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頁。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和學生運動的主力軍，就是北京大學。這所創建於戊戌維新之際的高等學府,到「五四」發生時已有21年的歷史了。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下，在民族啟蒙與覺醒的一縷晨光中，新文化運動作為五四運動的思想先導，在北京大學孕育發展起來。北京大學教育改革帶來的學術自由、思想獨立、追求真理的新風，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五四精神也從此融入北京大學的文化之中，成為這所百年學府催發新生的力量源泉。
一、 北京大學的教育改革
五四時期，從廣義上來說，應該包括從1915年9月《新青年》雜誌創刊(創刊時名為《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六年。這段時期不算長，卻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大變動的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大傳播時期。在這個時期，北京大學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不僅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還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一個中心。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先導，這一思想運動的興起以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的《新青年》為標誌，以反封建為主題，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知識分子為代表人物，以北京大學為宣傳主陣地。
1916年12月，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對北大管理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給北京大學帶來了新生，也把蔡元培這個名字永遠地與北京大學聯繫在了一起。蔡元培，1894年被清政府授職翰林院編修，1898年見清政府的腐敗，棄官不做，返抵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著手創辦教育。1907年，41歲的蔡元培毅然赴德留學，在萊比錫大學潛心研究哲學、文學、倫理學等課程，尤其對美學、美術史發生濃厚興趣，並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等書。回國後於1912年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後因對袁世凱擅權不滿辭職再次赴德，1916年底應邀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
在北大的六年，蔡元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並在北大建立了現代化的大學制度。「五四」運動期間，他提倡科學與民主思想，反對舊思想舊禮教，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曾多方營救參加運動而被捕的學生，使北大成為新文化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重要陣地。
（一）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6年12月,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校，從京師大學堂起至蔡元培蒞任前十餘年間，北京大學一直在民族危局中步履維艱。儘管歷任負責人盡其所能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抓住時機推進革新，但其進步終究有限，並未走出封建學衙式的舊窠臼。
蔡元培先生先後於1907—1911年、1912—1916年間兩度留學德國，在此期間，德國以柏林大學為龍頭新建立起來的一批大學已經成為世界科學與教育的中心。蔡元培的留德經歷使他直接受到了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薰陶，還為他日後構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頓落後的教育狀況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基礎。大學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認為，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辦好高等教育是關鍵。他說「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參見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頁。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說：「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之演說》，《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0頁。「研究高深學問」就是蔡元培所講的「大學之性質」，或者說是大學的辦學宗旨。「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頁。他的演說在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
蔡元培提出大學性質和任務是研究高深學問的主張，要求大學成為研究型的大學，大學教師成為教學與科研並重的教師。這一辦學理念對現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創立意義深遠。
2. 「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有這樣一段話：「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頁。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蔡元培：《北京大月刊發刊詞》，《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出版。，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利，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出版。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就是要打破封建專制的禁錮，網羅眾家，創造一個進行學術研究的濃鬱的校園氛圍，並以此影響社會。由於蔡元培的積極倡導，北大學術研究，自由討論之風極盛。學術講座上各派學者各抒己見。在學生的學習上，蔡元培主張學生廣泛接觸教員中不同派別的觀點，使學生不拘泥於一己之見、一家之說。蔡元培同時提倡組織社團、創辦刊物，以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他還積極倡導並建立了學術研究、文體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種社團。
3. 「五育並舉，培養健全人格，發展個性」
1912年2月，蔡元培發表了著名的教育論文《對於新教育之意見》，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的五育並舉的教育思想。在德育上，他主張學生應砥礪德行，成為社會楷模。在智育上，主張學生養成學問家的人格，不僅要有研究學問的興趣，而且要養成服務社會的習慣，以追求真才實學為目標，以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另外，蔡元培還在大學開體育課，親自開設美育課程，成立各種學術團體。他還在學科和課程設置上撤銷文、理、法界限，同時改「年級制」為「選科制」，認為「平等者，破除階級而決非消滅個性……即破壞階級制度，則即當解放個人之束縛，而一任其自由發展」。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頁。為了擺脫年級的限制，北大推行了「學分制」。192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學分制」為全國大學的教學組織制度，通行全國。
4. 「教育獨立」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是「教育獨立」的主要倡導者。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就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指出，「教育有兩大類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同上。在「教育獨立」的理論闡述中，他強調的是教育要不受政黨的控制，教育要擺脫教會的影響。
