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曼紐爾·維加（Manuel Vega）是波多黎各的第二代移民，他在東哈萊姆的街頭長大。我採訪他，是在社區平價租給他的一間街面房裡，他被允許在這裡開辦三個月的工作坊，平價教居民做馬賽克玩兒。他在當地小有名氣，僅僅這個街區裡我就找到了他十多幅牆畫和馬賽克作品。我問曼紐爾，這裡最有名的牆畫是你畫的嗎？他一邊哈哈大笑一邊把我拉到了萊剋星頓大道（Lexington Avenue）路口，四層樓高的《東哈萊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赫然眼前。
⑾東哈萊姆的精神，漢克·普魯斯和曼紐爾·維加於1973年至1978年首繪，1999年由曼紐爾·維加修復。位於東104街與萊剋星頓大道東南路口。1973年，尚在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研讀應用藝術的未來設計師和建築師漢克·普魯斯（Hank Prussing），帶著當時只有17歲還是學徒的曼紐爾，開始創作這幅作品，歷時5年才完工。1973年夏天，普魯斯在這個街區拍下了鄰居們的很多黑白照片，如今人們還可以在這堵高牆上的53幅肖像裡，依稀辨識出他們：那位牧師、那個寡言的酒窖老闆、那個天天抱著弟弟轉悠的姐姐、還有褲兜裡插著雙節棍的李小龍的粉絲、那個藝名叫「閃電」的西班牙語搖滾歌手……1999年，因牆體剝落，曼紐爾著手修復東哈萊姆的這個地標，現在看又有點褪色了。這個街角還保留著城市的傳統尺度，柴米油鹽仍舊步行可達。曼紐爾說，「這幅紀實的作品，如今倒成了對1970年代社區的致敬了。不過，一直以來，東哈萊姆最有意思的還是這裡的人」。
⑿安託妮婭·潘多加紀念馬賽克肖像，曼紐爾·維加於2002年製作。位於東117街與第二大道東北路口。拉丁人有為亡者畫像的習俗，在東哈萊姆街上不難看到。曼紐爾就為社區做了不少名人像，由於他對馬賽克工藝的偏好，使得灰暗的街道上不時閃現出明麗的色塊。安託妮婭·潘多加（Antonia Pantoja）的馬賽克像足有一人高，胸前掛著1996年柯林頓總統頒發給她的「總統自由勳章」，她是第一位獲得美國最高平民榮譽的波多黎各女性。22歲移民紐約的安託妮婭，195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社會工作碩士學位，1961年創立了「勵志社」（ASPIRA），現在已是最大的為拉丁裔青年提供職業和學業指導以及財務及其他援助的非盈利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在美國的六個州和波多黎各都設有分部。1970年，她創立了以拉丁裔成人教育為主的私立玻利奎阿學院（Boricua college），在紐約有三個校區。1972年，在她的支持下，勵志社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為拉丁裔學生提供過渡性的西班牙語課堂教學，獲得通過，這是美國雙語教育史上的重要裡程碑。2002年安託妮婭去世，同年她的自傳《夢想家回憶錄》（Memoir of a Visionary）出版。無疑，安託妮婭實現了她作為社會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理想；但是她作為女性主義者和人權領袖的夢想可能還有未盡之志，她在書中暗示自己是同性戀者，也討論了為什麼之前沒有公開自己的性傾向。曼紐爾用金色的馬賽克鑲嵌上安託妮婭的名言：「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的社區；是我的全部過往，也是我的所有將來。」
⒀佩德羅·彼得裡紀念肖像，詹姆斯·德·拉·維加於2004年繪製。位於東111街與萊剋星頓大道東南路口。2004年3月，佩德羅·彼得裡（Pedro Pietri）離世，詹姆斯·德·拉·維加當年就為他畫了紀念肖像。他們和安託妮婭一樣，同是「新波多黎各人」（Ruyorican），這是一個原本帶有歧視意味的新造詞語，專指移民到紐約的波多黎各人或者他們的後裔。要把這位前輩老鄉描畫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彼得裡是詩人、劇作家、波多黎各移民、東哈萊姆居民、越戰老兵，重要的是，他是「新波多黎各人運動」（Ruyorican Movement）的發起人。彼得裡懷有社會主義理想，主張民族自決，同時他對自己用詩歌動員起來的群眾運動尤其是武裝革命又是懷疑的。「庸眾都是蠢驢」，他不斷強調寬容和保持人性的重要性，呼籲知識分子保守思想自由。他對宗教是不甚恭敬甚至是有些嘲諷的，但他自稱「牧師」，習慣手握一個巨大的可摺疊的十字架，穿著黑色的長袍在社區裡特立著獨行著。