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韻貞：愛滋病治療中國第一人
很多人說過：「曹大夫厲害。」不僅在於她業務好，更因她為中國愛滋病的治療開了局——她是第一個把檢測愛滋病毒含量的儀器和試劑背回國內來的人，還引進了價值100多萬美元的免費抗愛滋病藥物；她也是第一個把何大一領到中國內地來的人，「雞尾酒療法」從此在全國鋪開；她帶過的一線醫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遍布全國，他們都叫她「愛滋病治療中國第一人」。
撰稿／李宗陶
曹韻貞 1941年5月生於上海。上海醫科大學醫療系1963屆畢業生。畢業後在原上海醫科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主攻肝炎與肝癌的臨床研究，1986年轉向愛滋病領域。1990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倫·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員，成為世界上第一批系統研究愛滋病毒發病機理的醫學家。1993年起參與「雞尾酒療法」的病毒學研究工作，並致力於中外醫學專家的學術交流。
1998年出任衛生部愛滋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臨床病毒實驗室主任，國家預防和控制愛滋病專家委員會特邀委員。2002年出任中國醫學科學院愛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臨床部主任；受聘於衛生部愛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及臨床組組長。2007年7月退休。著有論文150多篇，摘要100多篇，書8本。
很多次，曹韻貞微駝著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騰騰走到投影儀旁邊開始講課，或者穿過某家醫院的愛滋病門診、病房，留一個厚實的背影。在上海弄堂口或北京胡同裡，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背影，有點老態，穩穩噹噹。
但她又是異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會轉彎，總以高強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當場洞穿。所以，當她在第一時間說出「好」、「對」或者「不對」、「不行」時，沒什麼好奇怪的。這不，我剛把錄音筆掏出來放在茶几上，她已從較遠的藤椅上一個小躍起，坐到離錄音筆最近的沙發上。既是答應接受採訪，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說過：「曹大夫厲害。」不僅在於她業務好，更因她為中國愛滋病的治療開了局——她是中國第一個把檢測愛滋病毒含量的儀器和試劑背回來的人，還引進了價值100多萬美元的免費抗愛滋病藥物；她也是第一個把何大一（David Ho）領到中國內地來的人，「雞尾酒療法」從此在全國鋪開；她帶過的一線醫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遍布全國，他們都叫她「愛滋病治療中國第一人」。
在各種學術場合，她有一說一，不來虛的，這是另一種厲害。在這個雲集了政府官員、科學家、臨床醫生、法學家、社會學家、富豪以及民間英雄的圈子裡，她風格明顯，富有權威感，卻不給人以權力壓人的感覺。曾在某些充滿外交禮儀的場合遇見她，看她飛快應付著，看她趁人不備轉過頭來，衝「自己人」眨眨眼睛。
退休。她保留了有限的幾樣職務，譬如幾家醫學雜誌的主編、編委，其餘一律不兼職、不掛名，「我不要藕斷絲連」，她說。
茶几上一本講清朝皇帝的書看了一半，她還打算把明朝皇帝一個一個看過來。「昨天在翻一本燒菜的書，第103頁上，講八寶鴨怎麼燒。多少年了，天天6點鐘起來……現在，我要去照顧小外孫、要為自己活了」66歲的曹韻貞宣布道。
跟赤腳醫生進村，也蠻開心
我爸爸早年開皮鞋店，被劃為資本家。雖然我3歲他就去世了，但從此就背了個「出身不好」的包袱。媽媽28歲守寡全心全意撫養我們姐妹，要求很嚴，要我們成為國家棟梁。我從小學開始成績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想好好改造自己。17歲高中畢業時受到第一次打擊：學校保送我去復旦大學新聞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報名去北大荒鍛鍊，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幹擾勸我考大學，後來就以高分進了上醫。
