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緣之 作者/龍緣之
編輯/Weiyi
原文於2020年8月1日
首刊於Yahoo奇摩動保政策專欄
作者：龍緣之
在動物園內，沒有任何遊客
可以捕捉住動物的眼神。
6月初，我和政治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的鄭麗榕老師一同在誠品信義店分享以「如何懷念牠：關於動物的記憶與紀念」為題的演講。此為鄭老師新書《文明的野獸》的系列活動之一。
鄭老師此前已撰寫多篇文章，從「死貓掛樹頭、死狗放水流」的民間動物安葬，到臺北圓山動物園裡的動物慰靈祭，以及人們熟悉的特定動物死後被製成標本的故事，都曾是她寫作的主題[2]。
讀完這些故事的我，不禁想起在動物倡議中，是否也曾以「紀念」形式喚起人們對動物的記憶——特別是那些生前與死後，長期被社會忽略的動物呢？本文即出自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誰被「紀念」？誰在「紀念」？
「紀念」的目的，決定了我們如何「紀念」牠們。我們先看看過往較為常見的紀念的緣由。從日本殖民時代的「慰靈祭」到「畜魂碑」，這些動物或是被認為「值得追憶的」，被寄予了許多人的情感記憶或想像，又或許是人們對於動物實驗與肉食文化的贖罪。在這兩大類活動中，有的帶有溫情，有的卻是主流社會不願正視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紀念活動的動機皆出自於人。
那麼，動物呢？牠們是否在死後仍因為人的需求和目的而被形塑成特定的樣子？動物不同於「物」，但其「能動性」（agency）是否有機會在此過程中展現？還是說，多種「紀念」形式，只能成為另一種規訓、另一種僵化人們對動物「曾經存在」的理解？
寫作〈我們為何凝視動物〉的藝術史名家約翰．伯格（JohnBerger）認為，「唯有想像中的動物不容易消失」[3]。正如我們經常能看到的那些被紀念的動物，常是人們願意不斷地回想（或是不斷重塑想像）的個別動物，如大象林旺。
另外，也有一些特殊場所（如屠宰場、動物實驗中心等）設置了畜魂碑（慰靈碑），除了是對被犧牲的動物之感念，更大程度上，或許也是人們為了讓自己的感覺好受一點。
社運召喚被遺忘的動物
日漸躍入公眾視野的，則是行動主義對動物生命的召喚。比如數年前在運輸過程中墜落馬路的河馬「阿河」，在大馬路（人類追求速度的現代生活表徵）上，牠諾大的身軀讓人無法迴避，急欲想移除。最後阿河悲慘地死去，NGO團體仍不斷透過媒體提醒人們「牠還在」，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臺灣《動物保護法》「動物展演規範修正條文」三讀通過 [4]。
同樣帶有正視和意圖改變動物處境的「紀念」活動，還有藝術家們帶有儀式感的創作。杜韻飛的《生殤相》系列攝影作品，以收容所裡即將被安樂死的狗為主題，拍攝了牠們死前的最後面容。
藝術家張力山的《形骸孤島》則收集了全臺灣兩萬多隻流浪動物骨灰，促使民眾將「觀看」轉換為「行動」。參觀者可以參與撿骨，裝入信封后，集中放置到展場一處。藝術家在展覽結束後，把所有觀眾撿骨後的信封一同寄至政府主管部門。
裝置作品《形骸孤島》
©張力山
觀看遺照與撿骨，以往只發生在最親密的人之間。在這些藝術展覽裡，觀眾卻必須透過凝視和實際參與，靜默地完成哀悼，甚至將動物與人們的願望，聚合為表達民眾心聲的政治訴求（改善流浪動物政策、加強動物保護）。
近年，動保團體發起的「眾生願」、「世界動物權日」（NARD）等具有儀式感的活動亦具創意。前者借著中元節的契機，希冀人們在傳統祭祀中，以其他方式取代動物「三牲」，正視「生存」是所有動物的本能和盼望；後者已連續兩年在臺舉辦，臺北場與高雄場的參與者手持動物照片，朗讀〈動物權利宣言〉，為每年「數以百億計」因人而受苦的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伴侶動物、展演動物等）獻花、默哀。
眾生願——為動物祈福大會
©劉昌儒
更具行動性的，還有在屠宰場附近的「為豬送行」。在這個原名為「Vigil」（原意為「守夜」——同樣過往僅發生於人類親友之間）的活動中，參加者手持海報和標語，在屠場門口為已飽受旅途勞頓，卻即將死去的豬表達憐惜之情，目送其走向生命的最後一程[5]。
上述這些活動促使人感懷「因人而出生、因人而逝去」的動物，更包括那些尚未死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生命。這是人的贖罪，正如「為豬送行」不單是為了非人動物（豬），更是做給社會大眾（人）看的。
為豬送行行動
©蔡育琳
