六大隊第5中隊裝備99型轟炸機，駐地北平；第18中隊裝備日1型戰鬥機，駐地南京；第19中隊裝備日4型戰鬥機，駐地濟南。全隊合計48架作戰飛機。

第六大隊的飛行員主要由空軍軍士學校的畢業生組成。說起來這批空軍軍士生們也怪可憐的，他們本應該算是中央系的一員，但由於其身份只是空軍中的士兵，任職的職務官銜、平時的生活待遇、使用的作戰器械、甚至殉國後的撫恤待遇都比空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差了一大截。因此倍受正牌「中央系」的歧視，就連僅存的少數雜牌部隊也不正眼看他們，真可謂是「爹爹不疼，姥姥不愛」。

他們中的驅逐系畢業生在抗戰中主要服役於第十一大隊，因此這個大隊也被戲稱為「軍士大隊」，所用飛機都是各王牌大隊淘汰不用，或看不起的機型。比如其他各王牌大隊開始換裝美制戰機了，他們這個大隊就用其淘汰下來的老舊蘇制戰機。其他各王牌大隊開始換裝新型的P-40M/N、P-51戰機後，他們卻還在裝備抗戰中最垃圾的美制戰機P-66。

榮承恩是極少數從空軍軍士學校畢業後擔任過臺灣軍隊高官的飛行員（他曾任第4聯隊少將聯隊長、空軍參謀大學指揮學院院長和「國防部」中將常務次長）。他曾坦言：「儘管空軍軍士學校出身的飛行員，從還沒畢業開始就缺乏來自政府高層的關愛，並且遭到來自官校出身者的打壓，他們仍不怕犧牲努力的執行上級賦予的任務，即便使用的飛機比別人老舊，穿的飛行服沒有別人帥氣……

在第十一大隊裡面，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飛行與地勤人員同情普遍被視為勞動階級代言人的中國共產黨。更特別之處，是出於對國民政府的恨，而不是對窮苦人家的愛而同情共產黨的。很多軍士學校飛行員因為不滿航空委員會過去對自己的打壓，逮到機會就駕駛飛機或者脫離部隊去向共產黨報到。」

空軍軍士學校二期畢業生陳宿清，也對其在部隊中受歧視的經歷記憶猶新。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第一次作戰既緊張又刺激，由西安機場起飛，途徑萬餘尺秦嶺高山，到河南西峽口，約一小時航程，到達目的地後緊隨長機對地面敵部隊攻擊，從起飛以後，眼睛死盯著長機，亦步亦趨，當數次對地炸射後，已分不清天南地北。

但當抽空掃視儀表時，發現油溫已升至九十多度，超過危險紅線，當即報告張副隊長。被稱為不信科學的官校九期張省三副隊長，聞訊後竟命令我自行返航，他自己則逕自去追擊地面騎兵隊了。我失去依靠後頓覺驚恐，簡直就想哭，但無奈只好對正西南方向羅盤度數爬高。」

「當高度到達一萬尺後，滑油溫度奇蹟般降到正常度數，原來因散熱片於低空時忘記打開，回到高空自然會降低。因飛機無故障，我心裡已稍微安定，且當日天氣萬裡無雲，過了秦嶺就隱約看到西南，當白（作者註：此處意為當日白天的意思，由於當時絕大部分飛機無夜航裝置，須特別區分白天和夜間飛行。）系由北向南進場，因受西安城內建築物凸出影響，加之對此地降落跑道經驗不足（過去在成都都是在草地上起降，無跑道），以致測距太高，飛機已飛過三分之二的跑道仍未著陸。機場塔臺無線電猛叫我重飛，但因為緊張過度，我充耳不聞，勉強著陸時，已看到跑道的盡頭。經過數次急用剎車又松放，但見用碎石鋪設的跑道捲起漫天塵土，大家都以為我這架飛機必成「鐵爬雞」，沒想到竟仍安全無恙。當我在休息室面對蔡名永大隊長的訓斥時，已慚愧得無地自容。」

「當時進駐西安擔任作戰任務，各級飛行員除我一人外，其餘均曾在印度受過美軍訓練，我自然是技不如人。另在服裝方面，他們都是絲光卡其軍服，美式飛行衣，神氣十足，反觀自己，草綠色軍服，土布飛行衣，寒酸相成強烈對比。有一次早上到機場執行任務，衛兵看見我衣著土氣，竟阻止我進入，內心感到不平，迄今仍耿耿難忘。」

