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日本哲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和《日本學刊》編輯部聯合舉辦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圍繞「日本的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國的日本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議題各抒己見，並達成了一些共識：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領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馬克思哲學研究發生了轉向，更加重視文本研究；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對中國具有特殊意義，諸多議題值得關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的新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形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的戰略思想和重要理論觀點。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力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建設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推出馬克思主義研究工程和學術期刊創新工程，倡導科研機構和學術期刊發表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章。
2015年以來，《日本學刊》重點發表了一系列反映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的論文。圍繞日本馬克思主義這一主題，探討馬克思主義之於日本以及中國的經驗，包括當今人類發展等重大問題，立足中國國情和發展實踐總結規律性發展成果並上升為系統化的學說，學習、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思想、新實踐，《日本學刊》約請學界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撰寫相關論文。由於作者研究積累充分、學術造詣深厚，論文質量很高，發表後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有的文章，不僅在國內，翻譯成日文後在日本相關學界也產生了相當影響。
為響應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號召， 2017年7月25日，中華日本哲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和《日本學刊》編輯部聯合舉辦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圍繞馬克思主義研究，特別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動向和具體內容進行了研討。本組筆談精選了其中的代表性觀點，整理如下。
一、日本的馬克思哲學研究
李萍：關於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馬克思主義傳入日本，在理論界，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歷史學、經濟學、文學等三個領域。至今，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也大多分布在這三個領域。這三個領域確實也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內容，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直接發揮作用的主要領域。
第二，日本馬克思主義可以大致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型：其一是作為行動派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日本共產黨，其二是作為社會批判力量的左翼思潮，其三是作為學術研究的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其團體。這三個類型之間並不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更不具備相互配合、協調的機制。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日本戰後實現了全面的社會生活領域的民主化，國家放棄了意識形態控制，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層面，各種學說、理論、思想之間都存在充分的爭鳴。當然，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樣，遠不止以上三個方面。
第三，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衰落，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影響也大為減弱。就學術研究而言，一方面是此領域的研究者後繼乏人，現有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大多已步入高齡、陸續退職，老齡化現象十分嚴重；另一方面是迫於就業壓力，很多高校不得不壓縮甚至裁減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碩士、博士招生錄取名額，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研究在日本更為窘迫。
馬克思哲學對現代日本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不同於其他西方哲學流派僅僅關注個人、個體的問題，馬克思哲學關注的是宏大敘事，特別是民族意識的覺醒、階級團結、人類歷史使命等主題，這些主題牽涉的是集體、整體、共同體的利益和價值。馬克思哲學傳入日本，正值日本剛剛擺脫封建割據、力圖統一國家並向西方列強要求獨立自強的時期。輸入日本的馬克思哲學不斷得到新的闡發，很快成為日本人的民族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並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主義的分析立場。因為在這之前，日本的民族意識主要是相對於中國而言的，具體表現為通過外夷和華夏之變來認識自己。
馬克思主義不僅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更是現代文明的一種表達形式，它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主張完全不同的、但同時反映了現代文明的更高價值追求的學說。現代文明既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又強調個體的自由與獨立，但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理念的國家，通常將這二者分離開來，採取雙重標準，對類似的國家提倡平等卻公然侵略欠發達國家和待開發地區，馬克思主義對此做了深入批判，這樣的批判也構成了部分日本馬克思主義者反戰的深刻依據。
國家的自立與自強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是在處理國際、外交事務時才出現的問題。對內，即在國家內部，在國家與國民之間還存在一個如何從自然人過渡到社會人、從私人發展為公民的問題。馬克思哲學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對「市民社會」的強調。市民社會具備了政治性、經濟性和倫理性三重屬性，能夠較全面解決現代國家內公民自主、社會活力的問題。馬克思哲學在這方面所發揮的思想啟蒙作用不能忽視。
總之，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日本之後，對日本的民族自醒、民族意識的形成、日本人的世界觀（即日本怎樣看待日本和世界）等多個方面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這個過程及其相關的學術問題加以深入討論，將對提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問題意識有所助益。