他的葬禮在離畫像7條街的「第一西班牙衛理公會教堂」舉行，這個古老的教堂曾在1969年，被他年輕時就參加的一個激進青年革命黨佔領並更名為「第一人民教堂」。在這個教堂裡，3歲就移民到曼哈頓的那個少年跟隨姨媽，做過禮拜演過話劇；1969年，他第一次在這個所謂「人民教堂」裡，朗誦了代表作《波多黎各的訃聞》（Puerto Rican Obituary），有幾句非常觸目——紐約的波多黎各人「來自緊張衰敗的街道，那裡老鼠生活得像百萬富翁；而人卻根本沒有生活；他們死了，或者從未活著」。25歲的年輕領袖振臂疾呼，鬥爭、鬥爭、鬥爭啊！彼得裡的大部分人生都在「與人鬥」，他和這場由詩人、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為主導的旨在帶領勞苦大眾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文化革命一樣，幸與不幸，成敗與得失，都很難用一句話來評說。
⒁雙翼，1960年代末首繪，原作者不詳。1999年由新波多黎各人藝術家聯盟和波多黎各社群（Ricanstruction Networks and Puerto Rico Collective）修復。位於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間的東105街西邊。曼哈頓東村的「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Ruyorican Poets Cafe），三十多年後已是當仁不讓的文藝時尚地標；「巴裡奧博物館」(El Museo del Barrio)，四十多年後的功能也類似了社區俱樂部。彼得裡曾經獻身的革命僅存著不多的碩果，如今蕩漾著的已是世俗的歡快氣息。只有在第二大道和105街這兩條交通要道的交匯處，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唐·佩德羅·阿爾維蘇·坎波斯（Don Pedro Albizu Campos）還在冷眼面對著現實的車水馬龍。前者可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幾代中國人都有他「血色浪漫」的記憶：這位古巴共產黨、古巴共和國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老一輩會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如今他仍是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成了搖滾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如今的流行文化裡他遊走東西，傲嬌地仰頭在時髦的T恤衫上。左邊是佩德羅的肖像，這位會六種語言的哈佛大學法學院高材生是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的領軍人物，後來成為波多黎各民族主義黨的主席。他曾因策劃武裝起義推廣美國在波多黎各的政府而被監禁26年。他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相繼離世，為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抹上了悲壯的色彩；而這也正是「新波多黎各人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呼籲民族自決和勞工權力的十張系列牆畫出現在紐約街頭，如今剩下的卻只有這幅《雙翼》（Dos Alas）了，2011年在社區的努力下終於徵得了業主許可，作為革命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上面題有拉丁美洲女詩人蘿拉·羅德裡格斯·德·蒂奧（「Lala」 Rodriguez de Tio）的詩句，她曾寫道：「起來，波多黎各人！武裝的號角已吹響；從夢中醒來吧，戰鬥的時刻已來臨。來吧，古巴人。自由就在前方，砍刀才能帶來自由。」每每走過，我總要駐足片刻，這是多少當代中國人似曾相識的路口。
⒂跟上我的節奏，作者和繪製年代不詳。位於東110街與第二大道西南路口。在新波多黎各人運動中，音樂家是重要的旗手，能歌善舞的拉丁人提供了一呼百應的群眾基礎。上個世紀二十到六十年代的薩爾薩音樂（Salsa Music）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式拉丁音樂（Latin freestyle Music），都在東哈萊姆找到了興起的溫熱土壤，1960年代以來更是湧現出一批以狄托·普恩特（Tito Puente）為代表的拉丁音樂流行巨星。這位被稱作「音樂教皇」、「拉丁音樂國王」 的新波多黎各人，將舞曲風格的曼波（dance-oriented mambo）樂風和拉丁爵士樂（Latin jazz）糅合在一起，從此「新波多黎各人音樂」（Ruyoricon Music）就從這個街區傳播到了全世界。110街如今用這位格萊美終生成就獎獲得者的名字榮譽命名，這位東哈萊姆人心中的天之驕子離世已有18年，但是，他還在老地方，敲擊著天巴鼓（Timbales），邀約著老街坊們《跟上我的節奏》（Oye como va）吧，恰恰恰（cha-cha-cha，作者註：古巴音樂和拉丁爵士的混合，是狄托的標誌曲風）。
