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襄家在仙遊縣楓亭
北宋名臣蔡襄（1012－1067），字君謨，生於仙遊古代慈孝裡蕉溪。關於蔡襄的出生地和故居，清道光《楓亭志》載有明末清初鄭德來《青澤考》一詩並序。序中說：「忠惠公生於赤湖，旋遷牛山。赤湖去牛山不越二裡，族姓既蕃，第舍錯布相望，雖遷猶族居也。古讖云：『赤鯉隔青牛，其中有公侯，生在蕉溪裡，死在草市頭。』故老今猶稱之。」詩中則寫道：「我生發未燥，已聞牛肚號，蔡公於此居，川巒形勢好。半裡接丹楓，一葉聯青鎖。鑿塘傷地脈，故宮餘荒草。名賢爭引重，紛紛說遷造。」
赤湖，牛山（又名臥牛山）都屬今楓亭。蔡襄出生地祖居在赤湖蕉溪，今稱榮林坑，其山形如眠豹，現有蔡襄祖居陳列館在建。
蔡襄父母后遷居附近不到二裡地的牛山腳下蔡坑，蔡家耕地在這裡。赤湖狀如鯉魚，周圍七裡紫金土，蔡氏族居。上述古讖預見在青牛與赤鯉之間將出蔡襄、蔡京、蔡卞等公卿名臣，又預見了蔡襄生在赤湖蕉溪旁，死後葬在楓亭草市頭（古驛站今埔頭蔡襄陵園處）。
元朝狀元林亨《螺江風物賦》中也有：「公侯草市，數百年之古讖呈象；丞相鴻陂，幾千頃之神淵躍龍」。前句說五代晉江王留從效，南康郡王陳洪進起于楓亭草市；後句說蔡襄、蔡京、蔡卞起於赤湖蔡姓。而詩中「鑿塘傷地脈」則指傳說中蔡姓風水敗於蔡京招婿舉辦宴會時招待風水先生不周一事。據說有風水先生，曾在蔡府過夜，使用過銀制夜壺（小便用壺），逢人便誇有此不凡經歷，這次參加蔡府宴席，原本以為可以再次品嘗使用銀制夜壺的良好感覺，好回去向人誇口，誰知看到房間裡原來放著好好的銀壺忽然被人取走，卻換了一個黃燦燦的「銅」壺來。其實是蔡府為了尊重他，換個金壺給他夜裡用，風水先生不識金夜壺，認為主人瞧不起他，故意把銀的換成銅的，於是起了歹心。不久蔡府嫌庭中潮溼，風水先生就給他們出了個壞主意，在臥牛山「牛肚」處挖了一個池塘，結果庭是弄乾燥了，但牛肚破了，泉流成血，蔡氏就衰敗了。但楓亭蔡姓，在北宋中後期的確是旺盛得不得了。蔡襄出生只是蔡氏興旺的一個開始。
蔡襄出生兩年後其弟蔡高也出生了，二人生於農家，並無有力的社會背景，日後成名成家，全靠自身努力，蔡襄的幼年教育，首先得益於其母親盧氏。盧氏是從惠安塗嶺（圭峰）嫁來楓亭的，其父盧仁累試不第，在家鄉伏虎巖開學館教書自給，盧氏來自知識家庭，對兩個兒子便有望子成材的願望。地方有盧氏月夜搗衣課子的傳說，且流傳盧氏搗衣石一塊，至今嵌於廟宇中。《蔡襄全集》中有他與舅父盧錫、惠安人楊公明一起讀書的敘述，圭峰伏虎巖至今留有蔡襄讀書處石刻，可見蔡襄的啟蒙教育在他外祖父盧仁學館中進行。蔡襄文章中又有「幼就讀於鄉序」的記述，可見蔡襄少年也在楓亭本地鄉序即塔鬥山會心書院（古稱青螺書院）中讀書。
據說有一天差役到蔡襄家催迫徵糧，態度粗暴，幼年蔡襄對差役獻詩云：「老母堂前補敝裘，教兒好好見公侯。人生自有相逢處，一點春風在筆頭。」差役聽後省悟，沒趣離開。
蔡襄12歲時仙遊縣尉凌景陽來楓復驗公事，偶然發現蔡襄兄弟聰穎可教，立即通知其父母，將兩人收入縣學作正規培養。凌景陽仙遊縣尉秩滿調莆田（興化軍）任職，又將兩人帶去興化軍學深造。此事在《魏公譚訓》和南宋《仙溪志令佐題名》中都有記載。凌縣尉對蔡氏兄弟有培養提攜之功，自古以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道光《楓亭志》記少年蔡襄有一天登塔鬥山作詠松詩：「誰種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齊； 時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蔡襄借松（榕樹，福建人舊稱榕樹為松）詠志，可見少年即有力求上進的高大志向。
蔡襄十八歲時，與十六歲的弟弟蔡高徒步西上，去首都開封參加府試。宋時邊遠州軍士子有適當理由，可自行到首都開封府報考進士府試。仙遊到開封五千裡路程，蔡襄兄弟克服重重困難，到達首都參加考試，蔡襄考取了府試第一名，而蔡高落選。事後蔡襄曾回憶說：「攜幼弟徒步西上，艱難困厄，僑舉（居）王府，偶先多土。」文中所說借住在某王府，是指楓亭人南康郡王陳洪進在開封祥符縣的王府。上述《魏公譚訓》作者蘇頌的父親蘇昌簡在陳洪進去世時，替他寫過神道碑文。蘇頌是凌景陽的女婿，《魏公譚訓》提到凌景陽曾經向考官晏殊推薦蔡襄的作品。這樣看來北宋仙遊人材大出的原因之一，可能與當年陳洪進舉漳泉兩州納土於宋後，受宋朝廷優待有關。
