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穰一（Joi Ito）是《連線》雜誌「Ideas」專欄的撰稿人，他跟《連線》的關係可追溯至雜誌創刊。他曾跟傑夫·豪（Jeff Howe）合著《爆裂:未來社會的9大生存原則》（Whiplash: How to Survive Our Faster Future）一書，現為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的主任。
1990年的夏天，我在東京六本木經營著一家頗有些出格的夜店。我深深地沉浸在由科幻小說和迷幻藥物推動的全球賽博朋克文化中，希望將這場快速擴張的後人類主義運動在東京這個節點連入網絡世界。
日本的這場運動更多地聚焦於電子遊戲和多媒體，而不是迷幻藥物和其他致幻劑。上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教父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支持迷幻藥物，對任何致幻事物都饒有興趣，他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的賽博朋克文化。蒂姆把日本青年，包括當時24歲的我，稱為「新物種」（The New Breed）。他對我亦師亦父，我們開始一起寫作一本關於「新物種」的書，開篇便是「內向探索、激發熱情、接管控制」，這句口號源自蒂姆那句著名的「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我們沒能寫完那本書，但一起度過了不少時間。（我應該翻找一下舊時的筆記，把書寫完。）
蒂姆把我介紹給他在洛杉磯和舊金山的朋友，這些人集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之大成，其中也有一些傳統的新世紀人物：嬉皮士、賽博朋克以及超人類主義者。
在20歲出頭的時候，我是一個熱切的技術烏託邦分子，幻想著有朝一日自己能夠永生不死，以冷凍睡眠狀態飛向太空，然後在某個遙遠的星球上醒來。或者，也許我還可以把自己的大腦上傳到一個計算機網絡當中，成為某種星際超級大腦的組成部分。
真是美好時光，那些過去的好日子啊。而對一些人來說，至今依舊如此。
至少從《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開始，我們人類就一直渴望著永生。在希臘神話中，宙斯把永恆的生命賜給黎明女神厄俄斯的凡人情人提索奧努斯，但厄俄斯忘了為他祈求永恆的青春。提索奧努斯不斷衰老，求死不得。今時今日聽到延長生命的說法，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覺得沮喪。我們談論的是永恆的青春，還是永恆的衰老，抑或是在2000年後解凍低溫冷凍的大腦，然後在未來的外星人動物園裡展示？
對永恒生命的最新熱情主要不是來自充斥迷幻藥物和扎染圖案的反主流文化，而是源於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技術將增強人類，並讓人類獲得永生。如今的超人類主義運動，有時候被簡稱為「H+」，涵蓋了廣泛的問題和多樣化的信仰，但永生的概念——或者更準確地說，逆齡（amortality）——一直是核心宗旨。超人類主義者認為，技術將勢不可擋地消除作為致死原因的衰老和疾病，死亡將被轉化為意外或是自願身體幹預的結果。
隨著科學不斷進步，隨著逆轉衰老和消除疾病成為可能，曾經看上去像是科幻的東西正變得越來越真實，從而把超人類主義運動及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從瘋狂的亞文化轉變為由金錢和技術驅動的矽谷式「射門」，它更多的是一種實用的「對衝」，而不是其前身的科幻夢想。
超人類主義可以追溯至上世紀60年代的未來主義者，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作家FM-2030。隨著基於計算機的新技術開始發展成為一場可與工業革命相媲美的革命，馬克斯·莫爾（Max More）將超人類主義定義為：通過意識「上傳」這類科技進步成為「後人類」的努力。他發展出了自己版本的超人類主義，並將其命名為「有序主義」（Extropy）。莫爾和湯姆·莫羅（Tom Morrow）共同創建了有序主義研究所（Extropy Institute），該機構的郵件列表在網際網路的賽博朋克時代催生出了一個有序主義者社區。該社區的成員對人工智慧、人體冷凍、納米技術和加密無政府主義等話題進行探討，其中一些人重返超人類主義，創建了一家現在名為Humanity+的機構。隨著科技革命繼續進行，有序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開始積極試驗通過技術實現逆齡的能力。
事實上，蒂莫西·利裡曾計劃讓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冷凍他的頭部，從而保存他的大腦，以及他的幽默感和獨一無二的智慧。1996年他去世的前夜，我正好拜訪了他。在死亡臨近的時候，阿爾科團隊把各種奇奇怪怪的冷凍設備搬進房間，那副陣仗嚇壞了他。最後，他選擇了「把我的骨灰送入太空」，這種歸宿在我看來似乎也更加合適。朋友們也都分到了他的一些骨灰，一時間得到蒂莫西·利裡的骨灰竟成風尚。每次跟超人類主義者交談，看到他們揮舞著拳頭，寫著「請在我死後冷凍我」的阿爾科手鐲譁啦作響，蒂姆的事情都會讓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會真的冷凍自己？
那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技術烏託邦主義盛行的年代，甚至連我都滿心樂觀，而在那之後超人類主義和有序主義的運動（乃至媒體實驗室）都已經變得更加清醒。儘管如此，隨著科幻讓位於真正的科學，人們不再驚呼「哦，我的天，要是……就好了」，而開始爭論何時以及如何實現。同時隨著這場運動從嬉皮士聖地海特-阿什伯裡轉移到科技中心矽谷，扎染圖案和念珠也消失殆盡，代之以技術人員的T恤衫。正如通往地獄的道路由善意鋪就，將我們引至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和披薩門陰謀論的道路也是由樂觀主義和不作惡的誓言鋪成的。
