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亞馬孫背後:全球化下大豆與牛的雙重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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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三周蔓延在亞馬孫上空的濃煙，牽動了整個世界。究竟誰是元兇？幾種聲音你爭我搶。當人們從不盡相同甚至矛盾的解讀中嗅出大火的複雜性時，亞馬孫雨林的未來也變得模糊不清。

迄今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從環境角度還是經濟角度，亞馬孫雨林遭到破壞並沒有贏家。但是，危機背後隱藏的土地投機和農業技術底下之弊並非無解。

撰文 | 宋宇錚

責編 | 陳曉雪

「我們絕不會交出對亞馬孫的控制權。我們會繼續用這裡的土地餵飽世界！」 8月底，巴西小城新普羅格雷索的 「農民領袖」 達席爾瓦（Agamenon da Silva）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1]。 彼時，燒了三個星期大火，亞馬孫雨林的安危牽動著世界人民的心，從目睹濃煙蔽日的聖保羅小販，到正參加G7峰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 與此同時，關於火災的各種說法漫天飛舞。有森林生態學家猜測乾旱的氣候與濫砍濫伐是罪魁禍首 [3]，巴西總統指責環保組織一手導演了這場大戲 [4]，甚至看起來毫無關聯的中美貿易摩擦也一度被視為引發火災的 「真相」 [5]。 生活在雨林保護區的達席爾瓦懷疑外邊的人都瘋了。他認為這裡的大火早已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並且清楚地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墾荒農民正是大家要找的 「元兇」。但是，他不認為這有任何不對——明明是世界日益見長的胃口需要這麼做呀！ 於是，在亞馬孫上空的濃煙中，幾種聲音你爭我搶。當人們從不盡相同甚至矛盾的解讀、看法中嗅出大火的複雜性時，亞馬孫雨林的未來也變得模糊不清。

1.失去固碳功能的亞馬孫，將是滅頂之災

我們為何需要亞馬孫雨林？ 在許多人看來，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地球之肺」、 「提供了世界20%的氧氣」。遺憾的是，這樣一個眾多媒體甚至政府首腦都不懈傳播的答案，其實是錯的。 這一誤解或許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一項關於熱帶雨林光合作用的研究。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學研究所領銜的團隊測算出，亞馬孫雨林產生的氧氣佔陸地上光合產氧總量的16%。[6] 請注意，這句話並沒有將海洋中產生的氧氣納入考量。當我們把地球上氧氣最主要的供給源——海底浮遊藻類的貢獻加入計算後，亞馬孫雨林產生的氧氣只佔地球氧氣總量的6%。 另外，雨林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不僅是氧氣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在夜間，樹木無法進行光合作用，但仍需消耗氧氣進行呼吸作用以轉化能量。根據牛津大學生態學教授亞德溫德·馬爾西（Yadvinder Malhi）的計算，這期間雨林樹木會用掉白天所產生的50%以上的氧氣 [7]。此外，雨林中不計其數的微生物也需要汲取氧氣以分解腐殖的有機質。 「所以，亞馬孫雨林或是地球上任何一個生物群系（biome）的淨供氧量其實都接近於零。」 馬爾西在接受美國《國家地理》採訪時解釋道。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亞馬孫雨林對人類的生存沒有重要作用。其強大的固碳能力是我們迄今對抗全球變暖的一張王牌。 亞馬孫每年能吸收近6億噸的碳 [8]，並長期儲存著高達900億-1400億噸的碳 [9]。如果亞馬孫雨林完全消失，這些相當於全人類十年排放總量的碳將被重新釋放到大氣中，使全球二氧化碳濃度激增10% [10]。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亞馬孫雨林如同核電站，良好運轉時是我們減緩氣候變化得力的幫手，但一旦遭受破壞，釋放出的巨大 「能量」 也將是場 「浩劫」。 現在看來，這場 「浩劫」 也許並不遙遠。利用地理衛星上的成像光譜儀採集到的數據，美國伍茲霍爾研究所（Woods Hole Research Center）和波士頓大學的科學家發現，2003-2014年間，世界各地的熱帶雨林已成為淨碳排放源，平均每年淨排出4.25億噸二氧化碳，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20%，其中59.8%來自亞馬孫雨林所在的美洲。 研究者認為，森林砍伐導致的儲碳被迅速排出與燒荒導致的森林退化是這一危機的兩大原因 [11]。其中，後者的影響還要更甚一籌，因為燒荒不僅會摧毀目標林地，還會導致周圍林木的生理機能長期下降，部分退化為稀疏的熱帶草原，不僅短時釋放大量儲碳，還令林區整體的碳吸收能力下降、新生林木死亡率提高，形成惡性循環 [12]。因此，即便是在亞馬孫森林砍伐率下降了76%的2003-2015年，亞馬遜雨林淨碳排放率卻仍然 「逆勢上揚」，並從2010年起正式成為淨碳排放源 [13]。

