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11日，中國第一批前往美國留學的30名幼童在陳蘭彬和容閎的率領下，自上海啟程，三個月後抵達舊金山，從此拉開了近代國人與國際社會頻繁接觸的序幕。1881年，原計劃15年的留學計劃僅推行9年便夭折，除少數幾人大學畢業，絕大部分留學幼童不得不放棄學業歸國。即使如此，這些幼童仍像一枚枚倔強的種子，在陳腐的土壤裡煥發出希望的嫩綠。這批幼童中，後來誕生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9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雖然此次公派留學無疾而終，但它為國人打開了封閉的國門，而且培養了一批卓越人才，更為後來成績斐然的庚款留學埋下了可貴的種子。
今天，人們每每言及晚清幼童留學，必提及容閎。若無容閎鍥而不捨的努力，中國規模化的海外留學還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成行。《先行者容閎》全面梳理了容閎奔波而又忙碌的一生。
容閎，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1847年1月，容閎隨布朗夫婦前往美國求學，兩年後考入耶魯大學。作為先行者，容閎所面臨的困難後人無法想像，生活、學習等方方面面均須親力親為，考慮周全，否則難以為繼。為完成學業，失去資助渠道的容閎只能自力更生，「讀書之餘，他常去打工，幫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時還到圖書館幹活；美國學生自己合夥起火做飯，他就自告奮勇去當服務員」。1854年，容閎完成學業，成為「耶魯大學的中國第一位畢業生」。也是這年，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先進優勢的容閎立下志向，毅然回國，「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容閎家庭條件並不好，留洋歸來，他有很多機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他曾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工作體面且收入不菲。他還曾從事茶葉販賣，但終因放不下曾經立志的「大事業」，轉身投入到「師夷自強的洋務運動」之中。
其實，在推動幼童留學之前，容閎還完成了一件很少被後人提及的大事——受曾國藩之託，他從國外採購100多臺機器，為第一家洋務企業——江南製造總局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精通英語的容閎，就像中西方溝通的一座橋梁，他在太平洋兩岸的朋友圈中都不乏重量級人物。中國這邊，有李鴻章、曾國藩、洪秀全、孫中山、唐才常、康有為、梁啓超等；美國那邊，則有曾兩任美國總統的尤利西斯·格蘭特將軍、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等。
雖然晚清洋務派致力於改變中國現狀，但在推動幼童留學一事上，容閎仍經歷了長時間且大量難以預料的曲折。早在1868年，容閎就向清政府提出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的建議，但輾轉四年後，才實現了首批幼童赴美。
就是這首批30名幼童，其選拔過程也遠比容閎想像中困難得多。與當年容閎自告奮勇，主動報名與布朗夫婦一起赴美學習截然不同，首批幼童的選拔極不順利，晚清社會對西方國家的鄙夷文化根深蒂固，各種謠傳更是不絕於耳。加之留學時間長達15年，有著團圓傳統的國人對幼童留學一事極為牴觸。為儘早成行，容閎不得不回到老家，動員鄉親。後來共有120名幼童陸續赴美，但其中沒有一個來自八旗子弟的家庭。這也從側面折射出，深受權力護佑的晚清上層社會，對選拔幼童赴美留學一事根本不屑一顧。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曾派員赴海外留學，比晚清早不了幾年。其推動者同樣是當年帶容閎赴美的布朗夫婦。自1863年起，日本陸續向海外派遣留學生，1870年頒發《海外留學規則》，實現了留學的法制化、常態化——日本海外留學「1886年92人，1871年170人，1873年373人。到中國撤回留美幼童時，日本留學生已經達到4800多人，其中還有20多名女留學生」。在這些留學生中，有一部分還是政府官員，這對推動社會變革顯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對晚清幼童赴美留學夭折一事，許多人習慣將問題歸咎於留學正監督吳子登。吳子登至多只能算是根引子，事實上，清廷包括洋務派在內，之所以同意幼童留學，其重要前提在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清政府看來，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然而，讀洋文遠勝讀中文的容閎對此顯然領悟不夠，這也給他力推的幼童留學一事的夭折埋下了伏筆。
幼童留學未必能改寫歷史，但是，如果「留學工程」能按容閎的預想，持之以恆地推動下去，中日差距未必會越拉越大。在後來的中日幾次戰爭中，中國或許不至於敗得那麼慘。
告別幼童留學事業的容閎，仍然頻繁奔波於太平洋兩岸，期望以一已之力為國家興旺做出更多貢獻。正是他不辭辛勞的奔波，點燃了許多國人對國際社會的求知慾。
1912年4月12日，容閎逝於美國。有美國人評價容閎：「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愛國，有的人習慣慷慨激昂的言說，容閎則是數十年地身體力行。（《先行者容閎》，鄭安興 徐惠萍編著，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