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漢閔
在浩翰的夜空,有一顆閃亮的星,叫一行。這顆星之所以被天文學家命名為一行,是因為這位唐朝的高僧在天文觀測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
1260多年前的唐開元年間,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率領一支測量隊,風餐露宿,跋涉萬裡,對大唐疆域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天地大測量。帝國的疆域足夠寬廣,這支測量隊盡可以大展身手,任意馳騁。
這次測量,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北至北緯51度的瀚海都督府(在今蒙古烏蘭巴託西南附近),南達北緯17度的多邑(在今越南紅河流域),在全世界首次準確提供了地球子午線一度弧的長度,糾正了我國最古的天文算學著作——《周髀算經》關於子午線「王畿千裡,影差一寸」的錯誤計算公式,正確測算出了中國各地晝夜不同的準確時間,繪製出了更為完備的恆星表。
這是屬於大唐的榮耀。主持這次天文大地測量的和尚,就是唐代傑出的天文學家一行。他身披的袈裟,為開元盛世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900多年後,阿拉伯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重複了這一次天地測量活動,但規模要遜色多了。
在這次劃世紀的天地大測量中,一行進一步驗證了他以往多次觀測到的恆星移動的現象,並由此敏感意識到,在小範圍有限的空間裡得到的天地認知,並不能任意向大範圍甚至無際的空間推演。一行的這一小步,是我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大步。
在這次測量的基礎上,一行歷時兩年,編制了《大衍曆》,因立法依據《易》「大衍之數」而得名。這也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天文學成就。《大衍曆》共分七篇,包括平朔望和平氣、七十二候,日月每天的位置與運動、每天見到的星象和晝夜時刻、日食、月食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一行在《大衍曆》中發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長和去極度的計算方法,後世稱為「九服晷影」。
而且更為精彩的是,他在我國歷史上首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離比到太陽近的觀點。這一發現,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大衍曆》系統周密,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太陽運行的規律,代表了中國古代曆法體系在當時全世界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大衍曆》傳入日本,行用近百年。
中國的天文觀測、曆法,在文藝復興以前一直於全世界諸文明中獨領風騷,遙遙領先。論天象觀測之系統、精密,曆法之完備、先進,沒有哪一個民族比得上華夏民族。一行不僅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離比到太陽近的觀點,也是世界上最早發現恆星運動的科學家。他的這一發現,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恆星自行的觀點要早1000年。一行的諸多壯舉,讓中國的天文觀測、曆法水平達到了當時諸文明無法企及的高度。因為一行的背後是氣象萬千的大唐帝國。
可鮮有人知的是,一行和尚在天文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與南方的一個小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個南方小縣就是當陽。作為唐代高僧,一行曾在當陽玉泉寺、三星寺修行多年。
