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納海港城市特馬沿著Accra-Tema Motorway開往阿克拉的路邊右側，豎立了兩塊廣告牌，第一塊上左側是加納現任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的頭像，右側則是他的發言「保護你們是我的工作，而我會盡全力做到」（It is my job to protect you, and I am determined to do just that）。
據加納官方統計，截至到2020年7月1日，加納新冠感染病例上升至17741例，其中13268人已經康復，死亡人數為112人，活躍病例為4316例，是非洲大陸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第四多的國家。
而今年12月7日加納即將新一屆的總統，前任總統約翰·德拉馬尼·馬哈馬（John Dramani Mahama）將作為最大在野黨全國民主大會黨（NDC）的參選者，與執政黨新愛國黨（NPP）的代表現任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競爭新一屆加納政府的掌控者。這是馬哈馬與阿多在總統競選舞臺的第三次交鋒，2012年馬哈馬贏得選舉，2016年則反過來，這次誰會取得勝利，一切都還是未知。
加納政治體制
這兩個政黨通過不同的意識形態來定義自己，NDC主張社會民主，而NPP則主張自由民主。兩個主導政黨在地理支持的基礎上也有所不同。阿散蒂地區是NPP的據點，而沃爾塔和北部地區則堅定的支持NDC。阿克拉大都市區以及中部和西部地區通常是搖擺地區。政黨還試圖通過吹捧「能力」、過去的記錄以及其領導的性格（誠實，腐敗，感召力和謙虛）來區分自己。
在1992年加納第四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後，加納政壇一直由全國民主大會黨和新愛國黨交替掌控，一次兩個任期八年時間，然後交替到下一個黨，這一格局延續到現在，今年的大選是否能夠改變這一模式，當政的新愛國黨對這次新冠疫情的處理無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加納的選舉結果是「贏家通吃」，獲勝的一方擁有以下特權：任命政府各部門部長、總統府職員、所有半國營公司的經理和董事會成員以及最重要的授予合同的權利。
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會在這幾個方面制定措施以贏得選民的選票，包括承諾特定的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公共服務的價格，恢復各種各樣的津貼，支付欠款，以及免除各種費用如學費等。加納勞工（工會，貿易協會和個體經營者）和其他社會經濟團體在事關錢包的問題上不吝惜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歷屆政府都會採取諸如調整工資、上漲收購可可的價格、降低石油價格等措施來安撫選民。
NPP政府於2020年2月推出了一個網站，www.delivery.gov.gh，以監控其所作的承諾，並且宣稱政府已經實現了388項承諾的78%。作為應對，NDC則啟動了一個網站www.nppfailedpromises.com，以跟蹤NPP政府的失敗承諾，表示在NPP政府做出的631項宣言承諾中，只實現了86項。
執政黨會避免制定一些對特定的社會經濟群體尤其是有組織的勞工群體產生負面影響的政策。由於採取這種策略，政府幾乎總是選擇間接性收稅，而不是通過直接徵稅來獲得資金來源，因此稅收佔GDP的比例非常低，而土地租金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對一些基礎建設，主要籌集資金的方式包括外國（主權）貸款，政府債券發行和私人-公共夥伴關係（PPP）等。
兩黨競爭的政治格局，使得執政黨在制定政策時非常謹慎。加納政府也不吝於展示其經濟成就，從採礦業獲得的大量租金也被用於投資。但是由於很多合同都會被政府授予與執政黨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和企業，這裡面的利益糾葛無疑減緩了經濟增長，同時加劇了低效率，也不利於廣泛性的基礎層面的發展。這樣產生的結果就是，很少有承包商（例如工程和建築公司）在執政黨八年任期結束後，還能在下一個執政黨手下繼續生存，因此一個可靠和充滿活力的國家私營企業很難生存。當前任執政黨授予的合同被取消或者被強制性進行重新談判時，不是導致企業破產，就是產生大量的債務。
政黨之間和政黨內部對基礎設施項目的管理權的爭奪有時會讓人十分失望，反對黨很少支持由執政黨發起的項目。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由NDC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談判的30億美元基礎設施貸款。儘管這一項目對當時新生的石油和天然氣部門，鐵路，漁業和農業至關重要，但當時的反對黨（NPP）對其非常敵視。更加不堪的是，NDC內部領導人也為了中國的承包商爭得頭破血流，結果就是在該項目中那些授予的合同很少經過有意義的招標競爭，而由於NDC黨內部的爭執，一些計劃中的項目輕易就被放棄了。