1963年我得了全國醫學院畢業生比賽第二名。雖然出身不好，但因國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醫院了。我知道這是上醫黨委第一書記和校長的決定，我參加全國比賽時，他們在場，記住我了。後來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臺了，被批鬥，去世了。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奏開始。家被抄了，我媽辛苦一生的積蓄被抄得一乾二淨，整棟房子被強佔，我們被趕到像飯店廁所那麼大的兩個房間裡，廚房和廁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類子女」，在醫院也是三等公民，不能參加一些會議，不能寫大字報，被分配做大量的門急診和病房搶救工作。因禍得福，反而比同輩人得到更多的業務鍛鍊。當時好多有真才實學的老醫師被下放到門、急診，我儘可能幫助他們應付造反派，比如要他們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總是提早上班，不讓造反派看見就幫他們做掉了。他們也手把手教了我許多書本上沒有的臨床經驗，真是得益匪淺。但是，從1965年到1978年，我們沒有看過一本醫學雜誌，圖書館的外文雜誌不是燒毀就是封存。
這當中我四次下鄉，總共呆了6年半。沒什麼好怨的，誰讓你出身不好。我只記著媽媽的訓導：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1971年我被派去安徽一個偏僻山區，我身上只有兩支青黴素、一瓶紅黴素，要帶6個護技人員巡回醫療，還要負責縣醫院的會診。藥不夠用，我就開始自學中醫中草藥，帶著隊員上山採藥，跟赤腳醫生進村巡迴時對症下藥，民間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縣醫院來了一個農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熱和膿痰，X光顯示兩肺37隻膿瘍，縣醫院說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沒錢就要回家等死。我想來想去，決定試試用魚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頂階級報復的帽子就要扣過來。臘月天裡，我拿著魚腥草的圖案請教農民，終於找到一片沼澤地，那裡新鮮的魚腥草根取之不盡。每天用新鮮的根熬湯，給那位農民服用一個禮拜下來，高燒退了，一個月後，膿瘍明顯減少，病人開始坐起，三個月之後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我還用半邊蓮治好了嗜神經毒的蛇咬傷，等等。當時報上也登了，不過都歸功於赤腳醫生，並沒有我的名字。
「放洋」和第一次回國
大學學的是俄文，雖然我媽一直省吃儉用想送我「放洋」，但當時受的教育讓你覺得留洋就是崇洋。直到1973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復出，中外關係才慢慢恢復，醫院開始有外賓來參觀，也開始選拔醫生脫產去學英語，我很羨慕，但知道自己沒資格，也不敢想。
我媽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就想，為什麼不自己學英語呢？1976年，上海第二醫學院謝大任教授編了四冊《醫學英語讀本》，可我連ABC也沒學過，買了也不懂，就跑到舊書店，二角一分錢買了本《英語語法通讀》開始自學，那時候我已經35歲。兩年下來，我可以翻著詞典看醫學雜誌，但不會講、聽和寫。
1979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趙行志率120人的代表團去日本訪問，團裡有12歲的雜技演員，也有78歲的政協委員，大部分是60歲上下剛復出的領導幹部，從心臟病到糖尿病什麼都有。市委要求派一個女醫生，60年代畢業的，要求業務全面、動作迅速的。我們醫院當時的院長裘麟教授剛好從「勞動改造」中解放復職，馬上點名讓我去。「領導委任出國」在當時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說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離啟程還有一個半月，我從路邊電線桿的招貼上找到一個教日文的老師，自己掏錢去學日文。
一進羽田機場，那感覺比起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38年，才明白為什麼我媽為我不能留洋學而耿耿於懷的原因。踏上自動電梯，使館陪同人員在耳朵邊上一個勁地說「小心腳下，小心腳下」——5歲那年媽媽曾帶我在當時大新公司乘過的呀，可那自動電梯從此沉睡好多年那一刻真是，我腦子裡像開飛機一樣，多少念頭湧上來，恨時光不能倒流，後悔自己虛度年華。這一夜失眠，從此，我決心爭取「放洋」。
我當時的主攻方向是探索肝炎與肝癌的關係，正在做170例肝炎病毒五項指標測定。1981年，哈佛大學一位流行病學的年輕教授來訪問，科主任臨時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語單詞跟他說起這170例，他很感興趣，臨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後寄給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薦下，1981年6月26日，我去了費城Fox Chase Cancer Center 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Dr． Blumberg肝炎抗原的發現者 的實驗室，他的助手Dr． London 教授成了我的老闆。Dr． London是個皮膚科專家，是美國第一個報導卡波氏肉瘤與愛滋病感染有關的醫學科學家。費城一呆兩年半，我接受了正規而嚴格的實驗室訓練。英語從一句不會講，聽見電話鈴響只會發愣，進步到聽說讀寫雖然不是很好但完全可以應付。