一行(公元673年—727年),俗姓張,名遂,唐代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一說河北巨鹿人。其先祖張公謹為太宗重臣,曾任襄州都督,也算是個「官二代」,混個一官半職是不成問題的。按照《舊唐書》《新唐書》《宋高僧傳》的記載,一行少時天資出眾,博覽經史,尤精於天文、曆象、陰陽五行之學,名震京城,本應有著大好的前程,但他在二十一歲時卻選擇了於嵩山崇陽寺遁入空門。一行之所以遁入空門,並成為一代宗教領袖,與兩個從當陽玉泉寺走出的高僧密切相關。這兩個高僧,一個是弘景禪師,另一個是普寂禪師。
弘景原稱宏景,因宋人避諱,改稱弘景。弘景是地地道道的當陽人。《宋高僧傳》有其傳略:「釋恆景,姓文氏,當陽人也。」弘景禪師曾三次受帝王之詔入宮供養,為宮廷信徒的受戒師,備受世人敬仰。名師出高徒。弘景禪師除了撰寫《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翻譯《華嚴經》這一成就之外,同時也還是一行禪師和鑑真大師的剃度恩師。
他的兩個弟子,也是他人生的兩個得意之作:一個將佛教傳入日本,被尊為日本律宗之祖;一個則編制了《大衍曆》,撰寫《大日經疏》,成為一代密宗宗師。一行21歲剃度為僧,與其說是不願與武則天侄子武三思為伍,不如說是其為弘景禪師的淵博學識而深深折服。可以說,弘景禪師是一行人生的引路人。
普寂,俗姓馮,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的神秀弟子。幼年即修學經律,後到當陽玉泉寺師事神秀六年,深得神秀器重,後成為神秀的高足。神秀被武則天召赴洛陽後,普寂跟隨入京,王公大臣競相禮謁。後來唐中宗見神秀年事已高,特下詔普寂代神秀統其法眾,負責帝國僧眾事宜。
開元十三年(706),普寂75歲,奉命住持敬愛寺,從此弘法活動日趨興盛,神秀創立的北禪宗因此而進入全盛時期,普寂因而被後世尊稱為北禪宗七祖。普寂卒年八十九,諡「大照禪師」。相傳,普寂一生不苟言笑,獨對一行和顏悅色,可見其對一行的賞識與器重。一行最初的法號為敬賢。一行這一法號,就是普寂禪師取「一行三昧」之意所賜。自普寂禪師賜號之後,後人只知一行,不知張遂、敬賢。
兩位恩師的厚德博學,言傳身教,為一行以後的南方當陽之行埋下了伏筆。史家們雖然對一行的南方修行遊學經歷輕描淡寫,一句帶過,但信息量仍然很大。根據《舊唐書》、《宋高僧傳》的簡略記載,以及今人吳慧《一行生平再研究》、呂建福《密教論考》、嚴敦傑《一行禪師年譜》的研究成果,我們推斷,一行曾兩次到當陽遊學修行,歷時長達六年多。
一行第一次當陽之行,在唐睿宗即位的景龍四年(710年)。《宋高僧傳》記載:「睿宗即位,敕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東都也就是洛陽。一行到玉泉寺修行幾月之後,又前往浙江天台山國清寺遊學,於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返回洛陽嵩山崇陽寺。
一行第二次當陽之行,在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在那一年,朝廷派員到嵩山第二次徵召一行出山為王朝效力,他再一次託病謝辭。數月的南方當陽修行,始終讓他難以釋懷,於是他再一次徒步南下,到當陽修行,研習佛學。這一次,一行在當陽度過了六年的美好時光。
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命一行的族叔也就是時任禮部郎中的張洽,攜詔書南下,於荊州當陽向一行請教安國撫民之道,並徵召一行回到京城為唐王朝效力。這一年,一行結束他在當陽長達六年的修行生活,隨其族叔張洽返回了久別的長安。
唐朝時期的玉泉寺是其最為輝煌榮耀的時期,有著盛唐氣象,教、律、密、禪、淨諸宗競秀,大德高僧輩出,見諸記載的有一百二十多位大德高僧,被封為「大師」和「國師」稱號的就有十人之多。這一切,足夠留住一行了。一行在當陽長達六年的修行生活,可謂收穫頗豐,並成就了他在天文學上的傑出成就。
天文學史就是一部人類認識宇宙和自身的歷史。任何宗教,總是繞不開對天地的感悟與認知。這是一道必答題。不跨越這一座高山,宗教也就不成其為宗教。佛教當然也不例外。在佛教的本土化過程中,佛教關於天文學的研究,既有對印度的傳承,也有對華夏固有認知的融合,兩者渾然一體,且自成體系。在一行以前,因為門戶之見,佛教獨特的天文和曆法觀念、體系儘管已經在華夏生根發芽,卻遲遲無法與傳統的中國天文思想融為一體,為曆法所用。一行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現象,兩者之間存在的「楚河漢界」在一行所處的時代開始模糊了。
