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背鍋史

原創-NO.1188

作者：頁清 審核：霍小山 編排：不吶吶

2020年的這場大疫，註定要載入史冊。 2月3日，NATURE雜誌在線刊出一篇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發表的研究論文，該論文顯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nCoV-2019的序列與一種蝙蝠中的冠狀病毒序列一致性高達96%，也就是說，引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

在這篇論文出來之前，就已經很多人將蝙蝠列為第一嫌疑人，並憤怒指責那些貪吃野味的吃貨： 「大過年的吃什麼蝙蝠啊？ 」事實上，蝙蝠這種相貌奇特，長著雙翅的小生靈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扮演著特殊角色。

一、中國古人如何看待蝙蝠？

由於蝙蝠的顏值慘澹，常人對它的直觀印象都不會太好。 它長著老鼠的腦袋、尖利的獠牙，卻又背負著一對翅膀，棲息於陰暗的洞窟中，常常發出尖利的叫聲，令人不寒而慄。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蝙蝠一直不受待見。

《舊約全書·申命記》記載 ，耶和華曾告誡摩西等人「凡潔淨的鳥，你們都可以吃」，卻不允許吃蝙蝠，顯然是將蝙蝠視為危險的不潔之物。

由於有的蝙蝠會吸食動物的鮮血並帶來疾病，西方人又將它與恐怖的吸血鬼傳說相聯繫。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蝙蝠在西方文化中形象相當負面，至於超級英雄蝙蝠俠，那都是現代的事情了。

▲電影中的蝙蝠俠形象

與西方不同，蝙蝠在中國文化中卻有著光鮮的一面。 這是因為在漢語中，蝠與「福」同音，代表著吉祥如意。 早在新石器時代，心靈手巧的遠古先民就製作出有關蝙蝠的工藝品。 到了漢代，蝙蝠圖案已經成為常見的紋飾。

到了明清之時，蝙蝠的福氣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清代孟超然在《瓜棚避暑錄》中說： 「蟲之屬最可厭莫若蝙蝠，而今之織繡圖畫皆用之，以與福同音也。」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也就是說，文字的讀音與字義本身其實沒有必然聯繫，但蝙蝠確實意外受益於中文的諧音之妙。

▲商代的玉蝙蝠

有學者認為蝙蝠在中國成「仙」，在西方成「鬼」，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其實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古代中國文人對蝙蝠的看法也不全是吉祥如意，也有著負面的評價，只不過這種評價更多是從道德立場出發。

在古人看來，蝙蝠晝伏夜出，終日躲藏在黑暗之中，是膽怯的表現； 它兼具鼠類與鳥類的特徵，似鼠非鼠，似鳥飛鳥，陣營不明，是一個妥妥的「騎牆派」。 在重氣節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看來，這樣的「貪生怕死」、「立場模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少不得用文學創作來編排蝙蝠。

三國時期的大文豪曹植曾寫過一篇《蝙蝠賦》，開篇便寫道： 「籲何邪氣，生玆蝙蝠。」 將蝙蝠視為邪氣所化。 曹子建還特別譏諷蝙蝠「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的不倫不類和「不容毛群，斥逐羽族」可悲下場。

▲ 日本遊戲 《三國志》中的曹 植

白居易在《洞中蝙蝠》一詩中說蝙蝠「遠害全身誠得計，一身幽暗又如何」，批判蝙蝠的「消極避禍」。

明代馮夢龍更是在《笑府·蝙蝠騎牆》中嘲諷了蝙蝠的「兩面派」行為。 在故事裡，百鳥之王鳳凰過壽，眾鳥都前往祝賀，只有蝙蝠不至，說自己是獸非鳥，等萬獸之王麒麟過壽時，蝙蝠還是不到場祝壽，說自己是鳥非獸，後來鳳凰與麒麟相遇時，慨嘆「今世風惡薄，偏生此等不禽不獸之徒，實無奈他何」。顯然，馮夢龍是相當瞧不起蝙蝠的。

