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有兩位舉世聞名的電影發燒友，一位是去年病逝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日，還有一位則是不久前在北京離世的柬埔寨太皇諾羅敦·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對於電影的痴迷，絕非是倚靠王權的玩票，也不熱衷於在理論上指點江山，而是喜歡參與到電影製作的方方面面。他能勝任製片人、導演、編劇、剪輯、配樂、演員等各項工作，妻子莫尼列王后和兒子西哈莫尼(現任柬埔寨國王)也經常在他的作品中扮演角色。自 1941 年至 1998 年，西哈努克共計拍攝了長短影片 46 部，堪稱多產；影片的類型不一而足，有展現柬埔寨大好河山的風光片，有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故事片，有講述青年男女悲歡離合的愛情片。可惜由於柬埔寨近半個世紀政局動蕩，能留存至今的西哈努克的電影並不多，如今它們已成為高棉民族的珍貴紀念。
柬埔寨電影的黃金時代
西哈努克最初對於電影的喜愛，完全是源自他的父母諾羅敦·蘇拉瑪裡特國王和哥沙曼·尼亞裡麗王后。還在念小學時，每個星期四和星期日早晨，他們都會帶西哈努克去看電影，這家人最喜歡的女明星是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erich)，男明星是莫裡斯·謝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在越南西貢讀中學期間，西哈努克觀看了大量好萊塢電影，據他日後回憶：「二次大戰爆發前幾年，西貢就已有幾家設備很好的帶有空調的電影院了(這樣的電影院在金邊還沒有)，這就為電影愛好者提供了比在柬埔寨更多的選擇餘地。每個星期天我都去看美國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羅伯特·蒙哥馬利、瓊·克勞馥、諾瑪·謝雷、埃洛爾·費林和法國電影明星夏爾·布瓦耶、皮埃爾·裡夏爾·威爾莫、米歇爾·摩根、安娜·貝拉演出的電影。」
雖然很想自己嘗試拍電影，但由於攝影機、膠片等器材價格高昂，沒有收入來源的西哈努克無力承擔，只能在童子軍中組織排演舞臺劇來過戲癮。直到 1941 年，18 歲的西哈努克繼承王位後，才有足夠的錢開始嘗試拍片。最初，西哈努克拍電影只是為了自娛自樂，他採用柯達的 16mm 膠片拍攝短片，多在皇宮取景，完成後只放給家庭成員看。1966 年 4 月，他自編自導、採用標準化方式完成了處女作《天女》(Aspara)。影片成本為 1 萬美元，製片、剪輯、配樂也都由西哈努克負責，上映後獲得了柬埔寨民眾的熱情支持。對於拍片方式的轉變，西哈努克曾解釋說：「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國產片一直沒能擺脫即興編寫和『臨時修改』的階段，特別是還停留在純粹的『商業性』階段，因而它還沒有成為一種藝術。此外，我擔任主席的全國互助慈善機構，也缺少資金來幫助越來越多的在越南戰爭中遭受災難的家庭。我的影片的收入可以用來接濟他們。」
對於自己的電影理念，西哈努克在 1969 年發行的《柬埔寨畫報》第 57 號上曾撰文表示：「健康快樂的觀眾只會喜歡多愁善感的主題以及悲劇的故事結尾，因為人具有一種求異的本能，越是生活苦悶的人，越是喜歡歡快的歌曲、故事、電影。而像我們柬埔寨人這樣終日歡笑開懷，希望能看到的電影肯定與日常生活距離越遠越好。所以越是催淚的電影，在我們這裡就越是流行。」同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介紹了自己的拍攝方法每個鏡頭基本都是一條通過，因為他相信，反覆拍，只會讓演員的創造性消磨殆盡。