「我的一切飛行、戰技，是從多次作戰中增進。某日跟隨長機（九期吳越已升任隊長，後因飛行失事殉職）對地攻擊中，摧毀日軍彈藥庫起火燃燒，我前方陸軍部隊將戰果通報本軍，三軍區司令王叔銘將軍親至機場頒發華胄獎章，我穿著十足土氣的飛行服裝從美式服裝中出列領獎，有種異樣感覺，內心不平，迄今已過半個世紀仍未忘懷。」（作者註：為照顧大部分讀者的閱讀習慣，此處對陳宿清先生的文章略作修改，以保證閱讀順暢，下同。）

第六大隊接收日機後，讓被俘日軍教官訓練飛行員，同時使用日軍機械士對飛機進行維護保養，此後部隊前往東北參加內戰。1946年6月，第六大隊被撤銷，日制戰機隨之報廢。

陳宿清在抗戰勝利後就被調入第六大隊擔任飛行員，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移防之行就緒，我即奉命調北平戰鬥及轟炸混合大隊，是新成立的第六大隊，下屬四個中隊，戰轟各半，接收收復區日本飛機……我們被派到南京飛零式戰鬥機（作者註：當時的盟軍飛行員和中國空軍飛行員將看見的所有日驅逐機都叫作零式戰機），使用大校場機場，先九九式機練習，日機與美機不同之處是油門，加油減少恰恰相反，初飛時十分不慣。在修護一方面，由準備遣返日俘擔任，他們以戰敗之身為我們服務，自然士氣低落，且因補充零件缺乏，故飛機雖多，但可飛架次不多，我們只由日譯人員將飛機性能操作講解，憑經驗理解，飛到天空也能安全降落沒有困難……經過兩個多月飛行，由於日俘遣返及零件補充困難，南京可飛零式機已無幾，我們回到濟南第十八中隊駐地時，國共雙方談談打打，濟南城受到原在泰山共軍威脅，我們也隨時準備作戰。三十五年春，第六大隊奉命解散……」

第六大隊被撤銷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飛機因器材零件短缺，維修不易，加之日籍機械士被遣返回國後，維修更成問題，無法保證其戰鬥力。飛行員對日機也普遍不喜歡，在掌握日機性能方面做的也很不到位，事故頻發。1946年4月1日，第19中隊湯子魁分隊長在北平南宛機場試飛一架編號「1966」的四式「疾風」戰機時，就因失事墜毀於盧溝橋西南。

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為當第六大隊奉命撤銷時，其下屬第5中隊的川崎99式輕轟炸機雖然也受零件短缺之苦，但仍能較好的保持作戰能力。該大隊被撤銷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受當時的美援條件限制。抗戰後期，國民政府見識到了美制戰機的強大威力，因此其空軍部隊也準備全面換裝美制戰機。1945年9月，美國政府宣布所有依據租借方案撥給中國的裝備，不管是在中國和印度的美軍手上，還是正在運往印度的港口，都將按照計劃交付。1945年12月，美國政府決定緬甸印度戰區不需要的物質將依據租借法案轉交給中國，執行期間是1946年3月2日為止的6個月。因此，空軍總部撤銷了第六大隊，其日制飛機也隨即作報廢處理。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國共內戰的爆發，美國對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軍火禁運，禁運時間從1946年8月一直持續到1947年5月，自然美制戰機也在禁運之列。雖然國共內戰後期，國民政府也從美國購回一批作戰飛機作為戰損補充，但是其對於大局來說已經於事無補。

此時的國民政府中唯一還倖存的可作戰日機只有保存在臺南的以供備用的12架日海航銀河式中型轟炸機。這批日機在1949年國民黨空軍全部撤到臺灣後，由空軍第七供應處予以銷毀。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也開始著手組建自己的空軍部隊。1946年3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成立，代號「三一部隊」。其教練和飛機維護人員主要由在1945年9月向我軍投誠的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4練成飛行大隊300多人構成，其大隊長林彌一郎為航校飛行主任教官。

由於缺少飛機和航空器材，這批日籍機械士便帶領航校人員跑遍了東北幾乎所有的機場來收集日軍遺留下來的飛機和航空器材。就這樣，使得東北老航校有了一批日制飛機作為教練機使用。林彌一郎在回憶錄中也寫道：「解放軍的幹部、飛行員、機務員分幾批去奉集堡機場和關東軍機場搜集飛機和器材，用這些找到後經修理的日軍飛機來代替訓練中國駕駛員的教練機。」

東北老航校是找著什麼飛機就用什麼飛機，因此其裝備過的日機型號較多，但數量較少。並且航校中這批日制飛機的軍徽均沿用了國民政府空軍的軍徽，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其青天白日軍徽外加白邊，尾部方向舵則為四藍三白條紋而不是國民黨空軍標準的六藍六白。由於其使用的機型較多，筆者在此簡單列舉部分主要機型。