蝙蝠雖然長著翅膀，但終究是哺乳動物，這在今天是常識，古人卻很難看得清楚。 至於蝙蝠的那些習性，只是生物本能而已，實在沒有必要以人類的道德標準去評判。 中國的知識分子對蝙蝠冷嘲熱諷，看似是對蝙蝠不屑，其實只是借物喻人，表露對趨炎附勢、貪生怕死之徒的憎惡罷了。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古人認為蝙蝠有極高的食用價值。晉代崔豹的《古今注》記載：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食之神仙。」 又據葛洪的《抱樸子》載，蝙蝠「此物得而陰乾莫服之，令人壽萬歲」。

《古今注》等都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但在古代醫學與生物學極其不發達的情況下難免有局限性，即便是《本草綱目》這樣的不朽醫藥巨著也遠非完美無缺，因此今人無需苛責。

中國古代追求成仙萬歲者數不勝數，可真的有人成功嗎？ 對於這樣的追求，魏文帝的這兩句詩再合適不過：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為我們留下太多的教訓，但願這樣的教訓是最後一次。

看來，古人對蝙蝠的評價都是隨自己的需求而變，無論是「福」的化身還是「不禽不獸之徒」，都是人類自身的寄託與譬喻而已，與自然界的蝙蝠又有何幹呢？

二、蝙蝠成為近代「反面教員」

蝙蝠的形象在古代便比較複雜，直到晚清之際，蝙蝠也沒有離開文人們的視野。

1905年的《國粹學報》第5期與第7期分別刊登了兩篇奇文，《哀蝙蝠文》與《招蝙蝠文》。

《哀蝙蝠文》的作者不明，但作者描述他親眼看到在上海高竿掣電之下，「蝙蝠成群投明而舞，磁石所引攝，力不勝，隕墜赴地，無復奮飛」。也就是說蝙蝠因電線桿等現代文明的產物而受到影響，在磁場的誤導下精疲力盡，被人類踩死。

看來，作者已經對蝙蝠辨別方位的原理有所了解，並寄予了一些同情。 不過，他也替蝙蝠「猥不愛惜，外鑠其中，依附末光炙之而熱炎炎之勢，罔顧其後終隕軀命，何異自戕」感到悲哀，既憫其遇，更憎其愚。

分明是人類的擴張危害到蝙蝠的生存，作者卻說是蝙蝠自尋死路，未免有些不厚道，不過他也說明是「餘懷有託，文以哀之」，又是一託物言志，自然意不在蝙蝠。

有趣的是，很快又有人寫《招蝙蝠文》相呼應，這篇文章詞藻更加華麗，也更為晦澀難懂。 「繄蝙蝠之賦形兮，實託體於穴蟲。去紛煩之土壤兮，乘窸窣之微風。應昇陽而夏見兮，懷沉陰以蟄冬」 ……

想必大家也看出這篇賦的意蘊深刻。兩篇文章 「意有所寄，不必強同也」 ，都是文人借物抒懷的佳作，蝙蝠只是作者的寄託罷了，更與尋常百姓關聯不大。

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傳媒的逐步發達，蝙蝠的形象開始深入國民心中， 意外成為啟蒙國人的重要工具。

前文已經提到，蝙蝠因為 「盡似鼠形，謂鳥不似」 的不倫不類，被古人視為 「騎牆派」 ，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近代中國，騎牆派自然遭到更猛烈的口誅筆伐。

1902年，《大陸報》轉載法國人威諾倫的小說《蝙蝠中立》，通過西方人之口狠批了蝙蝠的首鼠兩端。

1918年的《神學志》雜誌上有一篇題為《喻蝙蝠》的文章，向讀者講述了一個故事： 在鳥與獸的戰爭中，蝙蝠一直保持中立，一會兒說「我有二翼」，一會兒說「我有四足」，最後被鳥類野獸「共逐之」。

這個故事與馮夢龍所寫其實大同小異，但作者更明白地闡明了內涵，明言這裡的蝙蝠指的就是在南北對立中左右逢源的政客、軍人、「調和人」。

中國古代便推崇「忠貞不二」在，民國之後，萬象更新，但許多基本的道德準則仍得以保留。在南方護法軍政府與北洋政府緊張對峙的時刻，投身政治者更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反覆無常、立場不堅者必定為雙方所嫌惡。