在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中國教育界產生了「教育獨立」的要求。北洋軍閥為爭權奪利而連年混戰，經濟凋敝，政府將大部分經費用於軍事開支，僅有的一點教育經費也不能如數到位，常常被挪用。為維持教育的正常運行，教育界發起了向北洋政府爭取教育經費獨立的鬥爭，引起了廣泛的社會爭鳴。
教育獨立的主張內容包括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教育學術和內容獨立以及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
（二）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體制改革
1912年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為大學校校長，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為嚴復。同年10月，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頒布了《大學令》，規定：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大學全部事務；大學設評議會，由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齊集評議會，自為議長。在學科制度上，大學設科，各科設學長一人，主持一科事務。各科設教授會，以教授為會員，該科學長可隨時召集會議，自為議長。
實行教授治校，是蔡元培關於大學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作為一種辦學模式，「教授治校」萌芽於中世紀的巴黎大學，其後，這種體制在德國大學的提倡下其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一度成為很多國家效仿的榜樣。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開始了他的「教授治校」的實踐：
1.重新制定《北大評議會章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在教授中選舉產生。2.取消學監主任一職，擴大學長權限，將學科內事務全部交與學長負責管理。改革初期，北大設立文、理、法、工四學科。蔡元培到任不到10天，就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學長掌握了學科內最重要的管理權力。3.設行政會議，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和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行政會議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4.設教授會。1917年，北大評議會通過《學科教授會組織法》。次年至1919年，共有國學、英文、數學等13個學門陸續成立教授會。5.創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蔡元培認為：「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蔡元培：《何謂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頁。1917年底，被打文、理、法三科分別成立研究所，1919年12月又增設地質研究所。這是當時中國高等教育最早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6.招收女生開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等人分別擔任各科學長，大大增強了學科實力，但也產生了各科之間缺乏聯繫的弊端，比如各科各自處理教務、總務事宜，使得全校的工作缺乏統籌管理。為了改變這一狀況，達到溝通文理、全校規範管理、民主統一的目的，1919年4月，蔡元培決定取消學長制，改門為系，設系主任主持本系；文、理、法合組教務處，統籌全校教務；設立總務處，統籌全校總務工作；工科歸併北洋大學。經過蔡元培的整頓，到了1920年，北大的管理體制和組織框架煥然一新。
（三） 人才引進
為了把北大打造成理想的研究學問之府，蔡元培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709頁。他延聘名師，羅致人才，他眼中的北大教員應以學旨為主，無論何種學派，只要真才實學，都可以北大有一席之地。蔡元培不講資歷、學歷、政治派別、學術門派，不論年齡、國籍若何，但問是否為「純粹之學問家」。
蔡元培剛到北大幾天,就聘請具有革新思想、因創辦《青年雜誌》而頗有聲望的陳獨秀來北大擔任文科學長。1917年1月,陳獨秀帶著他的《新青年》雜誌,走進了北大。事實上,蔡元培請來的不僅是一位文科學長、《新青年》的主編,而且是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李大釗，河北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系本科，回國後任北京《晨報》編輯，在《新青年》刊物上發表了著名論文《青春》。蔡元培聘任他為圖書館主任，後兼任經濟系教授。胡適，安徽人，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三年，又進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蔡元培聘請他任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錢玄同，浙江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在浙江等地的中學授語文課，也曾在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教授文字學。他曾幫助北京大學的沈兼士（因病）代課，後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周作人，浙江人，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外語，蔡元培聘請他為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編輯，後聘為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編纂員。這樣,在北大的文科教員中就出現了以陳獨秀為首的新思想的陣營，他們為北大的改革及新思想的自由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此同時，對以復闢派自居，主張尊王尊孔的辜鴻銘，蔡元培以辜先生對英國文學有專長，聘其為文科教授。對曾經加入同盟會，卻不久成為清朝暗探的劉師培，蔡元培因其國學造詣甚深而聘其為北大文科教授。年僅24歲的梁漱溟，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的佛教文章，蔡元培認為這是獨家之言，破格聘請他到北大任教，講授印度哲學。
在理科方面,蔡元培任用著名的物理學家、相對論學者夏元瑮任理科學長,又陸續延請、續聘了李四光、朱光驊、翁文灝、丁文江等教授。法科方面,蔡元培改變以前教員多為政府官員兼任的狀況,聘請專任教員,同時規定專職教員不得在外校兼課,政府官員不得為專任教員。蔡元培亦大膽辭退了一批學術水平低與教學態度差的外國和本國教員,使教師隊伍面貌一新。正是這支年輕、向上的教授隊伍,給身處古都的北大帶來了勃勃生機。
「五四」時期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的教育改革，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不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立了一個現代大學的模型，而且並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學、民主思想的知識精英，促成了偉大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
二、 新文化運動
（一） 《新青年》的創辦
成為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新青年》也是在這樣一股反動逆流猖獗的時期創刊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自第二期開始改名《新青年》，是一本16開、100頁的月刊，每6號為一卷。最初發行量為1000份，群益書社出版。1915年9月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直至1926年7月停刊，先後存在十年。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創刊號。
陳獨秀滿腔熱情地將國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算不算是青年，「華其發，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要看他腦子裡是不是塞滿了舊文化的陳腐觀念。所以，陳獨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章士釗稱他是不羈之馬。魯迅說他是「門口豎著的大旗」。傅斯年稱他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國文字，工宋詩，寫隸書，對舊學很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於政論文，但不善演說，雖多年漂泊他鄉，可鄉音始終未改，操一口濃重的安慶口音。陳獨秀氣質剛烈，個性鮮明。老友章士釗評價陳獨秀說：「不羈之馬，奮力馳去，不峻之坂弗上，回頭之草不齧，氣盡途絕，行同凡馬踣。」孤桐（即章士釗）：《吳敬恆—梁啓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30號，1926年1月30日。
