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8日紀念中國標準鉛筆廠建廠一周年全廠同仁合影（二排左七為吳羹梅）。 人民政協報 圖
中國鉛筆製造業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江蘇常州人吳羹梅（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在上海南市斜徐路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能夠自己製造鉛芯、鉛筆板、筆桿以及外觀加工的全能鉛筆製造工廠——「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簡稱中鉛）」，吳羹梅也由此在上海灘上被國人推崇為「鉛筆大王」。
為了爭口氣，打破洋鉛筆在中國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包括吳羹梅在內的一批民族企業家們不僅勵精圖治、開廠創業，且在鉛筆商標名稱上也充分向社會和世人展現了強烈的民族愛國自強情結。
「飛機」牌航空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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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在1935年10月8日正式生產之前，就於同年7月25日註冊了低檔鉛筆商標「飛機」牌，並使用「航空救國」型號。「航空救國」鉛筆不僅在質量上儘量和德國的「施德樓」牌鉛筆看齊，更重要的是該稱呼與當時國人愛國心理完全一致，所以上市後相當受消費者的歡迎。
吳羹梅順應民心緊跟趨勢，將「飛機」這個名詞作為自己創業的第一個商標的名稱，且「飛機」兩字又帶有強烈的愛國情結，因此吳羹梅在「飛機」牌鉛筆的試製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首先是聯手留日同窗郭子春和常州同鄉章偉士，共同創業，吳羹梅負責總的規劃、融資以及對外事務，郭子春主要負責生產技術，章偉士主要負責財務。
其次是招募職工。1934年底，吳羹梅先是回老家，親自到常州貧兒院與院方洽談，並經過招工考試招收了一批窮苦人家出身的學生。吳羹梅還請來倒閉的北平中國鉛筆公司擅長鉛筆銷售的經理和精通製造鉛筆板的技工。另外吳羹梅還延聘了兩位技術高超的機器安裝工，並通過他們為中鉛培養了一批技術工人。然後在上海地區招收了三四十位女工，主要從事鉛芯運輸、筆桿油漆、鉛筆包裝等簡單勞動。
再次是培訓職工。學徒工進廠後，必須先培訓兩年。在這期間，學徒工白天8小時上班，晚上學習兩個小時。給學徒工上課的老師有吳羹梅、郭子春以及兩位機器安裝師傅。因為學徒工什麼都不懂，所以從雜工開始做起。在老師傅的調教下，能獨立操作機器後，升為技工。若能操作兩種機器，升為技術員。再往上升就是助理工程師。這批最早進廠的學徒工，經過幾年的理論學習和現場操作，進步很快，不少人成了中鉛的技術骨幹。
儘管吳羹梅和郭子春都在日本的鉛筆廠裡實習過，但畢竟時間太短，全部加起來也不過1年左右，因而不可能對鉛筆製造工藝有個全面了解，所以一開始試製困難重重。通過反覆試驗、對比洋貨鉛筆、查閱有關資料，克服了鉛芯、鉛筆板、油漆等方面的一道道技術難關，中鉛終於生產出自己的鉛筆。
第一批產品便是低檔「飛機」牌鉛筆，售價每羅（12打144支）2.4銀圓。儘管售價高於同檔次的日本鉛筆，但在當時反對日貨、提倡國貨的形勢下，中鉛的「飛機」牌低檔鉛筆很快在中小學生裡贏得了一定份額的市場，打破了鋪天蓋地洋貨鉛筆的局面。抗戰全面爆發前夕，中鉛生產出全部國產原料的新產品——「完全國貨」低檔「飛機」牌鉛筆，成本僅為每羅1.2銀圓。
為了同日本貨競爭，吳羹梅以每羅六七角的賠本價格投入市場銷售。價廉物美的低檔「飛機」牌系列鉛筆，受到廣大中小學生的歡迎，一舉取代了大部分日本低檔鉛筆。
「鼎」牌自強不息
吳羹梅的鉛筆大王之路，是從留學日本時開始的。
1928年8月，吳羹梅懷著學習日本人的「專務實用」，學成之後報效祖國、振興實業、富裕人民的遠大抱負，東渡日本。半年後，吳羹梅從語言學校畢業，即考入橫濱高等工業學校（今橫濱大學），攻讀應用化學專業。
在留學期間，吳羹梅就開始思考回國後具體做什麼行業。根據自己的實力，吳羹梅並沒有考慮機器製造、交通運輸等大行業，而是比較關注中小行業。隨著課本知識和社會交往的不斷擴大，極大豐富了吳羹梅的人生閱歷和社會經驗，逐漸確定了將鉛筆製造作為回國創業的目標。據資料顯示，1925年至1931年，上海江海關進口的鉛筆金額數量約600萬銀圓。要打破洋貨的壟斷，就必須從中國人自己開辦鉛筆製造廠開始。
