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論的研究內容是我們和世界之間的認知關係——比如，何為知識、辯護、理性。這也是笛卡爾《沉思集》的基本視角。懷疑、「我思」、上帝存在證明、身心二分等等，都是對我們認知邊界和理性結構的探討。通過 4-6 周的課程，我們著重分析了《沉思集》中的認識論問題：懷疑論、確定性與笛卡兒主義基礎認知。
一、笛卡爾與懷疑論
二、清楚明晰的確定性
三、笛卡爾主義基礎認知
笛卡爾與懷疑論
「第一沉思」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笛卡爾的極端懷疑。熟悉《盜夢空間》、《黑客帝國》或《楚門的世界》的同學也許曾問過「我們的世界是否真實」。當代認識論中多次提及的「缸中之腦」思想實驗也是非常經典的懷疑場景。笛卡爾則有過之而無不及：Deceiving God 不僅懷疑了外部物理世界，也懷疑了抽象的數學真理。
第一次閱讀笛卡爾的學員可能會問：所以呢？就算我們抵禦不了這麼極端的懷疑，現實生活也不受影響吧？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澄清什麼是「懷疑場景」以及對懷疑場景的「笛卡爾直覺」。
懷疑的場景，即某種假設的情形——如夢境、騙人的魔鬼——它滿足如下條件：
1. 我無法確定該情形不成立。
2. 如果該情形成立，則我的許多信念都將是錯的。
其中，條件1是懷疑場景得以構成的挑戰。畢竟，如果我們能確定自己沒做夢、也沒有騙人的魔鬼，懷疑也就輕易消解。條件2指明懷疑的威脅，即如果懷疑場為真，它影響的不是我們的實踐，不是我們的審美，而是我們信念的真假，以及我們的知識。
面對懷疑的場景，人們可以擔憂，也可以不屑一顧。而笛卡爾的直覺是：當我們思考懷疑場景時，我們並不「知道」它們不成立。注意：我們對懷疑場景的第一條設定，是無法「確定」其不成立。多數人都會默認這個條件。畢竟，我們無法「最終確認」自己是否在做夢、是否周圍的人都在演戲。儘管如此，許多人依然會認為，這種確定性的喪失不影響我們在一般意義上「知道」懷疑場景為假——我們或許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在做夢，可難道我們竟不「知道」自己清醒嗎？笛卡爾的直覺是：的確如此，當我們思考懷疑論場景，比如夢境時，我們不僅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在做夢，我們也無法真正的「知道」。
懷疑場景和笛卡爾直覺，跟懷疑論的日常影響有什麼關係呢？哪怕我們接納笛卡爾直覺，認為我並不「知道」懷疑場景的真假，一切不都相安無事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缸中之腦，可我知道自己正在看手機啊。換言之，如下兩個命題應該能同時成立：
A. 我知道我在看手機。
B.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缸中之腦。
然而，A和B是互不相容的。我如果知道自己在看手機，則我同樣知道自己不是缸中之腦。原因在於，如果「我在看手機」為真，則我必須有身體，並且是一個如我所以為的、正在看手機的身體。「我是缸中之腦」也就為假。「我在看手機」和「我不是缸中之腦」之間，滿足邏輯蘊含關係。此外，通常而言：
如果兩個命題P、Q之間，滿足邏輯蘊含關係，且我知道P為真，又知道「P蘊含Q」，則我也知道Q。
也就是說，我們的理性可以沿邏輯蘊含關係從已知前提演繹至結論，並因此「知道」結論為真。這恰好是我們做數學證明以及大多數邏輯思考時經歷的過程。知識和邏輯演繹的這種關係，我們稱為知識的封閉原則 (the closure principle of knowledge)。所謂「封閉」，是指對於已知的事物，無論我們怎麼推演，都不會脫離我們「知道」的範圍。
根據知識的封閉原則，A和B並不相融：把「我在看手機」帶入P，把「我不是缸中之腦」帶入Q，可以得出「我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和B矛盾。
由此，對懷疑場景的笛卡爾直覺，並不是笛卡爾的「庸人自擾」。懷疑論不只對關注懷疑論的人才有意義。相反，懷疑論直接引發我們思維中的悖論 (paradox)：「我知道我在看手機」這一日常知識、「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的笛卡爾懷疑直覺，以及對於理性而言非常基本的「知識封閉原則」，三者之間無法共存。懷疑論問題因而和數學問題十分類似。無論是否被我們思考，它們始終存在於我們的理性空間之中。
