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觀察者網文，今天我們看到的
蘇格蘭獨立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既不是這幾年才從石頭裡爆出來，也不是可以與長時段粗線條歷史敘述無縫銜接的民族歷史的自然發展。動輒從愛德華一世爺倆講到伊莉莎白一世的歷史敘事固然方便，但這樣的處理適用於歷史上每一波蘇格蘭獨立思潮，對我們理解這一次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獨特性幫助不大。因此我在上一篇文章裡強調，今天的蘇格蘭獨立運動應放在戰後英國政黨政治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如果必須選擇一個時間點的話，或許可以從1979年開始說起。
9月18日這一次的獨立公投並非蘇格蘭的第一次公投。事實上，在1979年和1997年，蘇格蘭都曾分別舉行過關於重開蘇格蘭本地議事機構公投—近日不少中文媒體稱蘇格蘭曾兩次舉行獨立公投，這是嚴重的事實錯誤。當時執政的工黨由於在下院只有微弱多數，要想形成控制權，非常依賴同屬左翼、手握11個議席的蘇格蘭民族黨。而後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迫使工黨同意關於設立蘇格蘭議事會（Scottish Assembly）一事舉行公投。然而以肯寧漢為首的幾名工黨議員—肯寧漢本人就是蘇格蘭人，但其選區在倫敦北部—對將權力下放給蘇格蘭感到憂慮，為了阻撓公投通過，他們追加了一條修正案，要求不僅要達到滿足簡單多數，而且要求投贊成票的人數佔合資格選民（而不僅僅是參與投票的選民）總人數的40%。
這是一個相當苛刻的要求，舉個例子：假如一次選舉有60%的投票率，且其中60%的人投下了贊成票，也是個相當可以的成績了，但這樣算下來支持票總共只佔36%，達不到40%的要求。1979年3月1日，蘇格蘭公投結束，贊成一方雖達到了簡單多數，但果然因為未達到40%的總票數，公投未能過關—彌補這個遺憾要等到1997年的公投，重新設立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回到倫敦，憤怒的蘇格蘭民族黨議員轉而支持了保守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工黨政府垮臺。全國大選提前舉行。
長期水火不容的蘇格蘭民族黨與保守黨聯手將工黨拉下馬，這在當時是震動英國政壇的一件大事。工黨首相加拉漢就曾挖苦蘇格蘭民族黨，留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聽說火雞投票支持提前過聖誕節」的名言，意思很明白：你們把工黨拉下馬，接下來的大選也沒你們好果子吃。
之所以花了一定篇幅介紹這次政治鬥爭，是因為加拉漢此言一語成讖，或者說，比一語成讖更糟糕。
因為接替加拉漢入主唐寧街10號的是剛率領保守黨贏得大選的
柴契爾夫人。
柴契爾在首相的位置上一幹就是十三年。在這十三年裡，英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格蘭尤其如此。柴契爾主義實質上是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代表政策為提倡大市場小政府，國有企業和公營部門大規模私有化，與權力過大的工會開戰，為富人減稅，削減公共支出（甚至連供應給學生的牛奶都不放過）等。柴契爾的政策在全英國都遇到反對的聲音，但蘇格蘭對柴契爾的反對尤其激烈。這首先是因為，和英格蘭不同，蘇格蘭當時的經濟主要依靠國營重工業支撐，養活著龐大的產業人口，而且蘇格蘭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也在公營部門工作。事實上，柴契爾每關閉一個重工業單位，都會直接影響到蘇格蘭數千乃至上萬個家庭的生計。1984年在英國北部，蘇格蘭和威爾斯各地發生的煤礦工人罷工最終演變為大規模暴力衝突，正是柴契爾主義激起的第一波強烈反彈。
我雖不曾和蘇格蘭的礦工聊過天，但在當年煤礦工人罷工的主戰場約克郡的一個村子裡生活過一年時間。還記得我當時常去的酒館的牆上掛著一幅碩大的約克郡地圖，上面密密麻麻地別上了小圓鐵片，湊近了一看，全都是20多年前聲援煤礦工人罷工的徽章（見下圖），這一歷史事件對當地人的傷害之深由此可見一斑，相信蘇格蘭人感到的痛苦和屈辱大致相同。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之間這種共同記憶，成為蘇格蘭民族黨手裡的武器，薩蒙德就曾多次喊話，希望得到英格蘭北部的支持：因為一個獨立的蘇格蘭，將有助於吸引更多的資源分配到北方，從而能加強其在面對倫敦以及英格蘭東南部時的競爭力。