經過吳羹梅一系列綜合分析，認為只要造得出鉛筆，市場銷售不成問題。且製造鉛筆的主要原材料木頭、石墨、黏土等在中國並不匱乏。於是，吳羹梅便開始跨出了創業的第一步，自己先掌握鉛筆製造技術。為了學到有關鉛筆製造方面的專業知識，吳羹梅畢業時，找到母校化學科教授橋本重隆，請他將其介紹進一家日本鉛筆廠實習一段日子。
橋本熱心推薦，在徵得日本真琦大和鉛筆株式會社社長數原三郎同意後，吳羹梅如願來到該社神奈川工廠實習。神奈川工場場長益田三郎熱情接待了吳羹梅，向他傳授了購買原料、機器以及產品銷售等知識，並介紹了一些相關的日本企業。但是，有關鉛筆芯的製造，特別是鉛筆芯的配方，卻對吳羹梅嚴格保密，只安排他在製造筆桿的車間和鉛筆成品車間實習。
光是懂得白杆（沒有上過油漆的鉛筆）以及鉛筆油漆的工藝，不掌握核心技術，就是步原來北平鉛筆公司和上海華文鉛筆廠的後塵，吳羹梅心裡肯定一百個不願意。因此他曾試圖通過工場裡主管技術的工程師來了解核心技術，但撞了南牆。未經老闆特許，該工程師不會幫助他。
吳羹梅不死心，又去請求數原三郎鬆口。數原三郎卻勸吳羹梅放棄開工廠的想法，最好回國後當個買辦，為日本廠家推銷產品。數原三郎傲慢地講：「辦鉛筆製造工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你吳鼎（吳羹梅字鼎）二世，你們中國也辦不成鉛筆廠，並生產出鉛筆。還是買我們日本的鉛筆吧。」這句話極大傷害了吳羹梅的自尊心，但是他沒有在數原三郎面前作過多的解釋，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不。我要辦鉛筆廠。」
不愉快的實習經歷對吳羹梅刺激很大，也更加激發起吳羹梅一腔愛國熱情以及堅定了回國辦實業的決心。在碰了兩次釘子後，吳羹梅學聰明了，他轉而向車間接觸鉛芯配方的操作工人那裡尋找自己需要的東西。在工友們的幫助下，吳羹梅設法深入筆芯車間，同管配方的工人交朋友，終於搞到了鉛筆筆芯的配方。
1937年，中鉛註冊了高檔鉛筆「鼎」牌商標。中鉛生產出完全國貨的鉛筆以及高檔繪圖鉛筆後，吳羹梅驕傲地對同仁們說：「日本人斷言到我吳鼎二世也造不出中國人自己的鉛筆，現在我吳鼎一世就生產出了技術高難的中國人自己的高檔繪圖鉛筆。」
淡藍色的筆桿，黑色沾頭的「鼎」牌高檔繪圖鉛筆，在質量上，以美國的「維納斯」牌和德國的「三堡壘」牌為標準。儘管「鼎」牌剛起步，質量上不如洋貨，但售價低，每羅為10銀圓。而「維納斯」牌是27銀圓；「三堡壘」牌是54銀圓。「鼎」牌具有價格優勢，且恰逢那時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愛國情緒和轟轟烈烈的「提倡國貨」運動，所以深受消費者的歡迎。
「長城」牌抗擊日寇
正當吳羹梅緊鑼密鼓地在上海籌備中鉛時，北京的張大煜也將目光瞄準了鉛筆這個行業。張大煜，江蘇江陰人，留學德國，獲德勒斯登大學工業化學博士學位。學成回國，執教清華大學。目光敏銳的張大煜注意到文具用品中消耗最大的鉛筆絕大多數從國外進口，每年竟花掉大量白銀，而國內製造鉛筆的工廠稀少。抱著「實業救國」願望，張大煜邀約同校教授趙忠堯以及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施汝為等，共同發起創建鉛筆廠，並請當時在清華大學實驗工場任技師的郭志明、鄭介春兩人在北京籌備。
1936年，因華北地區日軍蠢蠢欲動時局緊張，郭志明等移址南下上海繼續籌建。鉛筆廠初期集資法幣3萬元，投資者大部分是教授和科技界學者。1937年4月，國民政府經濟部審定核准，長城廠註冊「長城」牌商標。6月，「上海長城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長鉛）」正式成立開業。
產品和廠名均取名「長城」，這不僅僅是張大煜等知識界精英們具有強烈的愛國情結，而巍巍長城更是中華民族抵抗外來入侵最有力的象徵，長鉛便是以實業的方式來體現救國的行動。
長鉛初建時只有工人、學徒10多人。主要生產價值低廉、適合小學生使用的「長城」牌鉛筆。生產規模每月不足10萬支，大部分銷往上海附近地區的學校。製造鉛筆的鉛芯和鉛筆板是向國外購買的。七七事變後，長鉛被迫停工，直到1938年6月才逐步復工。那年月洋貨來源斷絕，長鉛產品供不應求。於是加建廠房、增添設備，職工擴大至50多人（其中70%是學徒），並開始自製鉛筆芯，試用國產杉木、銀杏等木材生產普級、中級鉛筆。努力開拓銷售渠道，產品通過福建遠銷內地，並在天津、香港等地設立特約經銷處。1939年鉛筆年產量達到近700萬支。1940年，「長城」牌鉛筆甚至銷往南洋、印緬等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市場頓時蕭條。長鉛內外交困，生產少量中級、普級「長城」牌鉛筆支撐殘局。1945年8月抗戰勝利，長鉛召回散居各地的技術工人迅速復工。
