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6日，密西西比州，派克縣。
警方接到報案，趕到薩米特鎮上的一間木屋，看到三具高度腐爛的屍體。年輕的夫妻被銳器刺死，四歲的女兒被勒死/掐死。調查發現，所有線索都指向報案人，就是男性死者的繼父。
他在1991年給（繼）孫女買過壽險，正是兩年過後才能收益的險種，且在發現屍體第二天便申請了理賠。加之舊有的疑似騙保記錄，警方相信他和三人的死脫不了干係，只缺少直接證據。
1998年，檢方終於被間接證據說服，決定起訴。為了增加勝算，檢察官求助了一位名叫威廉·巴斯（William Bass）的教授。
這位常年觀察屍體腐爛過程的科學家，把三具遺體的狀態套進一條公式，估算出的結果是，死者在警方拍照時已經死去25-35天。
這就是說，死亡時間很可能在1993年11月中旬。而根據嫌疑人的口供，他其中一次去到小木屋的日期剛好是11月16日。科學家的證詞，重挫了辯方「上門拜訪過後很久才發生謀殺」的觀點。法庭審理認定嫌疑人謀殺三人罪名成立，判了他死刑。
2000年2月，罪犯因為3項謀殺罪被判死刑丨Clarion Ledger
檢察官事後回憶說，假如沒有巴斯教授，那個人很可能脫罪的。法庭的判決結果，對一種當時看來有些前衛的研究方式來說，算得上一次肯定。
這種研究方式，就是巴斯教授創建的人體農場。
回到1981年5月，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
一座1英畝的氣質獨特的研究基地，迎來了它建成後的第一具遺體。那是一位73歲的老人，生前患有酒精中毒和肺氣腫，也有心血管疾病。遺體是由老人的女兒捐贈而來，本人和家人的捐贈也是研究對象的重要來源。
1-81代表1981年的第一具屍體丨Slideplayer
田納西大學的巴斯教授和學生們，給這具遺體編號為1-81，並把他放在一片水泥地上，任他自然地腐爛。為了不讓動物把屍體吃掉，外面還套了一層鐵絲網罩。
從此，團隊為許多遺體的腐爛過程進行了日復一日的忠實記錄，和各式各樣的研究。這些研究，給需要判斷死亡時間的執法人員，帶來了豐盛的科學依據。
這片1英畝的場地原本沒有名字，巴斯教授為了發論文，才勉強給它取名「人類學研究設施（ARF）」。而從這裡發出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人體腐爛過程中的昆蟲活動，1-81到4-81都參與了。
不少昆蟲對死亡的氣味很敏感，能從幾百米乃至數公裡外及時趕到屍體所在的地方。
巴斯教授的助教威廉·羅德裡格斯（William Rodriguez）發現，在人體腐爛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昆蟲前來繁衍，也會有不同的昆蟲離去。
一具遺體在空地放置1小時後，口鼻已有麗蠅出沒丨參考文獻4
第一階段是新鮮期（Fresh Stage）。溫暖的季節，屍體從冷藏櫃出來，在空地平躺不到1小時，麗蠅便早早趕來了。很快，雌蠅先在屍體臉上開孔的地方（如口鼻眼耳）產卵，孵化也在6-40小時內迅速發生。幼蟲開始以屍體的軟組織為食，數量會在3-10天之間壯大起來。
第二階段是膨脹期（Bloated Stage），因為微生物對軟組織的分解會釋放氣體，讓屍體像氣球一樣膨脹起來。這個階段的人體，除了有大量麗蠅定居之外，也能看到葬甲科（俗稱埋葬蟲/食屍蟲），那些甲蟲不止吃屍體，也吃先來的那些蠅類。
春夏季節，10個昆蟲科在屍體腐爛期間的出沒情況丨參考文獻4
第三階段是腐爛期（Decay Stage），氣體散去，屍身不再膨脹。麗蠅幼蟲數量達到頂峰，而後大量飛離屍體，鑽進土壤開始成蛹。屍體上的甲蟲數量漸趕上蠅類。
第四階段是乾燥期，屍體只殘留少量組織。這個階段開始時，能觀察到的昆蟲幾乎只剩兩類甲蟲，隱翅蟲科和露尾甲科；接著，又有另外三個甲蟲科後來居上。甲蟲們以餘下的乾燥組織為食，也取代蠅類，在數量上成為主導。
至於屍體腐爛的每個階段有多久，科學家發現，不同季節屍體的腐爛節奏也有所不同。總體看來，天氣越熱，屍體腐爛越快。
觀察時間是1981年5月-1982年5月，為期一年丨參考文獻4
此前的文獻記載當中，沒有誰對人類遺體上的昆蟲活動做過如此詳盡的觀察實驗。這項研究發表在1983年的《法庭科學雜誌》（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上，也成了雜誌創刊起引用最高的論文之一。
從那以後，不同昆蟲的活動情況，都與屍體分解階段對應起來，成了巴斯教授和同事們判斷人類死亡時間的重要依據。
當然，這遠不是全部。