從1985到2010年，亞馬孫雨林每公頃樹木死亡量幾乎翻倍（來源：Brienen.et al.2015）

固碳之外，亞馬孫雨林另一顯著作用是通過蒸騰作用實現水循環。每天，亞馬孫雨林向大氣釋放200億噸的水，對生成降水有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1991年的一個研究顯示，如果亞馬孫雨林完全退化為熱帶稀樹草原，整個亞馬孫地區的平均溫度將升高2.5℃，降水量將減少20%-25% [14]。與此同時，亞馬孫地區的氣候也將徹底被改變。 「屆時，降水會集中在雨季，旱季將長達六個月，且最高溫度很容易達到40攝氏度。」 該研究的作者、聖保羅大學的氣候學家卡洛斯·諾布雷（Carlos Nobre）在9月4日接受耶魯大學環境360網站採訪時解釋說 [15]。 事實證明，諾布雷近30年前的預測是對的。一項由德克薩斯大學教授付容領導的研究顯示，從1980年到2010年，破壞嚴重的亞馬孫南部地區的平均旱季天數增加了18天 [16]——更長的旱季意味著更頻繁的森林火災，然後是森林退化的惡性循環。

過去三十年間，亞馬孫南部地區的旱季持續延長，而降水則明顯下降（來源：Fu et al. 2013）

降水減少、無法耕種的旱季延長，首先威脅大豆田與牧場的生產效率。世界銀行2013年的一份報告預測，受氣候影響，至2020年，即使最樂觀的情況下，巴西13%的大豆田與34.4%的牧場的產量將大幅下降，不再適合生產，經濟損失將超過40億美元 [17]。 報告發出後的三年內（2013-2016），巴西便經歷了嚴重的乾旱與洪水災害，其中2016年更成為巴西史上最乾旱的一年。儘管得益於新技術的投入，農作物產量大滑坡得以避免，但在氣候惡化的抵消下，更高的資金投入與其所帶來的的效益愈加不對等。 這在臨近亞馬孫雨林的馬託格羅索州格外明顯。 作為全國最大的大豆產區，馬託格羅索州氣候條件優越，每公頃的大豆產量曾長期遙遙領先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後，由於降水量的持續不足與旱季溫度過高，馬託格羅索州每公頃大豆的產量逐漸被全國平均水平趕上，甚至一度被超越。這一趨勢一直持續至今。今年，由於前期投入費用與運費上漲，該州每公頃大豆的利潤預估將比上個生產季減半[18]。

馬託格羅索州（黑色折線）與巴西（藍色折線）全國平均每公頃大豆產量（來源：巴西國家供應公司）

現在我們知道，亞馬孫雨林的固碳作用之大，以致它的消失對地球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將是滅頂之災；即便你完全不相信 「全球變暖」，亞馬孫雨林的縮減對於南美農業也是 「慢性自殺」。 無論是從環境角度還是經濟角度，亞馬孫雨林遭到破壞看起來並沒有贏家。 但是，大火為何又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呢？

2.亞馬孫30年大規模開荒

亞馬孫雨林的大規模開發始於1960年代末。剛剛上臺的巴西獨裁軍政府，開荒的出發點與經濟無關，而是很有年代感的屯墾戍邊。 1960-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充斥著動蕩與不安。古巴武裝革命的勝利被無數共產主義者效仿，超過200個左翼遊擊隊活躍在二十餘個拉美國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它的兩個鄰居哥倫比亞與玻利維亞 [19]。在立足未穩的巴西軍政府眼中，亞馬孫雨林是這個國家最脆弱的一部分——它自然資源豐富，地廣人稀，但無論是交通還是經濟都與本國其他地區聯繫微弱，既有被鄰國挖牆腳的風險，又可能成為遊擊隊發展的溫床。 於是，在1966年和1970年，巴西軍政府相繼推出了 「亞馬孫行動」 與 「國家整合計劃」，旨在通過建設交通基礎設施與財政補貼吸引移民到亞馬孫地區建設經濟。他們的目的很快達到了。到1980年，已有1000萬公頃的雨林被開荒（約佔亞馬孫總面積的1.8%），其中近75%都集中在政府修建的高速公路50公裡範圍內 [20] 顯示出修建基礎設施和開荒毀林之間緊密的關聯。