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政治和經濟過程導致了被加納學界稱之為「加納悖論」（Ghanaian paradox）的結果。近二十年來加納的經濟表現十分活躍，儘管增長率與原始產業聯繫緊密，但是其增長率一直是可觀甚至是驚人的，也經歷了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適度的通貨膨脹、穩定的匯率、下降的利率以及持續增加的公共部門工資。
與此同時，經濟遭受了沉重的債務和失業之苦。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巨大，大部分人口越來越貧窮。社會緊張局勢的加劇也造成了民眾對未兌現的諾言的怨言，執政黨每八年一換的節奏看起來是無法避免的。
疫情對選舉的影響
疫情的發展無疑影響了執政黨今年的競選計劃，過去四年，總統阿多採取了諸多政策促進加納經濟的發展，這讓他在今年大選中佔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於疫情導致的全球貿易和其他經濟以及生產活動的放慢以及停滯，預計今年加納經濟可能會不增反降。僅僅疫情初期就造成加納經濟損失達到近95億塞地，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5%。
現任總統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解決宏觀經濟萎縮的問題，還有疫情下怎麼保證加納社會的穩定以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這些更加棘手的問題。
疫情初期，總統下令封鎖阿克拉和庫馬西都市圈的部分地區兩周，在兩周之後又延長一周後，總統迫於壓力宣布封城解除，繼續延長公眾集會禁令。這一決定在反對黨和一些專家引起很大爭議，認為這一決定不是基於科學數據，而是抱有純粹政治性的目的，目的就是吸收大阿克拉地區這個搖擺選區的選民選票。
總統則聲明做出解封的選擇是基於加納大學野口醫學研究紀念中心（NMCMR）對加納感染人群病毒的測序，他們發現加納94%的冠狀病毒病例是輕症，或者感染者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在加納，病毒從感染到嚴重甚至死亡的現象的速度相比歐洲和美國緩許多。同時參與數據分析的加納科學家也認為加納人口相對年輕，因此在建立更好的群體免疫系統上更加具有優勢。
醫療資源的匱乏同樣是總統必須面對的考驗，醫院少，病床特別是重症監護室（ICU）更少，測試病毒的試劑同樣缺少，醫護人員因為是受感染的重災區，也十分緊張。總統採取了幾項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採用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5月27日更新的COVID-19臨床管理臨時指南，無症狀感染者即那些測試後呈陽性，但在14天後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的人，不太可能具有傳染性，因此在6月20日公布的數據，接近六千名感染者被歸納成康復病例，使得活躍病例一下子減少到只有不到四千人。這無疑緩解了醫院的壓力，但同時給了反對黨以口柄，很多在加納生活的外國人不安全感更甚。
同樣由於檢測試劑不足，總統宣布不再進行大範圍的病毒測試，建議加納國民學會「與病毒共存」，並且制定了非常嚴厲的政策，在公共場合未帶口罩的人將構成犯罪，可判處4至10年徒刑或罰款12000賽地至60000賽地或兩者兼施。這一措施遭到了大多數加納人的無視，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依然把口罩移到下巴下面，對他們來說，口罩似乎只是一個擺設。
對於執政黨的批評不限於疫情的處理，加納依賴於以其原始形式出口的三種來自上帝的天然禮物——石油和天然氣、可可和貴金屬或寶石。由於這些都不是人為製造的，這使得經濟容易受到衝擊。加納的主要出口細目顯示，寶石約佔總出口的35.64%，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氣，約佔30.61%，可可約佔19.01%。這種經濟結構使得其容易受到內部和外部衝擊的影響，這也證明執政黨這四年取得的成效並沒有經濟結構上根本性的改變。
與此同時，總統還需要面對疫情時期的社會動蕩問題，從疫情開始初期，謀殺，偷盜，搶劫和強姦女性這些事件屢屢見諸加納的各種新聞網站，人們的不安全感逐漸增加。在我調查的深能安所固電廠，為了應對有可能出現的暴動，公司組織了一支十人組成的防暴隊，配霰彈槍和盾牌，由特警出生的安保部部長每天晚上進行特訓。
在疫情開始之後，加納就關閉國境，切斷了與周邊國家包括布吉納法索、貝寧、象牙海岸、奈及利亞和幾內亞的海陸空邊境，但是這些國家的難民總是有各種方式通過非法路線進出加納。西非經濟共同體區域國家之間的人員流動本來是常態，布吉納法索人經常會到加納中部城市庫馬西、蘇亞尼和塔其曼務工，邊境關閉後，他們只能通過非常路線進入，6月1日和6月6日移民局逮捕了兩批共18名非法入境的布吉納法索人。
