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巫鴻 讀書雜誌
編者按
被新冠疫情困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巫鴻，開始了漂浮狀態下的無休止寫作，而始終「在場」陪伴其思考的正是那片寧靜的普林斯頓樹林。隔離狀態猶如雙刃劍，封閉了觀察性研究的渠道，卻為巫鴻展現出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在對「穿衣鏡」這個主題的研究中，作者的思路也如普林斯頓樹林迂迴、隱蔽的小路，在「流動性」中做著最廣袤的時空遊歷。
普林斯頓樹林：避疫手記
文 | 巫鴻
（《讀書》2020年7期新刊）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我策劃的《物之魅力：中國當代材質藝術》展覽在芝加哥的兩個場館同時開幕。我在參加開幕式和隨後的研討會時已知道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回國，繼續進行這個「研究年」中的實地調研——新型冠狀肺炎已開始在全世界擴散，原定的國際班機也已取消。三天之後我和妻子蔡九迪一起到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她在那裡做駐院學者，我被臨時接受為一名訪客。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這個官方譯名其實不太準確——它的英文名字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並沒有「普林斯頓」一詞，直譯就是「高研所」。它和同處一城的普林斯頓大學也沒有從屬關係，其在網站上的自我定位是：好奇心驅使下的基礎研究的全球領導中心之一。它的最知名成員，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從一九三〇年研究院創始就在那裡，直到一九五五年去世。
愛因斯坦和他的若干同事的名字，已經被用來標記駐院學者居住區的街道。我發現我們的住處離「潘諾夫斯基巷」（Erwin Panovsky，1892-1968，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史學家之一，奠定了圖像學方法論的基礎。——編注）只有一箭之遙，讓人感到既榮幸又忐忑，似乎無意之間踏進一隻巨大的鞋子，雖然輝煌但不免沉重。其他街道的命名在不同住客心中大概也會引起類似感覺。這個居住區因此既像墓地又如天堂——各學科的聖徒們已經化為上帝身旁的天使，年復一年地接待著一批批新來的肉體和靈魂。
普林斯頓高研院「潘諾夫斯基巷」路牌
這些肉體和靈魂——不包括訪客身份的我——是從世界各地選拔來此的學術精英，許多是二三十歲的天才青年，他們自然會驕傲而自信地維護研究院的形象——「好奇心驅使下的基礎研究的全球領導中心之一」。實際上我到達之後對此也有些見識：所有駐院學者和訪客被邀參加每年一度的晚宴暨舞會，與研究院的常駐和退休教授們歡聚一堂；還有一個關於「全球化」的報告會和一個作家及演員的聯合朗讀，水平都不同凡響。那次晚宴中設有一個自拍快照的小亭，我和九迪坐進去拍了幾張。
巫鴻與蔡九迪在普林斯頓高研院年度晚會上的自拍，2020年2月22日
沒想到那居然是「終結」之前的最後留影——不多久研究院就在疫情威脅下宣布無限期關閉，駐院學者或離開或進入自我隔離。我們屬於後者，生活和心理上的改變和其他億萬人類成員基本相似，無須在此贅述。有所不同的，可能是我們的自我隔離顯示為漂浮狀態的無休止寫作：每日我站在一個窗戶前在電腦上打字，九迪坐在另一個窗戶前在電腦上打字，無聲無息中，幾個小時消失了，日出日落之間只被飲食和一次長長的散步打斷。
也就是在此時，我們結識了普林斯頓樹林——這是我起的名字，它的習慣名稱 「研究院樹林」（Institute Woods）似乎過於平淡。這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樹林，從一頭直行到另一頭約三十分鐘。它的好處是全然不加修飾，雖在研究院左近，但其荒野程度讓人驚詫和陶醉。進入它的邊際馬上可以忘卻外界的存在，不論是瘟疫、恐懼還是陰天或晴天。
最喜歡的是其中寬窄不一的林中小路，有的彎彎曲曲，有的相對開敞，有的忽然消失，有的泥濘不堪。動物不多但總有鳥聲相隨，幾頭小鹿偶爾會躥出來，突然頓下，轉過頭，睜著天真的大眼看著兩條腿的來客。我們初入樹林尚屬晚冬，四望是密麻麻的棕灰樹幹。乾枯的樹杈在腳下噼啪作響，聲音逝入藍灰的輕霧。
冬日的普林斯頓樹林
樹杈下初萌的綠色帶來第一次心悸，好像是生命回歸，在疫情的環伺下別有一種意味。綠色越來越廣，越來越深，漸漸覆蓋了土地和樹枝的枯黃。造物然後灑下黃色和白色的野花，襯在草地上如同金銀米粒。一天，林邊的沼澤附近忽然傳來連綿不斷的鳴叫，初以為是禽鳥，轉而意識到是蛙聲。鳥兒也越來越多，九迪變成一個熱心的觀鳥人。最後，整個樹林被綠蔭吞噬，野花也都隱去。毒青藤開始蔓延，甚至爬上樹幹。九迪正在寫一本關於明清文學和音樂的書，忽然冒出一句：「春歸去。」