今天亞馬孫雨林開荒的區域與高速公路的修建幾乎重合。95%的毀林都發生在道路5.5公裡範圍內。（來源：Barberet al, 2014 [21]）

開荒的土地絕大部分變成了養牛的牧場。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選擇。亞馬孫土地廣袤、廉價，又缺少勞工與技術，粗放型農業是一條出路。而牧場又是一個可以憑藉最少資本投入便被認定為農業用地，從而獲得補貼的選擇，它不像耕地一樣需要平整或施肥，即使地價上漲還可以遷移牛群，快速售出土地而不擔心作物的損失。 從1966年到1975年，亞馬孫的地價每年都要上翻一倍 [22]。初期進入雨林的 「墾荒移民」 中不乏土地投機者。也正因此，亞馬孫的牧場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牛隻投放有限，管理幾乎不存在。直至1996年，亞馬孫地區每畝牛肉產出比全國平均值還要低40% [23]。 這樣的開發模式在巴西經濟增長停滯的1980年代與崩潰的1990年代初得到加速。在此期間，巴西由於開發貿易、外債危機等多重原因經歷了劇烈的去工業化，大量中等收入的製造業工作崗位消失，貧困率從1986年的42%增長到了1992年的58%，沒有太多資本而想找到新謀生途徑的大量移民進入雨林並延續了開荒養牛的傳統。到了1990年，58.7萬平方公裡的亞馬孫雨林得到開荒，佔其總面積的10.7%，其中80%以上的林地都成為了牧場[24]。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巴西亞馬孫雨林開荒面積大致為17%。也就是說，1990年代前的開荒對開發亞馬孫雨林的貢獻很大。 只是，如此嚴重的破壞甚至沒能為拓荒者或巴西政府帶來太多實質上的經濟利益。由於生產效率低下、交通運力有限，亞馬孫地區的牛牧業直到1990年代末都處於自給自足的生產狀態，並且由於口蹄疫的風險被長期禁止向鄰近地區售賣，鮮有對外輸出 [25]。 1991年，亞馬孫地區56.11%的居民收入仍在貧困線以下，比巴西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25%左右，僅貢獻全國不到4%的 GDP [26]。

3.「吃掉」亞馬孫：全球化下牛與大豆的雙重詛咒

1996年，亞馬孫的命運迎來轉折點，其遭到破壞的速度在短短十年間不斷加快，隨後被有效控制直到今年。 那年春天，致人感染死亡的狂牛症在英國爆發，飼料中添加的病死動物的肉骨粉（Meat and Bone Meal）被確定為罪魁禍首。這一危機源自1960年代的歐洲工業化養殖，大規模、高密度的圍欄飼養得到普及，而加入大量進口肉骨粉的飼料也取代牧草或作為牧草的補充，以加快牛的生長速度，提高牛肉的蛋白質含量。 然而，狂牛症並沒有降低人們對於牛肉的胃口，市場需求也並沒有消失，高蛋白含量的大豆作為飼料添加劑的需求在歐洲迅速增長。 作為世界第二大大豆種植國的巴西，看到了其中的機會。在南部和中西部傳統大豆產地農業用地相對飽和的情況下，面積巨大且地價便宜的亞馬孫雨林很快被看中。 1996年9月，巴西聯邦政府適時地頒布了一項將徹底改變亞馬孫地區命運的法案—— 「坎迪爾法」，豁免了所有出口農產品跨州運輸時的過境流通稅 [27]。此前，由於每經過一個州就要繳納貨值12-18%不等的稅，地處西北內陸的亞馬孫在貿易上條件極為不利，就連和本國其他地區的經濟來往都十分有限。該法案的通過，加上巴西政府與國際糧商協力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修改高速公路與距離亞馬孫更近的北部港口，迅速將亞馬孫帶入了全球貿易。