⒃110街的星期六，曼紐爾·維拉於1997年設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製作，位於地鐵6號線110街站臺牆上。四、西班牙哈萊姆有玫瑰（There is a rose in Spanish Harlem）紐約地鐵6號線110街站臺的每個出口，都裝飾著大型的馬賽克牆畫。1997年受大都會運輸署的委託，曼紐爾·維加設計了這個站臺的四幅系列作品，取名為《110街的星期六》。當年40歲的曼紐爾把地鐵出口處他所熟悉的超市、花店、街道和社區最潮的樂手（包括普恩特的鼓手）都有名有姓地畫了出來。如今物是而人非，然而，哪怕是在冬夜嚴寒的午夜站臺，還是能感受到20年前110街夏日午後的悶熱氣息：大杯的便宜刨冰，可以加各種豔麗的糖漿；消防龍頭被淘氣的小傢伙們擰開衝涼，光著膀子的玩伴在街心赤腳瘋鬧……東哈萊姆街頭，始終瀰漫著的，似乎永遠都是如此這般「既醜陋難堪又愉悅怡人」的市井味道。
⒄有一朵玫瑰在，作者為萊西·貝拉（Lexi Bella）和丹妮拉·瑪斯特蓮( Daniella Mastrian)，繪製年代不詳。位於東115街與第一大道東北路口。因為真實，生活就頗有質感。「我的心思不為誰而停留，而心總要為誰而跳動」。說這裡是曼哈頓的「惡之花」，不僅沒有冒犯之意，還多少有些溢於言表的妥帖。這個紐約的移民樞紐，就曾是一首歌裡的花兒，「西班牙哈萊姆有玫瑰，月下水泥街頭那一邊。柔弱甜蜜又夢幻，燃燒卿卿魄靈魂。讓我把她摘一朵，種到花房兩相看！」那朵玫瑰在哪裡？拉丁裔的和非裔的美人兒，還有墨西哥的亡靈，戴著緋紅玫瑰的表情比無辜還無辜。從1960年代黑人靈魂歌手和藍調大師班·伊·金（Ben E. King）的首唱，到1969年才出生的新生代搖滾歌手託尼·拓奇（Tony Touch）的最新配樂，這首《西班牙哈萊姆》一直都是流行歌手歌壇地位的打卡曲目。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瑞典語和芬蘭語，各種語言各種改編，「西班牙哈萊姆黑色玫瑰」、「西班牙哈萊姆蒙娜麗莎」，總之，西班牙哈萊姆成了很多迷惑和迷惘、想像和嚮往、希望與失望的緣起。
⒅在一起我們可以，位於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間的東106街的南邊。瑪利亞·多明戈斯等人於2008年繪製。我倒是覺得牆畫本身恐怕才是東哈萊姆的愛恨玫瑰，它們土生土長，根植於與之共存者的生活。106街的東面有一座容納著幾個藝術家工作室的建築，樓下是肯德基炸雞店。藝術家瑪利亞·多明戈斯（Maria Dominguez）帶領同一條街上「琥珀特許學校」（Amber charter school）的孩子們，在肯德基的外牆上畫了這幅《在一起我們可以》（Together We Can），春光無限，萬物和諧。兩邊清楚地寫著包括肯德基在內的6個贊助人（單位）、6位駐場藝術家、10位學校教師、13名參與學生的名字。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我願意想像2008年在這裡讀幼兒園到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如果今天路過這裡，會不會認不得出自己畫過的蝴蝶或者青蛙？會去找他們小時候的老師去肯德基喝杯咖啡嗎？
⒆未名，羅阿於2015年繪製。位於東108街與萊剋星頓大道交匯處的「萊剋星頓花園公寓」（Lexington Gardens）外牆面上。必須承認，牆畫為這個社區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心靈檔案館，不管是如何折射的，它們都是幾代人集體認知的見證。每個紐約人都可以在東哈萊姆找到草蛇灰線的關聯，它們也因而成為這座城市不可移動的記憶紀念碑。2015年，紐約承辦國際性的「紀念碑藝術節」（Monument Art Festival），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公共藝術家在以東哈萊姆為主的區域繪製大型牆畫。這一活動成功催生了「比激進的表達更有詩意，比純粹的審美更有遠見」的「新牆畫主義」（New Muralism），將東哈萊姆的牆畫從主題到藝術表現形式，都提升到了世界前瞻性的水平。比利時街頭藝術家羅阿（ROA）以他標誌性的黑白動物畫風在差不多十層樓高的整面牆上，細緻白描了四種在地動物，以呼應環保、移民主題並激發對當地歷史、地理和文化的想像。在這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野生動物身體底下穿行，有些汗毛凜凜。是啊，這究竟是誰的地盤誰的地球？其冷峻前衛，在東哈萊姆一騎絕塵。