如何解決懷疑論的悖論呢？答案並不明顯，悖論之為悖論，就在於它的每個前提都難以放棄。如果放棄A「我知道我在看手機」，就等於放棄了所有的日常知識——如果我連自己看沒看手機都不知道，也就難以知道任何事情。而如果放棄B「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缸中之腦」，則直接違背了懷疑場景的笛卡爾直覺。這個方案並非不可行，但我們之所以接受《沉思集》的基本議題，正是因為我們笛卡爾對懷疑場景的直覺有足夠的說服力。最後，如果放棄知識的封閉原則，則理性的演繹思考就會失去基礎。
另外，哪怕我們放棄了知識封閉原則以化解悖論，也會有其他的原則將A和B構造成新的悖論。我們課上講到的不定原則（the underdetermination principle）也具有這一功能。
實際上，就連封閉原則本身也有許多不同的版本。我們課堂採用的是
如果兩個命題P、Q之間，滿足邏輯蘊含關係，我知道P為真，並且知道「P蘊含Q」，則我也知道Q。
在課後的Office Hour中，我們提到了這個版本的一些反例。比如，就算我知道P，也知道P蘊含Q，我卻未必會真正的利用這兩個條件推出Q的結論。既然沒推出這個結論，我對Q缺乏相關信念belief，而根據知識的JTB分析，我也就不滿足「知道Q」的基本條件。更無懈可擊的封閉原則版本或許是：
如果兩個命題P、Q之間，滿足邏輯蘊含關係，我知道P為真，知道「P蘊含Q」，且由此相信Q，則我也知道Q。
顯然，更新之後的封閉原則也能構成懷疑悖論：我可以從「我在看手機」的已知條件出發，實實在在的推出「我不是缸中之腦」的結論，並因此知道該結論為真——這和B中的笛卡爾直覺相矛盾。
穗子同學對此問道：
既然更新後的封閉原則更完備，是否說明課上構造的懷疑悖論不夠嚴謹？
老師的回答是：
悖論本身是否成立，不完全取決於封閉性原則的表述。如果採用課上的簡化版本，且我們滿足了簡化版本中所列舉的條件，仍然可以直接得出和B矛盾的結論。簡化版存有某些反例，其後直接後果並不是悖論不規範，而是悖論可以被消解。但如我們剛剛所說，即使化解了一個悖論，也會有其他版本的懷疑悖論出現。對懷疑悖論，我們很難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
清楚明晰的確定性
在找到「我思」的阿基米德點之後，笛卡爾提取出「清楚明晰的認知必定為真」的原則。「我思」、「我在」不可懷疑，從認知的角度看，無非是沉思者對它們的認知足夠清楚明晰。清楚明晰，也就是笛卡爾用懷疑方法所挖掘出的絕對確定性。
清楚明晰的認知在笛卡爾這裡可分為兩類，張潔同學總結道：
觀念 (idea) 符合清楚明晰的規則：我作為思想者，對星辰大海的感知是確定的，這部分思考的內容是清楚明晰的，但是這部分思考對應外部世界卻是我從來沒有真正確定的。
簡單的數學真理是符合這個規則的：在「當下」，簡單的數學真理是清楚明晰的，不能被懷疑的。
然而，這些清楚明晰的認知，真能為笛卡爾提供絕對的確定性嗎？在考察當代對確定性的質疑之前，我們首先介紹了從笛卡爾哲學內部去質疑清楚明晰確定性的幾個途徑。
質疑清楚明晰認知最顯著的文本，是第一沉思中的魔鬼懷疑。魔鬼能夠動搖數學的確定性，而根據第五沉思中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數學又可以是清楚明晰的。於是，魔鬼似乎足以讓我們懷疑清楚明晰的認知。
笛卡爾對此曾多次做出回應。他在第三沉思、第五沉思及對反駁的回應中強調，魔鬼僅能懷疑「回憶中」清楚明晰的認知。在具有清楚明晰認知的當下，沉思者無法進行任何懷疑，而只有在沉思者的注意力轉移之後，才給之前的認知對象提供了懷疑的空間。
除恰當的文本依據外，懷疑的「回憶說」還能為「笛卡爾循環」（the Cartesian Circle）提供解答。Mersenne及Arnauld在沉思集的第二、第四組反駁中指出，笛卡爾先用清楚明晰的認知證明上帝存在，又借上帝存在保障清楚明晰的認知為真——論證循環。根據回憶說，這種指責並不成立，因為笛卡爾論證的實際過程是：以「當下」清楚明晰的認知證明上帝存在，再以上帝存在的結論保證一般意義上（當下及回憶）清楚明晰的認知為真。如大宇同學所寫的：
因為上帝存在，可以推出上帝保障我確定我記得當時的認知是清楚明晰的時候，可以相信我的記憶。因為兩類「清楚明晰的認知」具有不同的限定，因此利用「回憶說」就解決了被質疑的循環論證問題。
不過，並非所有學者都支持懷疑的回憶說。許多人提出了懷疑的「強解釋」，即當下清楚明晰的認知同樣能被懷疑。Alain Gewirth認為，笛卡爾「清楚明晰」的認知僅僅是心理的傾向；而心理傾向並不能保證對象為真。在夢中、神志不清時，我們會執意的持有許多錯誤的想法。只有當證明了上帝的存在，沉思者的確定性才得以保證對象為真。