宋代進士在府試之後第二年春，要在尚書省禮部舉行會試，會試合格即進士及第，列名公布於尚書省，進士下一步參加殿試，又被取中者，為進士甲科。蔡襄府試成功後，凌景陽陪他從開封府到江陰（在江蘇省）一座名叫悟空院的寺院裡寄寓讀書，準備第二年春再去開封參加會試。悟空院附近即凌景陽嶽父葛惟明家，葛本人參加過進士考試未弟，家財頗豐，凌景陽是他的大女婿。第二年春會試，主考官就是晏殊，蔡襄中王拱辰榜進士甲科第十名。王拱辰是該科狀元，榜上第一人，北宋名臣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歐陽修也同在一榜。
發榜後凌景陽又陪蔡襄去江陰葛家，為蔡襄撮婚於葛惟明的小女兒，葛家高興地答應了婚事，於是蔡襄與凌景陽遂為連襟。蔡襄前赴京路上過舒州有題詩：「白玉樓臺第一天，琪花風靜彩鸞眠。誰人得似秦王女，吹徹雲簫上紫煙。」似乎此時已對葛家小女有了印象。隨後蔡襄回仙遊楓亭老家去慶祝中試和稟明父母批准婚事。來春，又赴京到吏部銓選，授漳州軍事判官。回程先到江陰迎娶葛氏夫人一道回楓亭，再去漳州赴幕府職，時年二十。葛氏堂兄葛密贈詩一首：「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親試碧雞才，乍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第一句用江淹夢彩筆典故，誇獎蔡襄文彩，又喻蔡襄舒州夢女；第二句用金馬碧雞典，誇蔡襄高中甲科，第三句用名士庾杲入王儉（字仲寶）幕典故，喻蔡襄赴漳州幕府，第四句以溫嶠得偶典故，贊蔡襄喜得良緣。四句連用四典，很是貼合。
呂、範風波，寫《四賢一不肖》名動京師
蔡襄在漳州當了三年一任的判官，工作認真負責，精明能幹，且與州太守關係良好，很為上級賞識。初入宦途，就能關心百姓疾苦，力求官府辦事公平，以使百姓安居樂業。當新任姓王的福建轉運使到各地視察時，蔡襄上書王殿院，把自己所觀察和思考的若干地方問題向上反映，指出了福建「邊江海而圍山嶽，土地磽确（貧瘠）。有欲耕而無寸土者，有畜積逾年即為陶朱猗頓之富者」的經濟特點，又指出佛教僧尼過多，且寺田過多，而浮屠者絕無徭役，造成賦稅減少；尤其提到茶酒鹽三項稅負過重，「溫陵，臨漳、莆陽三郡之民歲輸鏹（鹽）以稅其身，窮民妻孥無營，不能緘口待絕。」還著重說明泉、漳、興化三郡身丁米負擔不合理，上書得到王殿院的賞識，蔡襄出身貧苦農家，所學儒家學說提倡愛民，本身又廉潔自守，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惠政在民是他做官做人的最為成功之處。
漳州三年任滿，蔡襄卸任回家，準備赴京詮選，接受朝廷新安排，恰好這時他弟弟蔡高也得中景祐元年張唐卿榜進士回家來了。兄弟進士在鄉裡是很為榮光之事，是要寫上地方志書的，何況蔡襄堂叔蔡準(蔡京、蔡卞之父)也是中在此科，楓亭蔡姓眼看著大為旺盛起來，族人很是興奮。景祐三年（1036）春，蔡襄帶上葛氏母女和蔡高北上，路上又把葛氏母女寄在江陰嶽父母家。兄弟倆抵京，蔡高被安排到長溪縣尉赴職，稍後，蔡襄也得職西京（洛陽）留守推官。但就在這時，朝廷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恰在京都候選的蔡襄經受了這場風雨的洗禮。
北宋以文臣治國，取代了唐末五代軍閥武官橫行亂世的局面，是個巨大的進步，知識分子很受朝廷優待，是其他朝代比不上的，士人讀書入仕，以幫助皇帝治理天下為己任。當時北宋立國已有七十來年，各種弊病如冗官、冗兵、冗費已嚴重地困擾著朝廷，有識之士特別是中下層年輕士人，要求革新朝政的聲音越來越大，但佔據高位的執政大老們則因為舊制度所給各種好處不少，怕革新就要裁減，因此寧願守成不變。