林美茂：日本學界公認，馬克思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所以，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一般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馬克思哲學的研究，特別是那些著名的、有影響的學者，都會對馬克思哲學進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另外，在日本，經濟學有兩大陣營：一個是馬克思經濟學系統，簡稱「馬系」（marukei），另一個是近代經濟學系統，簡稱「近系」（kinkei）。其中，「馬系」的學者主要研究《資本論》以及「勞動」「異化」等問題，這就必然會涉及馬克思哲學的問題。
馬克思哲學在日本學界影響很大，特別是1945年日本戰敗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其影響達到頂峰。6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反對安保條約運動聲勢浩大，與馬克思哲學當時在日本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不過，這場學生運動結束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馬克思哲學的影響逐漸減弱，最終以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為契機，馬克思哲學與經濟學的研究不再是熱門專業，甚至原來搞馬克思研究的人都不再標榜自己屬於馬克思哲學或者「馬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
就整體印象而言，日本的馬克思哲學研究應該劃分為不同時期。近年中國有部分學者把日本的馬克思哲學研究分為「日本馬克思主義」與「日本新馬克思主義」。這樣劃分有一定道理。因為到廣松涉那批人為止的馬克思哲學，在日本達到了一個高峰，並且有比較濃厚的「馬克思主義」意味，也就是說多少帶有「意識形態」傾向。這樣的研究，可以說屬於「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時期。之後，「意識形態」的影響、痕跡逐漸減弱，直至後來純粹把馬克思哲學、經濟學作為一種學術對象進行研究，不再帶有「意識形態」的思考傾向，所以屬於「日本新馬克思」研究。也就是說，在日本，到了平子友長這一代學者，已經只是將馬克思哲學思想當作一種學術對象，排除意識形態的幹擾，他們注重對馬克思哲學的文本研究。至於命名時加上「主義」是否合適，我認為「日本新馬克思」後面不能加上「主義」，如果加上就不準確了，「主義」是帶著意識形態傾向的。
在日本還有一種現象，就是搞馬克思哲學的人，一定會對黑格爾和康德的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他們的基礎研究是非常紮實的。一些從事後現代研究的學者，也會對馬克思哲學進行一定的先行性研究，而對存在主義哲學進行研究的人，同樣繞不過馬克思哲學中的「異化」問題，也會對馬克思哲學進行深入研究。日本學界關於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去意識形態化，從文本的角度對馬克思哲學進行學術研究，即所謂的「日本新馬克思研究」，對於中國新時期的馬克思哲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王青：日本有一個由各個高校的哲學工作者共同發起的「共生哲學研究會」，他們提出了一個「共生」的哲學理念，以此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反思，探討如何超越日本資本主義競爭原理，展望未來社會形態。他們是從馬克思哲學這個角度出發，對日本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展開批判性研究。這個學會2006年創立，我與尾關周二會長一直保持學術交流關係。2016年學會成立十周年，向我約稿，我寫了《當代日本「共生」哲學理念解析——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發》一文。此次論文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學習馬克思哲學的好機會，特別是我重點讀了《資本論》部分篇章，深感我們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還不夠深入，往往是僵化的教條主義，實際上馬克思很多論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現實指導意義。比如，馬克思關於農業的生產方式、人與自然的關係有很多論述，對於正面臨高速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破壞兩難的當代人也是非常有啟示意義的。論文在《日本學刊》發表後，引起了日本共生哲學研究界的重視，他們已經翻譯成日語，即將在日本的刊物發表。
我還關注到日本有一個「地產地銷」運動，這本源自日本農林水產省提出來的關於農業生產方面的一個指導性文件，後來變成日本市民自發參加推動的一個運動，而且有很多學者在宣傳這個理念。我認為也可以從馬克思哲學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一下這個運動的思想根源和理論依據。
二、中國的日本馬克思哲學研究
臧峰宇：馬克思哲學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文獻主要來自日本。日本學者在亞洲較早翻譯和研究馬克思哲學，到1934 年，日本學界已經出版了27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副卷、增補卷，之前也有《共產黨宣言》等文本的單行本在日本流傳。從19世紀末到五四運動，赴日留學生和旅日的中國民主革命者及中國早期馬克思哲學研究者，將馬克思哲學經典著作的日譯本轉譯為中文，或翻譯日本學者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著作。前者如1905年朱執信在《民報》發表的參考日譯本摘譯的《共產黨宣言》，1908年1月民鳴根據堺利彥的日譯本在《天義報》發表的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1920 年8 月陳望道根據日譯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文在國內各地多次出版），1920年李漢俊在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的譯自遠藤無水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熊得山主編的《今日》1922 年5 月15 日第1 卷第4號（馬克斯特號）首次根據日譯本翻譯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後者如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4月出版的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羅大維譯），廣智書局1903年3月出版的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趙必振譯），中國達識社組織翻譯的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陳溥賢1919年4、5月在《晨報》翻譯發表的河上肇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出自《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出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二》）以及在7月《晨報》發表的堺利彥的《馬氏唯物史觀概要》，中華書局1920年出版的高畠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李達譯），施存統於1922年和1930年分別在商務印書館和大江書鋪翻譯出版的高畠素之的《馬克思學說概要》和《資本論大綱》以及他與鍾復光合譯的永田廣志的《現代唯物論》(進化書局1937 年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出版的河上肇、櫛田民藏的《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範壽康譯）。