⒇左邊的作者為「信念47」，右邊的作者為塞戈，於2015年繪製。位於東104街和東105街之間麥迪遜大道的西邊。藝名為「信念47」（Faith 47）的阿根廷藝術家和墨西哥的牆畫家塞戈（SEGO）在同一面牆上分別繪製了同一主題的兩幅作品，直面移民和歐洲難民危機的世界性難題。塞戈的靈感是自由島哈德遜河口的自由女神像，他剝去了神像氧化銅的外衣，用印第安人的鳥羽頭飾替代了王冠上的劍芒。這是一幅深刻反思的嚴肅作品，紐約是否還是那個歡迎移民的歷史港口？在印第安原住民面前，誰才是所謂移民？自由是否還可以引導人民？左邊鏤空描畫的，是無垠的天空中自由飛翔的鳥群，鳥兒圍成的圓圈下面寫著西班牙語的「我們彼此相容」（estamos todos los que cabemos）。作為西班牙裔阿根廷人，「信念47」覺得他的父母當年是擇良木而棲。人和動物都有遷徙的天性，鳥兒無憂無慮地飛來飛去，人卻被一張紙荒誕地限制著自由；但紐約不失為各種文化共處而並無大礙的範例。
加繆曾經說，「藝術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統治，而首先在於理解。」關於紐約的這正反兩種評價似乎都是事實。紐約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之城，作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Elwyn Brooks White）是紐約人，也是《紐約客》長期的主要作者，他在散文《這就是紐約》裡說，是移民點燃了這座「雄心之城」的激情，「造就了紐約的敏感、它的詩意、它對藝術的執著，連同它無可比擬的種種輝煌。」同時，「紐約公民的寬容，不僅是天性，而且是必須。這座城市必須保持寬容，否則就會在仇恨、怨憤和偏執的輻射雲中爆炸。紐約鬱積了各類種族問題，但引人矚目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大家相安無事。」這段話與其說是在評說紐約，還不如說是在解釋紐約的移民之源東哈萊姆？的種種，在解說她的苦痛和她的玫瑰、她的來路和她的去處、她的精神和她的尊嚴。
第二大道和117街的東北角曾有一家老舊的墨西哥餐廳，也是一家墨西哥舞蹈俱樂部。外牆上本有東哈萊姆第一幅墨西哥人繪製的牆畫，畫面據說非常「墨西哥」，模仿了赫赫有名的壁畫大師迭戈·裡維拉（Diego Rivera）的風格，有墨西哥人耳熟能詳的南方民族解放戰爭期間的口號。我去尋訪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推土機的轟鳴，連地基都挖出了深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沒有辦法沿著時光的河溯流而上，這堵牆究竟曾是什麼樣子，我完全無法想像。真實的城市是發生過真切的愛恨情愁的地方，我很慶幸在這裡還是找到了跨越七十年的片羽光影，借著它們串聯出這座城掛一漏萬的過往。一座城池於是醒了過來，翻她的老相冊給我細看；儘管直面歷史是需要勇氣的，對於歷史的創造者如此，對於歷史的後來人也是如此。
我甚至覺得紐約是因為有東哈萊姆這樣的街區，而成就了其作為全球卓越城市的偉大，它為共同體、價值觀、人權、移民、民族國家、文化遺產等重要領域的理論探索，提供了生動的共時場域；也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因素之間的博弈與寬容、溝通與理解，展現了歷時的實踐案例；更在最廣泛的群體、個人以及他們的生命記憶面前，保守著誠摯的「溫情與敬意」。面對開發奇蹟們帶來的遺忘代價，我更加敬佩且珍愛，東哈萊姆這層累交織、又歷歷在目的「飽經風霜的容顏」。
就像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說的：「你我終將行蹤不明，但你該知道我曾因你動情。」
2018年2月26日，作者在「東哈萊姆的精神」牆畫前採訪修復者與原繪製者之一曼紐爾·維加先生。攝影：崔璨。註：本文圖片除有特別說明外，皆由本文作者拍攝，版權所有。拍攝時間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8日。在調研過程中，史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協助，謹致謝忱。(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