陳獨秀氣質剛強，痛恨封建制度和軍閥統治，富有革命精神，一直是革命思想的積極宣傳者和革命運動的參與者。1901年，陳獨秀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在安慶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嶽王會，任總會長；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
《新青年》創刊初期，高舉新文化運動的新知識分子的勢力還比較微弱。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厭世心與自覺心》（1915年8月），充分表達了其愛國思想；撰寫《民彝與政治》（1916年5月），揭示了人性的價值尊嚴與權利。1916年還撰寫了《〈晨鐘〉之使命》、《新生命誕孕之努力》、《介紹哲人託爾斯泰》、《介紹哲人尼傑》等一系列文章，同年9月寫就《青春》一文，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信念。1917年2月的《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章在促進當時人們的覺醒和革命進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時為他在俄國十月革命後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
《新青年》創辦伊始，還有一位重要的撰稿人——胡適。胡適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啓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1904年，他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想，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後任該報編輯。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實用主義成為他哲學思想的基礎。
在美留學期間，胡適開始了與陳獨秀的書信往來，並開始給《新青年》投稿，最初多為一般通信、札記和譯文，逐漸涉及文學革命的問題，展開了比較系統的討論。1916年8月和10月，他在給朱經農和《致獨秀》的通信中先後兩次提出了關於著手文學革命的八件事，希望陳獨秀將他的信在《新青年》上刊出。陳獨秀收到胡適的信後，一方面將信刊於《新青年》第2卷第2號上，一方面覆信胡適，希望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結果，胡適乃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刊於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這篇文章拉開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大幕。
至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已初見端倪，而為她的茁壯成長，最終迎來民族文化的大變革提供土壤的，正是此時新思潮此起彼伏，湧動著青春朝氣的一方熱土——北京大學。
（二） 《新青年》遷入北大
1916年11月26日，北京正值歲末寒冬，為擴大《新青年》的發行量，陳獨秀和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等人離滬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門外的中西旅館。在這家小旅館裡，陳獨秀遇見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求賢若渴的蔡元培一得知陳獨秀來京立即親赴陳獨秀所住的旅館。
這次拜訪陳獨秀，蔡元培是想邀請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但是起初幾天，蔡元培沒有見到陳獨秀。陳獨秀為了籌集資金，白天四處活動，晚上回來又要看戲，睡得晚，起床遲。蔡元培為了請到陳獨秀，幾乎天天來旅館看陳獨秀，有時來得早了，陳獨秀還沒有起床，他就囑咐茶房不要叫醒陳，自己拿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如果論資排輩，蔡元培是清朝光緒年間(1892年)的二甲進士，被授翰林院編修，曾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而陳獨秀只是一位秀才。以當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威望，面對小他12歲的陳獨秀，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和寬容。
陳獨秀對蔡元培說，來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麼辦？蔡元培說，「那沒有關係，把雜誌帶到學校來辦好了。」陳獨秀於是又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這個比陳獨秀還小12歲的初出茅廬的胡適也被蔡元培聘為教授。這樣，這三個同是屬兔的人走到一起，成為五四時期新思想的先驅。用陳獨秀的話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議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一個是晚清進士，一個是晚清秀才，陳蔡兩人因歷史際遇而相識，因互相仰慕而共事，後來則因政治志向不同，各奔前程。但無論政治、世事諸多變化，風浪如何起伏，兩人的友情卻一直保持至死。
1917年1月，陳獨秀辭別上海舉家北上，在距離北京大學不遠的東池子箭杆胡同9號，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內，安置了自己和《新青年》的新家。《新青年》遷入北大後不久，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李大釗受蔡元培之邀先後加盟北大，他們的到來讓陳獨秀萌生出新的計劃。
1918年1月15日，休刊調整4個月的《新青年》復刊發行，雜誌的封面第二次出現了改觀——始終在版面上方的「陳獨秀先生主撰」七個大字，被悄無聲息地隱去了，它的編輯變成6人（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6個編輯輪流主編，每個人編輯一期。《新青年》刊登出一則廣告：從這一期起，我們不必要外稿，不發稿費。這標誌著這個刊物從一種媒體性的運作變成了一個思想的平臺，並且是一個非功利的思想平臺。
（三） 新思想匯聚和交流平臺的搭建
1. 月刊《新青年》
《新青年》雖不是北京大學官方創辦的雜誌，但因其遷入北大後獲得了雄厚的學術資源和思想資源。北京大學也藉助於《新青年》獲得了一個對社會發言以及以致影響整個社會進程的窗口。隨著北大師資力量的增加，《新青年》的作者群也在不斷擴大。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並作為主要撰稿人的有李大釗、魯迅、高一涵、劉半農、胡適、錢玄同、沈尹默等。此外，經常為《新青年》撰稿的還有蔡元培、王星拱、陶履恭、朱希祖、陳大齊、馬寅初、顧孟餘、張崧年、周作人、林語堂、羅家倫、傅斯年等北大師生。在《新青年》這個舞臺上，他們討論科學的起源、科學方法、勞動神聖、精神獨立、憲法與孔教、女子、婚姻等問題；討論新詩、白話文、文學革命等問題；介紹尼採的宗教、馬克思的學生、斯賓塞的政治等等。
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在此之前，美國人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等文章，散布中國宜於實行君主制，沒有君主便要滅亡的謬論。《新青年》針對這種情況，發表了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後之覺悟》，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青春》等主要論文，揭露了君主專制的危害。
1917年《新青年》二卷五號上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個月後，二卷六號刊出主編陳獨秀的呼應文章《文學革命論》。這兩篇文章被視為文學革命的標誌性文本，在新文學史上居於極為重要的地位，比較鮮明地表達了胡適文學革命的立場，也反映了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歷史發展必然趨勢，在近現代文學史上被稱為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子。1918年5月，《新青年》上發表了魯迅的第一篇白話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以犀利的筆鋒直接指向封建道德，成為「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楷模。
