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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非常榮幸能夠在校慶科學報告會上給大家匯報自己這些年來做學術的一些心得體會。
曾經有同學問我,什麼樣的書可以稱為經典?
我說:老少鹹宜,可以讀一輩子,但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驗的書是真正的經典。
還有同學問:什麼樣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好研究?
我說:可以融入你自己的生命體驗,並且激起他人共鳴的研究是真正的好研究。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都特別強調體驗二字。
為什麼體驗如此重要?為什麼我不選擇引用率或者發行量這些看起來更加科學的指標,而要強調非常主觀化、因人而異的體驗。這是因為,對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你對生命的理解有多深,你的學問就有多大。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值得稱道的研究,但是,有一點我很自豪,就是我在用生命做學問,我的學術追求與我的價值觀、人生觀相一致,我的學術與生命是一體的。
也許有一些同學讀過我的博士論文《城市化的孩子》。這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但是,在這本書當中,字裡行間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和靈魂。我是政治學的博士,在主流的政治學裡面,最重要的概念是國家、社會、權力、政體、民主轉型等等,而我的博士論文關注的是命運。長久以來,命運一直是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青睞的主題。在主流政治學的分析框架裡,我們找不到命運二字。也許是「命運」這個詞太抽象,太模糊,太過於情緒化,與社會科學所強調的精確性和價值中立格格不入。人們以為命運就像手心的掌紋一樣專屬於自己,其實不然,我們的命運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們的好運氣或許會給別人帶來壞運氣;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分擔著彼此的命運。不理解政治,我們就難以真正理解命運;不關注命運,政治學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現在想起來,我的博士論文以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為主題,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6年10月博士論文開題的時候,我選擇的題目並不是農民工子女問題。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個叫做《心裡話》的詩朗誦,在一瞬間徵服了我。孩子們用稚嫩的聲音說:
要問我是誰/過去我總羞於回答/因為我怕/我怕城裡的孩子笑話
他們的爸爸媽媽/送他們上學/不是開著本田/就是開著捷達/而我/坐的三輪大板車/甚至沒有裝馬達……
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裡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群「城市化的孩子」。當時,我和身邊的朋友一樣,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決絕,那麼冒險。直到寫博士論文後記的時候,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的選擇。
傾聽和敘述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體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運曾經與他們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個亦工亦農的家庭,父親是一家小型國企的職工,母親在家務農,而我自幼隨外公外婆居住在縣城邊上;在農村念完小學後,我轉入質量較好的城鎮中學寄讀,為了讓每學期一百元的寄讀費有所減免,外婆不得不託教育局的親戚幫忙,然後拿著領導的條子去敲開校長的辦公室,這曾經深深刺痛我的心靈;我這個農村小學的尖子生、班長,在那裡成績一落千丈,上課猶如夢遊,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不知明白,為什麼自己會突然間變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沒有成為農民工的一員,純屬偶然。念高中那年,母親帶著弟弟妹妹進城,一家五口蝸居在父親廠裡19平方的單身宿舍,母親在廠裡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現在想起來,原來自己也是農民工子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多年以後,我會選擇這樣一個博士論文題目。
在我看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要看它的窮人過得怎麼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麼樣。
如果一個社會的窮人尚且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那麼這一定是一個豐裕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的富人樂善好施、知書達禮,那麼這一定是個禮儀之邦。
相反,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命運,是擺在我們全社會面前的一道考題,它考驗著我們對於正義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線。
寫作博士論文的這段經歷告訴我:一個學者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只有內在的激情和激勵才能我們在學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直覺或者說感性認識,對於我們的研究而言,就像酵母對於釀酒的重要性一樣,雖然不是主要成分,卻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當然,僅僅有體驗還不足以成就一部好的學術作品。在我看來,好的研究具有一個共性,即引發共鳴和爭議。所謂共鳴是價值觀和情感上的,即對選題重要性的認同。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只是一種智力遊戲,而必須服務於人類的福祉。如果沒有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照和反思,就很難產生真正具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學術作品。一個優秀的學者,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決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他們會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遠離現實的問題,但就像老鷹一樣,儘管飛得很高,卻始終緊盯著地面,一旦發現目標就直奔而去。老鷹的飛行高度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獵物。一個從不關心地面,只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就好比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不管你做的是規範研究,還是經驗研究,都不能脫離現實,都不能與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社會無關,否則你的研究不可能引起他人的共鳴。
所謂爭議是理論意義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顛覆性,會對既有理論體系構成巨大挑戰,因而往往會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偉大的作品要麼是範式開創者,開啟一種新的學術傳統和研究取向;要麼是範式終結者,作為一種研究傳統的集大成者,為後來的研究轉向提供動力和契機。沒有爭議,就沒有創新。
當然,這樣的標準對於本科生而言也許太高了,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難以企及這樣的高度;但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學術人的自覺追求,哪怕你只是一個初學者。那麼,怎樣才能找到好的研究問題?我認為有三條途徑:
一是事實觀察。通過對現象的觀察,發現有趣的和重要的社會事實,進而尋找其背後的因果關係。譬如,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為什麼義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實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績效卻大相逕庭?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往往伴隨著比此前的貧困時期更多的社會動蕩?