一行在他的青年時代,曾系統學習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學說;而在他的中年時代,他在玉泉寺系統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薰陶和佛教中關於宇宙與天文學說的理念。兩種不同流派的學說,集一行於一身,從而逐步形成了他獨特的天文觀念。也許,一行剃度為僧,是有他私心的:通過佛教這扇窗口,洞悉天地的奧秘。一行遁入空門,與其說是消極出世,不如說是積極入世。
一行在玉泉寺最初是教、律、密、禪、淨諸宗兼修,遍覽玉泉寺藏經閣的佛教經典,取其精華,為己所用。門戶之見、學派之爭,這些小家子氣的事在一行身上是不存在的。玉泉寺的僧侶,凡達者,一行皆以為師。《舊唐書》記載一行 「後步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宋高僧傳》記載一行「因往當陽,值僧惠真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群書事類淵海》又記載其「及遁當陽,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不忘。」這三則史料告訴我們,一行在玉泉寺曾先後拜悟真、惠真、惠悟等多位高僧為師,天台宗、禪宗、律宗等有所涉獵。
天文學只有藉助於數學這一利器,才能推演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則。因此,一行在玉泉寺的修行,尤重數術天文。《大衍曆》中的「大衍」即「大衍之數」,出自《周易繫辭上傳》。「衍」通「演」,也就是推演的意思。大衍,就是演天地之變;大衍之數,就是推演天地萬事萬物用的數。
周易的魅力在於其蘊涵的哲理性,周易的哲理性又依附在卦畫的變化上,而卦畫的變化又是基於策數的推演。早在3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用數字來表達這個世界了。道家有易,其實佛家也有易。「陰陽讖緯」之術,也就是佛教的易。
後世研究一行的學者認為,一行到天台山國清寺遊學是為了向一高僧求教數術。這一說法有文獻依據,但並不能就此得出一行的數術來自那位國清寺高僧的結論。《宋高僧傳》關於一行「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的記載證明,一行在玉泉寺也曾下功夫學習數術。玉泉寺的高僧大德精通數術的,不會比國清寺少。一行在當陽學習數術,並不乏名師指點。
後來,一行的學習興趣慢慢轉移到了密宗上來。這是因為相比其佛教他宗派而言,密宗典籍中蘊藏著更為豐富的天文學知識,也就是佔星術。在佛教大藏經《密教部》中有一部經典,叫《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兇時日善惡宿曜經》。此佛經由唐朝開元年間的不空法師奉皇上之命翻譯,專門講述印度佛教的天文星象知識及佔卜。
此外,密宗的《宿曜儀軌》《北鬥七星念誦儀軌》《北鬥七星護摩秘要儀軌》《佛說北鬥七星延命經》《七曜攘災決》《七曜星辰別行法》《北鬥七星護摩法》以及《消災吉祥咒》等等,均是與星相、星座、星辰以及行星運行有關的佛典,用於教導密宗弟子如何以天相與曆法來了解人的吉兇禍福,以及天地萬物的變化氣數、節氣等。
可以肯定,這些密宗典籍讓一行如獲至寶。可能上述密宗典籍在玉泉寺的藏經閣中並非齊備,但最重要的《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兇時日善惡宿曜經》等法典肯定是有收藏的。一行後來撰寫密宗經典《大日經疏》,並成為一代密宗宗師,玉泉寺的修行功不可沒。因為一行,密宗在唐代曾盛極一時,後世稱為「唐密」,後逐漸失傳。
對密宗法典的學習,讓一行對梵語產生了濃厚興趣。一行認為,只有閱讀梵語原著,才有可能對域外的天文學知識有更深的理解。早年在嵩山崇陽寺師從弘景禪師的時候,一行就已開始接觸梵語。
在當陽玉泉寺,一行遇到了另一個通曉梵語的老師——惠真禪師。惠真也是弘景禪師的弟子,與一行可謂師出同門。惠真早年曾計劃前往天竺求經,到了海上與玄奘法師不期而遇,並與之同歸,向他學習梵文。後來,惠真又拜梵僧尚多也就是印度密宗領袖人物善無畏為師,「盡得其心要」。一行初到玉泉寺時,惠真剛好完成《律藏序》。
