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我被信仰追問——回國為什麼是最好選擇

施一公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他有5個獨立的國立健康研究院基金；他是講席教授，有專門的基金會在支持他的科研。他的科研還得到一些製藥公司的資助。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要回到祖國、回到清華。而他回來的根本目的是育人。他覺得現在的大學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種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不會放棄的東西。

    1990年初，作為清華大學生物科學和技術系畢業成績第一名的學生，施一公獲全額獎學金，赴美留學。

    「剛到美國時，我並沒有很強的回國願望，覺得這輩子可能就在美國呆下去了，這可能與我的家庭和個人經歷有關。1987年，父親的突然去世對我打擊很大。這是一場意外，但卻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意外。當他出車禍被送到醫院時，血壓是130/80，心跳每分鐘62，是一個活人，只是昏迷了。可醫院要求送他到急救室的人先湊齊500元押金後才搶救，結果，當闖禍的司機在4個小時後將錢湊齊時，我父親真正死了，沒有經過任何搶救。」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變化，覺得非常不公正，心裡有許多怨氣，出國時，對祖國沒有太多留戀，更多留戀的是母親和家庭，覺得父親不在了，我要擔負起撫養母親的責任。」

    然而，到美國後，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我是1990年初出去的，參加聚會時，大家彼此會問是從哪裡來的，有些中國人會支支吾吾不願說自己是中國人，好像說出來是件丟臉的事。我很難容忍這一點：我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非常令人自豪，現在不就是窮一點嗎？為什麼看不起自己？」那段時間，美國媒體在中國申辦奧運會、西藏等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極為負面的報導，一些民族敗類在美國國會通過所謂作證等形式肆無忌憚地反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

    這些事情對施一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愛國是一種最樸素的感情。我覺得家庭和清華對我的教育還是挺正面的，我的思想一點點地發生了變化，到1992年時，我就決定學成後一定要回國」。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職回到祖國；3月，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辦公室，他接受了《科學時報》的採訪。他說：「我回來最想做的事，就是教書育人。」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在施一公的生命中，父親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

    20世紀60年代初，施一公的父親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母親畢業於北京礦業學院。父母結婚後響應祖國號召，到河南焦作煤礦工作。「我是在『文革』時鄭州開始武鬥那天出生的，母親生我時找不到醫院，最終來到一家保皇派醫院，在驚恐中將我生下。父母想給我取一個有革命意義的名字，想來想去，就取了『一心為公』的前後兩個字。」

    施一公說自己的性格隨了父親：「我父親非常聰明，性格爽朗，在我的記憶中他很健談。他幹什麼都行，就是不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時候被下放到河南農村，在農村，他學會了裁縫、蓋房子；到機械廠做硬質合金刀具，又成為業務骨幹；1977年恢復高考，他幫助姐姐、哥哥和表姐、表哥們複習，他覺得他的知識第一次有用了，他給他們講X、Y、Z，解方程式，我當時聽不懂，但覺得真酷，這種環境對我影響挺大的。」

    在河南農村的經歷讓他覺得，「一個人不能因為別人窮而看不起別人，否則，這個人缺乏教養，會被更多的人看不起」。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在美國、英國和瑞士，自己也經歷了被歧視的遭遇。

    1991年夏天，當施一公準備回國看母親時，他的汽車被盜，又被搶了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便決定去歐洲散散心。然而，這次散心之旅卻變成鬧心之旅。

    當他到華盛頓籤證時，發現每到一個使館，來自中國、非洲貧窮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古巴、北朝鮮等國家的人被列為一類：「不僅籤證費最多，而且像查戶口式地被盤問，就是覺得你沒資格去。當時的感覺就很不好。」他獲得了到英國、瑞士和法國的籤證。

    英國是這次旅行的第一站。「我在倫敦機場入境，當時大家排著隊，前面的人都是拿著護照晃一下，移民官看看就過去了。輪到我時，我也拿著護照晃一下，以為這樣就可以通過了，但沒有。他們看我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就將我留下來盤問，還翻開我的包，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看。這時，後面的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移民官就讓他們繞著我過去。那時我感覺很受侮辱，心想：我有什麼對不起你？我不就是一個中國人，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嗎？」

