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王貞平教授訪問南京大學高研院，在仙林校區面向全校學生舉行了一場題為「隋唐時代亞洲視域中的外交信息」的講座。王貞平教授是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的公子，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劍橋中國史隋唐卷》的主編杜希德（一譯崔瑞德）先生，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專攻中國古代外交、中日關係史等。王教授著述頗豐，代表作品有《漢唐中日關係論》（文津出版社，1997），《不死島來的使者：漢唐中日關係》（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5），《多極化亞洲中的唐朝：外交與戰爭史》（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13）以及《唐代賓禮研究：亞洲視域中的外交信息傳遞》（中西書局，2017年）。其中，《唐代賓禮研究》一書是南京大學人文學院童嶺老師主編的「中國中古學術思想書系」中的一種，也是王先生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專著。
下午兩點，講座在國際學院308教室準時開始。
《唐代賓禮研究》作為外交手段的賓禮王教授首先對本次講座的最大關鍵詞「賓禮」進行了剖析。他認為，唐朝語境下的「賓禮」一詞包括著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的含義。廣義上的賓禮是指外國使節在前往長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參加各種活動之後在歸國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員的所有禮遇。狹義的概念則是外國使節或君主在抵達唐都附近時和下榻住所之後，唐廷根據一定的差別規格為他們安排的一系列禮儀活動，包括郊勞、問候唐廷使者、覲見皇帝、參加宴會、新年和皇帝生辰等活動，本次講座的重點在於狹義的賓禮。
講座現場，梁爽攝禮儀是人們以舉手投足表達思想、感情的手段，是以外在的形態培養內在的情操。西方學者認為，禮儀具有規範行動、建立等級制度的工具性意義，因為行禮本身就是對對方和自己身份地位的確認。中日學者對此也有類似的解釋，認為禮的第一要義就是「皇帝制度下的等級制度」，歷代王朝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時，都試圖通過禮儀來達到「差別有序」的目的。這樣的禮儀表現在外交關係中就是「賓禮」，其重點在於「差別性待遇」，中國皇帝以差別性的賓禮接待蕃國的國王或使者，從而反映出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以說，賓禮就是這一抽象國際秩序的直接視覺表現。
為了闡釋這一觀點，王教授先後列舉了賓禮中的迎勞、蕃主奉見、元日（及冬至）朝賀儀式三個環節作為佐證。首先，迎勞在細節上必須準確無誤，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皇帝、敕使、蕃王三者各自的身份和相互間的關係。比如蕃王在驛站迎接敕使時必須「再拜」，即兩次行跪拜禮，但敕使在接受「再拜」後卻可以拒不答禮。王教授援引唐人杜佑的解釋：「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也就是說，蕃王再拜的對象其實是唐朝皇帝（遙拜），敕使只是代替皇帝受禮，因而沒有答禮的必要。再如蕃主奉見的環節，當多國君主或使節同時在場時，賓禮便可以從三個方面反映出與會國的國際地位。其一，入場的先後順序；其二，作揖、跪拜、叩頭、匍匐等反映親疏的肢體語言；其三，主賓之間的水平距離，離唐朝皇帝越近，往往意味著地位越高。總之，賓禮是以直觀視覺的方式反映出蕃國在中國中心世界秩序中的不同地位。第三個例證是百官和在京使節共同出席的元日（及冬至）朝會，據記載，大明宮的含元殿也是舉行朝賀的地點之一。在空間布局上，含元殿「高於平地四十餘尺」，使得唐皇帝與外國使節處於不同的垂直平面，表現出皇帝的高高在上。
「非政治化」的賓禮禮儀作為「道德之具」，從上古時代就被分為吉、兇、賓、軍、嘉五種，五禮中最為特殊的就是賓禮，因為其餘四禮的實施範圍主要在國內，而賓禮的對象是外國的君主或使者，起到「教化」的作用。如果說禮儀是對方及自己身份地位的確認，那麼唐朝與各國之間的賓禮是否也能夠如實反映出國際關係的實質呢？這一問題正是王教授思考的出發點。
為了解答這一問題，王教授回顧了禮儀制度的流變，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反思「制度」一詞的定義。王教授認為，所謂制度必須具有強制的手段作為後盾保證其實施，懲治其破壞者，否則便不能稱為制度，而只是頂層設計。依據這一定義，禮儀制度可以回溯到西周時代，周廷以武力制裁作為實行禮制的後盾，擁有著「削地」「罷黜」「流放」乃至於「徵討」等一系列制裁手段。但到了春秋時代，這樣的武力強制手段逐漸喪失，諸侯或是與周廷虛與委蛇，或是公開挑戰周天子的權威，但他們大多只是受到輿論的譴責，並沒有遭到真正的制裁。另一方面，諸侯中的霸主承襲了部分的周禮，並且以簡化了的天子之禮處理與其他諸侯的關係，從而確認自身與其他諸侯之間的關係。由於政出多頭，禮制的外在表現與內在的權力關係實質已經出現了乖離，這樣的乖離就是所謂的禮儀「非政治化」。
王教授接著講到，唐朝在外交過程中其實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唐朝並不願意以武力制裁的方式懲治制度的破壞者，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以武力為後盾處理對外關係，建立、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制度）只是少數。在大多數情況下，唐廷無意或無力以武力懲戒那些脫軌的外國君主，此時賓禮「中國中心論」的外在形式與其政治內涵就發生了脫節。因此可以說，唐朝賓禮所反映出的國際秩序不過是一種虛像，或者僅僅是頂層設計。