從展出流浪狗遺照、為流浪動物撿骨、到「為豬送行」，皆是最初提到的主流意識形態下的「紀念」活動所排斥的，更是許多人不願面對的現實。這些活動的本質是反思性的。相較之下，政府或業者（動物實驗產業、經濟動物產業）所組織的「紀念」，則具有社會規訓的功能，是動物倡議者並不滿足的既定社會秩序。
是紀念，更是規訓
在這裡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1993年的電影《犬王》。在這部虛構的劇情片中，導演姚守崗為了拍攝一場炸彈在軍犬口中爆炸的鏡頭，安排了一頭立有功勳的軍犬演出。為了達到影片效果，軍犬活生生地在鏡頭前被炸死 [6]。電影觀眾不僅看到牠生前的最後身影，「觀看」本身，甚至成了合理化這種殺戮與展演的一部分。
無論是標本的展出或是影像回顧，這種被設定的「紀念」，不見溫情，反而可能令人感到痛苦。正是因為，這種「紀念」的目的與珍視動物生命是悖離的，它顯示的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對於生命的理解及感受，赤裸地直指人類文化中的殘酷面向，甚至剝奪了任何嚴肅地哀悼牠們的可能性。
這個案例甚至引起了非動保群體的忿怒。一個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2011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由魔術師傅琰東的「年年有「魚」」金魚列隊表演，讓數隻金魚依魔術師的指令列隊前進、表演各種組合隊型，引發社會熱議和不滿。
媒體評論指出：「幾條小小的金魚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響，竊以為已然超出了「虐魚」的範疇，而是另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心理。很多人心裡都有一條春晚金魚，他們從金魚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找到了社會的影子……金魚的命運遭遇了人為的操縱，牠們已經淪為魔術師表演的道具和為人類製造「安定祥和」氛圍的工具……看到金魚就想到了自己，難免有人會由此生出幾分「惺惺相惜」的共鳴。 」[7]
如此看來，這些對動物或是生前的生命、或是死後的身體的操作，是不是皆帶有著對作為人的觀者「殺雞儆猴」的味道呢？從一個帶有反省性的立場出發，這些活動不僅令一部份的人反感，也喚起心理層面的恐懼，與對人類惡行的忿怒。
「影像再現」是種雙面刃
然而，觀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科技哲學中的「觀察滲透理論」（theory-laden，指科學的觀察是「已被理論滲透的」，或說是「載有理論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具有啟發性：當觀察者擁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時，他就會基於那樣的認識方式（理論），看到他「想」看到的「事實」、得出相應的結論。而當觀察的主體換人時，所謂的「事實」又會基於新的觀察者的世界觀，而被「看到」、描述為不同的事物。
因此，「觀察」的過程和結論，乃是被觀察者本身既有的「理論」所滲透的。不同的人，可能擁有完全不同的結論 [8]。在動保組織揭示的種種殘酷現實面前，關愛動物的人們看到的是令其難過的影像，在其他人眼中，卻可能是令人興奮，甚至激發欲望的載體。
美國軍事承包商DMI對士兵進行醫學培訓時，以豬為實驗對象。這頭豬暴露於子彈中，被士兵用刀切碎、用鋼刺穿，在仍活著的時候，內臟被人從身體中抽出。在此過程中，教練和士兵總是在開玩笑。©PETA
究竟，如何適宜地呈現動物的處境，才能達到動物倡議的最佳效果呢？
藝術轉化的重要性
透過藝術和創意的轉化，是否可能更好地引導觀者對動物處境的理解與同情？
我認為是可能的。在此試舉兩個例子。在位於日本埼玉縣的丸木美術館中，近期展出了館方委託製作的「紙芝居」創作〈微小的聲音〉（ちっちゃいこえ）[9]。丸木美術館由長期繪製原子彈爆炸主題的丸木俊、丸木位裡夫婦成立，展出他們知名的「原爆圖」、「水俁病」、「南京大屠殺」等巨幅系列作品。
繪本畫家Arthur Binard則自丸木夫妻多幅「原爆圖」作品中截取觀者容易忽略的元素，如受爆人群身邊的貓狗身影、剛出生的人類嬰孩等，重繪為一幅幅畫作的主角，傳達「包括動物在內的所有由細胞組成的生命，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之信息，以此展現人和動物的平等性。