1945年10月，我軍曾在東北接收到10餘架「國際4式」教練機的機體，但是經拼湊後還能使用的只有數架。該機是日本國際航空工業公司製造的初級教練機。1946年6月初，在航校的一次訓練中，唯一剩下堪用的一架「國際4式」教練機，在教官吉翔（此人為汪偽空軍投誠者）帶飛時因發動機故障而墜毀。吉翔當場死亡，學員重傷，此後，航校的飛行學員就只能直接使用高級教練機進行訓練了。

東北老航校使用最多的教練機是99式高級教練機。該機由立川飛機廠所製作，原為「98式直協偵察機」，但由於當時日本沒有專門設計的高級教練機，因此，該機被修改為了高級教練機。林彌一郎率領的這支日式教練隊在瀋陽機場找到了一批完整的99式高級教練機，隨後我軍又在朝陽鎮機場殘留的飛機中找到了15架該機，再加上在公主嶺機場的機庫中又發現一些能裝配99式高級教練機的發動機和螺旋槳，經過修理後大約有30架可以使用。

這批飛機數量較多，因此成為了航校的絕對主力教練機。但是由於當時配件不足，必須數架飛機共用同一副螺旋槳或輪胎，因此各機輪流實施飛行訓練。當時有些99式高級教練機連後座的艙蓋都沒有透明玻璃，只得用白鐵皮封上，兩側開一個圓洞作為觀察之用。

1948年8月10日，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徐華江率4架P-51戰機在方正機場上空發現一架航校99式高級教練機。徐華江後來曾回憶道：「只看一眼，我就斷定這不是蘇聯的飛機，從形狀上看來很像是日本的教練機，而從這架飛機的垂直尾翼上有著明顯的藍白色相間條紋塗飾及國徽，這是國民黨空軍飛機的標準塗裝。

但跟在後上方細心查看，就發現問題了，怎麼看怎麼覺得這飛機的塗飾有點兒怪，不對啊！沒聽說我們國軍的飛機能飛行於此地，別是共軍的飛機吧！」徐華江跟飛一段時間後，將這架99式高級教練機擊傷迫降在了方正機場邊上，兩名飛行員從機內跳出後就向後方跑去。隨後徐華江的僚機繼續將其擊毀。然而徐華江沒有想到的是這架飛機上的後座學員竟是後來擔任了解放軍空軍某軍軍長和航校校長的呂黎平少將。這是國共雙方的第一次空戰，也是我軍被擊落的第一架飛機。

根據陳應明和劉文孝先生的考證，1947年5月後我軍所有飛機將此前使用的國民政府空軍軍徽改為了帶有紅圈的五角紅星、白底、中間有紅色的「中」字，方向舵則改為紅白條紋的新標誌。然而此據國民黨空軍所制的徐華江個人作戰記錄表中顯示此次擊落99式高級教練機的時間則為1948年8月10日。因此，我軍飛機的軍徽更改的確切時間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根據解密的電報檔案《1947年12月12日「中代表60號加急」》顯示：「1947年時，航校共有99式高級教練機19架。」這批飛機在備件缺乏下，東拼西湊，竟然在第7航校一直使用到1953年才全部退役。目前北京湯山航空博物館還保持有唯一的一架99式高級教練機，極其珍貴。

除了99式高級教練機外，東北老航校還有一款比較特別的高級教練機，這就是立川飛機廠設計的立川一式雙發高教。1945年8月20日，汪偽空軍的周致和（他原為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在抗戰中因迷航誤降日機場，被俘後在汪偽空軍任職。他曾三次改名，最後一次改名為蔡雲翔。）率另5人從揚州駕駛一架名為「建國號」的立川一式雙發高教飛抵延安，成為抗戰勝利後我軍接收的第一架飛機，被命名為820號。該機曾在延安慶祝抗戰勝利大會上空發散傳單。

1945年9月間，一架日軍聯絡用的「宣武隊號」立川一式雙發高教，由於左發動機故障，迫降於山東海陽縣留格區大辛家鄉南莊春的海灘上，被我民兵繳獲。該機被修理完善後在日軍徽上塗寫「中共」兩字，並在垂尾處塗上青天白日國徽。這也是我軍獲得的第二架立川一式雙發高教。此後我軍又在東北得到了4架同型機。

