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昌:綿延1300年的金礦活歷史

遂昌:綿延1300年的金礦活歷史

2008-10-07 10:46 作者：朱步衝 2008年第37期

從地圖上看，遂昌不過是個浙江省東南毗鄰福建、出產茶葉與竹炭的小鎮，從杭州蕭山機場乘坐大巴，沿杭金衢高速公路與曲折蜿蜒的山間，多隧道的G330國道向東南行駛5個小時才能到達。它在中國金礦採冶史上，是一處彌足珍貴的「活化石」型礦址。

從地圖上看，遂昌不過是個浙江省東南毗鄰福建、出產茶葉與竹炭的小鎮，從杭州蕭山機場乘坐大巴，沿杭金衢高速公路與曲折蜿蜒的山間，多隧道的G330國道向東南行駛5個小時才能到達。它在中國金礦採冶史上，是一處彌足珍貴的「活化石」型礦址。

銀坑山與唐宋黃金時代

對於位於縣城東北花園嶺、現擔任金礦國家遺址公園導遊的濂竹鄉當地人周唐富來說，在旅遊專用道路尚未修好的密布著楠竹、馬尾松、紅豆杉的銀坑山上跋涉，到達位於海拔580米半山腰的唐宋時代金礦硐遺址，是件很輕鬆的事情。「1965年，浙江物探大隊的勘測人員首次發現了這個老礦硐。」周唐富回憶，「後來才逐漸發現，這裡就是宋史裡提到的永豐銀廠。然後用碳14測定法測算礦硐上部殘留坑木的年代，居然能推算到唐代。」確實，根據《新唐書·地理志》中的記載，當時的產金地就包括陝、宣、潤、饒、衢、信6個州，而遂昌一帶，正位於衢州境內。

經過將近一個小時攀登，我們終於來到掩映在雜草與灌木之間的礦洞大門口，洞口很窄，只能供一個人勉強出入。沿著灰塵與蛛網遍布的竹梯艱難地下行，被手電燈光驚擾的蝙蝠會不時從我們身邊掠過，還要注意避開四周不時聳出的尖銳石英巖與片麻巖。很難想像在距今800?1300年前的時候，工人們能靈巧地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內完成採掘與運輸。根據介紹，礦硐中唐代採礦面與宋代採掘面緊密相連，1965年發現時，在這裡的堆積層第三、四層，發現了唐代木製工具殘片，年代大約從公元658年至892年，貫穿初唐至盛唐以及晚唐。根據今天金礦探測隊的計算，礦硐殘留的上下盤尚有2至3萬噸礦石，含金品位可以達到16克/噸。在開採手段方面，唐代很可能還在採取原始的深掘井和自然聚水的淘金法，按照唐代樊綽在《蠻書》中的記載，即「春間先於山腹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泥土入坑」。直到宋代，才開始藉助工具敲鑿礦脈。

「唐兩代，礦工識礦能力已經很強，這個礦硐始終沿著富礦脈在進行開採。唐代人段成式寫過一本《酉陽雜俎》，就說『山上有薤，下有金』，意思是某種植物很可能生長在富含某種微量元素的土壤中。」熟悉情況的遂昌金礦工程師陳少華告訴我們，「而到了宋代，更發展到了識別金礦伴生礦的境界，比如這一塊就是伴金石，宋代人尋找金礦脈的重要依據。」在上山的道路上，周唐富指著一塊路旁草叢中的石頭對我們說，這種礦物也被當地人稱為「黑焦石」，主要成分為氧化銅與氧化亞鐵，是金礦脈附近的伴生礦物。宋人寇宗奭在《本草衍生》中說，尋找金礦的要訣就在於找到這種「呈褐色，一頭如火燒黑」的巖礫。