Gewirth的心理學解釋有很多不足，但它至少提示了兩點：
1. 當笛卡爾的清楚明晰的認知需要進一步解釋時，它們自身不夠確定；
2. 從一般意義上反思主觀確定的認知時，可以把它們還原成心理效果並進行懷疑。
當代認識論充分發展了心理學解釋所揭示的懷疑確定性的可能。
首先，笛卡爾「觀念」（ideas）的清楚明晰被很多人解釋為意識反思的確定性；似乎只要我們懸置外部世界，意識的領域就是絕對透明的。「斑點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speckled hen）則宣告了這一理論的破產。當我們感到疼、看到紅時，我們的確很難懷疑自己感到疼、看到了紅色。然而，假設我們視覺中呈現一個包含47個點的畫面，我們依然確定嗎？這裡，「47個點」是我視覺印象中的內容，它獨立於外部世界。可當我試圖反思時，我依然無法確認自己看到了47個點——我們大多數人無法「瞬間」看到47個點，而一旦開始計數，就要訴諸事後回憶，也就偏離了「當下清楚明晰」的基本要求。
同時，簡單數學命題的確定性也未能倖免。非歐幾何的發現，意味著我們對於幾何公理的直覺未必不會出錯。長久以來，人們始終認為「平行線必然不相交」；當發現非歐幾何之後，又不得不將這一命題修改為「歐式空間內，平行線必不相交」。於是，人們其實一直持有著錯誤的幾何公理。這個結論似乎過於苛刻，我們或許能把人類此前清楚明晰認知的「真正內容」重新解釋為「在歐式空間內，平行線必不相交」。畢竟，平行線不相交的公理始終是在歐式幾何內構想的。可惜的是，這樣補救會帶來另一場災難：絕大多數人曾長期不知道自己思想的真實內容。這同樣違背了笛卡爾「觀念」清楚明晰的主張。
笛卡爾主義基礎認知
笛卡爾循環不僅威脅了清楚明晰認知的確定性，也威脅著它們的基礎性。笛卡爾在《沉思集》中追尋「確定的基礎」。然而確定和基礎是兩個概念。確定，指無法懷疑；基礎，指不依賴其他內容。在最理想的情形下，「我思」及其他清楚明晰的認知同時滿足兩者。然而，確定和基礎在認識論上並不等同。為說明兩者的差別，我們首先介紹了阿格裡帕三難困境（Agrippa Trilemma）。
設想兩個人A和B，他們為一件事情P彼此爭論。A認為P是對的，B認為P是錯的。假設A和B都是足夠理性的個體，兩人因此開始檢查P所需要的理由。他們發現，P由Q支持，即如果他們有理由相信Q，也就有理由相信P。但兩人的爭論並未終止，B始終認為P是錯的，因為他現在認為Q是錯的；而A則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Q。於是，他們繼續檢查Q所需要的理由...
隨著爭論的延續，有三種可能的情形，戴爭真同學概括道：
1. 辯護鏈條無限延伸：假設考察發現，Q為命題P的支持理由。但是兩人又對Q有分歧，於是進一步考察支持Q的理由，又產生分歧.如此無限延伸；
2. 辯護鏈條循環：即循環論證，循環鏈條內相互論證。如：Q為命題P的支持理由，但是Q又被命題P所支持（當然，循環鏈條可以拓展至更高元，只要最終構成閉環即可，如：A→B→C→D→A）；
3. 辯護鏈條戛然而止：即辯護鏈條終於某點，不容置疑。如：發現Q為命題P的支持理由後，直接認為Q是不可被懷疑、絕對正確的。
在公共討論的語境下，三種情形都很糟糕。無限延伸不可行，因為它意味著爭論永無止境；循環論證荒唐，因為爭論中的某一方將自說自話；戛然而止不理想，因為它對應的場景是一方不斷質疑，另一方卻重複自己的最終立場，不予提供辯護的理由。無論哪一種情形，都不滿足理性討論的要求。
我們剛剛展示的，是公共討論語境下關於理性的三難困境。困境中的核心概念，是一個命題對另一個的「支持」。支持，即辯護 (justification)。這裡，辯護不同於因果關係。A、B兩人並沒有詢問P的事實原因（cause），而是問我們有哪些理由（reason）相信P。由此，三難困境的結論似乎是：我們在公共討論的語境下，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任何事情。
笛卡爾是否有著同樣的困擾呢？
儘管笛卡爾在《沉思集》中同樣在反覆的自我質疑、詢問自己信念的理由，但沉思者所處於獨白的語境。在獨白的語境下，辯護鏈條無限延伸的確不理想，因為人是有限的；循環論證也不可接受，否則會陷入笛卡爾循環；戛然而止卻並不荒唐。實際上，笛卡爾正是止於「我思」以及其他清楚明晰的認知，認為它們過於明顯，無需再問。
為什麼在獨白的語境下，戛然而止可以接受呢？原因在於：獨白的沉思者可以直接獲得第一人稱視角下許多自明的辯護。設想如下對話：
A：我看到紅色的視覺印象。
B：哈？憑什麼？
A：因為我看到了啊。
B：可我不知道你看沒看到啊。
A：So？