    在瑞士日內瓦入境時受到了同樣的「特殊待遇」，他深受刺激：「不就窮一點嗎？因為窮而看不起中國人，這與西方國家所謂的人權、人人平等、自由平等的理念非常不一致。」

    更讓他憤怒的是當時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實驗室裡，他每天會花半個多小時看《華盛頓郵報》的國際時事和美國國內的大事，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消息。「看了後心裡常常很不平衡，覺得中國不應該被這樣妖魔化。」比如對西藏問題、臺灣問題、中國申辦奧運會問題的歪曲、醜化和沒有事實根據的指責等。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些事情對我思想的影響太大了。你問我回清華最想做什麼？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我甚至覺得愛國主義教育和專業教育一樣重要。我希望將來在清華給本科生開一門愛國主義課，一定爆滿。我們不需要空洞地講愛國主義和辯證法，我覺得大學的政治思想教育課應該注重實效、激發學生的愛國共鳴和熱情。」施一公說。

    難忘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是施一公事業開始和成長的地方。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後研究的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系聘為助理教授。1998年2月，剛到大學任職，他就擁有了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啟動經費。

    他選擇癌症為主攻方向，並以細胞凋亡和癌症發生的分子機理為主攻目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想從根源上了解它們，揭示其分子機理。「這是我的特長所在。」施一公說。而他動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結構生物學和生物化學，以獲得關鍵蛋白質的原子水平的結構。「我們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間結構，看到它們的相互作用，並以此作為治療和防治癌症的突破性手段。」

    研究突飛猛進。2001年，他獲終身教授職位；2003年被聘為正教授，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因在細胞凋亡等領域的傑出工作，2003年，施一公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他是該獎項設立以來的第一位華裔學者。2005年，施一公當選華人生物學家協會會長。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

    從2000年開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密西根大學等十多所大學開始「挖」他。「2004年，哈佛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給了我很好的職位，對研究很有幫助，我也曾想過離開普林斯頓。」為留住他，普林斯頓大學開出了慷慨的續聘條件：大幅度漲工資、資助個人購房、提供佔據一個樓層的500平方米的實驗室……

    談起普林斯頓，施一公情深意長：「普林斯頓是美國最適合作研究的地方，從各方面講條件都非常好，愛因斯坦在這裡待了22年……我不去哈佛的另一半原因是：我看到的哈佛醫學院感覺像是北京的王府井，擁擠嘈雜；普林斯頓大學則更像咱們中國人心中的學術殿堂：美麗如畫的校園，每幢樓都很漂亮，校區內有一個卡耐基湖，夏天划船，冬天滑冰，一條專門用於慢跑和騎自行車的小路沿著湖邊，綿延幾十公裡……」

    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比美國的建國史還長。獨立戰爭期間，學校的行政大樓「納索堂」一度成為美國的臨時議院。

    然而，當清華大學呼喚時，他卻毅然放下這一切。普林斯頓大學十分不舍，徵詢他意見：能否以停薪留職的方法回清華工作兩年後再返回普林斯頓？他非常感謝學校給的機會，但在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信中，他說：希望你們支持我，我認為我全職回中國，對普林斯頓和清華的貢獻比我全職在普林斯頓更大。

    得失成敗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國內四年一度的生物物理年會，5月25日，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找到他說：清華現在急需人才，能否全職回來工作？他說，需要與妻子商量。

    當天晚上，施一公給妻子打電話，妻子說：「這個機會挺好的，你不一直想回國嗎？你應該好好把握。」他非常高興：「沒想到她會這麼支持我。」第二天，他就跟陳希說：「我答應全職回國，但需要一個過渡期。」

    然而，他隨後才發現，在回國的問題上自己和妻子有一個誤會：妻子支持他回國工作，但沒想到他還要把家全部搬回去!為此，他們討論了近一年的時間。

    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目前在美國強生公司工作。她的擔心實實在在：在普林斯頓，他們有一套500多平方米的別墅，近一英畝的草坪花園，一對雙胞胎兒女才4歲多，在美國有更好的學習生活條件……

    「我回來後，妻子和孩子也會回來。說實在的，我覺得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上是有損失的，對妻子來講則是完全地付出。但我對孩子的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施一公說，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孩子有一個身份認同問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國接受早期教育，有一種民族認同感，在他看來，這太重要了。