除了昆蟲，科學家們還想過用屍體腐爛過程中滲入土壤的物質，來判斷人類的死亡時間。比如，組織分解時會產生揮發性脂肪酸，時間越久釋放越多，這些脂肪酸在土壤中的含量，也是屍體分解進度的一種體現。
1991年，巴斯教授的博士生阿帕德·瓦斯（Arpad Vass），用一年內不同時期死亡的7具遺體來研究這個問題，發現了有意思的規律：
土壤溶液裡揮發性脂肪酸的濃度（考慮體重和空氣溼度之後），只與平均溫度 (攝氏度，℃) × 分解天數的值有關，不論死亡時間是冬天夏天。瓦斯給這個值取名ADD，就是「累積日度」的縮寫。
也就是說，假如一具屍體在平均30℃條件下分解了15天，另一具屍體在平均15℃條件下分解了30天，他們的ADD相等，屍體分解也應當進行到相近的程度，展現出相似的狀態（零度以下計為零度）。此處的相似，不限於揮發性脂肪酸在土壤中的濃度相似，也可能是皮膚滑脫程度相似，或者骨骼暴露程度相似等等。
這條規律很有用。假如科學家能根據經驗，把不同ADD值對應的屍體狀態總結出來，在面對陌生屍體的時候，只要代入當地近期的氣溫，就能估測死亡時間了。
溫度與死亡時間大致成反比丨參考文獻5
還記得開頭提到的小木屋一家三口被殺事件吧。巴斯教授看過屍體照片之後，便是根據皮膚滑脫情況、骨骼暴露情況、毛髮脫落情況和昆蟲活動情況這四種指標，估計腐爛屍體的ADD；再代入案發地深秋的氣溫，得出了死亡時間在25-35天前的結論。
這樣，檢方才有理由堅持三人大約在11月中旬死亡，促使法庭認定嫌疑人的罪名。假如估算結果落在12月初，嫌疑人就有不在場證明了。檢察官說，他求助巴斯教授的時候，特意沒提自己認定的案發日是哪天，因為他當時還對這種推算方式心存疑慮，想試試究竟可不可靠。
至少從結果看，嘗試是值得的。
每具自然腐爛的屍體都會經歷那四個階段，但情況可能會比想像中複雜。哪個公式也不是100%好用，有時幾個表徵還可能指向不同的死亡時間，令科學家陷入矛盾。
女孩失蹤前，就躺在她的兒童床上丨Murderpedia
2002年2月，一對夫妻報案說7歲的女兒失蹤，他們前夜把女兒抱到床上就再沒見過她。警方很快鎖定了50歲的鄰居，在他的房車和外套上，分別發現了一滴失蹤女孩的血跡。他的家裡和車上還有女孩的指紋與毛髮，和女孩家地毯質地相似的纖維，以及女孩家狗狗的毛髮。
看似鐵證如山，但辯方也提出了懷疑：嫌疑人和女孩一家相熟，女孩常到嫌疑人房車裡玩，最近還去過他家。以及，有人證實女孩失蹤當天，她的母親和嫌疑人在酒吧跳過舞，有些痕跡可能是那時轉移到了嫌疑人身上。另外，當晚女孩父母召集多人在家聚會直到清晨，其他客人也有可能帶走女孩。
後來，屍體在鄉間找到，死亡時間成了關鍵。假如死亡時間被推定在警方嚴密監控嫌疑人之前，他很可能被定罪，反之便可能無罪，因為在重重監控下幾乎沒有條件棄屍。
女孩遺體在8號州際公路附近發現丨San diego Jewish World
法庭上，幾位法醫昆蟲學家都依據昆蟲繁殖周期判定，受害人死亡時間在嫌疑人受到警方監控之後。控方求助的法醫昆蟲學家也不例外，只是他基於立場補充了一句：可能有別的因素延遲了昆蟲活動。
另一方面，控方請到的非昆蟲學方向的法醫學者們，則認為死亡時間在失蹤後幾日，那時警方對嫌疑人的監控並沒開始。專業人士的意見出現了分歧。
也許是因為，幾位昆蟲學家雖然給出相似的結論，但各自推算的死亡時間還有差異，法庭沒有採信他們的證詞，嫌疑人被判了死刑。
這份判決令外界產生過強烈質疑。許多人認為，在重大疑點尚存的情況下，量刑未免過重。直到日後從警方源頭流出匿名消息，指屍體發現前不久，辯方律師曾經與檢方談判，期待用拋屍地點換取檢方放棄追求死刑，大部分人心裡的疑團才漸漸散去。
但即便如此，法醫學者之間出現矛盾結論的源頭問題也並沒有解開。假如科學家能為屍體提供更豐富的環境，讓他們在不同的條件下腐爛，也許有機會讓一些複雜的情況得到解釋。
巴斯教授和同事們便觀察過許多場景下的屍體：有裸露在外的屍體，掩埋後蓋上混凝土板的屍體，困在生鏽汽車裡的屍體，藏在灌木叢下的屍體，被石頭綁住沉入水底的屍體……
當屍體裸露在外，蛆蟲吃它的時候，常常留下最外面的表皮層來遮擋陽光。所以，有時乍看新鮮的屍體，近看卻發現裡面已經被吃空，只剩骨架和一層皮。
假如希望蟲子吃得更乾淨，科學家們會給遺體套上黑色塑膠袋。昆蟲覺得外面已經有了保護，便能放心把表皮層也吃掉。這樣的操作，有助於加速屍體的白骨化。
外界條件稍有不同，屍體的分解進度條就可能發生不小的改變。比如，有人在室內死去，屋外的蠅蟲未必很快趕到。如果科學家對一些影響因素不甚了解，就容易錯判死亡時間。
當年，巴斯教授之所以下定決心開闢一塊觀察人類屍體的專用場地，也和一次失誤有關。
1977年12月，作為州政府聘請的法醫人類學家，巴斯教授收到警方求助。南北戰爭期間陣亡的威廉·塞上校的墓被人挖開，棺材上面發現了一具無頭屍，雖然高度腐爛，卻還有粉紅色的組織。
