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何安安
實習生 葛格
《科學怪人》插圖。
在印度神話中，被溼婆斬首的男孩得到大象的頭顱並復活，成為備受歡迎的迦奈溼神。而在天主教聖徒故事裡，被視作保護醫生和藥劑師的聖人柯西瑪（Cosmas）和達米安（Damian），為一名教堂司事移植上了一條來自另一死者的新腿。在公元前的印度醫書《妙聞集》（Suruta Sahitā）中記載的「塑鼻術」——利用皮膚移植，為病人再造一個鼻子——經翻譯和流傳，在16世紀中晚期的義大利醫生塔利亞科齊（Tagliacozzi）的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不過，現實生活中器官移植的誕生歷史卻不足百年——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器官移植都還只存在於幻想作品之中。事實上，雖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醫學界已進行了多種器官移植的嘗試，其中不乏辛酸的成功案例，但直到1983年，環孢素（適應症為腎、肝和心臟移植）獲美國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用於移植之後，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成功的器官移植。
那麼，到底什麼是器官移植呢？通俗來說，器官移植，是指將健康器官移植到另一個個體內，並使之迅速恢復功能的手術。需要注意的是，在現代醫學領域中，可以用於移植的組織不僅包括器官的一部分（例如肝臟），或者整個器官（例如心臟、腎臟），同時也包括細胞和組織移植（例如造血幹細胞、皮膚移植）。
近年來，對於普通大眾來說，不同基因的個體間成功實現器官移植，也不再是「魔幻」的故事。現如今最為衝擊人眼球的「人獸雜交」（異種移植）——即在動物體內培育人類靶向器官——被寄予厚望。
據一則來自《人民日報》的報導，器官移植是挽救終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唯一手段，而目前我國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費用高昂、移植醫療能力欠缺和器官捐獻來源不足，是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面臨的三大瓶頸。而異種移植、3D列印等新的醫療技術，很有可能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爭取更多求生的機會。
作為美國知名肝腎移植外科醫生，約書亞·梅茲裡希（Joshua Mezrich）目前就任威斯康辛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多器官移植部門，主持自己的免疫學實驗室。自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他曾在芝加哥大學及全美知名醫院麻省總醫院工作。作為一名外科醫生，梅茲裡希完成了多例移植手術；作為一名寫作者，他也將對於器官移植的思考、病人的故事記錄下來，希望更多人能夠正確了解器官捐獻，思考如何將死亡化作生命。
《當死亡化作生命：一個移植外科醫生的手記》，[美]約書亞·梅茲裡希著，韓明月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約書亞·梅茲裡希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長大。與很多外科醫生的學習、成長經歷不同，梅茲裡希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俄語的學習之後，才進入醫學院學習的。在高中時期梅茲裡希開始學習俄語，前往莫斯科進行交流，並因此得到機會，在克裡姆林宮發表演講。俄羅斯文學和歷史令梅茲裡希感到著迷，但他從未想過會在俄語或其他學術領域工作。這可能要歸功於一部名叫《陸軍野戰醫院》（MASH）的電視劇，「其中一位外科醫生喜歡在手術室裡講笑話（霍克耶·皮爾斯）。我一直想成為霍克耶！對我來說，選擇醫學並非難事。」
進入紐約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約書亞·梅茲裡希一度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內科醫生——而非外科醫生。但一次腎移植手術改變了他的想法：「當我第一天在外科輪崗時，我參加了一場腎移植手術。半夜，我站在那裡，古典音樂正播放著，夾子鬆開，腎臟變成粉紅色，幾分鐘後，尿液開始從先前毫無生機的組織中噴濺出來，我被徹底迷住了，再也沒感到過後悔。從那一天起，我決定從事器官移植。」