西哈努克對於電影的熱情，為柬埔寨帶來一個電影的黃金時代。原本被法國電影佔據的國內電影市場，湧現出大批國產電影。當時柬埔寨力挺國內電影工業發展，對進口影片徵收 40% 的放映稅，對國產片則採取減稅政策。柬埔寨電影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高峰時達到 60 多家，全國電影院數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 30 家，主要集中在金邊、暹粒等大城市，每天都會有大巴載著一批又一批農民，走出鄉間，來到城市觀看最新上映的電影。當時的票價基本分為三檔，最便宜的一檔 15 瑞爾，約等於當時三碗麵條的價格，普通老百姓也都能接受。30 家電影院幾乎每天都能客滿。1960 年 5 月 28 日，第一部彩色柬埔寨國產片《花開花敗》(Blooming Flower and Withering Flower)上映，風靡全國。1962 年，法國作家加繆來到吳哥窟拍攝影片《天堂鳥》(L』Oiseau de Paradis)，為柬埔寨培養了不少電影人才。不過總體而言，這時候的柬埔寨電影工業在技術上還相當落後，洗印都要送去法國或中國香港完成，1968 年才建立了錄音棚，結束了國產片只有配樂沒有對白，要靠「辯士」現場解說的尷尬局面。
真正為柬埔寨電影產業的發展帶來高潮的，是 1968 年在金邊舉行的第一屆柬埔寨國際電影節。作為開幕影片的《吳哥的陰影》(Shadowover Angkor)和作為參賽片的《人民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of the People)都出自西哈努克之手，最終後者摘得「金天女大獎」。一年之後的第二屆電影節上，又是西哈努克的作品再度折桂。不過，由於西哈努克的特殊身份，令柬埔寨的其他電影人對於電影節敬謝不敏。德國電影學者 Kirstin Wille 在《柬埔寨電影製作》(Film production in Cambodia)中曾記載，她在 2007 年採訪到柬埔寨著名導演 Ly Bun Yim(作品《十二姐妹》曾入圍 1968 年柏林電影節)，後者向她解釋說：「當時我並沒有送作品去電影節，因為國王有作品送去了，我不想和國王競爭，因為萬一我的電影贏了，那就不妙了。」
請福特幫忙挽救電影膠片
在當時的西方人眼裡，西哈努克的影片無疑是了解東方神秘國度的絕佳途徑，因此常常作為柬埔寨文化交流的項目在國外展映。他的長片《魔法森林》(The Enchanted Forest)、《人民的小王子》、《吳哥的陰影》、《黃昏》(Twilight)曾在莫斯科、塔什幹和新德裡放映。《魔法森林》先是在布拉格放映，隨後又輾轉開羅和亞歷山大(為巴勒斯坦難民募捐)、雅加達、美國的一些大學。在莫斯科，《魔法森林》獲得過蘇聯作曲家協會頒發的音樂獎。《人民的小王子》還被推薦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作為一國之君，西哈努克的作品必定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且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為基礎，比如《吳哥的陰影》是反對美帝國主義，《柏威夏》(Prasat Preah Vihear)是反對泰國擴張主義，《黃昏》則是反駁所謂吳哥窟是「仿造」印度古代建築的、光榮的吳哥時期之後高棉人民變得毫無生氣等論調。在西方，西哈努克最受歡迎的影片則是《人民的小王子》和《魔法森林》，因為這兩部影片的藝術性高於政治性，反映了柬埔寨的優良傳統。
進入 70 年代後，柬埔寨政局動蕩，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國，同時也不得不中止了電影的拍攝。專注於東南亞歷史研究的澳洲歷史學家 Milton Osborne 甚至認為，1970 年西哈努克之所以會被顛覆政權，很大程度上緣於他沉迷電影製作，疏忽了國家管理。
流亡期間，西哈努克身在異國，心中卻不忘留在故土的電影膠片。他曾在回憶錄中透露：「1975年初，由於預感到紅色高棉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國，所以我就以個人名義從北京給美國總統福特先生寄去一封信，要求他勸說高棉共和國政府，請他們把我 1970 年留在金邊的 35 毫米影片歸還給我。我對福特先生說，我們應該把政治問題暫時放一下，先盡力設法去搶救我的影片吧。福特要他在北京的代表布希來見我，但是當時堅定地站在反美立場上的我，有充足的理由擔心這是一個政治陷阱。於是，我便婉言拒絕了。幾個星期之後，紅色高棉開進了金邊。後來，我才發現，『共和分子』和一些人毀壞了掌握在他們手中的我的一切財產。幸運的是，在茹安維爾的電影製片廠裡，我的一些片子還在繼續印製，並在進行後期錄音，他們還善意地送給我一些拷貝。另一方面，在朗諾政權倒臺前夕，法國終於承認我的王國政府，高棉共和國大使館又暫時變成了柬埔寨王國大使館。這個使館趕緊把我製作的一些片子歸還給我，這些片子有的放在地窖裡都發黴了。」