初夏的普林斯頓樹林
而我也已經開始寫一本小書，初擬的題目「穿衣鏡全球小史」，似乎是和自己開個玩笑。手邊沒有參考書和圖書館，腦子裡沒有日程和截止期，能寫什麼？該寫什麼？不寫不是選擇。對於寫慣東西的我，放下這個習慣只可能增加額外的掙扎，帶來更多的煩悶。寫作的最大功用是可以帶來些許的自信和自律，把無法掌握的外界因素屏蔽在可控的個人行動之外。想得寥廓一點，它甚至能夠帶來某種返璞歸真的自如，以浮動的遐想抹去時、天、周、月的時間刻度，隨手記下穿行時空的體驗。
如同普林斯頓樹林的第一片綠色，曾經淺嘗輒止的寫作計劃悄然復甦，開始在想像中蔓延。在眾多曾經開了頭但沒有繼續下去的寫作計劃中，它似乎最具有漂浮的流動性，以我的能力允許最廣袤的時空遊歷。記得我唯一一次在公眾場合中談論這個題目的時候——那是中央美院人文學院組織的關於中西美術交流的一次集會——一位與會者說初見議程上的「穿衣鏡」字樣以為是印錯了，沒想到它引出這麼多有關藝術的東西。我決定試試它還可以引出什麼，引出多少。
上海耀華照相館拍攝的穿衣鏡前美女，20世紀初期
這個意願隨即催生出一個實際問題：以目前這種孤單的「遊牧」狀態——與書齋、圖書館和校園隔絕，手頭只有一臺輕飄飄的筆記本電腦——是否真有可能寫成一本有所擔當的著作？經過兩個多月的嘗試，我現在可以給出這個答案：這種狀態猶如雙刃劍，一方面封閉了觀察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渠道，斷絕了發現塵封文獻或作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勵了對網絡資料的發掘，順藤摸瓜地搜尋出形形色色的資料庫，有的比實體圖書館更巨大和便利，而且能夠被創意性地互聯，顯露出知識的隱藏維度。由於這兩個原因，我仍然會告訴我的博士生，他們的論文不能離開博物館、遺址、檔案所提供的原始材料，所有的證據都需要溯本尋源，都應該經過第一手鑑定。但我也會近乎崇拜地感嘆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和可能性——實際上它已經如此龐大和深邃，不但任何學者都必須使用這個信息源，而且對它的發掘和利用也在創造新的思想方式。
薩蒂亞吉特･雷伊導演的電影《音樂室》中的一個鏡頭，1958年
沿著這第二個途徑，這本進行時中的書從一開始就被想像成具有某種網絡研究的性格，略帶理論性地說，是個將「流動性」內化的文本，目的在於把讀者引入時空漫遊，發現迂迴交叉的線索——就像隨著隱蔽的小路走入普林斯頓樹林，就像穿越網絡本身去尋找人物和事件的聯繫。這個設想被寫入書前的「解題」，模仿一個微型電影腳本以增加輕鬆之感。回答莫須有的記者提問，我宣布這本書是把穿衣鏡作為主角來講述一系列穿越時空的故事。為什麼是穿衣鏡？因為它把我感興趣的三個領域——物件、繪畫和攝影——串進了全球歷史進程，帶著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遇到各式各樣的帝王、藝術家、作家、民眾……
杜麗娘照鏡，鬱郁堂藏板《繡像傳奇十種》中《新刻牡丹亭還魂記》插圖，明萬曆年間
「流動性」也是我對研究過程的想像——既然所有調研都必須以電磁波通過空氣傳送，但流動的不僅是信息也是人的語言和思想，這後一種交流彌補了「社交隔離」帶來的生活和知識的空白，把現實中的無人區化為網上的互動場所。因此我希望向所有通過網上交流幫助了這個寫作計劃的機構、同事、同行、朋友、學生表達衷心的謝意。沒有這些幫助和支持，這種狀態下的學術寫作絕無可能。
我希望感謝的機構特指那些進行了長期無形工作的單位，將巨量文字、圖像和實物轉化成為網絡資源。一個例子是故宮博物院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掃描文本，如果沒有這份跨越兩個多世紀、涵蓋多個宮廷作坊的官方記錄在網絡上的存在，我絕無可能查尋玻璃鏡在紫禁城中的使用以及清代皇帝對它們的熱衷，更無可能重構一些具體的裝置場景。還有蓋蒂美術館（Getty Museum）的攝影圖像檔案，所包容的早期照片五花八門、雅俗雜糅，有若來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巴黎街頭。我的研究要求不斷查詢美術館藏品資料，這也基本上不再是問題：許多國內外大型美術館已把基本藏品放在網上，做得好的甚至圍繞每件藏品建構了研究性資料檔案。與這種單項資料庫相輔相成，大型綜合性網站往往覆蓋整個領域，如「知網」的龐大容量和及時上傳容許我查閱所有的中文期刊——一個以往研究者無法想像的便利。作為一個網絡研究的晚來者，我也是此時才首次感到電子書籍的可貴，並驚喜地發現所需的多種西文書籍可以通過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其他學校及機構的圖書館獲得，也被告知更多的電子書即將上架以適應疫情期間的需要。
不知名攝影師拍攝的《鏡前維納斯》，黑白立體照片，約1865年