因此，蝙蝠在新時代又成為抨擊政治投機心理的重要載體。

1925年，莊淳正作《斥蝙蝠式之中西醫》，鼓勵國人 「與實驗主義之中醫攜手，而不可與蝙蝠式之中醫共語」 ，顯然是以蝙蝠比喻批判某些不倫不類、只知西醫皮毛而不知精髓的人。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救亡圖存逐漸成為全民族的共識 ， 在民族主義話語體系中，原本左右逢源的蝙蝠更是成為缺乏氣節的象徵，被用於敲打通敵動搖者。 而且，由於大眾傳媒和教育啟蒙的迅速發展，蝙蝠不再是幾個文人的抒懷之物。

救亡圖存，要從娃娃抓起，國難當頭，兒童成為國家的希望。 1931年的《小朋友》雜誌刊登童話《蝙蝠為什麼沒有巢》 ，在故事中，蝙蝠同樣利用自己似鼠似鳥的特點，先投靠鷹，後投靠狐，但都因習性太壞被趕走，最終落得無巢可住、倒掛梁上的下場。

此時，東三省正被日軍荼毒，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樣的童話故事指向鮮明。

1932年，張振亞又在《桃塢》雜誌作雄文《討蝙蝠文》，在撲殺兩隻蝙蝠後，張振亞還歷數蝙蝠之罪， 「二蝠汝死固慘，然所以至此者，汝自作自受之因果也，設汝安於分謹乎行，不作首鼠之兩端，不冒禽獸之雜種，束身自愛，潛匿避人，則吾曹將縱汝輩走」。

與《討蝙蝠文》同版的文章還有讚頌愛國將領馬佔山的《黑馬將軍傳》，在此特殊時期，《桃塢》刊登這篇文章顯然意有所指。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危在旦夕的時代，也是國際局勢紛繁詭譎的時代，國人同樣以蝙蝠來比喻一些國家反覆無常、投機僥倖的外交方針，比如 1935年《上海黨聲》的《英國之蝙蝠外交》 ，以 「蝙蝠式」外交諷刺英國對德、意、日侵略集團的妥協退讓。

1939年， 《新民族》發表短評《想做蝙蝠的日本》 ，指出日本與德、意結盟不過是蝙蝠式的投機取巧，並非真心幫助德、意對抗蘇聯，果不其然，在蘇德戰爭的關鍵時刻，日本非但不曾出兵蘇聯策應德國，反而冒死將美國拖入戰爭，狠狠地出賣了一把「盟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抗日禦侮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目標，一切通敵、投機者都將被頂上歷史的恥辱柱，蝙蝠又成為人民群眾特別是小朋友們的反面教員。

1943年胡生靜在 《廣東兒童》發表童話《沒有國籍的蝙蝠》 ，虛構出狡猾的蝙蝠挑撥鳥、獸、魚三族的全面戰爭，卻又憑藉自己兼具鳥獸特點的外形從中漁利，在長達九千萬年的戰爭中

蝙蝠「 憑著它特有的兩翅和四腳，到處可以跑可以飛，鳥呀獸呀都會好好的招呼它」 ， 「到處受到很優裕的招待，它希望這個戰爭要長久打下去」 。

最終，鳥、獸、魚籤訂協議，都不給蝙蝠國籍，從此蝙蝠成了沒有國籍的怪物。

1943年是關鍵的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勢在這一年變得相當明了，開羅會議後，中國成為同盟國陣營的關鍵成員，戰爭也早已由中日兩國的孤立戰爭演變為兩大國際陣營的殊死決戰。

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著左右逢源、漁翁得利的投機分子將成為全民族、全世界的公敵，等戰爭結束的那天，也將成為沒有國籍的蝙蝠，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長期以來，有這樣一種聲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除了位列同盟國陣營外，還有一個汪偽政府加入軸心國集團， 無論二戰結局如何，中國都是戰勝國。