《中華天台宗通史》記載,「一行曾跟隨荊州當陽玉泉寺惠真習律」。在惠真禪師的指導下,一行的梵語日益精進,很快就寫出了《梵文字母表淺釋》一書,讓惠真十分驚訝。這部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本有關梵文的著作,只可惜早已失傳。正是因為精通梵文,一行熟悉印度的宗教文獻,了解印度的數學與天文學成就。一行組織的天地大測量和編撰的《大衍曆》,充分利用了當時印度的天文學知識。一行在《大衍曆》中建立的從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長與太陽天頂距對應數表,學界稱做「九服晷影」,就是受到了印度天文學知識的啟發。這也是世界數學史上最早的一張正切函數表。
一行人如其名,不僅注重知,更注重行。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得天地之「三昧」。玉泉寺雖然環境優美,但信眾過多,並不安靜,也不利於觀測天象。在惠真禪師前往荊州住持南泉寺不久,一行萌生了在襄荊古道一旁建立一個天文觀測點的想法。
有一天,一行從玉泉寺出發,徒步東行,來到一處叫烏扶邑的地界。「烏扶邑」,即太陽初升的城邑,取義「金烏棲扶桑」之義,是現今河溶鎮的古稱。他在一處崗地佇立良久,午時找附近的一家農戶化了一碗齋飯,又於山腳喝了一口山泉,一時心情大好,當即決定在這裡建一座寺廟,用於修行和觀測天象。其實,一行選擇該地(現今河溶鎮前華村)建立寺廟,除了觀測天象,更主要還是方便與惠真禪師交流學習。相比玉泉寺,此地離荊州南泉寺更近,兩人來往更加便捷。雖然三星寺建於何時並無文獻記載,但大體時間應該在惠真禪師住持荊州南泉寺不久。
這座襄荊古道旁的玉泉寺屬院,因為寺前有三口井,後來被稱為三星寺。《荊州府志》、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和乾隆《當陽縣誌》均有記載。乾隆《當陽縣誌》的記載是:「三星寺在治東六十裡,唐僧一行道場。有三井在山寺左右,乃一行鑿以禳三星者。」至今,河溶鎮前華村三口井遺蹟尚存。
三星寺前的三口井,既是佛寺的象徵,也是天地觀測臺的象徵。在佛家教義中,水井被看作是功德的載體,它具備了普渡眾生、解救眾生於水火的拯救功能,成為一種身心歸宿的象徵。
在華夏文明的傳統認知中,「三」代表天地萬物之始、之母。三星寺前的三口井,一口是太陽,一口是月亮,一口是其他星辰。同時,「三星在天」、「三星伴月」天象一直視為吉兆。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鑿深井不知地之厚。井是大地的眼睛,日夜不眨地觀測著天象。人不可做井底之蛙,但坐井觀天還是可以的。正是因為三口井被賦予了太多的文化內涵,所以華夏大地稱為三星寺的寺廟不在少數。該寺廟命名為三星寺,可能就是一行和尚的主意。
在三星寺,除了挖三口井,為便於實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一行和尚可能還立了石杵之類的圭表,製作了我們所不知道的其他觀測儀器,如古三星儀。據《宋高僧傳》的記載,一行十分注重對天文觀測數據的記錄,詳細到了讓人驚嘆的地步。可以肯定的是,一行在三星寺寫下了大量珍貴的天文觀測筆記,累識了大量的觀測數據。後來他在《大衍曆》中提出的月亮比太陽離地球近的觀點,以及恆星運動的超前觀點,應該與他在三星寺長期的天文觀測密不可分。
除了觀測天象,一行還在三星寺完成了其叔祖父——東臺舍人張太素的《後魏書》未完稿,並編寫了該書的《天文志》部分。後來,一行帶著他在玉泉寺、三星寺收集整理的大量資料和觀測筆記,回到了久別的長安。
開元十五年(727年)十月,一行在完成一部梵文經書的書稿後,南向而坐,內心寧靜而安祥。初八那天,一行在沐浴淨身後,專程前往嵩山敬愛寺拜見他的恩師——普寂禪師。再三行禮後,一行附耳密語,普寂禪師頻頻頷首。說完以後,一行退出普寂的禪房,並隨手掩上了禪門。普寂禪師沉默片刻,嘆了一口氣,命令左右弟子:去敲鐘吧,一行要滅度了。那一年,一行和尚年僅45歲。據傳,玄宗聞訊悲痛不已,輟朝三日,後親自題寫碑文,並諡號大慧禪師。
十月初八那天,在南方當陽的玉泉寺,一切如常。只是在那天晚上,有一道流星從天際划過,讓玉泉寺的僧侶們有些心神不寧。
作者簡介:郭漢閔,男,現年57歲,1982年7月畢業於原宜昌師專中文科,曾從事教育、新聞、政研等工作,現在當陽市政協機關工作。有專著《隱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