二是尋找理論與社會事實之間的不吻合。通過在理論文獻與經驗世界的反覆穿梭,發現理論與事實相悖反的情況。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經濟學學者認為只要把價格搞清楚,就會有良好運行的市場。而事實並不見得如此。又譬如,為什麼當前中國的教育不能有效地促進農民工子女的社會流動?這背後的緣由是什麼?
三是理論對話。通過文獻閱讀,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尋找現有理論的軟肋,在理論爭辯中找到自己的學術立場,或將原本對立的或不相關的理論範式整合起來,譬如,制度主義取向與文化研究取向,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衝突範式與和諧範式,多元主義與精英主義,這些看似針鋒相對的理論傳統是否可以調和乃至於整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範式?
事實上,好的學術研究往往起源於意外。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馬平川,而是騎手馴服烈馬的過程,最終會達到哪裡,騎手事先並不知道,路線和終點實際上是騎手與烈馬磨合的結果。經典研究往往是非預期的意外後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發現了更重要、更具理論挑戰性的問題。
本科生的理論積澱相對薄弱,但思維比較敏銳,充滿未被既定理論馴化的「野性思維」,這是年輕的優勢。在「共鳴」與「爭議」之間,你們可以先追求「共鳴」,憑藉直覺和「理論拐杖」發現「有意思」的問題;然後,通過嚴謹的研究設計、合宜的研究方法、紮實的調查研究,一步一步接近未知的終點。你的最終成果也許不足以顛覆既有的理論體系,但至少可以提供新的事實乃至替代性的解釋。這種局部創新對於科學研究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選擇了有趣或重要的問題之後,學術研究還需要你持續地投入你的熱情、忍耐和想像力。一個好的研究者,往往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的「瘋魔」,一旦發現新的資料或解釋,會兩眼發光,手舞足蹈,興奮不已;一個好的研究者,往往有一顆赤子之心,研究帶給他的快樂就如同玩具帶給孩子的快樂,這是一種不含雜質的幸福;一個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一個優秀的「短跑選手」,但一定是一個合格的「馬拉松選手」;一個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人群中最聰明的那一個,但一定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前一段時間,我的同事唐世平教授在短短的十五分鐘內,連續三次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滿臉喜悅,因為他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理論模型終於可以在經驗上得到證明,所以他激動不已,跟我們兩個年輕人興奮地討論自己的新發現。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一個好的學者必定有一顆孩子的心,只有純淨的、充滿好奇的心靈才能透視紛繁複雜的表象世界。有了熱情,我們才能持之以恆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們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礙;有了想像力,我們才能發現與眾不同的另類解釋——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徑之間,我永遠選擇後者。這三者缺一不可,沒有人可以僅憑聰明和靈感就寫出偉大的學術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堅持是學者最大的美德,想像力是學者最大的財富。
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經常有8個月的時間寫不出一個字,儘管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兼課,到農民工子女家裡走訪,到NGO做志願者,卻完全沒有理論上的進展,當時距離預答辯僅僅只有兩個月了,以至於我懷疑自己的選題是不是一個錯誤。2008年7月,我對一個剛剛初中畢業的小女孩做了一個訪談。這個來自四川的15歲女孩楊洋夢想成為一個街舞高手,與世界各國的街舞高手同臺競技。然而,現實與夢想之間總是存在距離,不久以後,楊洋將進入上海市某職業技術學校就讀酒店管理專業,在她看來,這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因為一共只有三個專業可供農民工子女選擇,除此之外就是數控車床和烹飪。這三個專業與楊洋父輩們的職業——飯店服務員、工人、廚師——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楊洋們有多麼不情願,還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他們推上與父輩相似的生活軌道——楊洋的父母稱之為「命運」,而學者們稱之為「階級再生產」。楊洋還跟我講述了她所在公辦學校裡老師與學生、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同齡人之間的互動故事,這些看起來瑣碎的故事就像火種一樣,讓我眼前一亮,醍醐灌頂,突然間以前收集的碎片化信息被串成一個整體,當天我一口氣寫了一萬多字,套用一句廣告詞,「根本停不下來」。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很順利地完成了論文初稿寫作。學術研究的美妙之處就在於,你不知道你的終點在哪裡,你不是搭乘一列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而是騎著一匹不羈的烈馬,奔馳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等待你的有危險,也有風景,有苦行僧的時刻,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各位同學,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適合做學術,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簡單的測試辦法。假如你從來沒有因為頭腦中的靈光一現半夜醒來,興奮打開檯燈,在紙頭上寫下你的靈感;假如你從來不覺得你的研究對象跟你的生命存在關聯,你可以理性地在學術與生活之間畫一條界線;假如你更加在乎的是論文發表在什麼級別的刊物上,而不是同行對你的學術觀點的口頭評價;那麼,你大概不合適做學術,至少很難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反之,則說明你是做學術的好料子!
在我念書的時候,林尚立老師曾經對我們說:「你們不一定要做學問,但一定要做一個有學問的人。」我很認同這個觀點。學問不僅表現為知識的存量,更表現為知識的增量,表現為創造力、智慧、眼界、氣質和氣場。而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職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果你選擇做學術,我期待你用生命做學問,不斷地創造新知識;如果你選擇別的職業,我希望你可以把學問凝結到自己的生命裡,不斷用知識充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