幻想比真實世界更具吸引力
80 年代末期，柬埔寨政局趨於穩定後，西哈努克又回到柬埔寨繼續自己的電影事業，相繼拍攝了《再見吳哥》(See Angkor and Die)、《貧農》(Peasants in Distress)、《日暮鄉關》(My Village at Sunset)、《上校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Colonel Savath)以及《不愛江山愛美人》(An Ambition Reduced to Ashes)等影片。比較成功的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片長 44 分鐘，講述了英俊王子愛上農家女、甘願為她放棄一切的愛情故事。影片攝影優美，再次將柬埔寨原始秀麗的自然風光成功搬上銀幕。其餘影片的長度也大多在一小時上下，故事講述的往往是大時代背景下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且多涉及生老病死、三角戀愛，因此很受柬埔寨國內觀眾喜愛。
除了一手包辦幕後創作外，西哈努克作品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常常由自己和家人充當演員。例如 1969 年的《黃昏》中，他和妻子莫尼列飾演銀幕情侶。年紀大了之後，他鏡頭下的主人公則換成了兒子西哈莫尼。在 1992 年的《日暮鄉關》中，當時 39 歲的王子扮演一名由海外回到祖國的醫生，妙手仁心救治因地雷而致殘的鄉親，同時還陷入一段三角戀情。西哈莫尼遺傳了西哈努克對於電影等藝術的喜好，他從布拉格音樂學院畢業後，曾於 70 年代在朝鮮專門學習過電影製作。90 年代，時任柬埔寨國營電影製片廠「高棉電影」的廠長兼藝術總監的西哈莫尼曾發表過多篇關於父親電影藝術的評論文章。
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對於西哈努克電影作品的看法也逐漸從意識形態上的批判轉向更客觀的認識。柬埔寨電影研究專家 Eliza Romey 在《國王、政客、藝術家：西哈努克的電影》(King，Politician，Artist：The Films of Norodom Sihanouk)一書中曾提到，當年少數看到他作品的西方影評人對他並不友好，批評其作品水準業餘，浪費公款。但在 Eliza Romey 看來，這些評價有失偏頗，而且純粹從西方文明角度出發，缺乏對於東方世界尤其是柬埔寨特殊國情的認識。「他們無法理解這些電影的重要性??事實上，他利用這一現代藝術樣式，強化了自己的傳統地位，並針對政治事務發表看法。」Eliza Romey 認為，當時的柬埔寨尚未實現教育普及化，絕大多數老百姓知識水平有限。西哈努克抓住這點，利用他們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男歡女愛，有效傳遞其政治理念，鞏固其領袖形象。歷史學家 Milton Osborne 也在他的書裡說過：「西哈努克的電影證明了，對於他來說，幻想始終要比真實世界更具吸引力。」
據 Eliza Romey 考證，自西哈努克 1941 年登基，共拍攝長短影片 46 部，其中有 43 部是在他 1955 年退位後完成的，其中包括 12 部紀錄片、31 部劇情片。在第 34 屆布魯塞爾國際獨立電影節上，西哈努克獲得了該電影節的首個終身成就獎。如今，他的這些影片已很難看到，少數幾部曾以各種渠道流入西方音像製品市場，基本都是配上英文或法文字幕的劣質錄像帶，有些至今還能在亞馬遜上買到。當然，相比電影人的身份，對於中國觀眾來說，西哈努克更像是銀幕上的電影明星。從 1956 年的《柬埔寨王國國家代表團訪華》到 1975 年的《毛澤東主席會見西哈努克親王等貴賓》、《西哈努克親王等回國》，新聞電影製片廠先後為其拍攝了 35 部紀錄片。隨著這些「新聞簡報」短片的放映，西哈努克的形象在神州大地上深入人心。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西哈努克回憶錄甜蜜與辛酸的回憶》(諾羅敦·西哈努克著)，該書由晨光等譯自西哈努克 1981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同名回憶錄，全書共 54 個章節，西哈努克專闢《我的電影》一章，講述自己與電影藝術的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