這時就發生了宰相呂夷簡和天章閣待制範仲淹之間的強烈衝突。呂夷簡是仁宗皇帝最看重的寵臣，仁宗繼位時年方十三，章獻劉太后垂簾十一年，仁宗在巨大的陰影下小心生活，躲避武則天稱帝的歷史重現。太后死後仁宗親政，才知道劉氏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自己的生母竟是李妃。有人說李妃死於非命，且太后沒有按應有的禮儀葬她，仁宗於是大哭發火，下旨打開李妃的棺木，檢查劉太后是否在李妃的死亡和葬禮上做手腳，幸好打開後看到李妃的遺體沒有異常且葬禮是很得體的，於是死去的劉太后和她家人避免了一場大災難，仁宗也避免了一場很有失面子的大醜聞。
原來是呂夷簡在事件中做了好事。劉太后生前不讓仁宗知道自己的生母，當初李妃死了，太后不理不睬，根本不打算厚葬。呂夷簡到朝廷見了太后和小皇帝母子，故意說：「聽說有個嬪妃死了。」章太后一聽，急忙先把仁宗帶到簾後的其他房間裡，再自己出來憤怒地斥罵呂：「你這是要挑拔我母子之間的關係嗎？」呂夷簡說：「太后如不想為自己考慮，也該為劉氏後人的命運考慮考慮啊！」言下之意說太后總會死的，仁宗將來總要親政的，將來知道親生母親得不到厚葬，對劉氏娘家子孫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劉太后醒悟，厚葬李妃，遂使仁宗查驗生母棺木的嚴重危機不了了之。所以後來仁宗對呂夷簡是很信任很重用的。
範仲淹就是那個寫出《嶽陽樓記》，說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很強的人，當時官居待制，在要求革新的人中聲望最高。他曾上書認為開封四戰之地，太平時可為首都，戰時則應居洛陽，險固可守，認為應建設洛陽預作準備，頗有戰略眼光，但呂夷簡則對皇帝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瞧不起他。仲淹聽到很火，寫出了《四論》獻給皇帝，就時政中無可迴避的諸多問題進行分析，要求改革，讓呂夷簡知道他有名有實。呂夷簡叫人對他說：你是待制的官，不是御史諫官口舌之職。範說：「論朝政待臣職，餘敢不勉？」宰相覺得勸導不行，就命他知開封府，開封府事雜而繁，而且天子腳下最容易出錯受攻擊，呂夷簡想這樣一來，範就無暇說東道西了，只要工作一有差錯，就好抓到把柄把他罷職出京。
可是範到職才一月，竟把京城治理得大有起色。下一回範仲淹上書攻擊呂宰相，要皇帝在破格提拔大臣時，應自己拿主意，不要偏聽偏信宰相呂夷簡，還畫了一張百官圖，具體指明那些官是按部就班正常提拔的，那些官是呂宰相不適當破格提拔的。於是呂夷簡大怒，對仁宗皇帝說：「範仲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也屢上奏章，與呂激辯，最後仁宗站在呂方面，於五月九日處分範仲淹出知饒州，還立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朝中為範鳴不平的大有人在，先是集賢校理餘靖上書說：「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結果餘靖丟了現有官職，降職去監筠州酒稅。接著館閣校勘尹殊說：「提到朋黨，那我與範仲淹為師友，範又嘗向朝廷推薦我，就算朋黨一個吧，我要與範仲淹同貶！」結果貶職去監郢州酒稅。
皇帝和宰相既然越做越不象話，照理御史諫官們要出來說話，勸止皇帝和宰相，可是諫官高若訥不但不勸阻，還稱讚宰相和皇帝做得對，另一個館閣校勘歐陽修寫信給高，狠狠地責備他：「君為諫官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高若訥氣壞了，把信呈報朝廷，於是貶歐陽修出朝去當夷陵縣令。
半個月就貶了四人出朝，群臣結舌。蔡襄、王拱辰等一班在京的同科年輕士人這段時間經常聚會，送別被貶官員，討論時局，隨著局勢連續惡化，氣憤填膺，5月27日夜，蔡襄在為歐陽修最後送別的酒會上，寫出《四賢一不肖》組詩1300多字，詩分五首，分別讚揚範仲淹、餘靖、尹誅、歐陽修四人為忠賢，斥責高若訥為不肖，詩中贊範仲淹：「中朝鸞鶴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失身受責甘如薺，浩然華實相葳蕤。」
作者大聲吶喊：「廷臣諫列復鉗口，安得長喙號丹墀。」又為有多人出面與權相抗爭感到自豪，「希文（範）果若事奸險，何此吉士同其聲。吾知萬世更萬世，凜凜英風激懦夫。」責罵高若訥：「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
