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罕見關注，海外博士後們將何去何從？

2020年9月10日，Nature Careers專欄報導了科學領域重要勞動力—博士後工作者們的生存現狀。然而，調查結果令人沮喪，眾多博後們表達了對工作流失的恐懼，因疫情原因無法高效重啟之前中斷的研究的焦慮，以及對未來的不安。

據Nature全球博士後調查數據顯示，約有80%的博士後研究人員認為，全球冠狀病毒大流行阻礙了他們進行實驗或收集數據的能力。根據《自然》雜誌對全球博士後的首次調查顯示，超過50%的博士後發現與他們的實驗室負責人或同事討論研究想法或分享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超過60%的博士後認為大流行對他們的職業前景產生了負面影響。

不得不承認，新冠大流行已經減少甚至關閉了相當數量的全球學術實驗室，由於經濟大蕭條，決策者們不得不削減機構預算，捐款數量直線下滑，對應研究基金和其他博士後資金來源受到嚴重威脅。對於博士後這樣一群苦苦掙扎在有限的資金資源裡的人來講，激烈的工作競爭和職業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這種影響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挑戰。

《NATURE》雜誌的自選調查於6月中旬至7月底進行，共吸引了7670名在學術界工作的博士後的回應。「（大流行）加劇了博士後本已經承受的壓力」，澳大利亞衛生與醫學研究所的癌症研究員漢娜·沃迪爾（Hannah Wardill）在接受採訪時說。

不確定的工作前景：

在調查中，1%的受訪者說，他們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另有9%的受訪者懷疑他們曾經感染過，但從未接受過檢測。但是，人們所關心的遠遠超出了病毒的存在與否。有25％的人表示，大流行對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的累積影響是無法估量的。人們對職業前途的擔憂在南美尤為普遍，有70％的受訪者表示，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他們的職業生涯就受到了影響。巴西的一名生物化學家使用調查的評論部分來分享自己的擔憂。她指出，在她的國家，博士後合同通常只持續一兩年，而且延期還遠未得到保證，這無疑是雪上加霜，使得本已經在艱難地度過難關的研究人員面臨更加困難的局面。她寫道：「在這裡，我們生活在一個現實中，博士們需要在街上出售食品以維持經濟收入，因為大多數人無法獲得獎學金或工作」。

巴西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物理學家朱麗思·卡羅（Julieth Caro）擔心巴西政府可能會通過削減成本的方式來縮短她的獎學金期限。她說：「大流行讓我記住了科學對政府而言並不重要」。她補充說，她的獎學金禁止她從事超出其領域的工作。由於幾乎沒有物理學工作，她以無薪志願者的身份教授實驗物理學。

根據大數據統計分析，各個洲內受影響的博士後佔比分別是：北美洲和中美洲68％，澳大拉西亞68％，亞洲61％，非洲59％和歐洲54％。在首次發現該病毒的中國，有54％的受訪者說他們的職業生涯已經受到打擊，而25％的受訪者說他們不確定。

感知科學相關領域的影響因研究不同而異。僅有不到50%的計算機科學和數學研究人員認為自己的職業前景受到了影響，相比之下，化學研究人員佔68％，生態與進化研究佔67％，生物醫學研究佔60％。

大流行的影響現在已經成為博士後心目中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被問及職業發展的三個主要挑戰時，有40％的受訪者指出COVID-19的經濟影響，近三分之二（64％）指出資金競爭，而45％的受訪者指出缺乏工作。

對於那些希望在2020年獲得教師職位的人來說，這種大流行以及隨之而來的廣泛的招聘凍結在這個糟糕的時刻不期而遇。德國的一位生物工程師使用評論部分來解釋他的情況，「我從多所大學獲得教職招聘信息，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幾乎全部凍結，直至現在都沒有更新」。