1983年，醫院寫信來要我回國。Dr．London一再挽留，我謝絕了，帶了一些儀器、試劑回國。回來以後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後出任免疫室主任。我們這批人，真的是想為國家做點事的。
但那時候做科研很困難，什麼都沒有。我當時算是傑出青年科學家，什麼三八紅旗手、衛生部勞模、上海巾幗獎第一名，榮譽一大堆，還拿過5萬元青年科學家的基金，但對科研來說，這是杯水車薪。我拿出了在美國兩年半的工資，購買實驗設備和試劑，建立了中國的肝癌細胞株，但還是缺錢，做不下去。當時國家政策不像現在，對歸國人才有一整套政策支持，而且氣氛也不正常，如果做成了，人家就說，他國外回來的，做出來有啥稀奇；做不出來就說，喏，他國外回來的也做不成。
「文革」結束後，我開始申請入黨，一直不批，有人卡。大概想這個人業務又好，如果成了黨員，就是雙料人才了，不行。所以一直入不了。
在尿液中發現愛滋病毒抗體
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來開第一屆國際肝癌會議，看了我的實驗室說，你再出一次國吧。我考慮了一個星期，跟院長也商量了，決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實一下自己，二是為醫院再爭取一些經費，把實驗室擴大起來。當時肝炎五項指標測定用的都是國產試劑，結果不穩定，我帶回的試劑是進口的，非常昂貴，後來就買不起了。
正好紐約大學要建一個AIDS實驗室，想要一個中國人，勤快的，有研究肝炎背景的。因為那時愛滋病的感染機制都還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傳播途徑是一樣的。
當時，中國一本愛滋病的書都沒有。我記得到上海汾陽路醫學情報站去查資料，只有第一屆國際愛滋病大會的摘要，16開薄薄一本小冊子。我對AIDS一無所知，本想另等機會，但紐約大學的人通過Dr．London勸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國，那是1986年7月。
我是新老闆第一個招來建設實驗室的人。才去2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醫療中心，那裡有個實驗室，領導者是白血病／愛滋病專家，他那裡已經建立起一套HIV的檢測方法。老闆給我一個月時間，要我把那套實驗方法帶回來。我學了12天，基本學會了，又呆了8天，要求回去。老闆說，為什麼？我說，學完了。他說，really？我說，你叫我學的我學會了，你沒叫我學的我也學會了。他說，那你回來能做嗎？我說，如果不能做，你不要給我工資。他打電話給那邊的實驗室。血液科專家說，你趕緊讓她回去吧，再不走我實驗室要讓她搬走了。說實話，那些抗體抗原檢測很簡單的，我兩天就學會了，後來就在那裡看別的，什麼細胞培養啊，全看了一遍，記在本子上了。
回去後我招了第一位技術員，是個義大利小夥子，我們有了一間小實驗室，從一個tip order起家，發展到有五六個人，後來跟ABBOTT公司合作，做500例愛滋病毒抗原檢測。以後又與CHIRAN公司合作檢測愛滋病毒感染者體內的病毒含量。由於這段淵源這些公司對我回國以後籌建實驗室給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1986年12月，一位兒科教授拿了瓶愛滋病小患者的尿讓我測愛滋病毒抗原。以前有報導說在愛滋病病人的腦脊液、母乳、眼淚裡發現愛滋病毒抗體，但是還沒有人做過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檢測就想，乾脆把抗體檢測也做一下，結果是陽性。當時我很吃驚，心想，會不會是一個偶然的特例呢？趕快擴展試驗範圍，結果在20多個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裡都查到了抗體。
通過尿液檢測HIV抗體的新方法令國際醫學界為之轟動，1989年獲得了包括美國在內共17個國家的醫學專利。它的價值在於，較之原有血樣檢測，驗尿更為方便、經濟，且是非創傷性的，同時準確率可達97％以上。
那時我已理應回到Dr．London的實驗室去，但這個基金會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體情況跟London說了，他趕來紐約跟我新老闆談了2個小時，最後講：「我把最好的人給你了，你要對她好。」又對我講：「醫學上一個新發現不容易，有時候一輩子也就這麼一次，不要輕易放棄。」愛滋病當時還是全新的領域，我對新東西也挺感興趣，就留下了，轉向做愛滋病的研究。
「沒有你我們的工作會不同」
