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鈺坤：邊界地帶的遊歷與冒險
與中國院線中那些色彩鮮豔、塑料感十足的主流商業片相比，忻鈺坤的作品總有著「不合時宜」的粗糲與真實，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作品與講述方式可以與這個時代的大多數觀眾呼應，他並不想在地下狀態裡停留太久，他的視域裡，走在前面的是樸贊鬱、昆汀·塔倫蒂諾和克里斯多福·諾蘭。
忻鈺坤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攝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宣布結果的時刻終於到來。他坐在觀眾席的正中間位置，兩邊都是入圍電影節的年輕同行。終於，他聽到了自己的名字，忻鈺坤，最佳導演。這是最想拿的獎。他從座位上起身，像是走了很遠的路，終於從座位席走出來。他來到舞臺的中心，燈光打在身上，感覺有點炫目，向下望過去，什麼也看不到。
下臺之後不久，他再次聽到了自己的名字。這次是最佳劇情長片，可是準備好的感言剛才已經全部說完了，他有些蒙。幸好這次製片人也在臺上，說了很多。忻鈺坤再次感謝了一下家人，便下臺了。
這是2014年第8屆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禮上的一幕。忻鈺坤的第一部長片《心迷宮》獲得了三項提名，最終拿到了當晚兩個分量最重的獎項。這一年，忻鈺坤正好30歲。
他感覺自己攪在了一種複雜的情緒裡。直到電影製作完成，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創作能有什麼結果。影展的截止日要到了，忻鈺坤決定試一試。「我想這是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做出來，就繼續當導演，做不出來，就去幕後，做攝影師；再不行，就去開家飯館，做一個純粹的影迷。還好，最後的結果也並不壞。」
和很多青年導演一樣，忻鈺坤也經歷了製作層面的種種困難。預算捉襟見肘，臉兒熟的演員一個也請不起，後期製作沒跟上，用「土得掉渣」來形容也不過分。不同的是，這部電影從一眾同行的作品中殺了出來，不僅獲了獎，還上了院線。非線性的敘事方式，讓特定生存環境下的人性狀態以一種複雜但精準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
其實，這部讓忻鈺坤聲名鵲起的作品還不是他最想拍的。在此之前，他已經寫好了一個劇本，但是在當時的製作成本下很難實現，最後聽取了合作夥伴的建議，先放一放。《心迷宮》成功之後，新作的投資增加了十倍，儘管仍然是小成本，但忻鈺坤感覺自己終於有了機會。他要拍出一部有動作片元素的懸疑類型電影。
現在，這部名為《暴烈無聲》的新作終於上映。像是從鄉野土路上衝殺出來的長跑運動員，忻鈺坤終於站在了專業跑道的起點處。
大廈
很長一段時間裡，一個畫面總是出現在忻鈺坤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那是一座礦山被炸毀的樣子。高中軍訓的時候，不遠處就有一座山，他聽到了炸裂的聲音，但並沒有看到崩塌的過程，轉身之間，只剩下廢墟和煙塵。
忻鈺坤要把這個畫面用電影的方式呈現出來，現實操作很難，只好使用特效技術。經過了情緒和理解力的漫長積累，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來。整個過程緩慢得如同靜止了一樣，濃煙升起，礦山倒下。主人公站在屏幕的一角，沒有回頭。影像的語法系統，為觀眾呈現出現實和虛幻交錯的邊界地帶，讓人物的心理景觀得以賦形，這正是忻鈺坤迷戀電影的原因。
「跟《心迷宮》相比，這個電影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有一個完整的隱喻系統。片中有很多三角形的隱喻和構圖，三個人物有著不同的社會階層關係。去建構人物的生活環境和衣食住行的時候，為了更真實，就會想把個人生活的經驗放進去。」忻鈺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為了拍攝這部電影，忻鈺坤帶著團隊回到了內蒙古包頭市，這是他的家鄉。新世紀伊始，城市周圍的地區開始了採礦的熱潮，整個地區的人變得很浮躁，出現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村民拿到了經濟補償，出現了許多暴發戶，卻沒有意識到採礦的負面影響，包括環境和健康問題。
「鄉村變化得太快了，就會攪進去非常多的東西，會讓人特別彷徨，不知所措，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有人是清楚的，他們可能通過人的彷徨，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忻鈺坤說。