蔡襄此組詩在京城引起轟動，萬人爭抄傳誦，一時洛陽紙貴。有店鋪僱人抄寫發售，店外排隊爭購，抄手累到臂折。鄰國契丹（遼）使者也購到抄件，回國時張貼在幽州驛館。呂夷簡惱羞成怒，指使泗州通判陳恢上書要求仁宗皇帝究治《四賢一不肖》詩作者罪，眼看事情要進一步鬧大，左司諫韓琦機智地出面挽救蔡襄，他不說該詩對和不對，只是說陳恢不是言官，由他要求懲辦蔡襄是越職言事希恩，剛好違反了皇帝下達不久的不準越職言事的聖旨。
仁宗本不欲事情越鬧越大，既然兩邊都有人說話，於是一面對韓琦彈劾陳恢的事不予回答，一面對蔡襄的組詩不予表態，事件到此結束。25歲血氣方剛的蔡襄免去一場災難，卻由此詩而名動京師，要求革新的呼聲繼續增強，終於導致了慶曆新政的產生。範、餘、尹、歐陽、蔡等與權相抗爭的這一事件，記錄於《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史書中，《四賢一不肖》組詩千古傳誦，今泉州洛陽橋旁蔡襄祠中還有清朝和親王傑書所書寫《四賢一不肖》全詩的大字大碑和碑記矗立。
蔡襄在京城政治風波中既然無事，就去洛陽報到，擔任西京留守推官。在此後三年中，西京留守換了張士遜，範雍、宋綬三人，蔡襄都與之相處很愉快，還被任命過一任縣令。張士遜曾向朝廷引薦，為蔡襄加了「朝奉郎，試大理評事」銜。宋綬與蔡襄關係尤為密切，宋綬以參知政事罷知河南府，是朝廷有威望的大老，又是個大書法家，常與蔡襄切磋書法，蔡襄此時因《四賢一不肖》詩名震天下，又因書法優秀為人折服，是個大名士了，以至回京後皇帝在宋綬推薦下命他書寫《無逸篇》於皇宮講讀閣。能為皇帝讀書的場所寫字，足見他的書法和為人已為天下認可。
蔡襄在洛陽期間，適仙遊縣學要為仙遊籍進士題名立碑，蔡襄千裡之外，撰寫了《仙遊縣學題名記》寄回家鄉，記中敘述了仙遊當時讀書求仕進的良好風氣：「興化軍屬縣三，仙遊才為中縣，然鄉閭幼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共為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說仙遊的年青人讀書成風，考取功名就象神箭手逢蒙射箭、名商人陶、朱做生意一樣，很少有射不中靶子和賣不出貨物的時候。
又強調讀書人若及第登名碑上，須愛惜自己的名聲，文中說：「餘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其德有不嘉，而其位過之，或謬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向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之人之指數吾名，猶吾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警告讀書人當了官要有官德，小心後人在題名碑前指著名字罵街。南宋仙遊縣令陳景肅認為蔡襄這篇題名記與王元之《侍漏院》、李太白《袁州學》二記，世謂三絕。
二．居諫官言事忠直，助新政多有建言
康定元年（1040）春，蔡襄遷調入京都，任秘書省著作郎，充館閣校勘。其時歐陽修同為館閣校勘，過從甚密。宋仁宗雖然在三年前謫貶了範仲俺、歐陽修等一班賢臣，但他不失為明君，不久還是把範、歐陽調回使用。
面對西夏咄咄逼人的侵略和騷擾，北邊遼國又有無理的要挾，呂夷簡等權臣驚慌失措，而範仲淹、富弼、韓琦等卻能挺身而出，指揮戰爭，辦理外交，扭轉了危急的局面，使西夏人驚呼相戒：「無以延州（今延安，當時範仲淹所鎮守的邊城）為意，今小範老子（指範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範老子（指前任範雍）可欺也！」仁宗心知肚明，於是開始革新朝政，史稱「慶曆新政」。慶曆三年（1403）春，詔「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掌握修史，藏書、較書事務）臣僚對朝廷大事，邊防機宜，可以「密陳章疏」，或上殿敷奏。解除了從前「戒越職言事」的規定，蔡襄因此上了《黼扆箴》並《別疏》，黼扆（斧扆）是帝王座位後繡有斧形花紋的屏風，箴是語言精煉的規戒文體，蔡襄此箴四字一句共十六句。箴曰：「丕顯元聖，上奉天時，躋俗於禮，任材以宜，肅治家政，大隆本支，好問益廣，去邪勿遲。利急思困，兵連慮危，法今必信，恩賞無私。威福是守，聽斷不疑，太平可致，決所施為。」又在《別疏》中，對箴中每一句進行註解，規勸仁宗居安思危，任賢去邪，公正守信，勵精圖治。
