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錢亦蕉（記者） 李清川（記者）
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海德堡大學。中國留學生莫海力急匆匆穿過校園用石子鋪就的甬道，去圖書館參加一個社團的辯論活動。這位曾參加第二屆全國大專辯論會的中國學生之所以選擇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專業，有特別的原因：歷史上，這顯然是名家雄辯的園囿。
同一天，上海教育電視臺演播大廳裡，一個故事在接近尾聲時達到高潮：閃爍的燈光、揮舞的鮮花、含蓄的微笑、如潮的掌聲，還有景泰藍的獎盃和擁抱，握手——歷時一周的第八屆中國名校大學生電視辯論賽以西南政法大學的勝出而落下帷幕。
「現在的辯論賽在走向浮躁。」已是湖南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的郭宇寬說，這位第四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冠軍隊成員講這話的時候，四平路1000多米長路段上的醒目跨街橫幅已經被收起，其中一幅上是復旦大學已故老校長謝希德的名言，「辯論賽的勝利是讀書的勝利。」一位參賽辯手說，「辯論賽的功利性越來越強了，攻擊、譏諷、嘲笑對方，甚至怒責以顯示其勢洶洶，已經失去了讀書人的儒雅風度。」
反思流弊
追求表演性無可厚非，但表演並不等同於華麗詞藻堆砌、語言陷阱密布和煽情效果，辯論賽因此而文化品質下降，並因為學士風度的走失而令人困惑
「任何事情都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才能變得更成熟，辯論賽也一樣，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風格——傾聽對方說話，通過論理、比較，雙方共同構建真理的完整性。」連續主辦了八屆中國名校辯論賽的上海教育電視臺副臺長汪天雲說。
如果說辯論的最大魅力在於讓我們學會傾聽另一種聲音：一種不同於自己觀念的聲音，一種站在其他視角觀察並反對的聲音，一種針對「真理在我手中」信條的詰問的聲音。這樣的魅力在辯論賽上體現得尤其明顯——每一屆電視辯論賽本身也都會招致同樣鼎沸的批評的聲音。11月25日，在初賽第一場比賽結束後，一位觀摩了整場比賽的教練對記者說，熱鬧了十年的大學生電視辯論賽，本身也已經到了恭謙平和傾聽反思和批判的聲音的時刻。最後他補充：刻不容緩。
十年前復旦大學辯論隊在新加坡可謂一夜成名，時至今日，《獅城舌戰》仍被不少辯論愛好者奉為圭臬，而事實上，今天的諸多批評之辭和「新加坡模式相關」。
哈工大團委書記吳松全說，今天的辯論賽已經越來越追求其表演性。樹立自我良好形象和贏取觀眾乃至評委理解固然不可一概否定，但關鍵是應當主要靠辯手的內在氣質、辯詞的內在價值呢，還是應當採用外在的宣傳和煽情性表演？有時讓人頗為費解：是朗誦還是辯論？是表演還是表達？
更多的時候，辯手們在辯論中違背基本邏輯，使用孤證、大眾證明、循環論證等方法，這就更為可怕。有的不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也不正面回答或者反駁對方的問題。
這不僅是近年比賽功利主義的目的導致，也在一定意義上透視了社會風氣和治學風氣。
當辯論少了追求真諦的鋒芒，多了人為斧鑿的技巧，少了先憂後樂的使命感，多了賣弄學問的書卷氣，辯手們，又做何感想呢？
質疑公正
當辯手力圖用清新的空氣吹去浮躁的學術塵埃時，他們可能會成了辯賽的犧牲品，這種不乏黑色幽默的結局，讓人質疑競賽的公正性，而此種導向很可能誤人子弟
一場很難用極為簡單清晰的脈絡標準衡量勝負的比賽一定會有異議，辯論賽的評判更是這樣，因為這是「見仁見智的評判」。
一位參加名校辯論賽的高校領導說，我們本不想再參加全國範圍的辯論賽的，因為作為地處偏遠地區的高校，幾次參賽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當我們期望用自身的努力影響辯論風氣，我們總是辯賽犧牲品。他甚至戲言，中央電視臺主辦的任何辯賽，我們都不會參加，除非可以現場打分，當場公布。此外，他還有一個附加條件，某教授不能擔任評委。
其實，質疑評委的公正性幾乎在每屆辯論賽都有激烈反應。
2001年的第三屆全國大專辯論會後，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張天任、陳文炯、趙琪昊三人，因質疑自己的知情權遭到侵犯，將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市公證處起訴到法院。他們認為：央視沒有履行評判公開的承諾，拒絕公開評委的評分，侵犯了他們作為參賽隊員應有的知情權。