忻鈺坤的一些親戚和朋友從事這個行業，原先的同學畢業後有人也加入進來，有時候會跟忻鈺坤講一些奇怪或悲慘的故事。那時候網際網路還沒有那麼發達，很多事情不為外界所知。那些礦區之間的矛盾，因開礦引發的暴力糾葛被忻鈺坤記在了心裡。
後來，經過政府的管控，整個行業結束了最繁榮也最猖獗的時期。許多礦停產了，就廢棄在那裡，「都是殘破的樣子，很像是大地上的傷疤」。影片中主人公的孩子突然失蹤，無法說話的父親到處去找，路過的就是那些廢棄的礦區。
拍攝的時候正值冬天，包頭的一切顯得蕭瑟，破敗，大量的黃色和黑色映在眼前。自從高二輟學之後，忻鈺坤幾乎總是在過春節的時候才有時間回家鄉。那時候他還小，只覺得這裡日漸衰老。後來的印象中，這座城市開始有了跨越性的變化。城市社區發展起來，高樓大廈不斷拓展著它的領域，汙染依舊嚴重。
大廈的林立與內心的坍塌，兩者成為了虛構的原動力。儘管懸疑的類型外殼讓人印象深刻，但忻鈺坤想要展現的卻是那些難以言喻的部分。
走思
走神，用包頭當地的話說，叫作「走思」。忻鈺坤上學的時候，常常會從現實中跳脫出去。可能是雙魚座的原因，忻鈺坤自己這樣覺得。老師布置了作文的題目，他不想應付，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東西，有對白，有人物，還有矛盾衝突。他將自己代入進《終結者2》，幻想自己是影片中的孩子，施瓦辛格帶著他一路逃亡。
除此之外，忻鈺坤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跟作文的主題產生了關聯。老師看完之後，覺得挺有意思，讓他多寫寫。他覺得，如果要說對電影和虛構有什麼緣起的話，這也許可以算是一例。
但總的來說，忻鈺坤的成績不是很好。到了高一暑假的時候，忻鈺坤意識到自己可能沒辦法通過高考上一所好的大學。有一個初中同學畢業後去了西安翻譯學院，讀完預科，升到了大學。他決定也走這樣的路子，正好看到西安電影培訓學院的招生廣告，跟母親商量了一下，決定輟學，去學電影。
那是2001年，忻鈺坤17歲。母親陪著他去報到，綠皮火車一路從北往南開，24個小時之後，終於到了西安。日後回溯，這是忻鈺坤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他開始和電影發生關聯。
西安電影培訓學院是西部電影集團旗下的一所民辦院校，屬於學校和社會聯合辦學。當時，西部電影集團還沒有改制，仍然叫西安電影製片廠，被認為是第五代導演的搖籃。培訓學院的師資很好，校舍是原來西影廠的洗印車間，很多西影廠的老電影人參與授課。這讓忻鈺坤很嚮往，但進去了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兒，特別是學院的管理存在問題，很多學生去了也不學習。有的老師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特別用心，但學生的年紀普遍都很小，也聽不進去。
但在這個學院，忻鈺坤還是學會了電影的門道，知道了如何將觀影的心理感受還原為電影語言。除此之外，他還認識了朋友馮元良，後來兩個人一起寫了《心迷宮》的劇本。
馮元良後來選了在一家石化國企上班，業餘時間寫劇本。忻鈺坤則想要以電影為業，他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但沒考上。忻鈺坤準備複習一年，來年再戰，每天悶在家裡，幾乎沒有任何社交。以前的同學都去外地了，有親戚覺得他就不該學電影，當初去西安就是個錯誤的決定，現在竟然還要再考。
那是2003年，正好趕上「非典」，忻鈺坤覺得家裡悶得不行。夏天的時候，一個舅舅要去廣東佛山，做陶瓷潔具生意，忻鈺坤便跟著去了，每天帶著圖，跑銷售，因此了解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開始有了些變化，不再那麼想考電影學院了，但對電影的喜愛沒有丟下，有什麼新片上映都會去看，那時候的電影院類似於文化宮，一張票可以反覆看很多部。
「看完就覺得，哎呀，還是想回來幹這個事兒，有癮，當時還不到二十歲，不想這麼早給自己下結論，就跟家裡商量，回到這一行。」忻鈺坤回憶道。
他回到了西安，在郊區租了很便宜的房子，住了下來。過了一段時間，還是什麼機會也沒有找到。他一度想學遊戲，以後從事動畫製作。最後雖然遊戲沒學成，但那段經歷讓他不再對技術犯怵了。後來製作《心迷宮》的時候，忻鈺坤自己在家裡完成了剪輯和初步的調色。
過了兩個多月，機會終於來了。一個西安電影培訓學院畢業的師兄在電視臺工作，平時拍一些欄目劇，問忻鈺坤有沒有時間寫劇本。他便去了師兄的小劇組，工作了一段時間，便開始自己拍，劇本、攝影、剪輯，全包。欄目劇的名字叫《都市碎戲》，每個故事時長有限制，不超過30分鐘，多是家長裡短，講的都是當地方言。
忻鈺坤想拍點不一樣的，嘗試了警匪題材，臥底的，販毒的，收視率很好。後來看了一些非線性敘事的電影，覺得很好，便想要進行類似的嘗試，寫了一個送禮的故事，但電視臺覺得故事講述得太複雜，拒絕接受。好像有一個無形的界限，忻鈺坤想衝，但怎麼也衝不破，他對做導演失去了信心。