三月，仁宗罷呂夷簡，用晏殊為相，接著親點歐陽修、餘靖、王素三人為諫官，朝廷氣氛為之一變，蔡襄欣喜萬分，寫詩向三人表示慶賀：「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竟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心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採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得詩獻於皇帝，仁宗得意之餘，命蔡襄亦知諫院，於是歐陽、餘、王、蔡被時人稱為「京城四諫」。北宋歷史上很為人稱道的臺諫制度在仁宗的這一時期達到較為完美的地步，對於制約宰執和甚至皇帝都發揮了很好的效能。
五月，蔡襄上《乞用韓琦、範仲淹疏》，在歐陽修、蔡襄等人推薦下仁宗升範、韓為樞密副使。接著蔡襄又論呂夷簡雖罷相，但仍在家與朝中大臣議事，逼使呂夷簡致仕歸第，為慶曆新政的推行鋪平了道路。反對革新的內侍藍元震上密疏說：「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回，四人得志，遂引襄為同列，以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但這時仁宗不相信革新派是朋黨，而是大力為他們的工作提供方便，例如令歐陽修、蔡襄等諫官今後可隨宰相入朝，宰相奏事時如諫官覺得不妥，可當時規正。
七月，歐陽修、蔡襄等要求罷去無能的參知政事王舉正，以範仲淹為參政，富弼為樞密副使。仁宗有意準允，但是範、富固辭，仲淹說：「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認為參知政事位居副相，是執政之一，而諫官是督察執政的職務，由諫官直接推舉執政，就失去互相制約的督察功能。
仁宗不得已讓範宣撫陝西一段時間，富弼也固辭，但仁宗不允，兩個月不到，仕宗終將範調回就任參知政事，形成革新派主政局面。充滿改革緊迫感的仁宗當即要求範、富、韓等「條奏當世急務」，又特開天章閣召對，要求範等當廷上疏，範等退奏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措施，其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七項皆屬吏治，所以吏治是這次革新重心所在。
同年十月，慶曆新政正式推出，範仲淹從中央官員中選出了張昷之、王素、沈貌下去考察各路、州、府長官是否稱職，不稱職的就地免職，有政績的不輕易更換，政績好的升官，然後再由知州、知府考察縣官任免，這就是十大改革措施中的「擇官長」。同月末推行「明黜陟」，就是改變以往主要按年資升官，不問賢愚和政績優良的做法，要以考核優劣決定升遷。十一月中旬實施「抑僥倖」，就是削減中高級官員子弟，親戚蔭補為初級官員（稱為「任子」）的人數和級別，這也是朝廷弊政中「冗官」的主要原因。十一月末開始「勻公田」，對各路、州、縣的文武地方官員的職田數量重新作了規定，官員除了薪俸收入外，政府以職田形式作為地方官員的收入之一，使其衣食得足，然後督其廉節。明年三月「精貢舉」，則是改革科舉，變原先專以詩賦，帖經墨義取士的傳統做法，「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再以「詩賦通定高下」，五月實行「減徭役」，將河南府中五縣降為鎮，併入鄰縣，減去一縣，可省役二百。到此範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實行六項、其餘還未實行，慶曆新政就半途而廢了。