使我得到更大享受的是與同行、朋友、學生通過網絡的交流和磋商，不但帶給我大量信息而且豐富了隔離期間我的單調生活。比如當我開始留意古希臘羅馬的大鏡與盾牌的關係時，普林斯頓大學的希臘古典文學教授弗若瑪·蔡特林（Froma Zeitlin）馬上傳來有關文獻，包括一個希臘盾牌的圖像集成。當我轉移到大玻璃鏡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的發展時，耶魯大學的卡洛琳·迪安（Carolyn Dean）教授和高研院的弗朗西絲卡·楚瓦拉託（Francesca Trivellato）教授正好成了談話的對象——那時留駐高研院的學者開始舉行「網上派對」以豐富生活；楚瓦拉託教授寫過一本關於威尼斯玻璃製造業的書，馬上提供給我有關歐洲制鏡的一些有用信息；而迪安教授則幫助識讀了一張一九○三年明信片上的潦草法文。
忒提斯觀看赫淮斯託斯打造的盾牌，公元1世紀龐貝壁畫
由於書中的「遊歷」穿越歐、亞、美三洲，時代則從公元前到二十世紀，任何個人都不可能通曉所有這些領域，因此我不斷需要「指路人」引我進入不同的地區或時期，點出關鍵的途徑和路標。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芝加哥大學攝影史教授喬爾·斯奈德（Joel Snyder）回答了我關於歐美攝影中運用穿衣鏡的問題；故宮博物院古典家具專家張志輝多次提供給我有關清宮鏡屏以及其他物件的資料；波士頓美術館中國部資深策展人白鈴安（Nancy Berliner）博士提供了該館收藏的一幅重要穿衣鏡圖像的信息和她參加故宮倦勤齋修復的個人觀察；民間舞蹈專家、我的姐姐巫允明多次為我尋找、訂購、掃描、傳送網絡下載的文章和圖像。兩位「網上研究助理」、芝加哥大學博士生伊思昭和陳嘉藝的協助使我感到好像多長了兩雙眼睛和兩個大腦——我需要的任何中文著作她們都能馬上找到電子文本並迅速傳來；她們還幫我初查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上海報刊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裡有關鏡子的記錄。其實我可還以提到很多人，但這裡並非著作的正式致謝。
哈瓦登夫人拍攝的《倚鏡的克萊門蒂娜》，1862-1863年
最後我需要回到普林斯頓樹林——它見證了我的思考過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和九迪在林中散步時不時會談到寫作的進展，特別是那些讓我興奮的問題。
比如龐貝壁畫中形如大鏡的盾牌，為什麼把不相干的兩個神話故事融入圖像的 「互文」？
比如海昏侯劉賀的「衣鏡」，或許是「扆鏡」的簡寫，因此成為「鏡屏」的前身？
比如凡爾賽宮的鏡廳和同時興起的歐洲壁鏡，它們是為了映射容顏還是造出空間幻象？
比如落地穿衣鏡誕生於何處？——新證據似乎指向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國。
比如紫禁城中的大鏡都有何種形式？波士頓美術館藏《對鏡仕女圖》中的空椅又隱喻著誰的身體？
比如為什麼《紅樓夢》中所有與大玻璃鏡有關的事件都發生在賈寶玉的怡紅院裡？這些事件構成的潛在線索有何意義？
比如乾隆皇帝如何在詩文和繪畫中不斷表達他對鏡子和鏡像的興趣？倦勤齋中的秘密「鏡門」又隱藏著他的什麼願望？
比如時髦穿衣鏡為何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得到「賽姬」之名——神話中讓維納斯嫉妒的美貌少女？
比如初生的攝影術為什麼對穿衣鏡情有獨鍾，迅速造就了雅俗共賞的「穿衣鏡肖像」模式？這個模式如何被傳向全球？又是誰最先把它化為藝術創作？
比如是何機緣把一個「白奴」女孩放入兩幅最早的美國穿衣鏡肖像？暹羅的類似照片又為什麼出自一個國王妃子的相機？
比如這個通俗肖像模式如何在法國和中國被個性化和主體化，成為表達個人思想的工具？而當一位偉大的印度電影導演譜寫一首獻給往昔的輓歌，他的鏡頭為何自始至終聚焦於一面大鏡？
1684年建成的凡爾賽宮「鏡廳」
……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這些問題點點滴滴地萌生，在散步的談話中獲得聲音和形狀，逐漸沉積在不斷改動、每日加長的文字裡。普林斯頓樹林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在場，賦予我們無私和無限的寧靜和安全之感。
待我完成這本書時，準備把它獻給誰？那應該是你——普林斯頓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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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巫鴻：普林斯頓樹林：避疫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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