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傳統觀點認為:美國居於北半球,夾於兩大洋之間,居於北美洲大陸之上,遠離歐亞大陸,擁有利於保障國家安全的先天的獨特地理優勢。
這種先天優勢,也為美國立國以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證明,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只有美國的本土從未被世界大戰的戰火蹂瞞過。
因為本土未遭戰火,所以美國的工業得以迅猛發展,尤其是在二戰期間,世界其餘國家都被拖入戰爭中,無暇發展本國工業,這就給美國提供一個發戰爭財的機會,也由此戰後的美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世界最強國家。
儘管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強,但是我們知道,戰後的美國在海外進行了數場戰爭:韓戰、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等,參與這些戰爭的目的難道僅僅是維護其「世界第一」的名頭嗎?
美國人當然不會這麼狹隘,對他們來說這些戰爭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被「包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機、航空母艦、潛艇、飛彈與核武器的出現及在戰爭中的大量應用,徹底改變了人類戰爭的基本模式。與此同時,也徹底改變了美國人對自己國家安全環境的認知。
美國人斯皮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的時候,提出了地緣政治理論的「邊緣地帶學說」。斯皮克曼調整了繪製世界地圖的投影和畫法,以西半球為地圖的中心,重新闡釋了美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美國在地理上是被歐亞大陸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圍著的(國家)」
從這樣的視角來進行思考,就不得不使人聯想到英國人麥金德在提出地緣政治理論的「大陸心臟地帶學說」時的一個假想:
「如果『大大陸』(即指歐亞大陸),整個『世界島』(指歐亞大陸與非洲大陸)或其大部,在將來某一個時期成為海上強國單一的和統一的基地,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大大陸』的一大部分可能有一天統一於一個勢力之下,可能以之為基地,建成一個無敵的海上強國嗎?」
隨著飛機、航母和潛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量使用,以及軸心國的聯合與擴張,使得麥金德的這一假想變成了一個讓人極度憂慮的現實問題。
麥金德曾強烈呼籲:
「難道我們不該認識到,就戰略而論,這是世界自由的最重大的威脅,並且在我們新的政治制度中應設法加以防止嗎?」
自然這句話引起美國極大關注。
對於如何防止來自統一歐亞大陸的威脅,麥金德曾原則性地指出:內新月地帶的諸如印度、朝鮮這樣的國家可以成為反抗樞紐國家(即歐亞大陸國家)向邊緣地區擴張的橋頭堡。而外部的海軍可以從這些橋頭堡支持陸上部隊來迫使樞紐聯盟也部屬陸上部隊,從而阻止他們集中全力去建立艦隊。
而這一籠統的設想被美國人斯皮克曼進一步加以細化。在其對「邊緣地帶學說」闡釋中,斯皮克曼直接指出,美國一旦面對聯合起來的歐亞邊緣地區,仍將會發現自己無可奈何地被一個優勢的力量所包圍。
因此,它的主要政治目標,無論是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必須是防止舊世界幾個實力中心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利益。
斯皮克曼覺得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的軍事力量無需在本土周邊起作用,而是應該跨過大洋進駐歐亞邊緣地區。因此大洋彼岸的陸上基地對於美國來說至關重要。
這一做法的核心,是通過邊緣地區的軍事存在來抑制歐亞大陸主要國家的發展,防止其擁有出海口,或避免其利用自身的陸上資源發展海軍。
斯皮克曼便以此從戰略上向美國戰後外交政策的制定獻策。儘管斯皮克曼在戰爭還未結束便離開了人世,但是無法迴避的是,其提出的基於「邊緣地帶學說」的方案,的確對美國戰後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儘管其當時沒有直接表明,但是斯皮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就向美國政府所提的這一建議,卻從戰略的高度道出了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遏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隨著德、意、日法西斯軸心的潰敗,美國和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衝突開始凸顯。
在對戰後國際秩序安排中的國家利益衝突,兩國領導人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意識形態因素的催化下,最終導致美蘇兩國戰後不久便開始了冷戰。
這時麥金德的理論發揮了作用,為防止歐亞大陸被統一進而帶來的威脅,美國決定對蘇聯進行遏制。
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出臺。杜魯門認為:世界上有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民主自由,另一種則是極權主義,二者之間存在鬥爭。
美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及時提供經濟和財政援助以消除某些國家極權主義滋生的土壤。由此表明了美國對外政策反蘇聯和反共產主義的本質。
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和實施,使遏制由理論變成了具體的政策,標誌著美蘇冷戰的正式開始。
二戰後美國進行了數十次的海外戰爭,其實目的都是對海外國家進行遏制,其中韓戰、越南戰爭目的很明確,堅決遏制共產主義,但是越南戰爭完全失敗,韓戰只能算是維護了曾經的形勢,最終結果應該說不盡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