1990-2005年間亞馬孫雨林地區的大豆種植面積增加了近6倍，其中絕大部分增長都出現在1996年狂牛症危機後。（來源：mongabay.com）

從1995年到1997年，巴西大豆出口額從9.39億美元猛增到24.6億美元 [28]，而亞馬孫雨林的大豆種植面積亦暴漲了一萬平方公裡。這一趨勢在2001年歐洲爆發狂牛症並全面禁止動物蛋白飼料餵養家畜後繼續狂奔。 1999年到2004年，亞馬孫雨林的大豆種植面積每年都增長15%以上。需要澄清的是，最近有部分媒體將亞馬孫地區的大豆業「騰飛」與中國2001年加入WTO聯繫起來 [29]，其實是忽略了當年的國際大豆貿易環境。翻開巴西大豆出口數據，我們會發現，以《亞馬孫大豆交易暫停協議》（ Amazon Soy Moratorium）籤署前的最後一年2005年為節點，無論是從狂牛症爆發前夜的1995年還是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開始算起，巴西大豆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與出口增長來源都是歐洲。

（製圖：宋宇錚）

（製圖：宋宇錚）

不過，也正是因為對歐洲市場的強大依賴，大豆種植在亞馬孫雨林的快速擴張才引出了一個意外的結果 ——發達國家的經濟介入。 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形勢，不願只是犧牲本國居民生活方式的歐美國家很早就瞄上了雨林開墾造成的碳排放。自1980年代起，多國學者便不斷在各個重要場合論證亞馬孫雨林破壞帶來的環境風險，呼籲加強保護以減少碳排放。但就像前文所說，直到1990年代末，亞馬孫雨林的經濟都是相對獨立的，其中發生的任何活動與歐美國家沒有關聯，因此經濟發達地區的國家空有立場卻沒有支點來介入。 由於亞馬孫大豆最終流向歐洲市場，並大部分被用作飼料餵養作為食物的家畜，環保組織和學者們開始直接從消費端遊說，由供應鏈傳導壓力到跨國糧商以及農民，呼籲他們放棄在亞馬孫地區的種植。環保組織 「綠色和平」 的志願者們衝入麥當勞餐廳、樂購超市等消費場所，抗議他們銷售的肉類使用了來自亞馬孫的大豆，使消費者看到自身行為與環境毀滅間的聯繫，產生負罪感，繼而改變消費選擇。這對環保意識強大的歐洲消費者十分有效。當然，進口渠道多元化也使大量替代產品產生。終端消費企業為了迎合顧客而站到了環保組織的一邊，還與綠色和平一起組織了一個包括食品生產商、超市、快餐企業和其它民間社團組織在內的聯盟，呼籲世界共同努力改變亞馬孫森林的現狀 [41]。與此同時，提供槓桿的國際金融組織同樣在學界持續建議下暫停了對亞馬孫大豆糧商的貸款。 這場交鋒以2006年四大跨國糧商籤署《亞馬孫大豆交易暫停協議》而告終。

2006年綠色和平組織在麥當勞的抗議行動 來源：Greenpeace

問題就這麼解決了嗎？ 很遺憾，並沒有。這個看似好萊塢電影般跌宕起伏的歷程與結局，其實從一開始便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上：大豆是1990年代後亞馬孫雨林加速毀滅的主因。 的確，亞馬孫大豆增長呈現出來的數據是驚人的。然而，如果稍作計算，我們就會發現，即使在最高峰，大豆種植面積也只佔了亞馬孫雨林的1.2%；在其增長最快的1996-2004年期間，亞馬孫雨林共被開墾17.7萬平方公裡，年均毀林逼近2萬平方公裡 [30]，然而大豆種植面積的增長只佔28.8%，而這還不考慮雨林中增加的大豆田多數是租用/替代了牧場此前已開荒的土地[31]，如下圖所示。

2000-2006年間亞馬孫地區農用地的變化：紅色代表牧場減少而大豆種植增加的區域；橙色代表大豆種植造成毀林的區域；綠色代表牧場增加造成毀林的區域（來源：Barona et al, 2010）

翻開數據，我們很容易發現，巴西大豆出口在這幾年的激增，絕大多數並沒有出現在亞馬孫雨林，而是中西部的賽拉多大草原上。

1962-2012年間巴西各地區大豆種植面積的變化-大部分的產量與增長均來自中西部與西南地區，而相比之下，亞馬孫短暫出現的增長高峰則少了一個數量級。（來源：Matinelli et al, 2017）

