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的弄潮兒，
崔健永遠要走在時代的前頭。他的歌是這樣，他的電影，也長著一副讓人大吃一驚的樣子。
《藍色骨頭》採用了不同時空交叉及閃回的敘事結構，雖然在細節上有所創新，但總體並沒有使用的很好，可能會讓那些走進影院尋找娛樂、希望沉浸在一段故事裡的觀眾感到難以理解。
影片的情節在兩個時空裡來回交迭。一個是父母的時空，那是一段發生在文革時期的故事，年輕貌美的母親陷入愛河，因觸犯了文化禁忌而遭到打壓，與她並沒有愛著的父親結了婚。這場婚姻是個災難，一次爭吵中，母親不慎用槍打掉了父親的睪丸。這是一個通俗、優美的故事，
杜可風的攝影加上崔健的音樂，賦予了那個不幸的年代以一種傷感的味道。從未經歷過苦痛的兒子的視角出發，這種對過去的美化和浪漫化，不必背負不夠客觀的苛責。
另一個是兒子的時空。他精通計算機技術，追求音樂理想，對盜版、媒體收紅包、人為操縱音樂排行榜等社會現象深感不滿，在與唯利是圖的商人合作的同時，用一些手段保持著自身的底線。他像是崔健的代言人，向時代宣示著自己的純真和道德準則。然而當「道德」和「理想」從口中喊出，就通通變成了廉價品，它們宣洩著情緒，但卻妨礙了情感的表達和故事的推進，無益於促成兒子對父母和那個逝去年代的理解。
時空的交錯在當代電影裡並不鮮見，閃回的使用早已是一種被廣泛接受的電影手段。不同的是，在既往的電影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中，創作者們有意追求的是實現不同時空的平滑過渡，盡力將連接點隱藏起來，讓觀眾忽略創作者的存在；而《藍色骨頭》則放大了連接點，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轉變聲勢壯大，仿佛成了真正的主角，觀眾則不得不從故事中抽離出來。比如過去的時光，變成了一部正在銀幕上放映的黑白電影，而兒子則背對銀幕工作著；又或者，行駛著的汽車，從銀幕上開了下來，就像
《開羅紫玫瑰》裡從銀幕上走下來的人一樣。
無論是低調還是顯眼的過渡，本身並沒有對錯之分。初執導筒的崔健求新求巧，不一味迎合觀眾，或許還值得我們獻上一些敬意。不幸的是，這些大膽的實驗，並沒有建立起過去與現在的內在聯繫。也就是說，
尹昉飾演的兒子，與
趙有亮飾演的父親，並沒有必要是一對父子。二者的故事完全可以是獨立的，只是在主題層面，或許可以歸結出一個共同點來，即兩代人都遭受了理想和愛情的挫折。然而父母的遭遇，並未導致兒子心理和行動的變化。
此外，父母的不幸時代難脫其咎，但時代的責任，止於棒打鴛鴦，止於它泯滅了年輕人出人頭地的野心。但這對夫妻之間的橫眉冷對、父親的傷殘、母親的出走，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卻也推到了時代的頭上。理性的反思，同樣淪為了情緒的宣洩。
影片對文革題材的觸碰，也衝破了往日的一些禁錮。擁有絕對權力的組織對個人命運的幹涉和對多元文化的限制我們以前在大銀幕上很少看到。首長的那輛老式汽車，給人一種絲毫不容侵犯的權威感。不過，這種觸碰是一種溫和的觸碰。母親加入文工團後，在那裡享受著談情說愛的田園牧歌，雖然不敢明目張胆，但並沒有遭受到真正的危險，最終也不過是被開除了組織。而父親，在被組織調查之時，幸運地遇到了貴人相助。
片中多次出現了唱歌的場景。如果單看故事，我們無法明確崔健這部電影的主題。只有當你認真聽取了人物口中的唱詞，才能明白導演到底想表達什麼。他想表達的是，我們在處理理想和情感挫折時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文革一代生不逢時，他們有理由抱怨：「春裡的花朵，長在秋天裡」；當代的年輕人，則唯有正視挫折：「我就是一個春天的花朵，正好長在一個春天裡」。兩句歌詞均出自他2005年的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崔健沒有成功地用畫面和動作表達出人物的心理轉變，於是歌曲，就成了他表達主題的捷徑。
文/小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