    回國前，一位最好的朋友對他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回去後肯定不到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見顏色了。」他對記者說：「我很自信我不會改，我的意志很堅定，我改變不了幾十年形成的人品和做事方式，兩年後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如果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問自己：回來幹什麼？」

    清華大學為施一公提供了穩定的支持。2006年10月，他開始在清華建實驗室。2007年3月，實驗室開始作第一個實驗。

    顯然，這裡的研究條件畢竟不如普林斯頓，但施一公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不會受影響，「因為科學是人作出來的」。

    他強調開始時會有一個適應過渡階段，比如在普林斯頓，因為空氣品質好，作實驗時很少會出現被汙染的情況，但他們去年在清華作實驗時，培養的細菌經常被空氣中的噬菌體殺死。因此，他們有個規定：所有實驗室的窗戶必須關閉，無論天氣多好都不能打開……「總之，作一些調整，環境是可以適應的。當然，我們需要足夠的經費，生命科學需要較大的投資。」

    回來全職工作還不到一個月，就有傳言：施一公已經學會敬酒了!他說：「這句話不對，我在出國前就會敬酒了，這有什麼關係呢？我有自己做事的原則，我不會做有違原則的事。我不會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東西我會接受，不能接受的東西我不會做。」

    對於可能遇到的失敗和挫折，施一公表示：「說心裡話，回來之前我沒有想很多，比如，遇到困難怎麼辦？得不到理解、能力得不到發揮、申請不到經費怎麼辦？遇到這些情況我也沒辦法，我覺得不存在一個怎麼辦的問題，遇到問題就解決吧。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花幾天的工夫想遇到問題怎麼辦，我覺得不需要。」

    「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施一公說：「我在博士後時就有回國的想法，當時妻子擔心我回國後不受重用怎麼辦，我說沒關係，至少我可以回中學當英文和數學老師、或者是開計程車。朋友講，當中學老師不是浪費時間嗎？我說，不然，人活著既不在位置有多高，甚至也不在於作出多大的物質貢獻，貴在有精神思想，孔子不就是傳播一種思想嗎？他對中國和世界的貢獻有多大？培養學生是影響社會的一種做法，我很嚮往。」

    「美國一些大學的院系在請我去做院長、系主任，在別人眼裡，我在美國有光明的前景，但我認為我在美國的前途不如在中國光明。為什麼呢？這是我內心的感覺，我覺得美國是一個發展得很穩定的國家，有沒有我關係不大，如果我在職位上或科學上做得更好，對這個國家進步的貢獻也就是從100到100.1或101，不過如此。但回國就不一樣了，因為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從科技體制和基金評審到大學教學和科研水平，相對於美國一流大學還有相當差距，我覺得我回來以後可以有更大的作為，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會告訴我的學生和所有人，回來後的民族認同感非常強。很簡單，在普林斯頓和清華做同樣的事，我會覺得在清華開心得多。現在，我每天早晨起來都很激動，覺得又是新的一天開始了。人在有理想的時候，心情總是很愉快的，就覺得特別有勁。」

    採訪中，施一公暢所欲言：「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是什麼？我認為，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世界一流大學都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教授隊伍，清華的本科生在入學時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學生，但還沒有世界一流的教授隊伍；第二，除了世界一流的教授隊伍，還一定要有適合於一流教授隊伍工作、學習和生活的軟環境，我覺得國內大部分大學還沒有，或者做得不夠。沒有這兩條，中國很難辦成世界一流大學；而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中國不可能全方位成為世界強國。」

    他認為，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國外的行政是服務於學術的，教授發言權很大；但在國內，行政對學術的控制太多。

    改革談何容易？「我相信，改革的過程會很漫長，過程會有許多波折，一些局部會出現一些問題，這是意料之中的。在這些局部，我希望意外少一些，少一些假大空和忽悠人的東西。」

    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顏寧是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2007年回到清華。她說：「這麼多年過來，一公始終有一顆赤子之心。國外的人在回來時總是很擔心環境、氣氛等問題，但像他這樣的人回來了，我們確實有了一種信心。」

    施一公更是充滿希望和自信，現在的他不再有開計程車的想法了，「因為開計程車不如作學術愉快。我對國家非常有信心，心底無私天地寬。這個國家在持續變化，學術環境肯定會不斷改善，可以達到一定水平，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到中國工作，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