中國政法大學辯論隊是在半決賽輸掉「勝券在握」的比賽的，而且比分差距極大。一場「從初賽到半決賽發揮最正常、戰術最成功、貫徹教練意圖最好的比賽」，卻以「令人驚訝」的大比分輸掉，政法大學的幾個辯手不能接受。政法大學的教師王湧曾經多次擔任政法大學辯論隊教練，他的理解和隊員一樣，「這場比賽一結束，我從心裡就覺得贏了，聽到結果時的第一感覺是評委的評分出了問題」。儘管公開評委評分曾是中央電視臺在賽前公開承諾的內容，但辯手們的查分要求沒有得到認同。正是評分不公開、賽前對幾個重要規則臨時更改和意外地大比分輸掉比賽，使張天任對大專辯論賽的公正性開始產生質疑，再加上無法通過查分來弄清事實真相，辯手們以個人名義將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市公證處告到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但他們未能如願，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沒有受理他們的訴訟請求。
「我們的出發點首先是質疑遊戲規則的合理性。這麼大的全國性的比賽，為什麼不可以當場公開分數呢？為什麼賽後還不能公開呢？作為辯論的熱愛者，我們希望通過一場訴訟來提醒央視注意規則的合理性，希望今後的比賽裡，能把這些不合理的規則改掉。」得知消息後，三位辯手對記者說。
復旦大學的俞吾金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也指出，評委的公正性問題的確也是目前辯賽存在的問題，有的評委是某方面的專家，但並不懂辯論。
話語陷阱
辯論的題目具有兩難的特徵：任何一方的立場都不能完全成立，都有不盡完善之處。因而，雙方所維護的是不同的理想價值。辯手在明知自己觀點有缺陷的情況下還要為取得勝利而修補旗幟，自己也會感到乏味和傷感，這是辯證法的勝利，還是錦標主義的瘋狂
11月26日，對於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專業二年級學生呂文匯來說，是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拎著碩大的行李走出天益賓館返回香港。作為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功課壓力很大，其實這一天，初賽階段的比賽還沒結束。只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生普通話辯論賽冠軍隊，香港浸會大學因為初賽的「出局」而只能做好觀眾。
這個「自然主義」風格的辯論隊「中堅」依然是溫文爾雅，儘管開賽落敗，他們贏得了更多的尊重，因為他們的說理式辯論儘管過於平實，卻正是大陸高校辯論所普遍缺乏的。
而數度與辯論賽親密接觸的周國平教授，卻從辯論的目的闡述著辯論的意義。
「如果辯論的目的是要對爭議中的問題尋求一個合理的解決，那麼，辯論者的心態也不應該是惟勝負是問。其實，無論正方還是反方，只要抱著一決勝負的氣概踏上戰場，就不僅會表現出壞風度，而且會施展出壞辯術，因為他就會誓死捍衛自己這一方的觀點，非把它推至極端而成為明顯的謬誤不肯罷休。事實上，那些引起廣泛爭論的辯題多半具有兩難的特徵，任何一方的立場都不能完全成立，追究起來，一切重要爭論都源於價值觀的分歧，雙方所維護的都是某一種不容忽視的正面價值。在多數情況下，往往是一方要維護某種理想主義價值，另一方要維護某種比較可行的實用性價值，也有的時候，雙方所維護的是不同的理想價值，透底地說，價值無爭論，只有選擇。辯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兩種正面價值形成了衝突，因此辯論的真正使命不是在兩者之間一決勝負，而是尋求對兩者最大限度兼顧的最佳方案。」
俞吾金教授認為，「辯論賽在一段時間之後，出現了過於講究辭藻的華麗，對辯時避實就虛等等問題，大家探索一些新的規則來進行限制，比如提問後指定隊員必須回答等等。這種模式的探索本身是有益的，但是對簡單的電視辯論賽設置這麼多規則，反而會束縛了辯手的發揮。我覺得規則太多，零碎、繁瑣，條條框框影響學生想像力的發揮，我覺得還是讓他們多一點自由空間比較好。」
媒體困局
電視辯論更像一場婚姻，辯手因電視而揚名天下，電視因辯論賽而吸引觀眾和廣告商的眼球，聯姻雙方要警惕的是：不要製造肥皂劇
在「百舸爭流」的媒體時代，做一個好節目難，做一項好活動更難，連續做相同的活動尤其難。作為國內兩大常規高校辯論賽的主辦方，中央電視臺和上海教育電視臺有著不小的苦衷。單單約請評委、改進規則、徵求意見、拿出辯題、邀請學校，就是一項浩繁的系統工程。
