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牛頓（Helmut Newton）的攝影集SUMO（1999年）在這個時候再版有些耐人尋味。全書共464頁，重達35公斤，附贈Philippe Starck特別設計的支架。為迎合當今時代，該書經過重新設計：改名BABY SUMO，尺寸僅有原版的一半大小，價格相對來說也很合理，1000英鎊。（《SUMO》籤名初版在2000年柏林拍賣會上以62萬馬克的價格成交，相當於今日50.6萬英鎊[1] 左右，成為20世紀最貴的書。）
2020年，牛頓的影響力還在持續，Vogue義大利版10月刊在攝影師100歲誕辰前夕專門撰文介紹了他的藝術影響。牛頓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的背景下嶄露頭角，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視覺藝術家之一。他的攝影作品定義了時尚專題和廣告呈現女性的方式。
飽受爭議的先驅[2]
牛頓1920年出生於柏林，是一位猶太紐扣製造商的兒子。他童年衣食無憂，母親會精心為他戴上塔夫綢領結，還常去Berliner Schwimm Club遊泳玩水。在那裡，他被遊泳愛好者「總是溼溼的」泳衣吸引，後來更將這份記憶注入到作品之中，比如1984年的一張照片，達麗爾·漢納（Daryl Hannah）腳踏透明塑膠高跟鞋，一身紫紅色泳裝，膝頭顛著一個哭嚎的嬰兒。
1938年，為了躲避納粹迫害，牛頓前往新加坡，之後定居澳大利亞，在那裡他遇到妻子和藝術上的夥伴瓊·牛頓（June Newton），後者是新版SUMO的編輯。牛頓的目標是為Vogue拍照（1956年他的第一份合同與Vogue英國版籤訂，之後轉至Vogue澳洲版），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才開始認真耕耘起時尚專題。1967年，以模特Willy Van Rooy為主角的照片早早將敘事引入時尚攝影。在題為「如何讓皮草飛起來」的系列作品中，Van Rooy朝鏡頭飛奔而來，身後小飛機緊追不捨，靈感來自於1959年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電影《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中的著名場景 。
他對女性的戀物癖式的描繪讓人難以忘懷。那些不同狀態下的赤裸女體乍一看可能讓人震驚、受刺激，女性看似被物化了。但這些照片的含義要更加複雜，它們把玩著人類的欲望、情慾、性別和權力等觀念。從1981年Vogue巴黎版刊登的Sie Kommen等照片來看，以展示時裝為主要任務的時尚攝影在他手中有了另一番境界。牛頓獨闢蹊徑，讓販賣情色成為常態，為觀者帶來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魅惑。他教會我們，販賣幻想遠比販賣新衣服打動人心。
他成功了，而且他意在挑釁。在1975年的一張名為Rue Aubriot的照片中，模特全身穿著YvesSaint Laurent的「Le Smoking」燕尾服套裝。背景裡的巴黎呈現出牛頓式的黑白顆粒感，他將這種效果形容為「黑光」。70年代中期女性很少會穿長褲套裝，照片打破了性別刻板印象。畫面中明亮的路燈暗示著剛剛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的想像力成就了這幅作品。該系列的另一幅作品給出了進一步的線索：雌雄莫辨的西裝女郎一側出現了一位只穿高跟鞋、戴面紗的裸體女子。兩人之間電光火石，產生一種性張力，也許是色情的——這取決於誰在觀看。
煽動性和影響力
牛頓曾說：「我愛女人，勝過一切。」他想把女性表現得強壯有力，卻背上了厭女的名聲，最著名的事件是作家、活動家和哲學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當面指責他，這個片段被法國電視臺收錄在名為《赫爾穆特·牛頓：壞的與美的》（Helmut Newton: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2020年）的紀錄片中。
在#MeToo的社會背景下，牛頓的作品更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解讀清楚。今天我們討論的焦點在於立場，即塑造個人身份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牛頓是一位異性戀白人男性，在他工作的年代，主流觀點不會點出他的攝影作品是否是父權社會的象徵。這些照片以撩人的幻想為人津津樂道，依照攝影師的想像和構建，暗示了獵物和獵人之間的情色角力。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他鏡頭下女主角們的自主情慾。如格蕾絲·瓊斯（Grace Jones）在前文提到的紀錄片的預告片中所說：「他有點變態，但我也是！」
牛頓作品的複雜之處在於，它們以男性視角來表現女性，目標受眾卻是女性。翻閱著牛頓攝影集，更多疑問浮現出來。生活在2020年的女性會想成為牛頓的繆斯式的女性嗎？做女人沒有標準答案，這個問題也不會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