約書亞·梅茲裡希(Joshua Mezrich)，醫學博士，威斯康星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多器官移植部門的外科副教授，主持自己的免疫學實驗室。他畢業於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住院醫師培訓，並在麻省總醫院完成醫學科研工作。他對以病人和他們的故事為主題的創造性寫作特別感興趣，並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梅茲裡希現與同為外科醫生的妻子以及兩個女兒定居在麥迪遜。
「我們移植的這些器官——肝臟、腎臟、心臟——都是珍貴的生命禮物，是死者能贈與生者的物品。」這是約書亞·梅茲裡希寫在《當死亡化作生命》一書中的話。而在對梅茲裡希的採訪中，他補充說：「這個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如何對待自己身邊的人，以及我們如何給世界留下一個比我們來到這裡時更好的所在？器官捐獻就是實現這兩點的一種方式。」
異種移植、3D列印器官
會成為現實嗎？
新京報：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但由於移植缺口很大，每年都有許多病人沒能等到移植就去世了。在美國呢？器官共享網絡（UNOS）是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約書亞·梅茲裡希：我們所需要的器官數量也有缺口。我認為，器官共享網絡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美捐獻器官方面做得很好。但器官短缺的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對分配方式的漸進式改變而得到解決。器官短缺的問題，總是存在的。
事實上，我們在器官移植領域做得越好，出現在名單上等待移植的對象就越多。由於肥胖、2型糖尿病、酗酒和其他環境疾病的流行，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疾病而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當然，（一旦器官從捐獻者身上取出）器官泵送也有助於改善用於移植的器官，增加移植的數量，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研究領域。不過，想要徹底解決器官短缺，我們需要類似異種移植這樣的技術成為現實。
新京報：異種移植、3D列印器官都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領域，也都在近幾年取得了不少突破性進展。你認為它們是否真的會變成現實？
約書亞·梅茲裡希：我十分關注異種移植。Crispr-Cas9是一種改變遊戲規則的技術，允許經過基因改造的小型迷你豬——剔除其某些糖類和蛋白質——滿足移植到人類的要求。雖然應用於人體的實驗還沒有開始（應該說是在當下的開始——在我的書中討論了上世紀60年代利用靈長類動物的器官進行早期異種間的嘗試），但我相信，在未來5年，會有豬的腎臟在人體上的試驗。目前，已經有在靈長類動物身上植入豬腎臟的試驗及研究，而且運作了一年以上。
沒有人將靈長類動物作為移植來源，因為靈長類動物類似人類，難以繁殖，稀有（如黑猩猩），價格昂貴，而且可能會造成異種感染。人們都在考慮用豬作為供體，因為豬很容易繁殖，而且作為食物來源，在世界各地養殖。
3D列印器官，或者其他生長或修復器官的技術，也是令人興奮的研究領域，不過我個人認為，異種移植更接近於現實。
2017年9月《科學》雜誌封面。該期雜誌刊登了關於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在迷你豬身上的應用。
基因編輯對異種移植來說是一個巨大進步，目前正在研究對迷你豬進行大量的基因編輯，包括去除豬身上存在的α-gal糖殘留（人類對其有天然抗體）。我認為，最終我們能夠產生與任何特定受體緊密匹配的迷你豬供體，從而減少或者儘量減少移植後對免疫抑制劑的需求，實現成功移植。同時，基因編輯在幹細胞分化和操作方面的表現將是強大的。我認為，對於像1型糖尿病這樣的疾病，最終可以將幹細胞操作成與受體匹配的β細胞，注入到缺乏這些胰島素分泌細胞的1型患者體內。
與醫學其他領域的不同：
器官移植從死亡開始
新京報：對於普通人而言，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器官移植？
約書亞·梅茲裡希：我認為，器官移植是過去100年中最偉大的創新之一。對我來說，成功移植器官的能力（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這一目標），就像把人送上月球一樣。