我從1986年開始和愛滋病打交道 先是在美國實驗室認識愛滋病毒，接著到患者身上去收集愛滋病毒研究愛滋病毒為什麼會、又怎樣使人發病﹖這些對我來講絕對是個挑戰。說實話，科學界的知識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記憶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數聰明人來也沒什麼特別之處。我起點也不高，英文不好，沒有分子生物學基礎，沒讀過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奮。我屬於那種認定目標就堅定地走下去的人，而且要走到別人前面，不怕付出。在美國那些年，幾乎沒有過星期天，不停地學，不停地做，心裡可能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誤的那些年補回來。後來回國在北京那幾年也一樣，沒去過頤和園，沒看過一場電影。衣服也不會買，以前是我媽買，後來是先生幫我買。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三樣：飛機、旅館，還有愛滋病朋友。
我是1989年認識何大一的。那時正是他研究的黃金期（1981－1996），他扎紮實實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在精液中發現HIV抗體。
那時候，紐約市有一個有錢老太太Ms．Diamond。她先生是一個移民，19歲剛去美國時據說身上只有一美元，後來做房地產起家。Ms．Diamond繼承遺產後就成立了戴蒙德基金會，一塊是提供給搞藝術的，還有一大塊就是提供給醫學研究和醫院建設。1990年，他們想在紐約建立一個愛滋病研究中心，面試了100多個科學家，最後選了37歲、娃娃臉的華人何大一。
1990年10月15日，我來到了紐約醫學中心對街的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參加實驗室籌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後的1991年4月16日，中心正式成立了。
在那裡，我完成了我的歷史任務：參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導的全部研究課題，包括1992年開始的雞尾酒療法的長期試驗。紐約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裡的常客，像打籃球的魔術師詹森8年的病毒標本都在我手上。
那時候也想過是不是去讀個PH．D（博士），何大一說，你M．D完全夠了。他叫我「特快專遞（express）」，因為我做起事來動作很快，有時他改主意都來不及，因為我已經動手了，手下的年輕人也常說跟不上我的節奏。越是做得多，越覺得知識不夠，越是要拼命學，拼命做，好像這樣一天才沒白過。我的命很好，遇到了很多好人，他們教我幫我，我也努力，機遇來時就能抓住。愛滋病研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業，科學家的努力可以救全世界很多很多人。
我怎麼入的美國籍呢？其實1989年我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證，但是1995年有一次去臺灣開會，臺灣方面刁難我，那邊的說，你如果是美國護照我馬上批。我一氣之下就入了美國籍。飛來飛去確實方便了，但這下好了，現在回中國要籤證了。我從小受的愛國主義教育根深蒂固，改不了的，誰把我當外國人，我心裡說不出的彆扭。
1993年雞尾酒療法出來了。這是許多科學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導者。那年我陪他來中國，第一個引薦的人是曾毅院士。1996年何大一上了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衛生部發出邀請，1997年我陪何大一又一次回來，是前衛生部長陳敏章接待的，他當時就說，中國愛滋病感染者越來越多了。那時候我就想回來了。
每一個出國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會有一種漂泊感，這時候的愛國心就會非常強烈。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從小滲透到血液裡的情感，祖國培養了我，祖國有我的親人我的師長我的同胞，我應該為她做點事。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準備之後，我帶了29箱實驗器材和資料飛回來，受聘擔任中國衛生部愛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臨床病毒學研究室主任。有兩點我永遠記得何大一的恩：他當時給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藥廠的關係介紹給我，試劑、吸管、培養基，要什麼拿什麼。還有一次是，我剛回國，我丈夫鄭醫生在美國心臟病發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談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醫院裝的冠狀動脈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給他的信裡說：如果有什麼事需要我做，將一如既往盡心盡力。