哈佛大學的著名遺傳學家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曾告訴我，生物工程技術取得突破的速度如此之快，我們無法預測它們未來會如何發展。 低成本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正在改變我們設計和編輯基因組的能力，全然出乎人們意料；專家曾認為這不可能做到……直至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下一代基因測序技術的價格正在下降，速度快過了晶片領域的摩爾定律。在很多方面，生物工程的發展速度要比計算技術更快。丘奇認為，逆齡和逆轉衰老會看似很難且問題重重……直到情形突然轉變。目前，他正利用基因療法在狗身上試驗逆轉衰老，這種療法已經在小鼠身上取得成功。丘奇認為，在9大類對抗死亡和衰老的方法中——基因組穩定、端粒延伸、表觀遺傳學、蛋白質抑制、熱量限制、線粒體研究、細胞衰老研究、幹細胞耗竭研究、細胞間通訊——該療法的潛力最大。
丘奇的研究只是重要的發現之一，這些發現給予我們希望，即有朝一日我們能夠理解並有可能逆轉衰老。我的猜想是，我們將大幅延長乃至完全消除「自然壽命」的概念，儘管我們並不能準確預測會在什麼時候實現。
但這意味著什麼呢？
某種事物在技術上成為可能，並不意味著它們在社會上可行甚或受到歡迎，僅僅因為我們能夠做，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做（因為我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和看到，一些技術沒有像開發者設想的那樣成為美妙的烏託邦工具，而是墮入了黑暗面）。
人類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和彈性，我們似乎總能很快適應幾乎所有的技術變革。不幸的是，我們的問題並非都是技術性的，而我們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真的很糟糕。即使是那些我們自認為已經得到解決的問題，比如種族主義，仍在不斷演化並變得更加頑固，就像形成耐藥性的病原體一樣。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認為保持樂觀和熱情，以及推進理解的邊界以改善人類狀況，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在某些爭論中已經出現了一種宗教論調，甚至有人創建了所謂的「未來之路」（Way of the Future）教會，其教徒認為「『超級智能』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來簡史》這本書中寫道：「新技術殺死舊神，並孕育出新神。」當年馬丁·裡斯（Martin Rees）爵士（現在已經是勳爵）曾對著包括我在內的一群人講述過一件事，是關於他接受加州所謂的「消滅非自願死亡學會」訪談的情形。該學會的成員表示，他們可以在裡斯死亡時把他放到一個冷凍儲罐當中。裡斯禮貌地表示，他寧願死也不希望被深度冷凍，這些人把他稱為「死亡主義者」。
超人類主義者的一個論點是正確的，你每次服用小劑量的阿司匹林（或接受心內直視手術），都是在進行幹預，去提升和延長自己的生命。他們認為，很多現代醫學療法跟追求永生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一個程度問題。我傾向於認同這一觀點。
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想像出逆齡的危險。獨裁者會無限期地掌權嗎？如果教師從不退休，大學要如何運作？地球人口會多到爆炸嗎？是不是富人才能享受無盡的生命，而窮人會被強迫永遠勞作？顯然，我們的很多社會和哲學體系將會崩潰。早在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這本書中向我們警告了延長生命的危險，並解釋了生物技術如何帶領我們進入存在災難性後果的後人類未來，即便那些技術都是善意的。
我覺得，我們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把自己的意識上傳到計算機。但我確實認為，挑戰「人之為人」意義的變革即將到來。哲學家尼古拉·丹耶洛夫（Nikola Danaylov）在他的《超人類主義者宣言》（Transhumanist Manifesto）中說：「我們必須尊重宇宙中所有知覺實體的自主權和個體權利，包括人類、非人類動物、任何未來的人工智慧、經過修改的生命形式，或其他智能。」這聽起來很好也很進步。
但是，尼古拉還在宣言中寫道：「全世界的超人類主義者聯合起來，我們失去的只是生理軀殼，獲得的將是永生不朽。」我覺得這聽起來就有點可怕了。我跟尼古拉談及此事，他指出這份宣言是之前撰寫的，他的立場已經變得更加微妙。然而，他的很多同儕仍然像以往一樣激進。我認為，超人類主義，尤其是它在充滿活力的矽谷擁有強大而熱情的群眾基礎，應該進行一次徹底改革，以使其能夠獲得更多關注，並融入我們複雜的社會系統當中。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幫助社會中那些被「落在後面」的人迎頭趕上並參與進來，而不是受制於即將到來的技術變革。既然超人類主義者已經走到今天這一步，他們有必要把我們的幻想變成一個負責任的現實。
就個人來說，我仍然夢想著通過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在未來活得精彩，但我也希望那個未來能夠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保留我們自然系統和本土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不是像很多科幻作家和未來主義者描繪的那種單調而又枯燥的未來。蒂莫西·利裡總喜歡提醒我們記得自己所傳承的嬉皮士精神，也就是對多樣性和自然的崇尚，我再一次聽到了他的呼聲。
翻譯：何無魚
校對：李莉
來源：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