現在，人們願意談論關於捐獻的許多問題，包括談論什麼是死亡，什麼時候可以決定捐獻，以及誰應該接受移植。我們的患者也總是願意嘗試新的策略和藥物——患者意識到，這個領域已快速地向前發展，他們往往願意成為推動這個領域向前發展的一分子，以便在未來幫助其他患者。
器官移植與醫學其他領域有很大不同。在醫學的其他領域，我們畢生都在和死亡做鬥爭，保護患者免受疾病折磨，或者減輕疾病為患者帶來的痛苦。但器官移植卻從死亡開始，死亡是我們的另一個起點。
對於那些在名單上排隊等待的受捐者來說，這其中存在著巨大的挑戰：人們期盼著有一個器官可以拯救他們的生命，結束他們的痛苦，但同時人們也明白，這意味著必須有人死去。很多受捐者會把自己接受移植的日子當作新的生日，與捐獻者一同分享新的開始。
電影《修復生命》海報（局部）。影片中，年紀輕輕的賽門，因車禍陷入腦死亡，只能靠生命維持系統活著。就在賽門父母還難以接受事實的當下，醫生勇敢告知賽門的生命可以拯救其他垂危的性命，建議進行器官捐贈配對。同一時間在巴黎，一名深受心疾威脅的母親正在等待心臟移植，賽門的心跳，將為這位堅強母親注入重生的力量。
所有人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我們都會死。我們中的一些人將在度過漫長的生命之後死去，而另一些人將過早地離去。我們的生命可能會被一場意外、一場疾病或一些看似隨機或不必要的事件縮短。我們都要明白，生命不是一種許諾。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活在沮喪之中，或者失去實現某件事情的動力。但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珍惜當下，享受身邊的世界，擁抱我們的親人，用愛和同情對待身邊的人。
我們應該在高中和大學裡對死亡和生命終結問題進行更加充分的討論，基層醫療工作者應該讓病人更多地考慮生前預囑：如果病得很重，他們是否希望醫生進行更為積極的治療？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是否願意考慮器官捐獻？如果家人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想要什麼，在面對這些決定時，他們就會非常焦慮。
我認為，能夠捐獻器官拯救他人，延長對方的生命，讓他們也可以享受周圍的一切，能夠以這樣的方式死去，是一件榮耀的事情。我們中的太多人，甚至無法贈出這些禮物，就那樣死去，這是真正的悲劇。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個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如何對待自己身邊的人，以及我們如何給世界留下一個比我們來到這裡時更好的所在？器官捐獻就是實現這兩點的一種方式。
在器官捐獻這件事上，
我們應該獨斷專行嗎？
新京報：這其中顯然存在一些倫理或者法律問題——這也是人們所擔心的，特別是對於那些健康捐獻者來說。在你的書中，你提到自己贊成活體捐獻，但這顯然更容易引發倫理或法律問題。
約書亞·梅茲裡希：器官移植的過程中充滿了倫理問題——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器官，必須決定誰能得到它們，我們處於生與死的交界處。
1954年，首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在波士頓進行，由同卵雙胞胎中的一位，捐獻給他因原發性腎臟疾病而命懸一線的弟弟。在當時，並沒有長期透析，也沒有免疫抑制療法。也就是說，如果健康的哥哥不同意捐獻腎臟給生病的同胎弟弟，弟弟所面臨的就是死亡。當時並沒有數據顯示，捐獻者在捐獻之後會發生什麼？他會因此更容易出現腎衰竭嗎？幸運的是，手術很成功。這次案例也被稱為是「信仰飛躍」事件。
1954年，首例腎臟移植手術在波士頓獲得成功。
我將所有活體捐獻的案例都看成是一種信仰的飛躍。儘管我們現在活體捐獻的成功率很高，但一個人在不需要手術的時候，同意接受手術，將自己置於手術刀之下，割捨器官，這依然是一種信仰的飛躍。對我來說，這些活體捐獻者就是英雄。他們通過志願報名，承擔一定的風險去挽救他人。他們就是跑進正在燃燒的大樓中救人的那種人，儘管捐獻要比這安全得多，但它仍然是一種無私的表現。
誰應該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器官捐獻這件事上，我們應該獨斷專行嗎？
我們不能讓一位母親或者父親捐出自己的心臟來挽救他們的孩子——儘管我們自己可能也想這樣做。當然，在有良好醫療服務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幫助人們捐出腎臟或部分肝臟來挽救他人。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捐獻者應該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和專業的醫療評估，同時，如果他們不想捐獻，也不會因此感到壓力。