在柴契爾主政期間，蘇格蘭經歷了急速的去工業化過程（deindustrialization），單是煤礦工的人數，就從1981年的25180人銳減至1991年的2370人，減少了超過90%。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取代傳統工業的，是以金融業為首的服務業，今天反對蘇格蘭獨立運動的主要勢力中，就有RBS， Lloyd等金融機構的身影，但它們似乎忘記了，自己在蘇格蘭擴張的前提，從一開始就與蘇格蘭人這一段痛苦記憶糾纏不清。
上圖為1984年前後聲援煤礦工人罷工，反對柴契爾政府的徽章
如果說在1984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中蘇格蘭人參與的是一次全國性的勞工運動，那麼5年之後的人頭稅問題，就讓蘇格蘭人感到保守黨政府是衝著自己來的。人頭稅（Poll Tax）是一種劃一的地方稅種，最初的設計是用來取代此前與住房估值掛鈎的稅種。保守黨當時出現了嚴重的誤判，認為這一稅制改革是收穫蘇格蘭民心的機會，因為各方麵條件允許，特意提前一年在蘇格蘭推行。本來蘇格蘭人在柴契爾執政的頭十年裡生計和福利已經受到明顯損害，得知這樣一種政策竟然首先「拿自己開刀」，一下子炸了鍋，超過一百萬蘇格蘭人拒絕交稅。翌年，人頭稅在英國其他地區推行，均受到了激烈抵抗，多地爆發暴力衝突。其中倫敦市民自帶鵝卵石，在市中心阻擊騎警的鏡頭堪稱英國政治史上的經典畫面，更是柴契爾時代留給英國人不可磨滅的記憶。
柴契爾下臺後五年，英國在1997年迎來了許久未嘗執政滋味的工黨政府。然而蘇格蘭選民吃驚地發現，新上臺的布萊爾雖然是蘇格蘭人，但對將權力下放給蘇格蘭並沒有多大興趣，甚至私底下還希望能攔截該議案。更讓蘇格蘭人反感的是，布萊爾帶領的工黨，已經不是他們多年來支持的工黨，而是一個放棄了國有化主張，更強調市場經濟，同時也與大企業以及美國小布希政府合作更緊密的工黨，史稱「新工黨（New Labour）」。
某種程度上，在布萊爾領導下工黨推行的是沒有柴契爾的柴契爾主義，因此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將布萊爾本人視為柴契爾最好的學生。至於布萊爾將英國捲入愚蠢而漫長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其執政期間不可洗刷的汙點。雖然在上一次全國大選中，蘇格蘭仍然傾向於支持工黨，但對其信任已經大不如前。及至2011年蘇格蘭本地議會的選舉，選票更是大量流向蘇格蘭民族黨，使後者掌握了半數以上的議席。
從柴契爾到布萊爾，蘇格蘭人積累了二十多年的怨氣，慢慢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邏輯。他們開始更強調蘇格蘭的價值觀，與保守黨代表的英格蘭價值觀之間的本質區別：蘇格蘭社會更強調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照顧，英格蘭社會更強調人和人的競爭；蘇格蘭重視平等，英格蘭更強調對個人成功的追求；蘇格蘭人樂天知命，英格蘭人更強調財富的積累；蘇格蘭希望更好的融入歐盟，英格蘭喜歡玩孤立，隔三差五就威脅要退出歐盟；蘇格蘭更傾向建設社會甚至社會主義（跟美國不一樣，社會主義一詞在英國頗受歡迎），英格蘭更傾向柴契爾代表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義—如果有人說英格蘭人其實不是這樣的，蘇格蘭人往往會瞪圓了眼睛反問：那他們怎麼連著三次把票投給了柴契爾？
這一系列對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還值得推敲，但經過二十多年來的不斷強化，毫無疑問將這次獨立運動定焦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而不是民族，宗教或者其他身份認同之上。沿著這樣的邏輯發展，蘇格蘭人慢慢認為，蘇格蘭所處的困境不是某一個政黨的問題，而是威斯敏斯特（觀察者網註：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問題，是倫敦的問題。倫敦不但是一個攫取了全英國大量資源的經濟暗星（薩蒙德的原話），更是無可救藥的墮落的政治中心。要想真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設蘇格蘭，除了獨立，除了將權力從威斯敏斯特拿回到Holyrood（蘇格蘭議會所在地），別無它途。這次的獨立公投得到蘇格蘭人前所未有的支持，原因正在此。
所謂的「鐵娘子」已經作古，毀譽參半；布萊爾醜聞纏身，被英國人追究戰爭責任，不斷挖出黑材料；首相卡梅倫雖然到了蘇格蘭拉票，卻躲開了有著龐大工會勢力的格拉斯哥，只敢去相對溫和的愛丁堡；去格拉斯哥拉票的是工黨的米利班德，他雖然不是當年「新工黨」路線的忠實信徒，但也無法與布萊爾時代完全切割。說到底，在這場較量中，表面上保守黨和工黨的對手是蘇格蘭民族黨，但實際上真正難纏的，是他們自己在過去數十年裡的歷史，以及在蘇格蘭人心裡積累的怨氣。不論9月18日投票結果如何，這些幽靈般的問題都不會隨著公投的結束而輕易被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