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樁惡性殺人案震驚美國——
田納西州一男子布萊德利（Bradley Waldroup）與妻子發生爭執後，向其友人連開八槍，然後又抄刀砍向妻子，致一死一傷。在法庭上，他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田納西當地法院也指控其犯謀殺罪。若成立，布萊德利將被尋求死刑。然而，就在案件看似鐵證鑿鑿時，被告辯護團隊突然要求對被告進行科學評估。據評估結果顯示，布萊德利攜有非同常人的MAOA基因，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暴力基因」。最終，布萊德利被定為一般殺人罪，免除死刑。
結果一出，輿論譁然，陪審團成員也都因此遭受到強烈的質疑。人們不禁發問，基因和神經檢測，真的能成為犯罪的「免死金牌」嗎？如果這樣的判決成了慣例，會不會有更多暴力狂犯案後藉此「金蟬脫殼」？
實際上，布萊德利殺人案反倒成為了一個契機——很多專家和研究團隊自此開始進行各種模擬試驗和調查，企圖弄清基因檢測和精神檢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陪審團的最終判決。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試驗結果，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基因檢測往往不會作為獨立證據
「或只是五十個變量因素之一」
據美國一項研究顯示，如果男性體內單胺氧化酶A基因（MAOA基因）發生變異，暴力傾向就會明顯增加。法醫發現，布萊德利本人的基因組成異常，而且他在童年時曾遭受虐待，這讓他更有可能成為一個暴力犯罪的兇手。
在許多外行人看來，這一鑑定結果對於布萊德利的最終判決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隨後的判決也佐證了這一判斷——布萊德利最終被判處較輕的故意殺人罪，而非謀殺罪。
但實際上，事情並非這麼簡單，證據和量刑，並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係。
「刑事案件非常複雜，捲入的因素很多。」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教授黛博拉稱，「神經評估可能是最終判決決定因素中，50個變量中的一個而已。」即便對於布萊德利案來說，基因證據看似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現場的法官仍表示，不可輕易下結論。
▲基因圖譜，可能只是量刑的50個變量因素之一 圖自BBC
其中一名陪審員表示，她確認基因證據納入了「一般殺人罪」的定罪考量之中——但是，她又補充道，布萊德利對於孩子的撫養義務也是陪審團的重要量刑因素。因此，在這一層面上來說，很難界定基因鑑定在判決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而與此同時，基因和精神分析作為證據，一般是和其它證據共同發揮作用——比如，被告人在童年時受到虐待，或者其他家庭成員有社交方面的障礙。所以，要確定基因和精神分析是否在判決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真的無法知道，人們如何做出決定。」黛博拉教授說，「即便是陪審團自己，可能也並不能完全知道。」
模擬陪審團不因基因檢測而從寬量刑
「精神報告令人費解，或難以置信」
為了弄基因分析對陪審團在量刑心理上的影響，加州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歐文共同邀請了640名志願者作為「陪審團」成員，進行模擬辯護，讓他們選出他們認為最影響他們判斷的辯護條件。
研究人員為志願者提供了各種量刑考慮因素：例如被告人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襲擊的強烈程度、以及被告人是否攜有暴力基因等。
▲研究人員邀請640名志願者參與模擬法庭 圖自BBC
對於這些條件，「陪審團」給出了相似的判斷——大多數人對於未成年犯罪人表現出明顯的寬容，會為其謀求更短的刑期。然而，他們並不會對攜帶「暴力基因」這樣的說辭，給予更短刑期。
那麼，在真實的法庭庭審中，情況又是怎樣？
研究人員在英國公開資料庫中調取了84起因提交基因或精神檢測報告而提起上訴的案件，研究後發現，只有22起案件因精神檢測證明而得以改判，另外59例都維持了原判。
對於這一結果，黛博拉表示並不奇怪，在此之前，她已研究了美國法庭中數百起與精神檢測有關的案件，「即便研究了800起案件，我也很難下定結論，精神檢測報告真的會令案件結果發生改變？」
那麼，模擬陪審團及59例維持原判案的陪審團又為何沒有充分考慮這樣的檢測報告？
加州大學兩名教授表示，有可能是因為精神報告對於一般人來說，實在過於費解，陪審團成員在短時間要求快速得出結果，很多人可能直接選擇忽略這些令人費解的證據；而猶他大學哲學系教授詹姆斯則認為，大多數人可能對這一科學檢測結果仍然抱有疑問。例如，對很多人來說，人類在現實中的殺人惡行，要用不確定的基因變異來解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基因檢測對判決結果的影響仍未知
「各方試驗結果出入較大」
除了不會對審判產生影響，也可能存在減輕審判或加重審判的情況——
如果，檢察長或陪審員被告知，被告人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其精神或基因問題導致的，他們則可能因為理解同情而予以更短刑期。如果，被告人天生便具攻擊性，那麼他們就有理由儘量讓被告人遠離人群街道，更長時間地待在監獄裡。
猶他大學哲學系教授詹姆斯認為，這兩種導致結果互相平衡的情況，都有機率發生。但實際上，在更大程度上，可能會對被害人造成不良影響。
2012年，詹姆斯與同事做了一項類似研究：假設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男子被指控襲擊他人，美國181名州級法官對此又會做出怎樣的量刑？
其中，一部分法官只被告知了傷害事實，他們給出了平均9年的刑期；另一部分法官被告知兇手患有精神病，他們給出了平均14年的刑期；而被告知兇手患有的精神病與「暴力基因」相關的法官，則表現得稍微緩和，給出了平均13年的刑期。
「精神問題的診斷明顯對判刑造成了影響。」詹姆斯說，「儘管有關基因的解釋會稍微緩和這一問題，但是它背後的問題仍然不容忽視。」
最終，詹姆斯及其同事得出結論：在特定的情況尤其是被告人只會在監獄中待短暫的幾年時間，就能重返社會的情況下——基因及神經檢測會對法庭結果造成重大影響，而且會加重被告刑期。
很顯然，詹姆斯的試驗結果與之前的試驗相悖。他承認，試驗可能還有值得商榷的空間。但他堅持認為，此前的試驗，志願者都是毫無經驗的「吃瓜群眾」，而他對於美國法官的調查更具有現實意義，更能體現這一檢測報告在實際法庭審判中可能產生的作用。
所以，布萊德利案的改判究竟在多大層面上能夠證明，基因檢測能使被告從輕發落，仍然懸而未決，因為，各方的試驗結果出入較大。
但這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運用布萊德利案的改判案例，以圖證明危險罪犯「往往能夠」借基因或精神檢測的結果逃脫法律制裁，則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言論。
END
紅星新聞記者丨翟佳琦 編譯報導
編輯丨汪垠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