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博士後調查：魔幻2020，博士後們很焦慮

《自然》對博士後這支關鍵研究力量做了問卷調查，結果描繪出了一個灰暗的圖景：他們害怕失去工作，研究被迫中斷，對未來充滿了焦慮。

根據《自然》對全球博士後進行的首次調查，十分之八的博士後表示，全球新冠疫情妨礙了他們的實驗以及數據採集工作。超過一半的博士後發現，和實驗室的PI探討研究想法和分享研究變難了，將近三分之二的博士後認為，疫情對他們的職業前景有著消極的影響（見「幹擾和困頓」）。

疫情迫使全球實驗室停產或減少產出，也削減了科研機構的經費，對博士後的科研資助和獎學金等經費來源造成了威脅。對於那些已經身負資源不足、工作競爭和前途未卜之重擔的年輕科學家來說，疫情的到來使一切雪上加霜。

《自然》從6月中旬到7月底對全球7670名博士後進行了一次自願調研，詳細詢問了他們關於新冠疫情對博士後這個群體的影響。對其中一些參與者的後續訪談以及數百項自由評論（見「前途暗淡」）的分析，描繪了新冠疫情下不安而艱險的博士後研究生涯。南澳大利亞健康和醫療研究中心的癌症研究者Hannah Wardill 在訪談中表示：「（新冠疫情）加劇了博士後已經面臨的重壓。」

這項調查由《自然》和倫敦的市場調研機構Shift Learning合辦，並在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的數字產品以及電郵訂閱中行了宣傳。調查有英語、漢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葡萄牙語幾個版本。和新冠疫情有關的數據表可以在 go.nature.com/34wrre1上查詢。數據目前正在進行分析，完整結果將在11月公布。

不確定的職業前景

百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感染了新冠病毒，另有9%的受訪者懷疑自己被感染，但是沒有做檢測。不過他們心頭懸著的不僅是自己有沒有感染新冠病毒這個問題。大約61%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對他們的職業前景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另有25%的受訪者表示這對他們本來就不確定的未來造成了進一步的打擊。

南美洲的博士後普遍對職業前景感到擔憂，那裡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職業前景在疫情一開始就受到了打擊。一位來自巴西的生物化學家在調查的自由評論部分分享了她的擔憂。她指出，巴西的博士後合同通常只持續1-2年，合同延期是很不確定的，這就為本來就在苦苦掙扎的博士後們製造了一個更為嚴酷的難題。她寫道：「在這兒，博士要在街上賣吃的才能為自己提供經濟支持，因為大多數博士都無法找到獎學金或工作。」

巴西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物理學家Julieth Caro擔心巴西政府會為了降低成本而縮短她的獎學金期限。她說：「新冠讓我明白，科學對巴西政府並不重要。」她還指出，她的獎學金規定她不能在其他領域找工作。因為沒有什麼工作需要物理，因此她開始做志願者，免費教授實驗物理。

在其他地方，相信疫情已經影響了自身職業前景的博士後的佔比也很大，在北美洲和中美洲佔68%，在澳洲佔68%，在亞洲佔61%，在非洲佔59%，在歐洲佔54%。在新冠病毒首先被發現的中國，5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職業前途已經遭受重創，另有25%的表達了不確定性。

疫情對職業的影響因研究領域而異。在計算機科學和數學領域，略低於一半的博士後研究者認為他們的職業遭受了打擊，而在化學（68%）、生態和演化（67%）以及生物醫藥（60%）領域，持有這種看法的人更多。

疫情現在成了博士後最大的煩惱之一。在被問及對職業前景造成最大挑戰的3個因素時，40%的受訪者提到了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64%的受訪者提到了對資助的競爭，45%的受訪者提到了本領域缺乏工作機會。

對那些希望在2020年找到教職的博士後來說，新冠疫情以及此後大面積的招聘停擺可謂是史無前例的低潮。德國的一位生物工程學家在評論區域解釋了自己面臨的困境：「之前我從好幾家大學拿到了口頭的教職offer。新冠疫情期間，他們凍結了所有招聘，但是並沒有讓我知道後續。」