這裡，B確實不必接受A的回答——萬一A在說謊呢？可是，「因為我就是看到了」卻是一個讓A足以能說服自己的理由，因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出發，A的確看到了紅色。這也是笛卡爾在《沉思集》中能夠恰當的讓質疑止於「我思」及其他清楚明晰認知的原因。
笛卡爾的這一立場，稱為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即認為辯護的鏈條止於某些開端。基礎主義認為，戛然而止是阿格裡帕三重情形中唯一可以接受的。相應的，融貫論（coherentism）只認可內部循環的辯護；無限主義（infinitism）則認為最完美的辯護是能無限延伸的。
我們剛剛看到，無論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獨白語境，循環論證和無限延伸都是不可接受的。那麼，融貫論和無限主義究竟在什麼意義上能夠成立呢？我們的課程並沒有對此提供詳細的答案。但這個問題至少提示了：存在著其他理解辯護的角度。這些角度，恰好是理解基礎性和確定性之間差別的契機。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反思一下笛卡爾式獨白語境中基礎主義的困境。
實際上，絕大多數關於基礎認知「確定性」的疑問，都可以轉而針對「基礎性」。我們上面講到 Gewirth 將清楚明晰解釋為心理傾向，如果這一方案可行，那麼笛卡爾就可以合理自問：「我這一刻清楚明晰的認知，究竟是理性的自然之光，還是心理衝動？」只要笛卡爾提出這個問題，並予以回答，當下清楚明晰的認知本身就不再基礎，因為它們將奠基於更基本的解釋之上。此外，斑點問題、非歐幾何等問題，也能以類似的方式瓦解自我意識與數學直覺的基礎性。
William Alston 提出了極簡基礎主義（minimal foundationalism）以避免這些困境。
William P · Alston
Alston 指出，「基礎性」的概念本身只涉及辯護的結構（structure of justification）——即某些知識處於辯護的端點——而並不要求我把它們視作端點。更重要的，辯護結構本身不要求這些基礎端點知識的「確定性」，也不默認我能證明它們是正確的。根據徐進前同學對極簡基礎主義的總結：
第一點：基礎主義的基礎點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並不需要真的證明基礎點。無論是自明的回答還是笛卡爾的內省的辦法實際上還是在解釋證明基礎點的信念，為什麼能夠止於這個基礎點。Alston認為並不需要我們去辯護那個基礎點，不需要說明為什麼那個信念是基礎點。
所以Alston很簡單的得出了第二點：並不要求基礎辯護絕對確定。還是因為基礎辯護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這個基礎信念既然不需要被證明基礎，就更不需要被證明確定。如果某個基礎信念事後被發現為假，也不影響基礎結構有一個基礎點。
順暢下來第三點更加簡化：辯護甚至不要求認知主體自己知道有一個基礎結構。
由此，當我有了紅色的視覺印象，並因此相信「我看到紅色」時，我「看到紅色」的信念早已具有了基礎辯護——哪怕我對自己「對看到紅色的信念有基礎辯護」的事情一無所知。
對於我們剛剛指出的困境，極簡基礎主義者可以尤其輕鬆的繞開。我們問：既然清楚明晰的認知可能僅僅是心理現象，你如何保證自己看似「清楚」的認知來自真正的理性呢？而當你回答的時候，清楚明晰的認知也就不再基礎了哦！極簡基礎主義者可以反駁：我當時那些看似清楚明晰的認知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它們有沒有更根本的支撐，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它們事實上沒有依賴我的其他信念，它們就是「基礎性」的——哪怕我事後通過其他原則和信息進行補充辯護，它們「在當時」仍然有過基礎結構。
極簡基礎主義所謂的「基礎結構」，因而是在公共討論和獨白之外的第三種語境下提出的。當我們關注一個人的認知結構時，我們並沒有和ta進行爭論，也不要求ta跟笛卡爾一樣反思。我們僅僅是從第三人稱的客觀角度，詢問ta信念體系內部的相互支撐關係。實際上，當代認識論者大多從這一角度使用「辯護」的概念。對於究竟怎樣理解這一辯護，以及它和知識有著怎樣的關係，將會是我們第二學期「認識論」課程的主要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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