何大一在回信中說：Our work would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While we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do not be surprised if we call upon you for help and counsel． We still need you． With deep appreciation for your years of contribution to ADARC and China＇s AIDS effort． （沒有你，我們的工作會不同。希望你能享受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但別驚訝我們可能還會找你商量或幫忙，我們仍然需要你。感謝你多年來對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對中國愛滋病事業的貢獻。）
最自豪的是培養了一支隊伍
1990年在美國買了房，每月要付貸款1800美元。1998年回國，在美國沒有工資拿了，很快就把房子賣了，因為供不起。
我回來不為掙錢，不想當官，也不求名，所以誰的馬屁我都不拍。在中國要做事情是很難的，各種情況都會碰到，有時也看不慣。但下面病人是很苦的，跑下去一看你就想要深入去做。當年預防醫學科學院的老院長陳春明教授跟我講過的一句話：「你只要想是為誰做，為老百姓做，什麼怨言都沒有了。」這話對我一直有用。
而且我後面還有許多在愛滋病領域工作的海外華人專家，他們也希望為祖國做事情，我算是牽根線吧。
回國的曹韻貞依然在跟時間賽跑。僅僅兩個月，就與北京地壇醫院合作建立了愛滋病門診，開始接診。而她常常買兩個花卷饅頭放在辦公室裡，早上一個，中午一個，因為「正經吃飯太費時間」。
過這樣的生活，我不覺得虧欠了自己，只是覺得虧欠家人很多。我愧對母親，她28歲守寡拉扯我們長大，很大歲數了還要幫我操持家務。她病倒了，我在家只守了幾天就又得出去講課，後來她因為醫療事故意外去世，我自己還是醫生！我覺得這個內疚是一生都沒辦法彌補的。我先生在美國做完心臟手術到北京，結果又變成他在照顧我。
小外孫Jake出生時我人在內地，只聽說他不會吸奶，三個月大、五個月大時見了兩次，發現一些症狀，但接觸時間太少，我想大概是發育遲緩，直到八個月時再見，他還不會坐、爬，我才警覺有腦癱的可能，一查果然是。我女兒為了不遺棄這個孩子，放棄了國際貿易極為熱門的工作，為他的治療費盡心血。女兒需要我，可我為了愛滋病人長年在中國各地跑，沒有辦法幫她。
人到中年，本該是上對父母盡孝，下對兒女盡責，可一直是全家人為我服務，為我的工作服務。我現在很怕一個人開車，會不知不覺想到家裡人，會想得出了神。
為談一個合作項目，她跑了7趟雲南，2002年在雲南省啟動的治療項目為300例感染者提供了3年規範治療。8年來，她去了N次河南、山西，足跡遍布所有的重災區，她負責的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提供的CIPRA項目，對山西省聞喜縣700例HIV感染者進行了規範治療。為了打進新疆，她去了不下10次，從一開始只歡迎講課到後來能去病人家裡探視，最終以一片誠意說服了當地政府，治療得以全面展開，比爾·蓋茨基金會、柯林頓基金會也由她牽線進入新疆。
愛滋病治療領域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曹韻貞說，就是要迅速提高與愛滋病人打交道最多的村醫的水平，提高病人的依從性。「都在叫要新藥，其實新藥來了不好好吃，出現副作用醫生不懂得解釋說服，動不動就停藥，還是會產生耐藥性。」
在河南鄭州，她自己坐門診看病人，帶徒弟，這些醫生又到更基層的醫院去講課，帶更多的徒弟。她直繃繃地說：「沒有一個省的領頭醫生不是我培養的，最自豪的就是培養了一支隊伍。」她盡力給徒弟們創造深造的機會：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傳染科的孫永濤經她介紹到美國免疫學家Broose Walker手下進修，他英語好，最後能在美國坐門診看病人，回國後帶回61萬美元的基金項目，建立了實驗室，成為中國目前唯一做CTL（細胞毒T淋巴細胞）測定的人；鄭州六院的何雲也在她的推薦下赴美進修；雲南省傳染病專科醫院的周曾權、新疆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張躍新主任都已能獨擋一面。
科學事業是不能有半點虛假的，更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學術界有一些風氣不好，就是壟斷，什麼都要把在自己手上，我就看不慣這種現象。尖端有兩種，一種是寶塔形，一種是梯形，寶塔尖上是很突出、榮耀也大，但倒起來也快；梯形上面雖然站了一排人，但很穩固。一個人不是萬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不是強項也攥在手裡……要做老大，要靠自己一點點做出來。不過現在有些領導就喜歡敢說大話的人，做不到也無所謂。
中國一些地方的愛滋病治療現在政治味越來越濃：為愛滋病人著想的少，對政績工程、國際形象感興趣的多。我這樣說也許會得罪人，不講麼，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我能做的，現在的年輕人都已經能做了，該激流勇退了。我不想當英雄，離開時就希望聽一句話：曹韻貞為中國做了些事情。沒有，也沒關係。■
(責任編輯：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