在日譯馬克思哲學經典著作和日本馬克思哲學研究著作傳入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的馬克思哲學研究也受到日本的深刻影響。如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以河上肇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主要參考文獻，楊匏安發表在《青年周刊》的《馬科斯主義淺說》主要參考了堺利彥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翻譯與解讀。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漢語詞彙，最早也來自日本，像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同志、婦女等等。
在闡發馬克思哲學的現實應用層面，日本馬克思主義比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容易為中國學人接受，這與中國哲學對日本近代的影響有密切關係。而在日本，從近世到近代的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是陽明心學。明末日本學人大鹽平八郎深受陽明心學影響，開辦學塾「洗心洞」，力圖推翻幕府統治。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中江藤樹、井上哲次郎等在陽明心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他們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日本近現代思想家。年少時在漢學塾、遊焉義塾等受過教育的三木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後來推動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這些日本早期馬克思哲學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影響。例如，從三木清對「行為的哲學」的闡釋中可見「知行合一」思想的印記，幸德秋水將政治理想寄望於「志士仁人」，河上肇受到認同陽明心學的吉田松陰「文人經世」精神的啟示而由文學轉學法學，這些值得進一步研究。在馬克思哲學傳入中國的早期，日譯馬克思哲學著作和日本學者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著作是中國早期馬克思哲學傳播者的研究對象，而陳獨秀、毛澤東、郭沫若等都曾受陽明心學影響，對此應作較為深入細緻的考據研究。這裡有一個中日哲學相互傳播和影響的問題，陽明心學傳到日本，深刻影響了日本的近代哲學，而日本近代哲學家對馬克思哲學的譯介和研究又影響了中國早期馬克思哲學傳播者。
王青：中國國內做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知名學者，曾經就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定位問題展開過一些討論。清華大學的韓立新教授稱為「日本馬克思主義」，而南京大學的張一兵教授則界定為「日本新馬克思主義」。關於這場爭論可以參見刊登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3月25日、4月6日）的《是「日本馬克思主義」還是「日本新馬克思主義」？——關於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定位的對話》一文。
韓立新致力於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研究生態社會主義和環境倫理學，從2006年起組織了一個團隊翻譯出版首批「日本馬克思主義譯叢」，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具體包括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田畑稔《馬克思和哲學》，巖佐茂、小林一穗、渡邊憲正編著《〈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世界》，山之內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馬克思的復興》，內田弘《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
以張一兵為首的南京大學「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到2009年6月為止在南京大學出版社「當代學術稜鏡譯叢」出版了該中心翻譯的當代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廣松涉的《新編輯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物象化論的構圖》、《事的世界觀的前哨》、《唯物史觀的原像》和《存在與意義》（兩卷）等著作。如果他們還能夠翻譯廣松的《資本論的哲學》以及《以物象化論為視軸讀〈資本論〉》和早期的《恩格斯論》《馬克思主義的成立過程》等，中國讀者基本上就可以讀到一個相對完整的廣松哲學體系。
三、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運動
邱靜：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是戰後日本思潮中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
關於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影響。在戰後「和平民主時代」，日本很多對社會、政治產生較大影響的著名學者，雖然不是日本共產黨員，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大都同情馬克思主義，甚至從戰前起就是如此。比如曾經對岸信介內閣的修憲動向有重大遏制作用的「憲法問題研究會」的許多成員，包括丸山真男，他雖然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曾經也被傳是一個「KP」(共產黨員)。鶴見俊輔等學者在越南戰爭期間發起反戰的「越平聯」市民運動，也是有感於日本共產黨、社會黨主導的左翼運動的經驗教訓，事實上鶴見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與一些左翼人士的思想有共鳴。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實際影響是巨大的。 研究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影響，這樣的內容很值得關注。
關於日本馬克思主義與相關思潮、運動的聯繫和區別。在日本的特定語境下，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思潮、左翼運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日本的「左翼」跟馬克思主義不完全一樣，馬克思主義跟日本共產黨可能又不一樣，日本工人運動跟日本其他社會運動還不太一樣，戰後與冷戰後的日本工人運動本身也不太一樣。與此同時，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不同的派別，同樣被稱為「左翼」的學者或社會活動家之間也可能有較大的不同，比如子安宣邦和柄谷行人的問題意識就不太一樣。
在具體實踐中，以上情況隨時代變化而有所變化、發揮影響。例如，戰後日本的反核運動、護憲運動乃至日中友好運動，都曾受到日本左翼陣營分化組合和路線變化的影響。再比如，在2015年的反新安保法運動中，參加者非常多樣，不僅有日本共產黨、社民黨等左翼政黨力量，也有「勞組」（工會）發起的力量，還有與兩者主張都有所區別的學者，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包括反核運動人士，但在這個運動中大家的主張又有基本共同點。這些方面使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值得深入比較研究，如果過於籠統地討論可能會忽視很多有趣的問題。
中國國內學界也正在進行更多的相關研究。比如已經有博士論文在做關於尾崎秀實思想的研究，也有留日同學們自發組織《資本論》讀書會。今後很期待能看到更多紮實的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