日本插畫家Rumico則以《動物與戰爭》一書為靈感來源，創作了〈可愛救世界〉系列插畫 [10]。動物在人類戰爭中，或是作為工具（戰馬、戰鴿等）、實驗動物（如上述之軍事承包商利用豬的例子），或是受害者（可以〈微小的聲音〉為例）的事實，有時令人難以直視。Rumico因此選擇了以柔和的筆觸，描繪動物的單純和樂觀。
即使是身上有繃帶、像個殘破的布娃娃一般的兔子和老鼠，也積極地求生、愛玩、嚮往著和平。這些畫作顯示了動物既可愛、又可憐的一面（日語的「可愛」かわいい與「可憐」かわいそう也非常接近），意圖喚起觀者的同理心。
《可愛救世界》系列插畫
©龍緣之
動物園——人與動物關係的墓志銘
Rachel Poliquin等研究者認為，人們對動物毛皮和骨骼的收集和保存，彷佛是在建立一種「沒有呼吸的動物園」（breathless zoo）。反過來想，動物園會不會也是一種「有呼吸的標本館」呢 [11]？
「你去過動物園嗎？」、「你喜歡動物園嗎？」一部名為《你想住在動物園嗎？》的影片導演林晉寬，對民眾發問道。當導演進一步詢問「你覺得動物園的動物快樂嗎？」「你會想住在動物園嗎？」許多人進入了沉思。
《你想住在動物園嗎》2016
©林晉寬
動物園展示和對待動物的方式，以及動物經常表現出的刻板行為等非自然狀態，經常引發人們的反省，近年來更是動物倡議經常討論的議題。透過對《文明的野獸》一書的閱讀，我大膽的設想，動物園展示所強調的人對動物的「愛」，是否根本上僅是對動物的佔有、控制和支配？
我認為，動物園為人們展現了多重的對自然世界的想像。首先，是一個受到規訓的世界（此亦是鄭麗榕老師書中不斷涉及的問題，在此不再墜述）；其次，是一個充滿人類幻想的世界，那個既如傅柯（M. Foucault）的「全景敞視」概念下的監獄，又如全景圖（panorama）一般的超現實空間。在動物園，人們以為可以用視覺統攝世界各地的動物。
位於德國漢堡的海根貝克動物園（Tierpark Hagenbeck），是世界上第一個以人造「自然實景」的方式展示動物的動物園，取代了以往的柵欄、籠舍的展示形式。人們只需佔據一個視點，即可從近到遠地看到以假山、水池、人造沙漠區隔了多種動物在「不同的自然棲息地」的樣貌。 © ChrstianStock（CC BY2.0）
影片說明：為了讓遊客騎乘老虎、付費照相，浙江台州溫嶺動物園員工在遊客面前訓練老虎。在此過程中，馴獸員不斷地以威嚇等方式，讓老虎完全不敢反抗人類，維持照相的姿態。©Youtube Freemoren
最後，動物園展示的是一種無遮蔽的、去魅的世界。它既是傅科闡述過的自我監禁之空間，更使動物成為「一種已完全被邊緣化的東西」（伯格語）[12]。透過對展演動物的觀察，人們會領悟到，許多動物早已自我放棄。
一個不一定準確但十分幽默的例子，是動畫《馬達加斯加》中，在荒島落難而希望能回到「文明世界」的紐約動物園「野生動物們」，發現島上真正的「野生動物」根本不遵守（動物園的）規範，進而在海灘點燃自由女神手中「自由的火炬」作為求救信號，獅子更為自己打造一個近似動物園展場的牢籠，以獲得安全感。©IMDb
也許，在動物福利和法律較為進步的國家中，展演動物的處境較為不同，但從研究東京上野動物園的《野獸的本質：東京恩賜動物園的帝國與展覽》，到主題為圓山動物園史的《文明的野獸》，兩本書都揭示了動物園作為「人類宰制其他動物的表徵」之一 [13]。
我因而常以「霸凌」（bully）概念反思動物園：人們對動物的「霸凌」，體現在由施暴者（如馴獸師）、受害者（動物）和旁觀者（遊客）構成的三角結構中。如果旁觀者無法為受害者發聲、同理心機制被環境所壓抑，一次又一次地無法發揮作用，乃至旁觀者轉而認同施暴者言行，那麼，他很有可能將逐漸「以不公正為常態」，在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中加入「施暴」的行列。長此以往，更將養成「漠視受害者需求」的慣性 [14]。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在其獲獎演說（後改寫為小說）《動物的生命》中，以猶太人集中營比喻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真正的恐怖在於，不僅兇手們拒絕設身處地地為受害者著想，別的人也一樣……換而言之，他們斷絕了內心的溝通。」[15]。伯格則指出，獨自前往動物園的人，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孤獨 [16]。
快樂，往往來自於共感，我們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伯格的話。在動物園中，人們永遠難以實現「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幻想。
結語