其時洋貨鉛筆泛濫傾銷，特別是美國「維納斯」黃杆皮頭鉛筆幾乎佔領了整個中國鉛筆市場。長鉛積極研製、開發出款式近似的「鷹」牌（後因商標糾紛改成「長城」牌）黃杆皮頭鉛筆，以抗衡美國的「維納斯」牌黃杆皮頭鉛筆並取得絕對優勢。
內遷工廠堅持抗戰「勝利」
中鉛經過兩年的苦心經營，已初具規模。正當廠裡業務蒸蒸日上之際，七七事變爆發了。上海工商界開始著手拆遷的準備工作。當然，考慮到遷移一事牽涉到的方方面面實在太多，非常複雜，所以剛開始決定內遷工廠的範圍很小，主要是重工業。因為重工業事關重大，更與軍工製造相關。而輕工業、手工業等相對來講作用偏弱，因此中鉛並未列入內遷行列。得悉遷移委員會該計劃後，吳羹梅萬分焦急，出路無非有3條：一是坐以待斃，在日本鐵蹄下苟延殘喘；二是盤出工廠，拿回投資，就此收場；三是準備內遷，保存實力，抗戰到底。
正是抱著「實業救國」理念，吳羹梅才聯合了郭子春、章偉士開辦鉛筆廠，因此滿腔的愛國情以及事業心，都不允許他走前面兩條路。也就是講，吳羹梅只有選擇第三條路。然而，真的要內遷，談何容易。且不說拆遷原廠、然後到新的地區新建廠房、復工復產等眾多具體事務，光拆遷過程中和運輸途中所受到的損失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風險，都可想而知。開廠做生意就是為了賺錢，而內遷肯定得賠錢。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日愛國決不做亡國奴，即使毀家紓難。同時，吳羹梅預感到，這場抗日戰爭不可能會在短時期結束，而鉛筆製造是文教事業和宣傳工作必不可少的工業，內地又尚無鉛筆廠，正好中鉛可以填補這一空白。且時間也不允許吳羹梅多思考。吳羹梅很快做出決定：內遷。歷經艱險，中鉛終於搬遷到大後方重慶，且還是內遷工廠中復工較早的一家。儘管經營非常困難，貨幣貶值，賣出產品所回籠的資金補不足買進原料。不過為了維持正常生產，為了支援抗戰，吳羹梅始終堅持薄利多銷，堅決不賣黑市價。為此，吳羹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銀行借錢，致使廠裡債臺高築。
由於經營壓力巨大，章偉士與郭子春同吳羹梅分道揚鑣。即使一人獨撐，吳羹梅也堅決不從重慶撤走，盡力維持生產，儘可能多地製造出鉛筆來支援抗戰，哪怕因此而破產，也在所不惜。吳羹梅在重慶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為止。在此期間，中鉛總共生產了3785.93萬支鉛筆。尤其是中鉛於1943年8月特製的「飛機」牌1225勝利型號鉛筆，筆桿變細，筆芯較軟滑，適用於土紙書寫，售價低廉。由於該型號名稱極其符合全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直到最後勝利的願望，非常討口彩，因此消費者喜愛有加。
使用「飛機」牌、「鼎」牌鉛筆的人從重慶到延安、從城市到窯洞、從戰場到教室，從將軍、士兵，到正在一筆一畫學漢字的稚童，甚至毛澤東在延安期間也用「鼎」牌鉛筆在作戰地圖上畫寫。這家中國大後方唯一的鉛筆廠，承擔起抗日救國、維持中國文教事業的重任。
後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7月1日，吳羹梅響應人民政府號召，正式成立公私合營中國標準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依舊使用「飛機」牌和「鼎」牌作為產品商標。而長鉛也依舊使用「長城」牌商標。隨著1954年「中華」牌的誕生，中鉛不再使用「飛機」牌和「鼎」牌。
1954年10月1日，中鉛和長鉛分別改稱公私合營中國鉛筆公司一廠和三廠。1956年1月，三廠併入一廠，成立中國鉛筆一廠，「長城」牌商標被隨之帶入。
自1958年起，中國鉛筆一廠開始大批出口鉛筆，「長城」牌當仁不讓衝在最前面，數量佔全年鉛筆銷售總量的38.8%。從此，「長城」牌鉛筆揚名天下，多次獲得上海市名牌產品、國際博覽會銀獎、全國輕工博覽會金獎等榮譽稱號。
（作者系上海紡織博物館特聘研究員，原題為《筆筆都是愛國情》）
來源：徐鳴/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