美國的一位HIV研究者在今年開始找終身軌教職，他在評論部分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是一個拐點。他寫道：「無法想像新冠疫情對我們的職業生涯有多麼大的破壞力。我想待在學術界，但是這可能不會實現了。」

13%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已經因為新冠疫情失去了博士後的工作或者博士後的offer。21%的受訪者猜測，新冠病毒已經剝奪了自己的一個工作機會，但是不能確定。南美洲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已經失去了工作，在歐洲這個數字是11%，在北美和中美洲則是12%。

60%的受訪者目前在國外工作，這個情況只會加劇新冠疫情對他們的潛在影響。許多人擔心新冠疫情會影響他們的籤證以及居留的能力。一名來自印度、目前在美國工作的生物化學家寫道：「我的籤證到2021年1月到期。因為新冠封城，我三個月沒有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在無法發表一些研究結果的情況下，離開現在的實驗室和美國。」

對實驗的打擊

80%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妨礙了他們做實驗。其中一位受訪者是英國班戈大學的光學工程師Rakesh Dhama。他本來要在今年初去法國完成實驗，實驗內容是用晶片殺死癌症幹細胞，但是「因為新冠病毒，所有的事情都一團糟，現在我設計的那個實驗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了」。他還提到，他的導師拿到了兩臺設備，可以改善實驗的準確性，但是現在沒人能去現場做。他悲傷地表示：「新冠病毒已經在科研方面影響了我。」

來自印度的Dhama指出，他在英國的籤證在7月底到期，因此他必須要加快找工作的進度，然而這在疫情中並不容易。為了和時間賽跑，他向歐盟委員會遞交了光學方面的瑪麗·居裡個人獎學金申請。他說：「我要在20天裡寫出一個10頁的研究方案。」方案已經獲批，他將在10月在芬蘭的坦佩雷大學進行研究，當然前提是他能獲得芬蘭的工作籤證。

疫情期間遭受阻礙的的科研活動不僅是實驗而已。5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和導師以及同事的交流也遇到了困難，57%的人表示，和他們分享研究結果變得更困難了。美國的一位分子生物學家在評論區表示：「因為疫情，我還沒見著我的同事。」

雖然疫情使科研進度產生了大面積的延誤，只有不到1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獎學金或工作合同會被延期。6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職位沒有發生變化，19%卻不太確定。獲得了瑪麗·居裡個人獎學金，在西班牙國立癌症研究中心工作的癌症研究者Melania Zauri表示，她可以請不帶薪假，但不能延長她的合同。Zauri表示，西班牙為許多政府資助的研究者延長了合同，但是帶著優秀的外部獎學金而來的研究者卻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我們被當作了棄子。」

緊張的關係

本調查也涵蓋了關於導師的問題。在危機中，導師這個角色顯得愈發重要。超過一半（54%）的受訪者表示，在疫情期間，他們的導師就如何管理研究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導，但是32%表示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支持。關於導師是否盡一切可能提供了支持，29%的受訪者表示非常不同意。女性受訪者（28%）比男性（25%）更傾向於認為導師做的不夠。

在自由評論部分，關於疫情讓師生關係變得緊張的討論尤其突出。一位美國的分子微生物學家表達了她對疫情期間安全研究規範的擔憂：「我的PI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他讓每個人繼續工作，還不戴口罩，最後學校強制以後他才開始戴。」一位美國的真菌學研究者也有相似的意見，實驗室同事「被迫工作，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一些博士後找到了些許安慰。雖然26%的受訪者認為疫情部分或嚴重損害了他們寫論文的能力，43%的人表示寫論文變得容易了。Wardill說：「封城以後，我可以專注於寫作，這算是一絲亮點吧。」

但是，Wardill認為疫情給她的科研以及工作踩下了剎車。3月，出於對旅行安全的擔憂，她不得不中斷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研究項目，回到澳大利亞家裡。她本希望那個項目的成果和論文會讓她在未來的經費申請中獲得優勢，但是現在那些實驗卻如履薄冰，「我處在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但是我的競爭力卻不如之前了。」

Wardill希望經費資助方在衡量她的科研產出時能考慮到疫情的影響。她說道：「他們應該承認這一點，每個人都遭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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