根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中的記載，處州（即今日浙江一帶）年產銀3至8萬兩，而產區集中在今天的麗水、龍泉兩縣。位於銀坑山附近不遠的黃巖村，就是宋代規模浩大的「永豐銀場」的舊址所在，田間時常可見被當地居民稱為「火燒腳」的古代冶煉廢渣。根據周唐富的介紹，遺址公園黃金博物館中收藏有發現於村裡田地中固定支持碓杆的礎石、磨盤殘片，證明可能早至宋代，遂昌金銀礦業就實現了先進的水力礦石粉碎選取技術，選冶過程為「破碎，磨礦，淘選，制團，燒結，還原冶煉，氧化吹煉」。在金礦遺址公園廣場上，就陳列著一架宋沿至明代的水力碓，藉助流水動力，石制碓頭將礦石「舂碓極細」成為「礦末」，然後投入盛水的大桶，攪拌數百次。浮於水面的稱為「細粘」，中等大小的稱為「梅砂」，沉澱於桶底的稱為粗礦肉，然後用木盤將三類礦末在流水淘池中篩選。提煉時，將礦粉用米糊攪拌，製成如拳頭大小的團狀物——窖團，然後上下都覆蓋以木炭燃燒，進行脫硫，脫硫後的窖團被投入烊銀爐，「烊銀爐中已經事先放置了融化的鉛，能使銀與礦石雜質脫離，與銀結合為鉛坨」。周唐富指點著博物館進口處的古代冶煉流程圖解釋道，「冶煉工匠就地取水滅火，將炭灰、草木灰和鉛坨放入灰巢，產生置換反應，製成粗銀，而草木灰、炭灰與鉛結合在一起，即成為中藥原料密陀僧。這種冶煉法在北宋末年的《政和四類本草》中就有記載」。

「提煉出的粗銀，是黃金與白銀的混合物，宋代冶煉工人會用入硫法將它們分離。」在博物館的陳列品中，就有宋代分離金銀的「土釜」與「灰鍋」，放入釜中的粗銀和硫黃在融合後，會產生青黑色的銀硫化物與純度較高的黃金。而宋代的淘金選金術也較之唐代更發達，木製溜槽重力選礦取代了簡易的淘金木盤，藉助流水的衝力，密度相對大的自然金粒就能被木槽中由鋸刃生成的刃痕所阻，沉澱下來。

如此巨量的金銀產量，使得唐宋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首次從礦業稅收中獲利的政府。唐朝自上元年間開徵金銀礦產稅以來，稅率一般維持在20%左右，這一慣例被沿襲至宋代。《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中記載，「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冶。並依熙豐法。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兩分」。除開課稅，相當一部分金銀也要被官府收買，雖然唐代金銀課數量無法統計，但至少在宋神宗元豐元年，全國金歲課為15095兩，銀歲課為219829兩。自唐代中期以降，金銀開始大規模流行於上層社會，作為賄賂、謝禮、布施、進貢與購買的貨幣符號。在唐人李隱《瀟湘錄》早中，就記載有鄴之富人，喜好良馬，不惜以「百金」求購的記載。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的論點，金銀在唐代已經取得貨幣資格，但在實際上使用仍然局限於官府與上層階級，金銀也並未成為各地通用流行的貨幣符號，而只限於某些經濟發達地區。諸如薈萃豪門、盛產金銀的首都長安，為西南貿易樞紐的嶺南，及東亞第一貿易海港廣州等地。

唐代之所以不能將黃金作為普及貨幣，原因可能在於產量低下，不敷全民使用。根據估計，唐代年產黃金量大約在1.3萬兩左右，除開首飾器具，相當一部分流通中的黃金被鑄造成條狀「金鋌」。在遂昌金礦國家公園博物館內，也陳列著數件唐代金鋌的複製品，形制大多仿自1979年山西省平魯屯軍溝村出土的文物。在這批82件金鋌中，有銘文的5件，正面為「□朝儀郎□□□□御賜紫金魚袋臣□□進」，背面3行，首行為「乾元元年歲僧錢兩金貳十兩」，另一行為「柱國魏國公臣張通儒進」，可見進奉、賄賂乃是黃金的首要作用。到了宋代，金銀的使用自上層社會大規模向下層士庶輻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高宗紹興三年，即有殿中御史杜莘彈劾樞密使周麟之，說其以百金求購古硯。而《鶴林玉露》中也常有豪客以百金、錦緞作為勾欄中狎妓資費的描寫。《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臨安居民可以金一兩的代價購買促織（蟋蟀），以為搏戲，或者以金銀支付遊船租賃、老宅修繕與尋醫費用的情節，可見尋常百姓也能夠使用黃金，不獨以為貯藏保值之用。不僅如此，黃金更開始發揮商品價值尺度的作用，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描寫當時昂貴的福建龍風團茶來歷時就說：「慶曆（年號）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造小片龍茶??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在賦稅、鹽茶酒專賣收入、軍費開支等國家經濟流動方面，自唐代至宋代，金銀也發揮了更廣泛的作用，許多賦稅與專賣收入開始用金銀折納，紙幣買賣也以金銀為結算本位。嶽飛之孫嶽珂在《鄂國金佗續編》中說，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嶽飛所率神武后軍所支給的60萬貫軍費中，有40萬貫即由（杭州）榷貨務（茶葉專賣機構）以金銀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規模的黃金流動必然帶動民間金融機構的勃興，宋代著作《都城紀勝》記載，寧宗時，臨安從事金銀兌換、製品買賣的金銀交引鋪多達百家，主要業務為兌換官署發放的「鈔引」，即商人領取、運銷鹽茶等專賣貨物的有價證券，此外，業務還包括金銀製品訂製與鑑定。與唐代相比，宋代作為貨幣符號的金鋌、金牌在尺寸、量與成色上都有相對統一的標準，銘文也將標明金的成色，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鋪」等金銀鋪名，還要附上工匠名與店鋪押記。