那麼，面對這樣「非政治化」的外交禮儀，外國使節和唐朝本身分別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和做法呢？毋庸贅言，外國使節是對唐廷禮儀作「非政治化」解讀的主要一方，他們通過賓禮向唐皇帝表達敬意，其實是打開官方交流大門，從中獲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一種手段。換句話說，他們雖然遵從賓禮向唐朝表敬，但並不等於承認了與唐朝皇帝有著實質的君臣關係。唐廷的態度則正好相反，唐朝皇帝和官員往往認為，既然實行了賓禮，就意味著承認天子的權威和外臣的身份，成為國際秩序中的一員。但即便如此，唐朝在面對敵國（指實力相當之國，並非敵對之國）時，有時也不得不對其違背賓禮的行為做出「非政治化」的解讀。其中最常見的方式便是以域外風俗不同為由加以容忍和默許，從而化解外交上的摩擦和衝突，這樣的例子在史書中並不罕見。
王教授進一步指出，對賓禮的政治和非政治化解讀，這本身也就是一種政治行為。通過賓禮的「非政治化」解讀，主賓雙方都能夠做出互不相同卻又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從而實現自己的外交目標。也正因如此，儘管千百年來國際秩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賓禮本身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主賓雙方都能夠通過現有的賓禮實現自己的目的，賓禮的實像和虛像早已發生了脫離。
國際秩序的「實像」與虛像王教授認為，唐朝的外交禮儀特點在於靈活性和嚴格性兼而有之。禮儀僅僅是實現目標的手段，隨著外交策略的改變，唐廷也會對外交禮儀的安排作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如何，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為外交目的服務。正因為如此，中國朝廷在接待蕃國國王或使者時常常採取「加敬」、「厚其禮」「殊禮」等破格行為，其中最高的破格接待就是所謂「降榻」，即唐皇帝走下御座，引導蕃王或使者「同坐」，以此消解了兩者間垂直、水平的距離，同時也會使用肢體語言表現關係的密切，如唐初突厥處羅可汗歸降，唐高祖曾「為之降榻，引與同坐」。這樣的情況往往發生在唐王朝相對弱勢、地緣政治走向多極化之時，賓禮在實質上只保留了賓客向主人表示敬意這一功能。正如宋代歐陽修等人所說，唐朝的禮樂「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可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但是，王教授對於這種禮儀的「非政治化」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外交摩擦，促進外交的順利進行。進一步而言，賓禮之所以出現從「名實相符」到「名實乖離」的趨勢，是因為人們在禮儀活動中往往希望獲得他人的尊重，從中也保證自身的尊嚴，可以說「非政治化」的現象乃是基於人類共同的天性。回到唐朝的歷史，8世紀中葉之後，隨著吐蕃、南詔與唐之間競爭的加劇和升級，中國在亞洲地位的地位下降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唐廷比以往更需要友鄰的協助，與鄰國的聯繫也變得更加緊密。以務實的眼光評估對方，通過相互往來為本國謀利益，以求得自身的生存、發展和繁榮，才能形成一個多元、動態、開放的國際關係網絡。
在提問環節中王教授進一步補充道，後世的外交問題其實在隋唐時期都已經初現端倪，比如清朝時期著名的英使馬嘎爾尼事件，其實中英雙方都對禮儀問題做了過於政治化的解讀，從而使得外交關係走向了破裂。這一點對於今天的外交來說，同樣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提問環節，梁爽攝王教授風趣幽默，擅長以身邊的事物類比抽象的概念，講解深入淺出，博得了同學們的陣陣掌聲和笑聲。不僅如此，王教授在講座過程中還十分注重方法論的指導。比如，講座開始便首先釐清了「賓禮」的基本概念，主張在研究過程中要對考察對象不斷進行壓縮和提煉，從而得出十分精確的概念。又如，王教授建議同學們應廣泛涉獵社會學的知識，中國學者在文獻學方面佔據優勢，但文獻只是基礎，應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最後，王教授強調在閱讀史料是要注意思辨，深入考慮這條史料是誰寫的，背後又有哪些目的。具體到講座的主題上來，我們不能把賓禮條文所反映出的國際秩序虛像作為實像而全盤接受，而是應該把賓禮作為一個複雜的集合體，從多元的角度加以考察。
由於時間限制，王教授的講座也留下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例如，王教授強調唐朝賓禮所反映出的國際秩序往往是一個虛像，實像和虛像之間出現了脫節。但是，這樣的虛像絕不只是唐廷的一廂情願，事實上也深刻影響了周邊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認知，因而屢屢發生「抗禮」「爭長」等外交事件。以唐朝與日本的關係為例，日本王子曾與唐朝使者「爭禮」，拒絕加入唐朝的國際秩序，以致唐使無功而返；再如天寶十二載（753）的元日朝賀上，日本副者大伴古麻呂又因座次低於新羅使者而提出抗議，最終唐廷採納了他的意見，調換了日本和新羅使者的坐席。在這些事件中，唐朝廷確實採取了靈活多變的應對方式，但這也反映出蕃國對這一秩序懷有相當的固執。當作為虛像的國際秩序得到蕃國的廣泛認同和重視，甚至於不惜為此在外交場合發生爭吵時，我們是否還可以將它評價為一個虛像呢？
《不死島來的使者：漢唐中日關係》當然，王教授在講座過程中多次提到，他的觀點並非全盤否認唐朝賓禮政治化的一面，在更多的時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囫圇吞棗式的接受。這一嚴謹的治學態度本身已經部分回答了上述的問題。此外，王教授在《唐代賓禮研究》一書中還對隋唐時期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以及冊封朝貢體制論做出了精闢的見解，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索隋唐時期國際秩序的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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