這種看似機靈的想法其實早已有人提出，這個人就是周佛海。1941年6月，周佛海得知德、意兩國宣布承認汪偽政府，便在日記裡突發奇想：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兩戰線已分明，誰勝誰敗，尚未可知……今南京加入後者，則中國雙方均有關係 ， 所謂腳踏兩隻船，無論勝敗誰屬，中國不至吃虧。」

▲ 周佛海

對於周氏的腦洞，學者鄧野評價其為標準的漢奸理論。

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中日戰爭必將演變為國際性的戰爭，在兩大陣營中，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任何投機的餘地，與日本血戰多年的慘痛經歷也不可能讓中日有「並肩作戰」的可能，否則只能是「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讓中國蒙受汙名與恥辱罷了，周佛海這樣的說辭不過是自作聰明與文過飾非而已。

相比之下，國民政府在珍珠港事變後毫不猶豫地選擇對日、德、意三國宣戰，並率先提出同盟國陣營成員不得與敵人單獨媾和，與周佛海相比，高下立見。外交固然需要權謀機變，但終究不能違背正道。

在民族大義與國際正義面前，想做投機取巧的蝙蝠是不可能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蝙蝠仍然扮演著 「反面教員」 的角色。 1946年《新上海》刊登《李香蘭化作蝙蝠東京飛》 ，以蝙蝠比喻憑藉日本國籍逃脫漢奸審判的李香蘭。 1947年《禮拜六》又有《楊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時局展望）》 ，同樣是斥責某些人的投機外交思想。

蝙蝠的 「非鳥非獸」 純粹是物種天性，但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中，就成為一種原罪， 有罪的不是蝙蝠，而是投敵者。

三、蝙蝠的形象逐漸趨於正面

說了這麼多，似乎蝙蝠在近代中國的形象很糟糕，但其實隨著中國的現代化，國人開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蝙蝠。

早在1873年，西方傳教士就在《教會新報》以科學的態度向中國人介紹蝙蝠，指出蝙蝠「最喜食者惟蚊，蚊生多之處，蝠亦生多，此又大益人矣」，世間生靈「無一物虛置」。

此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理性認識蝙蝠，尤其是蝙蝠捕食蚊蟲對人類的裨益。比如 1930年的《少年》雜誌刊登棠洲的《科學故事：蝙蝠》，向讀者介紹蝙蝠雖然長著翅膀，但其實是哺乳動物，且會捕食蚊蟲，對人類有益。

同年， 《學生雜誌》刊載《蝙蝠的捕蚊數》，公布外國科學家堪培爾的統計結果：蝙蝠一晝夜可捕殺蚊子3635隻。 1940年，周性初也在《科學趣味》上發表《蝙蝠:蚊的敵人》。

▲《蝙蝠的功勞很大》，來源：《兒童知識》1948年第26期。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損失慘重，最直接的原因是 技術落後 ，因此許多有科學頭腦的中國人開始關注蝙蝠的仿生學價值。

雷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發明之一 ，其工作原理與蝙蝠飛行時的聲波導航有相似之處，飽受日機轟炸的中國雖然根本不具備製造雷達的技術，但對這種新式防空裝備頗感興趣，也注意到蝙蝠與雷達的關係。

在《中國的空軍》、《文摘副刊》、《一四七畫報》等雜誌中都有專文介紹蝙蝠的導航原理與雷達技術的聯繫。

1948年，國統區已是風雨飄搖，但上海的《中華少年》還是在科學問答欄目耐心解答了讀者鄭志中的疑問，即蝙蝠是否是科學家發明雷達的前導。

這篇問答告訴讀者， 「與其說蝙蝠是科學家發明雷達的前導，還不如說人們想到雷達和蝙蝠的相似」。

不僅國統區的雜誌關心這個問題，解放區雜誌也是如此。 1949年，張子瞻在《新兒童世界》發文《你看見過蝙蝠嗎？它是雷達的始祖》，向小讀者們介紹雷達與蝙蝠的聯繫。在這場戰爭中，國共立場分明，但 追求科學與現代化是中國人共同的心聲。

中國古人曾認為吃了蝙蝠可以成仙，但在近代醫學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國人早已注意到蝙蝠會傳播疾病。如 1932年，馮文華在《醫學與藥學》譯介海外醫學新聞《蝙蝠與狂犬病》，警告國人蝙蝠可傳播狂犬病。