黃巖洞——晚明技術進步與財政窘境的縮影

相對於淹沒在銀坑山密林深處的唐宋金礦痕跡，位置相對便利的明代礦硐遺蹟黃巖洞已經成為遂昌金礦遺址公園吸引遊客的主打招牌。「我們把這條礦道稱為時光隧道，這條礦山隧道遊覽線也算是我們公園的特色。」在遂昌金礦遺址公園中心區，由礦道貨運火車站改建的遊覽觀光車站上，周唐富一邊吃力地爬進礦井機車頭的駕駛艙，一邊對記者說:「1976年，當時的遂昌金礦採掘工人就是順著這條位於牛頭山西南麓、被稱為500平硐的採掘區，挖進了黃巖坑明代礦硐的底部。」機車行駛的轟鳴聲在漫長的隧道中不斷迴響，藉助頭燈發出的幽暗光芒，我們清楚看到隧道兩壁上滲透著地下水，以棕色為基調，時常有黑色紋路的片麻巖，印證了明代浙江右參政陸容所撰寫的《菽園雜紀》中關於「取銀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的記載。

沿著曲折蜿蜒的軌道行駛了大約15分鐘，礦車就到達了目的地。根據清代雍正年間《浙江通志·物產》的記載，明代黃巖洞金礦的開採時斷時續，早在洪武十九年，明朝政府就於處州麗水開設銀場，位置即在黃巖坑。當萬曆年間，在湯顯祖任縣令期間重新開採時，這裡「鑿深水積，內可方舟」。為了排除坑道內的積水，僅僅龍骨水車就動用了135架。對於這一點，陳少華回憶說，當1976年礦硐被發現時，曾用往復式抽水泵連續抽水6個月，然而水位僅僅下降了47米。

與唐、宋兩代礦硐的狹窄、曲折、逼仄截然相反，黃巖坑礦硐垂直深138米、東西長150米，分為5個採區，宛如教堂中庭的宏偉空間。在周邊四方延伸的採巷中，曾出土過豐富的木製龍骨水車、磚砌通風管、灶頭殘留，以及蓑衣、瓷碗等明代工人個人物品殘片。周唐富介紹說，根據統計，明代的遂昌金礦累計開採礦石達35萬噸，鑑於黃巖坑為金銀共生礦床，根據《菽園雜紀》中「凡一籮（礦石）重二十五斤，出金多達二三兩，少則四五錢」的估算，這裡出品的黃金應有2至4噸，白銀30至40噸左右。

根據介紹，黃巖坑礦硐周邊的礦石品位極高，最高1噸礦石中，含金量能夠達到1公斤。在礦硐入口處右手側，金礦公園管理方特地展示了兩塊遺留在硐中的高品位石英巖礦石。「1976年遂昌金礦恢復生產後，當年我們就在這裡開採出了價值56.4萬元的黃金，是新中國成立後浙江省金礦生產的第一批黃金。」周唐富說。