2008年，北京電影學院有進修的機會，忻鈺坤報了名，學習膠片攝影，想著以後就做幕後，本來對拍攝就比較熟悉，做攝影師也挺好。沒想到的是，他剛畢業，膠片攝影就被淘汰了，被數位技術所取代，這讓他感嘆自己確實「生不逢時」。
迷宮
忻鈺坤寫了一個劇本，講的是礦工找兒子的故事，也就是後來的《暴烈無聲》。那是2012年。此前他在北京的工作是拍宣傳片，認識了一個影視公司的老闆，叫任江洲。雖說是影視公司，但規模很小，處在行業的最邊緣，甚至都不在行業裡。
忻鈺坤將《暴烈無聲》的劇本拿給任江洲看，任江洲覺得這個故事很好，但裡面有很多動作戲，需要的資金很多，不是低成本能支撐的，不如先拍另一個故事，也就是後來的《心迷宮》。
任江洲是河南人，有一次，他跟母親去看電影，從電影院出來的時候，聽母親講了一個發生在90年代農村的事情，覺得很有意思。村莊外出現了一具燒焦的屍體，一家人說是自己外出打工的孩子，正要下葬時，孩子卻回來了。最終，一口棺材先後轉了三家人，兩年之後才終於破案。
任江洲很快就寫出了大綱，準備擔任製片人，負責籌錢，但是找了好幾家電影公司，都吃了閉門羹。他後來承認，如果按照寫實的方式拍，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便決定改一下，由忻鈺坤和馮元良寫劇本，採取非線性敘事，並且增加了懸疑的元素。一個封閉的村子裡，十幾個人物輪番上場，戲劇性的巧合讓人物在合理的行為邏輯下觸發了連鎖反應，欲望和人性相互糾纏。
整個寫作持續了一年多。忻鈺坤有了很多想法，他覺得自己離電影越來越近了，至少有機會拍電影了。任江洲終於拉到了資金，說好100萬，但是突然遇到周轉問題，又收回了一半。支付完工資之後所剩無幾，原本答應投資的親戚也不見蹤影，最後只好借錢，怎麼省錢怎麼來。
拍攝地在任江洲的河南老家。村子裡的青壯年都進城打工了，大量的農田房屋處於閒置狀態，剩下幾個老人，每天早上曬太陽，看忻鈺坤拍戲。拍稍微大一點的場面，就會遇到湊不齊人的問題，需要從十幾個村找人來當群眾演員。
忻鈺坤本來還在想著拍完之後怎麼找發行方，但是資金的嚴重短缺讓他完全無暇旁顧。「後期製作的時候，大家其實有點放棄了，沒有錢了，就只好在家自己剪。做完的時候，正好趕上FIRST電影展收片的截止日，我想這是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了。」忻鈺坤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FIRST電影展創辦於2006年，由大學生影像節發展而來，已經成為面向青年電影人的一個重要交流平臺，推出了《八月》《中邪》等多部優秀電影。除了評獎之外，電影展還舉辦了創投和訓練營等活動。
忻鈺坤第一次參加影展便獲了獎，並且在這個平臺認識了很多同行。片子精巧的結構和深度的人性呈現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在表演和製作方面的遺憾，讓很多專業人士看到了忻鈺坤的潛力。2017年，《暴烈無聲》製作完成之後，又重回故地，成為了FIRST影展的閉幕影片。
從《心迷宮》上映到《暴烈無聲》製作完成，忻鈺坤用了三年的時間。製作成本升級了，周期也比前作增加了一倍多，有了姜武、宋洋等明星演員的加盟，甚至還從韓國請來了電影《老男孩》的動作指導。一部商業類型片的班底搭建了起來。但不同於當下很多商業類型片所採取的討巧方式，忻鈺坤沒有簡單地將不同元素進行雜糅和拼貼。他十分看中劇本的質地，每次都要耗費一年多的時間反覆打磨，呈現為影像語言的時候，強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的參與和互動。幸運的是，這樣的拍攝方式得到了來自資本的認可。
「當下電影市場的繁榮還是給了很多年輕導演機會的，如果有心進到行業裡，有一定的才能，那機會比以前多太多了。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繁榮，對新鮮血液的渴求，導致所有的人對青年導演沒有那麼大的容錯率了，希望一下子就能成功。」忻鈺坤說。顯然，他很清楚自己所面對的時代與現實。
與中國院線中那些色彩鮮豔、塑料感十足的主流商業片相比，忻鈺坤的作品總有著「不合時宜」的粗糲與真實，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作品與講述方式可以與這個時代的大多數觀眾呼應，他並不想在地下狀態裡停留太久，他的視域裡，走在前面的是樸贊鬱、昆汀·塔倫蒂諾和克里斯多福·諾蘭，這些導演都有著堅定的個人表達並且能夠收穫廣泛的觀眾，在中國當下的現實中，這好像是個悖論，而忻鈺坤從一開始似乎就想試試能否把這撕裂的東西經由自己進行縫合，某種程度上說，他所做的是一種邊界地帶的遊歷與冒險。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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