美國的一名愛滋病病毒研究人員今年開始尋找終身任職（tenure-track）職位，他評論說，這種流行病可能是一個轉折點。他寫道：「不可能低估COVID-19對我們職業的影響，我想留在學術界，但這可能不再可能」。13％的受訪者表示，由於大流行，他們已經失去了一份博士後工作或一份工作，還有21％的人懷疑是病毒消滅了工作。南美有30%以上的研究人員明確報告已經失業，而歐洲為11％，北美和中美洲為12％。

目前有60％的境外工作受訪者表示，這種流行病影響他們的籤證和留在新國家的能力。一位目前在美國工作的印度生物化學家寫道：「我的籤證將於2021年1月到期。由於COVID封鎖，我失去了三個多月的工作。因此，我可能不得不離開實驗室甚至是國家而無法發表我的一些研究」。

實驗影響：

英國班戈大學的光子學工程師RakeshDhama，他本打算今年早些時候前往法國，在旨在殺死癌症幹細胞的晶片上完成實驗。他說：「由於冠狀病毒，一切都受到打擊。現在，我對該實驗計劃一無所獲」，他補充說，「他的主管已經購買了兩套設備，可以提高實驗的準確性，但是他說，沒有人能使這些設備正常運行」。

來自印度的達馬說，他的英國籤證定於7月底到期，這為已經受到大流行困擾的求職增加了額外的緊迫性。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向光子學領域的歐盟委員會申請了居裡獎學金。他說：「我必須在20天之內將10頁的提案匯總成一個新想法，而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大流行期間，實驗並不是唯一可能遭受的科學活動。59％的受訪者表示，與上司或同事討論想法時遇到更多麻煩，而57％的受訪者表示，這種大流行使人們更難以分享他們的研究結果。美國的一位分子生物學家評論說：「由於冠狀病毒，我尚未見過我的同事」。儘管大流行造成了廣泛的延誤，但略少於1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獲得了研究金或工作合同的延期。近三分之二（63％）的人表示，他們任職的持續時間保持不變，目前尚不確定的有19％。西班牙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瑪麗·居裡研究員、癌症生物學家梅拉尼婭·扎裡（Melania Zauri）說，她有機會休無薪假，但沒有得到有薪延期的合同。Zauri指出，西班牙正在延長政府支持下的許多研究人員的合同，但擁有享有盛譽的外部研究基金的研究人員被排除在外。

緊張的關係：

該調查包括有關主管的問題，這一角色在病毒大流行期間顯得尤為重要。超過一半（54％）的受訪者說，他們的主管為大流行期間的工作管理提供了明確的指導，但三分之一（32％）的受訪者說，他們沒有得到上級的支持。29％的受訪者強烈表示他們的主管沒有照顧到他們，女性受訪者（28％）比男性受訪者（25％）更有可能認為自己的主管不夠負責。

該調查的自由評論部分強調了大流行病如何使某些主管與博士後關係緊張。美國的一名分子微生物學家對爆發期間的安全協議表示關注。她寫道：「我的主要研究人員假裝在COVID-19隔離期間沒有任何反應，他要求所有人繼續工作，他拒絕戴上口罩，直到大學將其強制執行」。同樣在美國的真菌學家說，實驗室成員被迫在缺乏安全措施的情況下繼續工作。

一些博士後在流行病中發現了一些小小的安慰。儘管超過四分之一（26％）的受訪者說，這種流行病在某種程度上嚴重地削弱了他們撰寫論文的能力，但仍有43％的受訪者說，寫作變得更容易了。「停工使我能夠專注於寫作」，沃迪爾說。儘管如此，沃迪爾仍然認為這種大流行阻礙了她的工作和職業發展。隨著三月份旅行問題的增加，她被迫離開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返回家鄉澳大利亞。她希望該項目的結果和論文能夠為她申請未來的資金提供優勢，但現在這些實驗正在進行中。她說：「我正處於我的研究生涯中的重要時刻，我的競爭力不如我之前正常進行實驗所希望的那樣」。

值得注意的是，眾多的受訪者表示希望資助者在評估研究成果和申請人的生產率時將病毒大流行的因素考慮在內。

參考文獻：

Nature585, 309-312 (2020)

doi:10.1038/d41586-020-025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