《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文學創作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文學改革，使全國報紙面貌為之一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後短評、通迅、社論也都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
1917年爆發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論文，熱烈歡呼俄國革命的勝利。
2. 《北京大學日刊》和《北京大學月刊》
蔡元培校長為了及時傳播學校的規章法令，交流全校教學情況，活躍學術空氣，於1917年11月創辦出版了《北京大學日刊》。《日刊》聲明不登載討論當前政治和宗教問題的稿件。但其在傳播新思想，介紹北大進步師生、進步社團的活動等方面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特別珍貴的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以及黨的早期活動家鄧中夏、高尚德、黃日葵、何夢雄等的活動材料的記載。
1918年9月，蔡元培又決定出版《北京大學月刊》，以補《日刊》學術報導方面的不足。《月刊》是全校性的學術刊物，專門刊載全校師生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論文，和今天各大專院校的學報相仿，可以說是我國最早創刊的大學學報，對於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每周評論》
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創刊，這是一張主要談時局政治，兼及思想文藝的四個版面的小報。作為月刊的《新青年》著重點在與思想文藝的理論宣傳與啟蒙教育，而《每周評論》則由於周期短，版面形式靈活，可以緊跟局勢伸張政治主張。陳獨秀在《發刊詞》中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流行的「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作為《每周評論》的辦報宗旨。《每周評論》談政治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隻眼）、李大釗（明明、守常）、張慰慈、張申府（赤、張赤）、王光祈（若愚）等，思想文藝類的磚窯撰稿人有周作人（仲密），高一涵（函廬）、胡適等。《每周評論》闢有「國外大事評述」、「國內大事評述」、「社論」、「隨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等欄目，還出有「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對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等「特別附錄」，每期至少五個欄目。《每周評論》結合國內外的現實，大力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和專制政治，注重反映國內勞工問題，廣泛報導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與十月命後蘇俄的狀況。五四運動中，連續以全部篇幅報導與支持愛國學生運動。
1919年6月8日五四運動高潮中出了第25號之後，主編陳獨秀因散發反帝愛國傳單被捕入獄，李大釗也隨之離京。胡適於是擔任主編，並逐漸刪削了《國內大事述評》、《國際大事述評》等政治時事性內容。胡適還在7月20日第31號上以整個第一版的篇幅刊登了長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由此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
（四） 進步團體對學生的組織以及思想領袖的培養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倡導下，在五四時期的北大學術討論、思想爭辯之風盛行。新舊兩派、各系各科幾乎每周都舉辦學術講座。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各種報刊相繼出現，革新空氣十分濃鬱，新舊兩派的鬥爭也很激烈。北大學生的熱情被空前地調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各種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這種多學科、多層面、多刊物的群體效應日益壯大了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陣營，提高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基地，也為五四愛國運動做好了組織準備。下表總結了五四時期在北大出現的部分社團的情況。轉引自：徐木興：《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社團類型與功能的歷史考察》，《北京黨史》，2009年3月，第16頁。資料來源：《北京大學日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王學珍等：《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社團表
名稱 成立年月 發起人 宗旨
文學會 1914年春 傅斯年、沈沅等 研究文法修辭
音樂會 1915年秋
哲學會 1917年3月 陳鍾凡、黃建中、馮友蘭等十餘人 商討東西方的哲學理淪
儉學會 1917年4月 朱一鶚等15人 發展自治之能力，尚儉樂學
音樂會（改組）1917年春 周文燮等十餘人 研究音樂、陶冶性情
技擊會 1917年10月 強壯身體，研究我國固有之武術
雄辯會1917年11月雷萬能、毛子水等修繕辭令、發展思想
理科化學會 1917年12月 潘之耿，李冰等 集合同學練習文化演講方法
書法研究會 1917年12月 羅常培等 昌明書法，陶養性情
體育會 1917年12月 夏宗準等10人 練習各種運動技術強健身體
學術講演會 1917年12月 蔡元培 傳播科學，引起研究興趣
理科化學講演會 1917年12月 譚聲傳等9人 練習言辭，以收觀摩之效
進德會 1918年1月 蔡元培 建立新道德
畫法講演會 1918年2月 蔡元培 研究畫法，相互觀摩
靜坐會 1918年2月 計照 修養身心
學生儲蓄銀行 1918年3月 徐寶璜 獎勵學生儲蓄，並練習銀行業務
消費公社 1918年3月 李宏增等16人 出售教職員學生日常消費物品
成美學會 1918年3月 胡適、鄭陽和 捐集基金以津貼可以成才而無力求學者
閱書報社 1918年4月 徐志摩等 聚集同志，購閱書報
新聞學研究會 1918年春 徐寶璜 介紹歐美新聞學及中國新聞界之經驗，以印證
續表
名稱成立年月發起人宗旨
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李大釗、王光祈等 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
衛生學會 1918年10月蔡元培等6人 促進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公共及個人衛生
國民雜誌社 1918年10月
北京學生愛國會 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飛研究學術、提倡國貨。
馬爾克斯研究會 1918年10月 李大釗 研究馬爾克斯主義
新潮社 1918年11月 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 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
數理學會 1918年11月 吳家象等13人
哲學研究會 1919年1月 楊昌濟、馬敘倫等 研究東西方哲學，瀹啟新知
中國化學促進會 1919年1月 王祖榘等13人 集合同志專以研究化學書籍，發展化學教育與化學工業
國故月刊社 1919年1月 劉師培等 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
平民教育講演團 1919年3月 鄧中夏(時名鄧康）、廖書倉等 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辯論會 1919年4月 闡揚學理，修飾辭令
工讀互助團 1919年底 王光祈等 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
1. 進德會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年後，有感於整飭校風的必要，於1918年1月中旬發起組織「進德會」。他認為，「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分子之腐敗，不能無影響於全體，如疾疫然。其傳染之廣，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禍及社會」。他提倡「進德」，以與社會之濁流作鬥爭。蔡元培將「進德會」的等第分為三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入會會員註冊申報為某種會員，公諸《北京大學日刊》，不咎既往。該會成立後公定罰章。
該會成立三個月，報名者踴躍，會員(含本校教職員與學生)共計461人。其中，李大釗等甲種會員332人；蔡元培等乙種會員105人；李煜瀛等丙種會員24人。此外還有校外會員若干人。