一些早期移植者，如託馬斯·斯塔茲爾（Thomas Starzl，肝臟移植之父）和羅伊·卡爾爾（Roy Calne）都反對活體捐獻——他們所生活的年代，手術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特別是斯塔茲爾，他永遠不會忘記，他與一位失去腿的年輕女性在器官捐獻過程中（在評估其血管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糟糕結果。
電影《逃出克隆島》劇照。
在我們現在的年代，手術已經變得安全得多——當然，從來都不會有零風險手術。腎臟捐獻者的死亡風險大約是萬分之三，肝臟捐獻者的死亡風險是平均200到800名捐獻者中出現一例，這些都不是零。
有時候，我也會感覺到，給一個不需要手術的人做手術是非常艱難的決定。我們的醫療行為，應該是「不帶去傷害」的（出自希波克拉底誓詞，也稱為醫師誓詞），但對於捐獻者來說，他們需要在本來健康的時候冒一定風險。儘管如此，大多數捐獻者告訴我，這是迄今為止他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
新京報： 健康的捐獻者和患有疾病的受捐者間，最令人擔憂的是什麼？會不會涉及道德或經濟因素？
約書亞·梅茲裡希：活體捐獻者不應該承擔任何費用。在美國，接受捐獻者通過保險支付捐獻者的手術費用，以及任何可能出現的急性併發症相關費用。一些人擔心捐獻者會因此受到收入上的損失（他們通常要休息一個月），一些政府項目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目前並不理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不過，捐獻者是不允許因為捐獻行為獲得報酬的，目前這在美國是非法行為。世界範圍內，一些國家允許人們向捐獻者支付報酬（伊朗是其中之一）。美國一些倫理學家和移植界人士支持這種行為，但他們並非支持有錢的受捐者向捐獻者支付器官費用，這些費用應該來自其他途徑（比如政府），否則這會加劇醫療領域已經存在的不平等。
電影《逃出克隆島》劇照。
一些國家存在著非法器官交易，這通常是一種災難。人們因為貧窮賣掉器官，甚至有時候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他們無法得到正常的健康狀況評估，事後也無法獲得醫療護理。在器官交易中，除了有錢的受捐者成為受益者，移植領域的其他所有人都將受到侵害。
講述捐獻者和受捐者的故事，
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方式
新京報：對於器官移植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哪裡？
約書亞·梅茲裡希：對於患者而言，移植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器官短缺。希望獲得捐獻器官（尤其是腎臟）的名單一直在迅速增長，但可以用於移植的器官並未以同等的速度增長。
在人們對器官捐獻這一概念上進行民意調查時，大多數人都會表示贊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親人去世後作出決定，同意捐獻。一些人認為，如果患者被列為捐獻者，那麼對這名患者的積極治療或護理關注度會下降，也有一些家庭擔心會為捐獻支付費用。這些都不是真的。當然，確實存在著反對捐獻的宗教和文化信仰——在某些文化信仰裡，人們認為，所有器官都必須和身體一起被掩埋。
當然，最大的問題可能和上面所說的這些都無關。當某人突然死亡時，在這個悲痛的時刻，家人可能並不知道死者的意願，親屬之間也可能產生意見分歧。因此，我認為，增加有關器官捐獻以及對這種無私行為可以挽救生命的教育和討論，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這些討論應該在學校、宗教團體、社交媒體，以及支持捐獻的知名人士和領袖人物中廣泛進行。當人們還健康和年輕時，我們在對於生命終末的選擇，包括器官捐獻，可以有更多的思索和探討。
我認為，講述捐獻者和受捐者的故事，並紀念捐獻者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方式，這也是我寫書的目的之一。一些國家採用了「選擇退出」體系（opt-out），假定人們是捐獻者，除非他們明確指出自己不想成為捐獻者。在美國，我們有一個「選擇加入」體系（opt-in），捐獻者或其家人需要對捐獻進行同意，捐獻者可以通過捐獻意願書或進行線上登記。我相信，至少在美國，選擇加入比選擇退出的制度，更加適合。無論哪種制度，最重要的是教育和討論，任何人都不應該覺得自己被迫參與了捐獻（為了自己或親人）。我支持捐獻，但我也認為，家屬必須帶著對親人離世的懷念活下去，需要將捐獻看作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行為。同樣，捐獻者也是我的病人，我需要感受到，他們希望這成為自己遺產的一部分。