賽拉多是巴西的傳統畜牧地。國際資本主導的大豆種植迅速將這裡的地價在1997-2003年間抬升了5-10倍 [24]，而牧場主們帶著大額土地出售款北上，在亞馬孫雨林置地、毀林、繼續養牛。這一間接聯繫才是大豆出口需求激增對亞馬孫最重要的影響，而畜牧業對雨林的傷害甚至比直接種植大豆更大，相當於資本的力量將 「落後產能」 倍增地推向了亞馬孫雨林。其一，養牛本身就是世界最耗費土地資源的一門農業生意，它佔用全球70%的農用地，卻只能產出6%的人類食物。而巴西的養牛業效率又格外的低，也不曾經歷過像大豆一樣大規模國家研究的支持。在雨林東部的帕拉州，一名牧場主必須得佔用大豆種植者四倍的土地，才能達到種植大豆同樣的收入 [32]。

其二，由於兩地地價巨大的 「剪刀差」，遷到雨林的新移民往往會購下遠大於自身生產規模需要的土地，並將其全部開荒（多用最快速且廉價的焚燒），以致1986-2006年間開墾的土地最終只有55.8%投入了長期農業生產 [33]。 下面這張圖，我們可以觀察到整個2000年代中西部馬託格羅索州畜牧業的退場、大豆種植的湧入，以及牧場在亞馬孫雨林內帕拉州的蔓延。[34]

（a）為2000-2015年期間巴西大豆種植增長的時空變化 （b）為2000-2015年期間巴西牧場增長的時空變化，藍色表示加速，而紅色表示下降 （來源：Maranh oet al, 2019）

4.「敗光」雨林：土地投機危機何解？

也就是說，養牛牧場，自始至終都是亞馬孫毀林背後最大的推手，而其原始驅動力也一直沒有改變——土地投機。 《亞馬孫大豆交易暫停協議》的籤署往往被人們認為是控制住雨林開發的關鍵點。但數據顯示，2006-2008年期間，亞馬孫的毀林速度仍然保持在每年一萬平方公裡以上，降幅低於協議籤署前的2005年，且中間還有反覆。 決定性的下降出現在2009年。這一年，亞馬孫地區毀林面積暴跌73%。造成這一改變的是2008年7月生效的巴西央行3545號決議。這份文件禁止各分支機構向亞馬孫地區存在毀林行為的任何個人或單位提供貸款，同時要求貸款人必須出示進行農業生產土地的產權證明[35]，前所未有地從源頭斬斷了土地投機者們的槓桿，限制住單一個體或單位開荒的規模。 巴西經濟學家朱利亞諾·阿松肖（Juliano Assun o）和他的團隊估算，這一新政共導致2009-2011三年間在亞馬孫地區少發放2.9億美元的農業貸款 [36]。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對這一政策的制定起到了較為關鍵的作用。2008年，巴西五大國有銀行為了爭取世行貸款而加入了其下設的 「可持續發展金融網絡」（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從而必須遵照其要求與規則，對涉及環境的金融政策進行調整。 這一貸款條件在之後幾年間歷經多次放寬。今年6月，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在一片反對聲中使用 「臨時總統令」，強行亞馬遜雨林保護區劃界權從 「全國原住民事務機構」 轉移到了農業部，並承諾向農村地區發放高達577億美元的低息農業貸款，3535號決議名存實亡。 有人會問，3545號決議這樣嚴苛的貸款條件，會不會斷了那些希望通過養牛謀生的當地人的活路？ 遠不同於人們想像中的 「生活所迫」、「地方百姓經濟的來源」，亞馬孫地區的養牛業是屬於相對少數人的產業。低資本、低人工投入、低產出、高土地佔用率，是這門生意最大的特徵。亞馬孫每公頃牛肉產量不到歐洲平均水平的10.5%，每公頃收入僅為同地區水果或蔬菜種植的11%，糧食種植的21%，而3000畝的開墾土地上平均只有不到2.65名勞工 [32]。 那麼，牧場主是如何憑藉如此微薄的收入買下（佔有）區域內大部分土地而又不進行更有效的經營呢？有學者認為資產性收入與金融槓桿是答案。[42] 對於這些開發者而言，農場就如同他們炒的房子，轉手套現是最終目的，養牛收入只是順手收來補充生活費的房租，這也是為什麼研究者在調查時發現所佔有土地上剩餘的林木數量和一個亞馬孫牧場主的幸福程度呈現強負相關：未被開墾的土地越多，就越難賣個好價錢，越少的部分能夠租出。先來者憑藉累積的資產性收入幫助他們佔下了地理、交通條件最好的土地，其他更具經濟效益產業的從業者只能拿到其10%的土地，然後潦草地養護，導致牧場土壤退化率高達60% [37]。當有一天終於連 「租金」 也越來越難收的時候，他們也只需要拋掉老城區，憑藉良好的 「信用」 從銀行獲得槓桿，走向雨林深處再燒出自己的 「新城」。當然，這時他們或許會發些牢騷，因為中西部那些賣了自己牧場的「暴發戶」也帶著自己加了槓桿的錢來了。 最後，太少的人花心思花在技術投入，提升生產效率；太多的人只是用擴張的土地來增加產量。 那麼，在世界牛肉需求不斷增長的今天，牧場繼續向亞馬孫深處推進是必要的嗎？

