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PUA 太嚴重,過半博士後打算逃離科研

都 「念」 到博士後了，但超一半的科研人員，卻想逃離科研。

這不是隨口一說的猜想，也不是沒有根據的論斷，而是 Nature 最新出爐的博士後就業報告結果。有 51% 的受訪者表示，由於工作帶來的心理問題，他們已考慮離開科研。

這項調查的對象來自 93 個國家和地區，一共有 7600 多名研究人員。

Nature 的這項報告向我們揭示了：「博士後」，究竟是有多不容易。

職場 PUA、性別歧視、性騷擾…… 沒有一個能逃脫。

工資少、幹活時間長，心理壓力特別大…… 生活和工作基本沒辦法平衡。

單就 PUA 來說，便有 65% 的博士後經歷了權力壓迫，以及各種形形色色歧視。此外，還有來自生活中的各種壓力。

這些博士後們，究竟經歷了多少「難以為外人道」的無奈？

被「PUA」的博士後

逼得超過一半博士後要放棄科研，他們受到了怎樣的傷害？

在 Nature 調查問卷中，十分詳細的列出了博士後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類型。

其中，65% 的人都認為是地位不平等導致的 PUA。

這一點身在其中的人自然會理解。

還有其他 40% 受訪者認為是性別歧視，以及另外 24% 受訪者認為存在種族歧視現象。

而所有經歷過不公待遇的博士後中，57% 的人明確說，這些遭遇來自他們的的研究主管或上級。

在遭遇不公待遇方面，與在本國工作的同行相比，國際博士後（25%）更容易受害，比本國人高 4 個百分點。

此外，少數族裔成員的受訪者中有 34％表示遭受歧視或騷擾。

而在女性受訪者中，有 30％的人認為她們比男性更有可能遭受歧視和騷擾。

圖源：Nature

正如調查所顯示出的那樣，許多博士後都在苦苦掙扎。

工作和生活，難以平衡

面對工作中遭受的騷擾和歧視，本就讓博士後心力交瘁。

但是，博後還不得不承擔生活中的壓力和不確定性，這更是讓他們的心理狀況雪上加霜。

調查顯示：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上，只有 40% 的受訪者感到滿意。

而對於多數人來說，則是：長時間的工作，幾乎無暇他顧。

這一點，在博士後籤訂的勞動合同上，就體現得尤為明顯。

有 3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合同要求每周至少工作 40 小時，但是，合同只不過是一張紙。

其中，便有 3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每周在合同之外至少投入 10 個小時，而有 8% 的人表示，他們投入了 20 個小時以上的額外時間。

另外，幾乎所有人（97%）都報告在曾經在周末和休息日工作；多達 49% 的人說，在他們的一段工作經歷中，休息日工作至少達到了 20 次。

這，就是無形的時間壓力。而且，這些時間壓力，往往還是得不到補償的。

來自澳大利亞的免疫學家安娜 庫森斯（Anna Coussens），便介紹了一段親身經歷：

先前，她在英國從事博士後工作時，被要求必須籤署一份聲明，聲明她將在合同之外加班。

此外，她還進一步補充道：

即使博士後沒有籤署此類合同，也傾向於遵循同樣的規則。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工作時間超過了你的工資。

圖源：Nature

此外，生活的壓力，不僅僅只是平衡，還有穩定。

來自澳大利亞的地質學家凱薩琳 卡茨（Kathryn Cutts），正在巴西從事其第四段博士後的旅程。

她很喜歡週遊世界的博士後旅程，但是她表示，這麼多年以來，還沒有一個穩定持久的職位，她的生活已經岌岌可危。

凱薩琳 卡茨是這麼說的：

你已經到了想要組建家庭並安定下來的時候了。

但是你必須有過人的履歷才能在大學獲得永久的職位，這對於工作而言是巨大的壓力。

確實，如果一直無法獲得滿意的職位，這種漂泊無定的「千年老二」生活，誰又願意呢？

博士後心理問題有多嚴重？

不公正待遇、對未來出路的焦慮、生活的壓力，讓今年的 Nature 博士後調查結果，比往年更沉重。

近一半（49％）的受訪者因工作問題產生了抑鬱或焦慮，希望獲得幫助。

去年這一數字是 36%。

而希望獲得心理幹預或輔導的人中，只有 23％的人表示確實得到了支持。

另外 26％的人則表示他們沒有尋求幫助，但希望這樣做。

沒能尋求到心理輔導的博士後們，原因可能是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心理輔導。

調查中，只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所在的大學或機構有專門面對博士後定製的心理輔導。

其他的人，要麼是只能選擇學校開設的常規心理輔導項目，要麼根本沒得選，只能靠個人毅力堅持或自我調節。

疫情使得情況更加嚴峻

除去正常情況下的壓力和歧視，今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更是帶來的不穩定性，無疑是進一步增加了博士後的生存壓力。

早前，Nature 便發表了疫情給博士後群體影響的調查結果。該調查有來自 93 個國家和地區的 7670 名博士後，涉及 19 個學科。

報告總的來說有：80% 的受訪者認為，疫情阻礙了他們的實驗；32% 以上的人認為，主管並沒有提供有效的工作支持；最後，61% 的受訪者表示，疫情給職業前景帶來了負面影響；

新冠疫情帶來了哪些不便？對此，有 80% 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導致他們實驗的停滯。

此外，還有近 60% 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導致他們無法跟負責人或同事進行有效地溝通，比如就想法進行討論。

此外，有超過一半（5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主管為疫情期間的工作管理提供了明確的指導。

但是，仍然有約 1/3（32%）的受訪者說，他們並沒有得到主管的指導和支持。

而這些影響，最終都會體現在對職業前景的憂慮上。

在報告中，有 61% 的受訪者表示：新冠疫情給他們的職業生涯帶來了負面影響。在中國，這一數字是 54%。

其實，博士後崗位的初衷，或者說一個理想中的「博士後」，應該是有志於科研的博士畢業生，尋找到符合興趣的項目組，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最後帶著履歷精彩的「敲門磚」走向更前沿的科研領域。

但現實中，博士後要面對科研產出硬指標的要求、現實生活壓力、高校教職門檻日益升高。

沒有正式教職待遇，卻可能要承擔相同或者更大的研究指標壓力，還要處理雜事。

而科研周期長，有時甚至耗費了幾年的時間、熱情、精力，卻沒有收穫，一切努力付之東流。

博士後們的困境，可想而知。

而這原本整體便不是很順心的博士後生存環境，又撞上了疫情帶來的各種不確定的影響。

這次的博士後們，也真是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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