「新曆新政」在因循守舊的官員中引起很大不滿，「擇官長」實施中，各路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明黜陟」、「抑僥倖」被認為是「任子之恩薄，磨勘（考核）之法密」。範仲淹有次跟富弼兩個人審查監司名單，只見範拿來班簿，對不才的監司，見一個勾掉一個，富弼在旁心驚膽戰，說：「一筆勾掉容易，可要知道他一家子就哭了！」範回答：「他一家哭，總比一路（一路有幾個州）哭要好啊！」統統勾去了。這樣得罪了許多人，難怪改革的阻力很大。
反對革新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夏竦，他的辦法就是不斷攻擊革新派是「朋黨」。他聽說改革派之一的國子監直講老儒石介曾上書富弼要他像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周公那樣來輔佐仁宗中興宋朝，就想出一個絕招，叫他的一個女奴，模仿石介的筆跡和口氣，假造出一封石介致富弼的上書。書中把石介原話中的「尹、周」改成「尹、霍」，霍光在西漢時曾主政朝廷一段很長時間，很有能力，但曾廢了當時的皇帝為昌邑王，另立漢宣帝。假造的書信散布出去，石介要與富弼陰謀廢立的流言四起，儘管仁宗明知這只是反對派搞出來的流言，但已意識到改革阻力極大，不得不把新政停下。範仲淹與富弼等人也不自安，趕緊申請外放，剛好邊境告急，範乘機出朝撫邊，任憑他人在朝中攻擊他，隨之富弼也出任地方官，改革中有關吏治的四項措施，在慶曆五年都被明令廢罷了。
蔡襄眼看大勢已去，深為失望。慶曆四年十月，蔡襄與孫甫二位言官議陳執中不可執政，仁宗不從，於是蔡襄請求外放，起初仁宗不肯，說：「我不聽你一句話，你就要走人，害我要背不能納言的指責。」後來蔡襄以母親老邁在仙遊家裡需要照顧為由，以親老乞鄉郡，仁宗答允，但樞密杜衍勸仁宗：「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且乞仍舊。」仁宗已認可，杜衍退出書寫仁宗的指示，要挽留蔡襄，而對蔡很不滿的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同意，說我當時怎麼沒聽見皇帝說這話，於是杜衍害怕，把寫好的諭旨燒了。旨下蔡襄知福州。《皇朝編年綱目備要》記錄了這一調動後，隨之以較長的文字敘述了蔡襄以後在福建幾年內的良好政績，可見史家對蔡襄是很推崇的。
歐陽修所作《蔡公墓誌銘》中總結了蔡襄任諫官的這段經歷說：「遇事感激，無有迴避，權幸畏斂，不敢撓法幹政，而上益得與大臣圖議。與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輔益為尤多。」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但改革的呼聲沒有消失，仁宗對此深感遺憾而不敢再舉。仁宗之後，英宗有心再舉，但身體不好，在位不長，手下大臣，鑑於前車之鑑，也不敢響應，直到神宗繼位，與王安石等一班改革派官員全力為之。所以不少史家認為慶曆新政是王安石變法的先聲，《朱子語類》中可讀到朱熹也深持這一看法。
三. 回閩任事三年半，有惠政十多事
慶曆五年（1045）一月，34歲的蔡襄帶著妻兒回閩赴福州知府職，因朝廷政爭心情不好，但想到回家鄉福建去為鄉親做事，又能照顧父母，也就高興起來了。早在漳州任上，蔡襄就對泉、漳、興化三郡的身丁米不合理負擔和興化廢五塘等事深為關切；還在洛陽任上時，就與曾擔任福建轉運使的龐籍當面討論過這些事，還曾寫信催促龐籍向朝廷反映。在京城任職時，又上奏要求改良鹽法，讓百姓納錢通煎，讓商人納錢境內通販，這次途中又向朝廷上札子請求：「令臣回福建日，與本路轉運使共同商量，分析利害以聞，然後朝廷相度可否施行。」未到任而謀其事，蔡襄勤於任事如此。
蔡襄主持福州政務兩年多，做了許多好事，《皇朝編年綱目備要》記載：「襄之知福州也，薦進士周希孟為本州教授，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詩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北宋士人由於能充分參與政事，儒學逐漸改變了先前一代「重詩賦、輕經義」的風氣，提倡「經世致用」，歐陽修、蔡襄等人被史家認為開了以「經世致用」為特徵的宋學新風。這種新宋學到王安石時形成系統學說，稱「王氏新學」，為朝廷認可推行。直至北宋滅亡後，逐漸衰落，後為程朱理學所取代，在「經世致用」方面，就大大後退了。