警方認為他死亡不久，而墓主人已經去世113年。巴斯教授查看屍體之後，也相信死亡時間不超過一年，很可能有人把墓裡的屍體調換了。
後來，警方在棺材裡發現了前額中彈的頭骨。另外，屍體有許多蛀牙，有些還很嚴重，卻無一處被修補。一位穿著禮服的年輕人，卻沒有看過牙醫的痕跡，不得不令巴斯教授開始懷疑，死者生活的年代沒有牙醫。
不久，死者衣物的鑑定結果表明，材質皆是絲綢與棉質，沒有發現合成材料。類似的線索越來越多，巴斯教授和調查組最終相信，那就是威廉·塞上校。屍體看似新鮮可能是因為，密閉的鑄鐵棺材防水防蟲防氧氣，微生物的分解工作不容易推進。
把死亡時間判斷差了100多年，巴斯教授感到自己對屍體分解知之甚少。從此他便明白，一定要在自然環境下觀察人體腐爛才行。
而那時的巴斯教授，作為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已經把系裡的課程進化成了一整套博士生項目，正引誘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加入團隊，也是時候搞個大事情了。
他向學校申請之後，真的獲得了1英畝的林地。那曾經是校醫院用來燒垃圾的地方，後來因為環保局不允許露天焚燒而閒置了。上文提到的那些前所未有的科學探索，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但真正讓巴斯教授和他的人類學研究設施（ARF）聲震海內的，並不是那些研究。
「人體農場」這個名字，也不是從來就有。
那是帕特麗夏·康薇爾的傑作。從1985年起，她作為技術寫作人員，在維吉尼亞州首席法醫師馬賽拉·費耶羅（Marcella Fierro）的團隊工作過六年，也認識了常來幫忙的巴斯教授。
90年代初，康薇爾的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收割了愛倫·坡獎最佳新作與另外四項文學獎。以費耶羅博士為原型的女主角史卡佩塔吸粉無數，康薇爾也作為小說家正式出道。
《人體農場》（The Body Farm）是史卡佩塔系列的第五本。康薇爾寫作的時候不確定，兇手在案發數日後才搬走屍體，會在現場留下怎樣的痕跡。為此，她還請巴斯教授幫忙做過實驗。
彼時，教授只覺得她提的問題很有意思。他不會想到，1994年《人體農場》出版之後，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的電話連續幾周被打爆，他的研究基地成了媒體訪問的聖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捐出遺體的熱心市民，也明顯多了起來。
受到小說感染的不止普通市民，警方也開始習慣用「人體農場」來稱呼那座設施，與那裡的聯繫愈發熱絡。從1998年起，聯邦調查局（FBI）證據響應小組（ERT）的成員，每年都要在人體農場受訓一周，學習如何找尋人類遺體，如何挖掘遺骸，如何收集和記錄證據等等。
但這也只是個開始。2000年播出的《犯罪現場調查（CSI）》劇集，拯救了收視不斷下滑的CBS電視臺，也打開了推理劇的一片天地。自此，這部劇開始以大約每年一季的速度勤勉更新，情節很快蔓延到了人體農場：一位攝影師被人謀殺，兇手將他的遺體丟棄在人體農場，混入了研究用的屍體當中。
從那以後，人們對「曝屍荒野」這件事的排斥仿佛減輕了不少，現實中人體農場收到的捐贈日漸踴躍。這座設施從1981年建起到2000年之間，年捐贈遺體數從來沒有超過50具；而自2006年起，捐贈數據已穩定在每年100具以上，場地也慢慢趨於飽和。
雖然，1英畝的人體農場在2004年擴張到了2英畝，又在2013年擴張到了2.5英畝（相當於1公頃），團隊還是免不了拒絕一部分捐贈者，就像上圖深色條顯示的那樣。
除了影視或文學作品的宣傳之外，捐贈數量能在短短幾年之內激增，可能也有其他原因。
比如，田納西大學退休教授、人體農場曾經的負責人理察·詹茨（Richard Jantz）說，把遺體捐給醫學院和捐給人體農場有很大不同，醫學院不要肥胖的遺體，也不要接受過屍檢的遺體，人體農場就不會拒絕這些。
不止如此，醫學院常常會把截肢者、有傳染病史者、近期接受過外科手術者，甚至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都排除在外。相比之下，田納西大學人體農場對遺體的要求少得多。被限制捐贈的群體，只有HIV攜帶者、肝炎患者、肺結核患者，以及抗藥性細菌感染者。
當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多了一條新的限制：所有遺體在捐贈之前，必須接受死後新冠病毒檢測，得到陰性報告才可以捐贈。