餘秋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既然是電視辯論，既然要追求即興感和現場交鋒，或多或少還是要一點表演性，但這種表演要是自然出來的，而不是事先準備的，不要為了表演而表演，不要純粹地低層次地玩弄手勢或背誦功能的提線木偶式的表演，而是要通過辯論的內容和激烈度自然迸發。」
對於表演的理解，一位老辯手說出了他的理解，「在辯論賽制的更新過程中，有一種意見值得注意，那就是強凋完全的臨時性，即預先不告知辯題，一切以抽籤為準。但辯論賽說到底是一種表演，是表演就要有觀眾，那麼對於觀眾而言，看比賽無非就是兩個目的，一是增長見識，二是獲得美感。而辯手的知識儲備必然是有限的，在此種模式之下，很容易對所涉辯題知識甚少甚至一無所知，這個時候辯論恐怕完全就是口舌之爭、技巧之辯，對觀眾而言，增長見識無從談起，獲得美感恐怕亦難以保證。所以，辯論賽一定要防止『背』，但是要提倡在『備』的基礎上靈活運用。因為有思想沒碰撞還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思想的瞎碰撞，那恐怕與吵架無異。」
電視辯論的發展與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賽制的發展與更新。
對於給辯論賽的尖銳批評，俞吾金教授向記者解釋說，「辯論本身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實用性的，比如運用在我們生活中的法律訴訟、商業談判、議會辯論、博士答辯、求職面試等等；另一類是娛樂性的，就像電視辯論賽，它的特點是：立場由抽籤決定，不為真理辯論，帶有一定表演性，本身就是電視節目的一種，因此不應對娛樂性辯論強加批評。我對電視辯論賽是持肯定態度的，它對大學之間的交流，對學生之間的溝通，對促進整個社會對環境、科技等問題的關注都是有好處的。我們不應該因噎廢食，辯論賽還是屬於一種高雅活動，足球流氓這麼多，我們也沒有取消足球比賽，那我們有什麼必要取消辯論賽這樣的文化生活呢？這是一種積極的活動，這樣的電視節目我也覺得比才富大考場要有意思得多，它考的是人的臨場應對能力，鍛鍊思維能力、反應能力，也為實用性的辯論創造了條件。」
詩人尼採曾經狂熱地追求他心中那「快樂的智慧」，今天的我們仍然不能缺少這種追求，只是，我們需要更健全的理智，更豐富的知識，更執著的熱情。在一個空前制度化、結構化的文明社會，保持「遊戲」的心態尤其珍貴。
辯手結局
辯士已不再是一個職業，但當更多的辯手從走入傳媒開始職業之路時，更多青年人應當清楚：辯論是辯論，生活是生活
「我曾經的理想是做職業經理人。」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主持人路一鳴說，信息管理專業本科、系統工程專業碩士、企業管理專業博士的專業結構，為他的「職業經理人」之路鋪墊著基礎，但他最終選擇了媒體，在奪得「第四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會」的冠軍後。
「電視傳媒開闊了我的視野和思路，我想我更適合現在的工作。」路一鳴很看中節目的定位，「我現在的兩檔節目都是談話類節目，《商界名家》和《對話》，我所對話的一批最聰明的頭腦，這樣的挑戰時時誘惑著我。」對於將來的職業遠景，他坦率地說：「我想，我會一直做下去。」
在路一鳴選擇媒體行業的時候，他的兩位隊友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電視傳媒，儘管他們的專業背景同樣是工科。「我照鏡子從來沒發現自己像個主持人，甚至不像個電視工作者。」儘管這樣的話常掛在嘴邊，但郭宇寬在湖南電視臺《新青年》欄目裡做得有聲有色。因為在2001年競爭湖北衛視年薪50萬元聘請的主持人一職而弄得業內皆知的樊登後來加盟了中央電視臺的《十二演播室》，如今已經「接班」崔永元，擔綱《再說實話》的主持人——這一介於談話和紀實風格之間的節目將延續《實話實說》中沒有說完的故事。
當我們追溯近十年「辯壇好手」的職業之路時，我們不得不在電視傳媒一欄上寫下更多的名字：中央電視臺的姜豐、沈冰、馬衛民、況皓、撒貝寧，湖南衛視的何炅，東方電視臺的何小蘭……
如果再加上供職於平面媒體的辯手，這個排列的長度又要增加一倍。
但是辯論也並非是所有的辯手們擇業的首要砝碼，不少人選擇了自己的專業和最大的愛好：蔣昌建如願做了老師，嚴嘉、季翔做了律師，林正疆集教師和律師為一身，王慰卿投身公務員，馬朝旭當了外交官。還有不少人選擇了留學海外：王惠、顧凌雲、周玄毅。更出挑的王文華寫出了《蛋白質女孩》。
莫海力要時時感受辯論的魅力，所以他選擇了海德堡大學，選擇了哲學專業，但更多的青年清楚：辯論是辯論，生活是生活。
有人給辯手的職業之路敲了預警，「辯手們參加工作後，辯論對他們有不利的影響，辯手們總是習慣在辯論中抓對方漏洞，雖然邏輯框架很嚴密，但稜角太鋒利了，愛挑別人毛病，因此在工作中容易留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