2.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創建於1918年10月14日，校長蔡元培親自發起並擔任會長，由北大文科教授徐寶璜和當時著名新聞記者、《京報》社長邵飄萍任研究會導師。研究會活動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儘管時間不長，但在中國近代史和新聞事業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是中國第一個系統講授併集體研究新聞學的學術團體，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和新聞學研究的開端；研究會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創辦了第一份新聞學期刊《新聞周刊》，這些開風氣之先的創舉也確立了北京大學在中國近代新聞學教育和新聞學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它的民主、進步的章程和它的一些重要成員的進步活動，也使它成為五四時期有形象的著名社團之一。
新聞學研究會的會員中絕大部分是北大學生，其中不少是我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國共產黨黨員，如高君宇、譚鳴謙（譚平山）、譚植棠、羅璈階（羅章龍）、楊興棟（楊晦）等。當時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的毛澤東也是這個學會的成員，並得到了聽講半年的期滿證書。由於研究會的積極活動，培養了一批新聞工作人才，不少會員成為當時一些報紙雜誌的主力。如高君宇、譚植棠都是鼓吹革新，倡言民主、科學的積極撰稿人，高君宇還是校內《新潮》在職的主要編輯之一，後來又參與編輯了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周報和華北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政治生活》，發表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3. 國民雜誌社
國民雜誌社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是由「學生救國會」在北京大學組織起來的。「學生救國會」是中國留學日本、歐美歸國，和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濟南等地的青年學生在1918年夏組織起來的，其成員很多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國民雜誌的宗旨是：「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國民雜誌社組織大綱》，《國民》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1日。《國民》月刊是「學生救國會」在北大的機關刊物。《國民》以其十分鮮明的愛國反帝色彩為特點，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尖銳抨擊，在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中產生過相當的影響。五四以後的《國民》雜誌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內容也更多地介紹馬克思主義。
4. 新潮社
新潮社成立於1918年11月19日，發起人是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1919年1月新潮社創辦綜合性月刊《新潮》（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新潮社曾得到蔡元培、陳獨秀的支持，蔡、陳代表校方給他們提供經費、房屋。李大釗、魯迅等也給他們以支持，都曾經為刊物寫稿。胡適一直是他們的顧問。
《新潮》月刊以《新青年》為榜樣投入新文化運動，為《新青年》吶喊助威。《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內曾重印三次，它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新潮》宣傳民主與科學，抨擊傳統倫理道德，提倡新文學，介紹許多外國社會科學名著。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共出版十二期。1920年8月起出版《新潮叢書》，1923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藝叢書》等。後因主要成員思想分化而解體。
《新潮》雜誌一直站在時代變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話文學，翻譯西洋文字，介紹國外思潮，批評國內問題，為文學革命吶喊助威，為思想革命鳴鑼開道。它是《新青年》最堅實的同盟軍，與《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5. 平民教育演講團
在《國民》、《新潮》創刊不久，1919年3月23日，北大國文系二年級學生鄧中夏（時名鄧康）、法科學生廖書倉等人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平民教育講演團是學生救國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先醞釀很久，先是北大學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的設立，目的是為校內工友補習文化，講解時事，效果良好。以後改成講演團並擴大到校外，成為平民教育講演團，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該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載《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7日。。講演團成員39人，多為《國民》雜誌社、《新潮》社成員。
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後，經常到街頭群眾中間講演。出發時兩三個人或三五個人一組事前擬好題目，選定地點(有時也不事先選地點)，打著講演團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軍的宣講辦法，攜帶一面小銅鑼，到人多而適當的地方，主講人站得高一點，另一個人打起鑼來，於是就開講起來。講演團後來成為學生會的一個組織，參加的人多了，幾乎每天都要到街頭去講演，或販賣國貨和書報。五四運動前，講演團主要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講演活動，演講內容多屬啟蒙教育，如《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家庭與社會》、《什麼是我？》、《現在的皇帝倒黴了》、《迷信》、《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等。五四以後講演內容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如《青島問題》、《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的》等，在「五四」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
五四運動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也不是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而是在思想、組織和人員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所以一經爆發，就能很快地成為全國性的普遍運動。學生在五四運動中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支戰鬥的力量，是因為在北京大學以及全國的青年中有很多能夠把大家聯合在一起的各種組織和社團，並在社團活動中培養起一批思想進步、意志堅定、具有領導才幹的青年領袖。而五四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又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700頁。
三、 北京大學與五四愛國運動
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去世。因反袁而流亡在國外的各方面人士紛紛歸國，國內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動蕩起來。但是，武裝還是軍閥的武裝，政權還是軍閥的政權，並由此引發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辮子兵張勳曾在1917年7月挾清朝廢帝溥儀宣告復闢，不久被消滅。孫中山先生曾於1917年8月下旬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軍政府，終因缺乏正確的革命方針而失敗。