1939年，《上海醫事周刊》刊登《醫學文摘:蝙蝠傳播瘈咬病》。1940年，《廣西農業通訊》發文宣稱吸血蝙蝠會在家畜間傳播烈性的口足病。

試想，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蝙蝠會傳染疾病早已成為常識中的常識，現在還想著吃蝙蝠的人，就是穿越回民國也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到了民國末期，蝙蝠的習性與益害處事實上成為連兒童都需要掌握的常識。這背後反映的其實是國人科學精神和衛生意識的加強。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從點滴之處做起。

簡要回顧蝙蝠在中國歷史中的形象演變可以發現，這種長相不太討人喜歡的小動物一直在陪伴著中國人。

不管是首鼠兩端的投機者形象，還是吉祥的福星，亦或是民族主義的特殊需求，國人對它愛恨情仇，無非是從自身的需求出發。蝙蝠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一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試問，到底是蝙蝠危害了人類，還是人類危害了蝙蝠？

長著翅膀不是蝙蝠的錯，錯的是首鼠兩端的投敵者；傳播病毒也不是蝙蝠的錯，錯的是違背自然規律與敷衍卸責的人。人類是最具智慧的生物，也是最容易犯大錯的生物，蝙蝠何辜？自然界何辜？

參考資料：

1.《教事近聞： 格物探源》，《教會新報》1873年第230期。

2.《小說:警世奇話:蝙蝠中立》，《大陸》1903年第3期。

3.《哀蝙蝠文》，《國粹學報》1905年第1卷第5期。

4.《招蝙蝠文》，《國粹學報》1905年第1卷第7期。

5.包容： 《喻言:蝙蝠》，《神學志》1918年第4卷第3期。

6.董啟明： 《蝙蝠》，《小朋友》1923年第64期。

7.莊淳正： 《斥蝙蝠式之中西醫》，《廣濟醫刊》1925年第2卷第8期。

8.《蝙蝠的捕蚊數》，《學生雜誌》1930年第17卷第7期。

9.魏麗敏： 《蝙蝠為什麼沒有巢》，《小朋友》1931年第485期。

10.馮文華： 《海外醫事新聞： 蝙蝠與狂犬病》，《醫學與藥學》1932年第1卷第6期。

12.張振亞： 《討蝙蝠文》，《桃塢》1932年12月。

13.《英國之蝙蝠外交》，《上海黨聲》，1935年第1卷第35期。

14.《蝙蝠傳播瘈咬病》，《上海醫事周刊》1939年第5卷第49期。

15.《想做蝙蝠的日本》，《新民族》1939年第4卷第2期。

16.周性初： 《蝙蝠:蚊的敵人》，《科學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17.胡生靜： 《沒有國籍的蝙蝠》，《廣東兒童》1943年第5卷第2期。

18.《蝙蝠與雷達》，《中國的空軍》1945年第88期。

19.《發明雷達的始祖： 蝙蝠》，《一四七畫報》，1946年第2卷第12期。

20.虛丹： 《李香蘭化作蝙蝠東京飛》，《新上海》1946年第38期。

21.蘇迅： 《楊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時局展望）》，《禮拜六》1947年第94期。

22.王莊： 《農業文獻摘要： 蝙蝠危害家畜》，《廣西農業通訊》1947年第6卷。

23.《蝙蝠的功勞很大》，《兒童知識》1948年第26期。

24.《答讀者鄭志中君》，《中華少年》1948年第5卷第17期。

25.張子瞻： 《你看見過蝙蝠嗎？ 它是雷達的始祖》，《新兒童世界》1949年第27期。

26.鄧野： 《蔣介石的戰略布局》，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27.陳濤： 《吉祥文化下的蝙蝠圖案研究及符號化解讀》，碩士學位論文，重慶大學，2008年。

28.張智豔.： 《傳統蝙蝠紋樣藝術符號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湖南工業大學，2009年。

29.焦成根，葉錫錚： 《從蝙蝠形象看中西文化精神》，《美術大觀》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