電影《修復生命》劇照。
對於任何外科醫生來說，最具有挑戰性的事情就是處理併發症，在我的書中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這些併發症通常會難以處理，有時是因為我們做錯了什麼，有時什麼都沒有錯，但也會出現意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病人坦誠相待，陪伴在他們身邊，一起應對併發症，同時，保持謙遜，獲得合作夥伴或同事的幫助，確保病人獲得最好的結果。
器官移植中的另一個巨大挑戰，是應對那些因過往移植或懷孕，而出現排斥反應的年輕人，這種情況主要存在於腎臟移植。一些病人因此產生了很多抗體，很難再為他們尋找到一個腎臟。在識別這些抗體方面，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依然不太能擺脫這些抗體的影響。
新京報：器官移植髮展的這些年，外科醫生如何提高匹配率？
約書亞·梅茲裡希：一個令人驚喜和激動的進展是我們在配對交換項目（活體捐腎）方面取得的進展。想像一下，你想捐腎給你的弟弟，但是他是A型血，你是B型血，你不能直接捐給他，如果我也是類似的情況，但是我弟弟是B型血，我是A型血，那麼我可以捐給你弟弟，你也可以捐給我的弟弟。這是最簡單的情況。它也可以適用於有很多抗體的受捐者，甚至能夠適用於這種情景：你想成為你孩子的捐獻者，但你想給受捐者一個更年輕或更匹配的腎臟。該項目也可以涉及兩組以上的捐、受者。
此外，當我們有一位非直接捐獻者，或者有人決定捐獻到腎臟庫中時，該捐獻者的腎臟可以啟動一個鏈狀流程，即這個腎臟會被傳遞到有捐獻者的病人那裡，而他的捐獻者的腎臟又會被捐給其他人，如此循環。我們參與過最長的一次，包括了30多個捐獻者和受捐者，涉及28家醫院，在幾個月之間橫跨全國。我們是一個名為「國家腎臟登記」的大型配對交換項目的成員，該項目有助於讓移植變得容易。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交換項目，讓我們的病人獲得更好的配型。
對於腦死亡患者，
摘取器官是「殺死」病人嗎？
新京報：腦死亡者的器官被捐獻給其他患者，幫助其他患者重獲新生的新聞越來越多。當腦死亡被法律界定並逐漸被接受以後，在器官移植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約書亞·梅茲裡希：在器官移植的早期，也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腦死亡還沒有真正的定義。當時主要進行的是腎臟移植，一般會在捐獻者心臟停跳之後再取出。
1967年至1968年前後，心臟進入到器官移植領域，情況發生變化。人們開始擔心，醫生會在他們的親人還活著的時候，將他們的心臟取出來移植到別人的身上。腦死亡的定義在1968年被列入《美國醫學會雜誌》，並於1980年在美國成為合法死亡的同義詞。公眾用了大約10年的時間，才在全世界範圍內接受了腦死亡的概念。在這段時間裡，無論是輿論還是法庭，都有一些關於摘取器官是否「殺死」病人的審判。
電影《修復生命》劇照。
雖然大多數醫生認為腦死亡是死亡的代名詞，但多數民眾認為，死亡是心臟的停止。這確實讓人感到困惑。許多倫理學家開始質疑腦死亡的定義，以及它是如何與其他不可逆的腦損傷進行區分。
在我看來，所有的法律都是被劃定的界限，而腦死亡等同於法定死亡是一條非常合理的界限——這是一種無法恢復的狀態，意識已經消失，對進入這種狀態的人來說，沒有任何生還的機會。腦死亡不僅幫助了移植領域，也幫助了在重症監護室（ICU）中圍繞患者進行徒勞護理的決策制定。它減輕了家屬在決定是否繼續對ICU中使用呼吸機的患者進行護理時的負擔——如果他們已經腦死亡，就沒有什麼必要做了。
對於腦死亡的捐獻者，可以在手術室裡，當心臟還在跳動時便取出器官進行移植，這讓我們從離世的捐獻者身上獲得了最好的效果，也讓我們可以使用更多的器官。我們可以從成為DCD（循環系統死亡後捐獻）的患者身上摘取器官，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等到心臟停止跳動。這使得我們只能從捐獻者身上摘取更少的器官，總體來說，這是一種更加糟糕的結果。
新京報：捐獻的器官對於任何一個受體來說都是一份異常珍貴的禮物，那麼，外科醫生通常如何對病人進行評估並最終決定一個人可以成為受體呢？比如那些酗酒者——一個患有酒精中毒的病人是否「夠格」成為捐獻肝臟的受體？
約書亞·梅茲裡希：對於受捐者，我們會從醫學和社會兩方面進行評估。我們需要確保在醫學上，可以通過手術達到好的效果，因為器官是極為有限的資源。比如肝臟，我們希望一年的存活率能超過90%，腎臟的一年存活率能超過95%。我們也會進行社會評估，包括受捐者有沒有家庭支持，能不能吃藥，能不能複診。如果受捐者不能顧好器官，做移植就沒有意義。同時，我們的社工，會在必要時幫助患者儘量獲得社會支持。