這期間，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政府與日本相勾結，中國主權一步步淪喪。1914年8月至1918年10月，西方列強為爭奪世界霸權，以德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和由英、法、俄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集團，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進行了一場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候，獨自侵略中國，以幫助袁世凱做皇帝為交易，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條約，袁世凱提出除第五款以後商量外，其餘全部接受。日本參戰後，1917年8月，為了取得更多的借款，由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也宣布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只派了一些華工去歐洲，並沒有派軍隊參戰）站在協約國一邊。日本藉口德國為敵對國，自行出兵山東省，將《辛丑條約》中規定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據為己有。
中國參戰的結果不是將山東收回，而是進一步丟棄，這實在是奇恥大辱。但是，已經徹底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段祺瑞政府，不僅不感到恥辱，而是欣然同意。這種喪權辱國的行為，為我國留日學生所知，1918年5月7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開會，抗議中日秘密協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體留日學生對日抗議，罷課回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失敗、協約國勝利而宣告結束。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戰後的問題。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政府也應邀派出專使參加巴黎和會。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對巴黎和會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甚至把協約國的勝利看做是「公理」對「強權」的勝利。因為在巴黎和會召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條」意見作為會議的主旨。其中表示：「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對於殖民地之處置」應「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等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句。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了廢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等七項希望條件，提出了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及換文的陳述書。這兩項提案是合情合理的，卻都遭到了拒絕。
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情況十分關注。1919年2月，即和會召開的第二個月，北京大學學生就召開全體大會，推出代表聯合各校學生致電巴黎專使，要求力爭山東主權。4月20日，103700餘人在濟南舉行國民大會，表示維護山東主權的決心，並致電巴黎專使，要求他們務必「誓死力爭，義不反顧」。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經過幾個月的討論，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的和約有關條款竟然規定：將德國原先在中國山東「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及特權，其中以關於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與日本」，等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和會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而已！事實有力地揭穿了帝國主義列強口頭上宣揚的所謂公正、平等之類，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協約國的勝利根本不是什麼「公理戰勝強權」；而這個所謂的「和平會議」，實質上只是強權者的一次分贓會議而已。
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是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肆意踐踏！而北京政府竟然準備在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這實在是令國人難以容忍的屈辱。消息傳到國內，中國人民鬱積已久的憤怒就如火山一般爆發出來了。一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轟轟烈烈的全國規模的愛國運動由此開始。
（一） 北大師生率先行動
5月1日，關於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已經開始在北京、上海的報紙上有所披露。5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從官方人士處得知，北京政府已密電中國專使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將這個情況告知北大學生、《國民雜誌》社的許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羅家倫等。
於是北大學生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到會的人極為踴躍。會上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二人做記錄，許德珩起草宣言。
學生大會上發言的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會共議決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劉仁靜，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法科學生謝紹敏義憤填膺，當場將中指齧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於是決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體遊行示威，大家掌聲如雷一致同意。
當晚，北大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句子。
（二） 「五四」集會遊行
5月4日下午1點鐘左右，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舉著大、小旗子，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了天安門，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那天最早到達天安門的是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來勸阻，耽誤了時間，所以到天安門最遲。天安門前，金水橋南，豎起大小白旗數十面，寫的都是反對列強、懲辦賣國賊的口號，面對前來警戒的軍警，學生們高呼「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謝紹敏寫的「還我青島」四個字的血書也掛在天安門前，令人觸目心痛。學生們在廣場上開了一次群眾大會，許多人發表了演說。大會決定先向各國公使館遊行示威，再向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對巴黎和約籤字。
北京學生為這次活動準備了兩個宣言。一個宣言是用文言寫的，由許德珩起草。宣言揭露了巴黎和會「背公理而逞強權」的實質，揭露了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大聲疾呼：「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個宣言是用白話寫的，由羅家倫起草。宣言呼籲「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呼籲「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徵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宣言最後號召：「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276頁。這兩個宣言把青年學生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和對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有力地表達出來了。