這一方面給加納本就脆弱的疫情控制增加了新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會增加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加納前總統傑裡·約翰·羅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就發文提示對加納潛在的恐怖襲擊的威脅是真實的，因為鄰國象牙海岸發生的恐怖襲擊，以及布吉納法索近幾年已經成為恐怖主義活動的中心，加納軍方和邊境的公民必須對威脅保持警惕。
大選能否按時順利進行？
根據加納憲法的規定，加納選舉委員會（EC）原定於今年4月18號開始今年的選民登記，但是由於疫情影響，選民登記一再延期，直到六月中旬才確定於6月30號開始新的大規模選民登記。在2012年和2016年參選的9個政黨和一名獨立總統候選人中，以NPP為首的五個政黨同意參與選民登記，以NDC為首的三個政黨則仍然表示不確定，還有一個政黨表示在等待選舉委員會的詳細計劃以做決定。
反對黨NDC指責選舉委員會（EC）和國家身份認證局（NIA）設計手段，剝奪了約1100萬加納人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大選中投票的機會。他們認為選舉委員會決定只使用加納身份證和護照作為在該國登記為選民所需的唯一文件，這是阿庫福-阿多政府為操縱即將舉行的選舉而精心策劃的計劃。而根據國家身份認證局的數據，在國家身份認證局登記記錄的18歲及以上的約1730萬人中，只有650萬人持有加納身份證。這意味著如果2020年大選的選民登記成為現實，將近1100萬符合條件的選民將不得不通過繁瑣的手續才有可能成為符合資格的選民，而許多人將無法通過所有手續獲得選民登記資格。NPP則無視了反對黨的指控，認為他們之所以提出這些主張主要是因為該黨擔心，如果2020年選舉在新選民登記冊的情況下舉行，該黨將再次敗北。
但是無論如何，當前的選民登記方案已經嚴重壓縮了競選時間。如果總統提名是在10月份完成，那麼將進行5至6周的正式競選活動。除了在16個地區縱橫交錯的後勤噩夢之外，競選活動還必須爭取時間進行關鍵的公眾參與，聽取候選人的宣言和政策建議。而這些活動很有可能會在COVID-19的持續威脅中進行，這無疑使情況更加複雜。
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風險還可能導致選民的註冊率異常低，現在開始註冊意味著選民要冒著有可能感染COVID-19的環境下進行註冊，從而給想要註冊的公民帶來恐懼感。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委員會決定進行註冊，使公民在健康和投票權之間進行選擇，這可能會引起法律問題，並導致進一步推遲。
在COVID-19發生之前，低投票率的風險已經成為問題。在2019年10月發布的加納最近的第8輪選舉調查中，有11％的受訪者表示不打算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投票，這是自2008年以來的最高百分比。在2019年12月憲法修正案進行全民公投遭受失敗時，包括中產階級社交媒體圈，人們普遍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因為對當代加納政黨政治的極端黨派性和二元性越來越感到沮喪，許多選民退出選舉，不參與投票。
更低階層的加納人對政治參與的敏感度就更低了，安所固電廠的一個本地保安Prince說，他不會在今年的大選中投票，因為投哪個政黨都改變不了什麼，他們在執政後關注的是自己的錢包，而不是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狀態。
登記方式上的障礙、對於加納政治體制的灰心以及擔心有可能感染COVID-19，都在壓低選民對參加投票的興趣。異常低的投票人數有可能能夠形成合法的選民登記冊，但是可信度並不高，這也給選舉帶來了某些合法性上的問題。
2020年是非洲選舉年，多哥、幾內亞、蒲隆地、馬裡、衣索比亞、塞席爾、坦尚尼亞、象牙海岸、布吉納法索、加納、中非、尼日、索馬利亞等13國將先後舉行總統或議會選舉。疫情無疑給非洲各國今年選舉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加納兩個政黨互相指責和競爭當然都是為了選票，而2020年大選能不能如期舉行還未知，但是另一個政黨大會人民黨（CPP）的一位元老Mr Robert Okyere Frimpong-Manso的一番話似乎更加讓人們警醒：政治家們，不要把注意力從抗擊COVID-19轉移到選舉上，否則人民死了就沒人給你們投票了。
（作者張衝系上海大學經濟社會學與跨國企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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