在現代生活中，多數人僅有貧乏的與少數動物交往的機會，在不幹擾野生動物的保育原則之下，動物園成為許多人拉近與動物的空間距離之渠道。無怪乎，伯格寫道「現代動物園是為一種與人類歷史同樣久遠的關系所立的墓志銘。」[17]
從動物慰靈祭、畜魂碑，到此處所謂之「墓志銘」，關於動物的觀看、記憶和紀念，如要掙脫出既定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規訓，仍需要更多真實信息的傳播、藝術化的引導，鼓勵人們培養關於動物生命的個人體會，最終吸引社會大眾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反省。
參考資料
[1]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2]鄭麗榕，從「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到為愛寵做棺材——歷史中的動物安葬故事
[3]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4]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圈養展示、表演管理的潰敗！阿河枉死！無數被圈養、展示的動物仍無法律可以保障其福利〉，2016年2月3日。
[5]蔡育琳，〈臺灣首次為豬送行臺北AnimalSave〉，關懷生命協會。
值得注意的是，「為豬送行」對應屠宰業者和運送人員的方式和態度。由「救救港豬」團體發起的香港「為豬送行」，就準備了純素的點心送給運送豬只的工作人員，在釋出善意的同時，更體現了人和非人動物都是倡議團體關懷的對象。
[6] 《導演拍電影為求真實炸死軍犬網友罵其冷血》，重慶時報，2008年12月02日。
[7]喬志峰，〈那幾條金魚為何牽動人心〉，光明網-光明觀察，2011年2月16日。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e4ktZvdU
[8]關於「觀察滲透理論」可進一步參考：http://cscsnet.hkbu.edu.hk/articles/kwan1_f.html
[9]「紙芝居」（kamishibai）是日本傳統民間藝術形式。說書人的解說伴隨著一幅幅畫作在簡易的箱子中輪流展示，宛如一個流動的小劇場；丸木美術館網站中關於本項目的頁面：https://marukigallery.jp/1925/
[10]插畫家網站http://rumico-carnival.shop-pro.jp/ Anthony J. Nocella, Colin Satler等，Animals and War:Confronting the Military-Animal Industrial Complex，Lexington Books，2003.
[11]轉引自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市：遠足文化，2020年，第300頁及332頁。
[12]傅柯，劉北成、楊遠纓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出版，1992年；JohnBerger，〈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13]I.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4]可參考筆者對「霸凌動物」的進一步說明：「2019反霸凌動物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梯次一（關懷生命協會報導）
[15]J. M. Coetzee著，朱子儀譯，《動物的生命》，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第40-41頁。
[16]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17]John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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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還記得「牠」嗎？關於動物的記憶、紀念與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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