學生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出中華門來到使館區東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於鐵柵欄之外。3000多青年學生在烈日下被曬了兩個小時，「雖無厭倦之容，難免憤恨之態」。他們感到：「國猶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後，屈辱痛苦，又將如何？」正如一個親歷者所說：「於是素不感覺外力欺壓的痛苦的人們，這時也覺得憤怒起來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的呼聲真是響徹雲霄。這時候，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成了一些有勇氣的人了！」大家決定，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家裡去。這時，「負責總指揮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阻止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五四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頁。
學生遊行隊伍在行進中高呼口號，散發傳單。許多百姓看見掉淚，許多西洋人看見脫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淚。隊伍到達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趙家樓胡同前街時，軍警已將道路封鎖。學生向軍警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說：「我們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讓學生進了胡同。
據許德珩回憶，「我們進一步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向他們說服，幾乎等於繳械。學生之中有兩個身材很高的同學，其中一個是高師的學生名叫匡日休，他的個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兩個窗戶底下。我們趁軍警不備之際，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臺把臨街的窗戶打開跳進去，接著打開了兩扇大門，眾多的學生蜂擁而入。」「學生的目標集中在曹汝霖，對其家人仍以禮相待。見到曹父，僅憤而責之曰：『你是賣國賊的父親，頗虧你生此獸類孽畜，不肖之子，但我們不願與你這老頭子為難，你快走吧！』」「此時曹汝霖正在同章宗祥(駐日公使)、陸宗輿(幣制局總裁)以及日本新聞記者中江醜吉在開會。他們以為有重兵把守，學生不會進來。一見學生擁入，曹、陸二人從後門溜走，只剩下章宗樣、丁士源和中江醜吉三人在客廳裡被包圍起來，不得脫身。有一個同學抽菸，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燒起來了。」許德珩：《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頁。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
半小時以後，大約是下午6點以前，警察總監等率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學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幾十百把個人還在現場。軍警乃敢逮捕徒步散歸者。當時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學生20人。北大學生易克嶷在被捕時還在說：「20年後又是一條英雄好漢。」還有一位北大學生郭欽光，他是預科一年級學生，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患有肺病，遊行前勸他不要去，他不聽，因遊行勞累又受軍警的追打，第二天死於北大宿舍。郭欽光之死，引起北京學生的總罷課，表示嚴重抗議，並通告上海、天津、廣東各地於5月9日與北京同時召開郭欽光烈士追悼大會，以激勵國人展開反軍閥的運動。
（三） 遊行之後的繼續鬥爭
青年學生的義舉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社會名流從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到民社黨的林長民，都通電呼籲學生無罪。自從學生被捕後，政局一直嚴重動蕩，而臨時國會的參眾兩院在廣州的議員，且有趁此倒閣之勢。段祺瑞親日派勢單力薄，若堅持鎮壓學生，勢將引起更大的風潮，而導致全部的失敗。加上蔡元培校長的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的31名學生和1名市民被全部釋放。
全體北大學生都在校園裡靜靜等候英雄的歸來，學生被釋放了，但鬥爭並沒有結束。學生們提出的「和會不得籤字」和「懲辦國賊」等要求還沒有實現；曹汝霖以學生燒毀房屋、打人為由要求賠償損失；更有甚者，段祺瑞還指使安福系閣員提出整頓學風，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職務，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長。蔡元培迫於壓力，在學生出獄的第三天辭職。
9日，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表示堅決挽留蔡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後，也都全體提出辭職。北京各校學生都組成了宣傳小組，分別作街頭講演。學生與軍警幾乎是短兵相接，講的愈多，捕的愈眾，捕的越眾，講的越多。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25000名學生遂舉行總罷課。他們還組織講演團，到街頭向群眾作宣傳，並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這是繼五四遊行之後，北京學生對北京政府所進行的又一次鬥爭。
北京政府指學生此種行動為「糾眾滋事、擾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內一律上課。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開會，商討對策，被軍警重重包圍。會議決定擴大運動，推出代表許德珩、黃日葵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呼籲援助，擴大聲勢。因三院會場被包圍，學生就跳牆出來，化裝出京。北京學生赴天津、濟南、南京等處宣傳，最後到達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學生會，上海的學生會也已經成立。這時開會提出的口號仍是：嚴懲賣國賊；收復山東和青島的主權；釋放被捕學生並向學生道歉；恢復北大校長蔡元培職務等四項。
（四） 聯合起來迎接最後勝利
北京政府對學生繼續採取嚴厲鎮壓手段，學生仍然堅強不屈，運動日益擴大。在眾志成城的氣氛下，北京學生決定從6月3日起，所有出發講演的學生都挺起胸膛，放大聲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舉行講演。如果軍警來捕，就讓他們逮捕。如果第一天出發的學生全體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數出發講演。如果第二天發生同樣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2.5萬人全體被捕而止。
6月1日至3日間，北京被捕的學生達兩三千人，監獄容納不下，把北大三院作為臨時監獄。6月4日，更多的學生走上街頭繼續講演，當天被捕者達700多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為臨時監獄的擴充部分。這一天，高等女子師範等15校女生600多人還衝出校門，舉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幹政遊行。6月5日，更有2000多學生分三路到街頭講演，軍警出動馬隊驅趕聽講的群眾，三隊學生於是手拿旗子，大呼愛國，在長街上遊行。最後，這2000多學生一齊奔向用作囚禁學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臨時監獄，要求集體坐牢。他們說，這些學生被捕是因為愛國。如果愛國有罪，那麼我們都有罪，把我們全都抓起來好了。反動當局無奈，沒敢再抓捕學生，還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圍北大的軍警。