人體農場的遺體捐贈計劃（Body Donation Program）在1981年開啟，如今已經擁有一套處理遺體的規範流程。從採集生物樣本（如血樣、指甲、毛髮），測量身型和體重，記錄疤痕或文身所在位置……一直到遺體完全白骨化，整副骸骨進入「威廉·巴斯捐贈骨骼收藏」(William M. Bass Donated Skeletal Collection）為止。
威廉·巴斯捐贈骨骼收藏，是全美最大的現代人骨骼收藏，有超過1800副骸骨，每年有不少研究者只為觀察骸骨而來丨NPR
在人體農場工作的科學家們相信，每一具捐贈來的遺體，都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最大的尊重。科學家對慷慨的捐贈者心懷感激，研究成果便是表達謝意的方式之一：從屍體分解當中發現的規律，可能促使更多的殺人兇手伏法，而這也是在保護生者的安全。
[1] Bass, B., Bass, W. M., & Jefferson, J. (2004). Death's acre: inside the legendary forensic lab-the Body Farm-where the dead do tell tales. Penguin.
[2] Jefferson, J. (2000). Down on the body farm. ABAJ, 86, 62.
[3] Osborne, L. (2000, Dec 3). Crime-Scene Forensics; Dead Men Talking.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0/12/03/magazine/crime-scene-forensics-dead-men-talking.html
[4] Rodriguez, W. C., & Bass, W. M. (1983). Insect activ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decay rates of human cadavers in East Tennesse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28(2), 423-432.
[5] Vass, A. A., Bass, W. M., Wolt, J. D., Foss, J. E., & Ammons, J. T. (1992). Time since death determinations of human cadavers using soil solutio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37(5), 1236-1253.
[6] Long, L. (2006). DEATH'S DISTRICT: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Body Farm. Forensic Examiner, 15(1), 50.
[7] The Farm of Rotting Corpses in Tennessee. (2011, September 2). [Video].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U0X9VVQn4&t=10s
[8] Vidoli, G. M., Steadman, D. W., Devlin, J. B., & Jantz, L. M. (2017).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anthropology research facility, Knoxville, Tennessee. Taphonomy of Human Remains: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 Dead and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 Dead and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46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