當時閩風俗過分看重死人喪事，死了人舉行大型佛事，宴會賓客，以為喪事要盡力辦得豐侈，才是孝順，家財不夠的就賣掉家產得到置辦錢才敢發喪，蔡襄下令禁止大辦喪事。
那時福州風俗，大多數病人家不是請醫生治病，而是請巫婆神棍到家中索祟驅鬼。蔡襄為了打破這一愚昧無知狀態，從《太平聖惠方》中選取出應用有效方便的內容，刻板公布，還親自寫了《聖惠方後序》一文，宣傳勸導民眾有病看醫用藥，還挑選一批聰明的青少年學醫，解決民間醫療急需。
福州民間有「畜蠱」惡俗，飼養毒蟲，製成毒藥賣錢害命，蔡襄嚴加禁止，「凡破數百家」，蠱毒乃止，此事曾經引起仁宗重視。
蔡襄善待當地士人，折節與周希孟、陳烈、陳襄、鄭仁穆等福州著名的儒士交朋友，即使意見不同失了面子也不見怪。士人中的陳烈大概見識不廣有點迂，有次蔡襄在州衙後園宴請郡城名士，令官妓歌舞助興，陳烈看不慣，越牆不告而別，有個客人賦詩打諢，有「山烏不知紅粉樂，一聽檀板便驚飛」句，譏笑陳烈，陳烈事後投牒責備蔡襄，蔡不見怪，還覆信表示以後不再舉行這種宴會了。
不久上元放燈，蔡襄與民同樂，要求每家出七盞燈，陳烈不滿，故意作了一盞丈餘的大燈，上面寫著「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也不以為訐，只是取消了每家七盞的規定，隨民自便。
仁宗對蔡襄在福州任上的善政時有所聞，深為滿意，才兩年三個月，不滿一任，就升蔡襄擔任福建路轉運使。轉運使又稱漕使，主管本路各州、府財政收入，兼管邊防，刑獄及考察地方官吏和民情，職權較大。蔡襄在這一位置上幹一年半多，又做出了許多成績。其中最重要的看來是發展了福建的茶業和茶文化。
作為福建路轉運使，蔡襄負責福建貢茶的監製，福建有官辦北苑御園在建甌縣鳳凰山一帶。北苑建茶馳名於唐末，五代王審知閩國時已成為貢茶，閩國亡後歸南唐，南唐派專職官員建龍焙製作「龍茶」，北宋丁謂為福建路轉運使時，注意制茶枝術的改進，所制「大龍團」餅茶譽滿京華，號為珍品。蔡襄監製貢茶，親自入山，朝夕與茶農、茶師相處，探詢其載培，採摘，焙制、烹試技術，發明了「小龍團」茶，選取茶樹上頂尖嫩葉採下，水浸後剝去包葉，用中間葉心精製成茶，成為茶中極品，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裡稱北苑「龍圖鳳餅，名冠天下」，「採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鹹造其極。」
蔡襄精於品茶，首創鬥茶文化，《墨客揮麈》中說建安能仁院有一種茶葉，廟中和尚製得「石巖白」茶八餅，特送四餅請蔡品嘗，另四餅送給京師王禹，一年後蔡在王禹家品茶，捧起茶甌一聞，竟能聞出這是「石巖白」。同書還有故事一則，說福唐蔡葉丞請蔡襄飲小龍團，蔡襄品了茶說：「你說請我喝小龍團，為何摻入了大龍團？」主人大吃一驚，叫來泡茶小童一問，才知本來碾好小龍團，夠兩人喝，剛才又到一客，來不及再碾，就摻了一些碾好的大龍團，主人偑服得五體投地。後來蔡襄撰寫《茶錄》800多字上下篇，簡述了茶葉的色、香、味品質，藏、泡、飲等方法和所用器具，是中國茶文化的上乘之作。
蘇軾認為蔡襄制小龍團是勞民傷財，為討好君王，寫詩有：「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丁謂）後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等句，當是一大偏見，茶業稅入在北宋成為朝廷財政的大項之一，王安石、蔡京先後建立茶法並為後世相傳，茶文化今流行於中國、日本、東南亞，中國茶葉出口到世界各地，茶文化也隨之廣泛傳播，已成為全球性的文化遺產。這一切都須歸功於不朽茶聖蔡襄。
蔡襄於福建轉運使任上奏復五塘，為興化人民做了好事。莆田「勝壽、西衝、太和、屯前、東塘」等五處陂塘始於唐朝，在木蘭陂未筑前，賴於灌溉下遊田地。宋天聖間，當地官戶與強宗陳清等將五塘填改為田地，使許多民田失去灌溉。此事蔡襄本已耿耿於懷，這時職權所在，奏明朝廷，審查核定，除去塘內田地原定產錢，重新積水為塘，當地農民在塘畔立生祠紀念蔡襄。