近年來，中國牛肉進口需求增長迅猛，從2012年的不足一成到已佔據巴西全國出口的半壁江山。

2014年，巴西科學家試圖給出自己的回答：當前巴西牧場的生產強度（即每畝牛群數目）只在其可持續承載量的1/3，而如果牧場主們能夠把這個數字提升到1/2，那麼全國便無需新增任何畜牧用地，便可滿足糧農組織預測的2040年全球對巴西牛肉的需求 [38]。

今天的人們尚難以置評這一預測的準確性——20年可能讓人造肉填滿市場，也可能在某個非洲人口大國實現經濟奇蹟，撐大新富國家的胃口。然而，著眼今日亞馬遜雨林之殤，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真的存在嗎？一生致力於亞馬遜雨林研究的卡洛斯·諾布雷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次分享會上表示這是個偽命題。 「有人覺得雨林開荒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世界需要更多的食物，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亞馬遜當前的經濟開發模式效率極為低下。[43] 」

的確，投機導向的開發帶來的生產效率落後，才是開荒者面對市場增長粗暴地選擇用土地擴張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先不說如此揮霍式的開墾總有一天會 「敗光」 雨林，這裡不到歐盟十分之一、巴西三分之一的畝產牛肉重量也很難使其在市場上保證有競爭力的價格。今天巴西的牛肉市場份額已然是靠牧場主的 「忍耐」 拼下來的——當前雨林中每畝牧場利潤為9-47元人民幣，是全國回報最低的農業項目 [43]。這樣的模式在市場變動中能撐多久？人們不應忘記，二戰後，發展中國家農業產量增長的80%來自生產效率的提升，農業科技的進步幫助地球上無數人儘可能擺脫了土地資源對生產的限制，消弭飢餓與爭地的零和博弈[39]。

增加技術投入，提升現有牧場/耕地生產力是多位關切雨林的巴西本國科學家的呼聲，也是挪威、德國等發達國家為主捐資逾13億美元的「亞馬遜基金」的重點投入方向之一（佔據2018年26%的經費）[44]。早在1999年，巴西農業研究公司（Empraba）主導的一項針對臨近亞馬遜雨林西端佔地12萬公頃的2000家牧場的技術試點就證明每公頃數百美元的投入便可幫助牧場主提升1.5倍產量，同時平均在四年內收回成本。而今天巴西的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呼籲重走資源驅動的舊路，實在令人難以苟同。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報告顯示，至2050年，人類必須產出比今天多70%的食物 [46]，並同時為屆時98億的人口提供謀生、實現個人價值的手段。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式，僅靠土地增加來試圖餵飽人類顯然是不現實的。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技術研究、推廣之路卻愈發沉重，農業研發費用增長速度的下降出現在每一個大洲 [40]。

縱觀人類歷史長河，有限資源與人口增長之間的矛盾給世界帶來了無數苦難與退步。農業技術的飛躍幫人類在二戰後跳出了這一矛盾的怪圈，但飢餓與貧窮卻從未真正離我們遠去，希望亞馬孫的這一微觀案例能夠讓更多人意識到，農業科技的進步與推廣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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