「到了明代，採礦技術有了飛躍性的進步，採取了先進的燒爆法，以開採堅硬、緻密的石英巖式礦石。」隨著陳少華指點的方向，我們注意到礦硐入口處，在距巷道3至5米的巖壁上，遍布的古銅色橢圓形凹蘢，就是明代工人利用「燒爆法」採礦後遺留的燒爆坑。儘管1976年發現明代礦硐遺蹟後，金礦按照生產優先的原則，仍然在原址上進行開採，燒爆坑痕跡被毀滅了許多，但仍然有相當多遺留下來。具體方法即先根據礦脈位置和硐壁的高低搭設簡易灶臺，將薪炭裝於灶中，發火燃燒，待石壁受熱，潑以冷水，使石壁因熱脹冷縮而形成半圓形的人工節理面。然後礦石自然剝落，或經人工撬採後崩落，大大提高了作業效率。《菽園雜紀》卷十四就記載說，「（以往）坑匠採礦，如蟲蠹木……舊取礦，將尖鐵及石錘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而使用燒爆法後，工效大為提高，明代採金礦洞常常有「深至百丈者」。

為了使得燒爆作業能夠持續進行，明代採礦工人在硐內設有3個約300立方米的儲水倉，分布在各個中段，用以收集滲透水，以供燒爆硐壁後冷卻用，並且有利於龍骨水車逐級向外排水。今天，還有兩處儲水艙遺址清晰可見。湯顯祖寫於萬曆二十四年的《戲答無懷周翁宗鎬十首之四》中，就形象地為我們留下了當時採礦作業的細節描寫:「平昌金礦浸河車，曾道飛燒入用佳，中使只今堆白雪，衰翁幾日試金牙。」燒爆作業時，自然形成的硐內外冷熱空氣對流，能達到礦硐自然通風的目的，而採掘下來的礦石，則完全依靠人力，用背筐通過杉木搭成的平臺背送至硐外。

儘管如此，明代金礦工人的辛勞卻時常不能按照預期得到報償。1593至1598年，遂昌金礦在湯顯祖主持下的開採並不成功，所得之金「不足以償工食、熾炭之費」。最終，遂昌金礦在1599年經歷了一次傷亡上百人的巨大塌方事故後，被迫關閉。今日，這場400年前災難的現場就保留在黃巖坑礦硐東端的盡頭，塌方產生的大量礫石和礦渣形成的高坡仍然存在。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悲劇不能僅僅以腐敗無能來敷衍，而要歸咎於明代政府的組織性缺陷。無論是《明史紀事本末卷五·礦稅之弊》中的描述，還是湯顯祖《感事》中「中涓鑿空山河盡，聖主求金日夜勞。賴是年來稀駿骨，黃金應與築臺高」的批判，在今天看來只是流於道德譴責，而不能看清問題本質:官僚機構從公共事務領域全面撤退的傾向，和內向緊縮型財政，使得金銀採礦業在中樞既沒有專門管理的機構，也缺乏商業化運作的機會。通觀明代，政府始終被金銀的缺乏與通貨膨脹所苦惱:明太祖曾於洪武八年正式禁止以金銀作為支付手段，強行推行寶鈔，而宣宗元年擬定的制裁更為嚴厲，聲稱「交易用銀一錢，罰鈔千貫」。然而，缺乏財政管制中心的明朝很快發現，寶鈔濫發引發的通貨膨脹促使民間貿易中以銀作為支付手段的現象已經非常常見。政府從金礦課稅中獲利最多的一年是永樂二十一年，然而當年的課金不過5340兩，與唐宋兩代無法相比。即便是當時儒家士大夫最為反對的萬曆年間濫收「礦稅」的舉動，也沒有緩解當時的財政危機。根據記載，稅監16次上繳的「礦銀」，共計只有11萬兩。相反，開礦所引發的各種弊端卻層出不窮，最令明代地方政府頭疼的即是礦工暴動。礦工從流民中隨意招募，他們居無定所，脫離土地與低層官僚機構的控制，收入低微，如果採礦失敗則一無所得，加之掌握了鑄造工具（武器）的技術，如果不納入行伍（明末抗倭之戚家軍，主力就為浙江福建一帶之礦工）就很容易落草為盜匪。例如1444年至1449年，發生在廣西、浙江邊界的葉宗留起義，起義軍曾兩度攻破處州（麗水）縣城，並得到了遂昌金礦工人的響應與支持，最終迫使明朝不得不暫時關閉了浙贛邊境的所有銀礦，並拋荒耕地、堵塞道路，以示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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