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示威之後，5月7日，上海學生及各界人士即舉行有兩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和示威遊行，以示聲援。6月4日，當「六三」大逮捕的消息傳來，上海學生更紛紛走上街頭，「按戶動員各商號自5號起一律罷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絕後，他們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工人的覺醒是自發的。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首先開始罷工，其他工廠、書局、碼頭等的工人，滬寧、杭甬鐵路的部分工人，也相繼罷工。據記載，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六七萬人，實際的數字可能還不止於此。在工人罷工的同時，商人也開始陸續罷市，學生則堅持並擴大罷課。上海的「三罷」實現了。他們表示，「不誅國賊，誓不開市」。據當時上海外文報紙《字林西報》的記載：在工廠中「從事鼓動的人並不是學生，而是出現於工人之中」。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頁。機器廠的工人還捐出自己的血汗錢，修起一個高大牌坊，上寫「毋忘國恥」四個大字。
在上海「三罷」實現之後，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學生舉行罷課，鬥爭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擴展到了全國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長沙等地學生的罷課宣言呼籲：「請斬曹陸，以謝天下！」
「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但是從「六三」以後，以6月5日上海「三罷」為標誌，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頁。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鬥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這就是說，在學生運動遭到反動當局壓制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這實在是一件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當時，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觀察運動發展的情況時曾經說：「在戰爭結束後來到上海的新時代中，苦力崛起而為這個新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徵」，「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激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霍塞：《出賣的上海灘》，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02頁。這對於這場鬥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迫於群眾的壓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表示妥協。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釋放被捕學生。學生說，「你前既捕，後無故放我們，視學生如兒戲」，堅決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陸被免職，他們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學校。6月10日，北京政府下達免除曹、章、陸本職的命令。
曹、章、陸被免職的消息傳出後，人心為之一快。6月19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的由80餘人組成的請願團到達北京。他們先後到總統府、國務院請願，並面見總統和代理總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籤和約的保證。山東、上海及其他地方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拒籤和約的鬥爭。在巴黎的中國代表還先後收到各團體或個人拍發的7000多封要求拒籤和約的電報。6月27日，北京、天津、山東、山西的代表又聯合向徐世昌遞交請願書，再次強烈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和廢除中日一切密約。學生代表在總統府門前鬥爭了一整天。其他學生、過路的人們都停下來慰問和支援他們。他們也趁機揭露總統甘心賣國、藐視民意的罪行。這樣，憤怒的群眾越聚越多，並紛紛加入請願隊伍，形成了萬餘人包圍懷仁堂總統府的壯觀局面。「反對籤訂賣國條約」的口號，此伏彼起，聲震屋瓦。
28日，學生代表和自願加入隊伍的群眾繼續在總統府門前請願。到了晚上，徐世昌被迫下令打開大門，請代表進見。這時外面的群眾高呼：「堅持拒絕籤字！我們作你們的後盾。不達目的絕不回去！」面對徐世昌，北京學生代表首先發言：「把我們京、津代表一直關在門外暴曬了兩整天，這不但是輕視民意，更是不關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和會上，各國壓迫我們在不公平的和約上簽字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全北京人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天津學生代表在接下來的發言中說：「今請總統立即致電巴黎我國代表，拒絕籤字，並取消二十一條及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次請願，我們既受人民重託，絕不空手回去。」劉清揚：《覺醒了的天津人民》，《五四運動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頁。山西學生代表屈武，更是慷慨陳詞，說到痛心處，跪地痛哭，一頭觸地。在場軍警爭挽不起，結果頭部受傷，送往醫院治療。《拒絕合約運動的勝利》，《人民日報》1984年1月6日。
徐世昌眼見眾怒難平，才勉強說：「政府當然接受民意，不籤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立刻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籤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們交代。」徐世昌無奈萬分，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籤署巴黎和約。此時，在法國的中國工人、留學生和華僑也積極行動起來了。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約籤字儀式的前夕，旅法華工、留學生、華僑數百人還前往巴黎近郊中國政府總代表陸徵祥所住醫院，要求拒籤和約。顧維鈞在與他們會見時，對他們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第二天，中國代表終於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籤字儀式。
歷史上，無論是晚清政府還是民國北京政府，不知同外國列強籤訂了多少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從根本上說，對於外國列強的無理要求，它們往往是俯首聽命、不敢堅持抗爭的。這次，中國代表「鑑於全國輿情，不敢拂逆眾意」，竟然敢對「國際和平會議」擬定的包含有損中國主權內容的條款，公開表示拒絕，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是繼罷免曹、章、陸以後，五四運動取得的又一個更為重大的勝利。
反帝反封建的艱巨任務，不可能在一次群眾的衝擊中完成。但是，作為這場革命的一個新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和約不籤字」、「懲辦國賊」的目標勝利實現了。這場艱苦卓絕的群眾運動以學生運動為先導，而後全國工商農各界團結起來贏得了最終勝利。而在學生當中，又以北大學生為最先發起者和學生運動的主力軍。從校長到學生，從思想到行動，從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到成為反動政府關押進步學生的監獄，再到學生愛國運動的大本營和堅強後盾，北京大學成為最為深入地參與這場民族運動的先鋒。
參考文獻：
1.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沙健孫：《五四運動及其意義》，《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年第3期（總第123期）。
5. 許德珩：《紀念「五四」話北大——我與北大》，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
6. 易慧清：《「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育改革》，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
7. 杜永紅、馮湧：《論蔡元培高等教育辦學思想》，載《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7月第22卷第4期。
註：本文選自《北京大學與中國共產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第二章，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