除了第一架820號立川一式雙發高教，在1945年11月因超重迫降嚴重受損外，其餘5架飛機便成為了東北老航校初建時唯一的雙發運輸教練機，後被編入1949年3月成立的「戰鬥飛行大隊」第1中隊。1951年，我軍訓練第一批女飛行員時也曾使用過該機。

由於航校教練機的嚴重不足，教員們便把能找到日製作戰飛機也納入了教練機行列。抗戰勝利後，我軍曾在朝陽鎮機場殘留的飛機中找到了4架一式2型「隼」戰機，經修理後列入航校的訓練項目使用。

我軍還在本溪附近的奉集堡機場內發現3架川崎二式復戰「屠龍」改丁型雙座重型戰鬥/攻擊機。我軍獲得這款二式「屠龍」改丁型戰機是當時日軍最出色的夜間戰鬥機，其裝甲堅固：加強了對飛行員和飛機油箱的裝甲防護，火力強大：機體中部設置有20毫米斜上45度設計的機炮，機首位1門Ho204 37毫米機炮。該機在二戰末期多次參與對美B-29轟炸機的攔截，根據日方戰後統計，二式「屠龍」擊落的B-29轟炸機的數量是最多的。

除此以外我軍在東北還曾接收過3架三菱97式攻擊機和2架三菱100式Ⅲ乙型偵察機。這款三菱100式Ⅲ乙型偵察機和其它三菱100式偵察機極為不同，因為這款戰機並不是一款純粹的偵察機，而是被改作成了一款防空戰鬥機。該機火力強勁：機首安裝有2門20毫米機炮，機身前後座席間向前上方斜射固定有37毫米機炮一門。這款戰機曾於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間在東北上空擊落過14架B-29轟炸機。

1949年1月8日，中國共產黨在《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文件中指示：「1949年至1950年，我們應當爭取組建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1949年3月，中央從東北老航校抽調了一批教官和老飛行員組成了「戰鬥飛行大隊」，準備南下參加渡江攻佔南京的戰役，後因情況改變而沒有實現。這支戰鬥飛行大隊的大隊長為吳凱、副大隊長為劉善本（他於1946年駕駛B-24轟炸機起義投誠，是第一位駕機投誠的國民黨飛行員），大隊下屬2個中隊，第1中隊為轟炸、運輸機中隊，其中立川一式雙發高教、川崎二式復戰「屠龍」改丁型雙座重型戰鬥/攻擊機、三菱100式Ⅲ乙型偵察機等日制戰機均裝備於該中隊。第2中隊為戰鬥機中隊（駐吉林公主嶺機場），其中一式2型「隼」戰機曾裝備該中隊。

可以說日制飛機在國共兩黨的空軍部隊中都起來了相當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其在培養新中國的空軍飛行員方面更是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抗美援朝空戰中湧現出的眾多王牌飛行員幾乎都是從東北老航校畢業的，而他們也都是駕駛著日制教練機開始了自己的藍天之夢。這些日制飛機也必將成為中國現代航空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個單元而永載史冊。

文章的最後特別感謝王紫薇老師、張青松老師、何國治老師提供的相關文獻資料和數據。

主要參考文獻：

《中國的天空》，作者：中山雅洋（日）。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Into the teenth of the tiger》，作者：Donald S.Loper(美）。

《陳納德將軍與中國》，作者：陳納德，譯者：陳香梅。

《中國上空的鷹（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戰史 1937—1941）》，作者：張青松。

《鐵雨番外：你想要的我都能給的》，作者：王紫薇。

臺北國史館藏《1939年渭南地區俘虜日97式戰鬥機》

《中華民國飛機百年尋根》，作者：黃孝慈。

《空軍的塗裝與徽志》，作者：劉文孝。

《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作者：陳應明 廖新華。

《回憶南寧空戰》，作者：韋鼎烈。

《中國軍用飛機（國共戰爭時期1945—1955）》，作者：陳應明 劉文孝。

《1908——1949 中國軍事航空》，作者：馬毓福。

《天馬蹄痕：我的戰鬥日記》，作者：徐華江 翟永華。

《民34至39年我空軍單位\駐地\兵力表》，作者：馮國章。

《空軍戰鬥要報（1940年7月16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空軍戰鬥要報（1941年6月23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我空軍俘獲敵96式驅逐機之攝影》，《中國的空軍》雜誌1938年第15期。

《97式驅逐機訪問記》，作者：厲歌天，《中國的空軍》雜誌1939第27期。

《風雲際會 空軍士校二期陳宿清》，作者：陳宿清，《中國的空軍》雜誌。

《軍士學校出身的空戰英雄》，作者：榮承恩 許劍虹，《中時電子報 （201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