電影《修復生命》劇照。
對於因酗酒等導致疾病的患者，通常會評估患者是否對自己的疾病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肝臟移植並不是治療酗酒的方法，如果患者不能控制住自己，或者不能認識到其中的危害，移植失敗的可能性就很大。
對於這些患者，必須要有移植後接受戒酒治療的意願。當然，我們並沒有要求受捐者必須在移植前戒酒一段時間。過去曾經要求患者需要在移植前戒酒6個月，但很多患者在這6個月期間就過世了。同時，戒酒6個月在減少復飲方面也沒有很強的說服力。
我認為，按照疾病本身對病人進行評估，對於醫生和醫療系統來說都絕非好的做法。我們相信，一個有著家庭支持，對病因有清醒認識，有主動尋求諮詢和強化治療計劃的成癮類疾病患者，可以帶來更好的移植治療結果。
新京報：對於捐獻者呢，也有一些評估標準嗎？
約書亞·梅茲裡希：對於已故的捐獻者，器官採集組織會獲得一份社會背景和醫療史、實驗室報告（包括傳染病檢測，比如HIV、B肝和C肝）、影像學檢查，還有可能包括活檢（肝臟、腎臟）。然後，我們會對其質量進行評估。我們將判斷這些器官是否適合受捐者。同時，我們也會考慮血型匹配，對於腎臟，還會進行基因匹配。
對於活體捐獻者，也就是腎臟或肝臟捐獻者，我們會根據其病史、實驗室檢測值、影像學檢查和其他測試，對他們的健康狀況進行極其細緻的分析。我們需要確保他們同意捐獻，並了解他們所同意的內容。我們的獨立活體捐獻倡導者將為他們提供服務，確保他們不會感受到捐獻壓力，知曉他們沒有報酬，同時，還將確認他們真的願意繼續捐獻。
捐獻者也是我們的病人，
他們和受捐者一樣重要
新京報：器官移植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
約書亞·梅茲裡希：一般來說，在移植後馬上就開始工作的器官越關鍵，我們就越想快點移植。
對於心臟、肺和肝臟，我們一般會在捐獻者手術的同時開始受捐者的手術。腎臟和胰腺的移植可能會被推遲，不過我們會儘量在24小時內將它們移植進患者體內，如果可能的話會更快。
我們開始在一些器官（心臟、肺、肝臟、腎臟）上使用新的泵送技術，這使得我們可以在觀察器官功能時，推遲移植（幾個小時），甚至修復一些功能障礙的器官。
對於器官移植而言，一個採集團隊裡有很多成員：外科醫生、協助手術的技術人員、準備好灌注液並與受捐者的醫院和外科醫生溝通的協調員，以及與移植名單一起組成的所有團隊的協調員。我們還有飛行員（我們使用的是固定翼飛機，但有些項目使用直升機），運送我們往返醫院的司機，以及協助我們在供體和受體手術中進行手術的手術室護士和擦洗技師。此外，胸部（心臟、肺）和腹部器官可能會有單獨的團隊。整個過程中，參與的人可不少。
新京報：在器官捐贈和移植中，你印象最為深刻的經歷是什麼？
約書亞·梅茲裡希：在與捐獻者家屬交談的過程中，交織著很多情緒，比如感激、謙卑、悲傷，但在這個痛苦的時刻，為捐獻者家屬提供幫助，幫助剛剛過世的人準備這份遺產，也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溫暖。
我認為，捐獻者也是我們的病人，他們和受捐者一樣重要。對我來說，最有感情的是我的第一位捐獻者。當我到達捐贈醫院和家屬交談時，大約有15個人在那裡。我很緊張，擔心家屬們會把我看作是奪走他們摯愛之人的禿鷲。
但我完全錯了。他們一字一句地追問，想知道器官捐獻的整個過程，想知道誰會獲得器官？什麼時候進行移植？他們能見到受捐者嗎？然後，他們告訴我，這個剛剛去世的男人，他喜歡做什麼，喜歡去哪裡，誰愛他。
當進行器官摘取手術時，我們總會默哀一陣。在那個時刻，我們會去想，這個捐贈者是誰，通常會讀一些由家屬提供的東西，可能是一首詩或禱文，也可能是關於這個人的故事或回憶。然後我們轉換自己的情緒，確保盡最大努力安全地將器官取出。對我們來說，這種心情相當複雜。
基拉在因車禍離世後，父母將她的心臟捐獻給了等待移植的馬克思，手術非常成功。圖片來自於BBC。
我認為，與捐獻者家屬交談是我們在移植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重要的是我們將這些捐獻者的遺產保留下來。我並不認為，捐獻者的增加意味著有更多需要接受移植的人能夠得到移植機會。在我看來，這其實是更多捐獻者在獻出這份令人難以置信的禮物，讓他們的死亡變得有價值，也讓捐獻者的家屬們感受到一定的意義。
我見過一些捐獻者，父母們就在房間裡，對他們因意外離世的孩子告別。顯然，我們不能讓他們復活，但也許我們可以給他們的死亡帶去一些意義。我們的移植病區裡有一張照片，一位母親戴著聽診器，聽著10年前離世女兒的心臟，在一個接受移植的年輕人胸腔裡跳動。她在哭，他也在哭。每次看到那張照片，我眼裡都會充滿淚水。
作者丨何安安 葛格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