泉、漳、興化三地在陳洪進時代，每年交納身丁稅，後來改為交米，每丁五鬥，陳洪進納土歸宋後，身丁米用官鬥訂正，結果泉州和興化軍變為七鬥五升，漳州增至八鬥八升八合，且以米的時價拆算交錢。北宋大中祥符間，朝廷詔減浙江、福建六路身丁錢，惟三地身丁錢已折變為米，當時主官沒有清楚論奏，故依舊交納。於是三地皆無受到六路減稅之利，反而負擔加重，此事蔡襄一直在努力反映，這次事情已在職權份內，蔡襄又向朝廷奏訴，但還是得不到朝廷答覆，直至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蔡襄再次在京任職時，又經努力，才在曾任福建路轉運使，時任宰相的龐籍幫助得到實現。仁宗下詔：「泉州興化軍舊納七鬥五升者，主戶與減二鬥五升，客戶減四鬥五升，漳州舊納八鬥八合者，產戶減三鬥八合，客戶減五鬥八升八合。」
當時廂軍實行易地輪換，福建的廂軍被派往遙遠偏僻的廣南（今廣東、廣西）水土不服，染病而死很多，回防時往往死亡大半，每次新兵出發，都與父母妻子訣別，哭聲盈野。蔡襄向仁宗建議，福建的廂軍不再派往廣南，只在就近屯駐更戍，得到批准，存活了很多人命。
從福州大義渡經莆、泉到漳州700裡，是福建主要道路，行人眾多，蔡襄要求沿路兩旁栽種榕樹（福建人稱榕樹為松樹），既為行人避雨遮風，又綠化了地方。百姓流行歌謠：「道邊松，大義渡到漳泉東，問誰植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至今古大道上還有當時所植古榕存在。
蔡襄這次在閩當地方官總共才三年九個月，為民辦實事，史書上有記載的就有上述十多件，他的仁政愛民，後人有口皆碑。
四. 再回朝廷，論救唐介、馬遵等，議修「差衙前法」
慶曆八年（1048）十月，蔡襄丁父憂，罷職回家守喪，至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服除，又帶著78歲母親與妻兒赴京任職去了。這時蔡襄已經40歲。路上走走停停，十個月後到京，就任「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三司管財政，屬下有管理鹽鐵的部門，蔡襄除了主管這一部門外，還以右正言的官職兼修記錄皇帝言行起居的事務。
蔡襄回朝伊始，就碰上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諫臣唐介因反對仁宗重用外戚張堯佐，觸怒了皇帝被重貶。仁宗寵愛張貴妃，要提拔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任宣徽使，官位僅次於中書和樞密院，而宋朝很警惕外戚幹政，不輕易讓外戚掌大權。仁宗前次要任命張堯佐擔任這一重職時，已被唐介、包拯、吳奎等人反對而作罷，這回重新給張任命此職，但讓他以此職名外放知河陽，算是讓了一步。
可是言官唐介不肯放過，責問仁宗：「上回已經從諫如流了，為何如今改變主意？」仁宗推說是中書出的任命，不是出於皇帝本人，把責任推給宰相文彥博，唐介更是不依。張貴妃父張堯封前在文彥愽家為門客，張貴妃入選前認文彥博當伯父，張氏入宮後，文彥博曾送西蜀名產燈籠錦給張貴妃。
文彥博為參加知政事時，大臣明鎬去討伐反賊王則，一時無法奏效，仁宗很煩惱，回宮對張貴妃說：「朝廷沒有一個肯賣力為我把事做好的，我天天上朝有何用處？」張貴妃背後偷偷把這事告訴文彥博，第二天文上朝主動向皇帝要求去指揮這場戰事，仁宗很高興。也是文彥博運氣好，不久功成，仁宗就於軍中拜他為相。
唐介因此對仁宗說：「文彥博通過宮人獻錦給張妃，當上參政，又因為佔了明鎬討賊的功勞，升為宰相，他這次提拔張堯佐這件事，會讓人主背上有私後宮之名，是他自為媒身之計，應早罷去，以富弼代替他。」仁宗大怒，不待看完奏書，就丟在地上，發火：「唐介，你想我得把你貶到什麼地方去！」唐介從地上檢起奏書，讀完，還說：「愚臣忠憤所激，雖鼎鑊不避也！」仁宗當即召來兩府大臣說：「唐介如果只是就事論事，是他的職責，我也沒什麼好說，他現在卻說文彥博是因為妃嬪而得到職位，這是何意思？宰執職位又豈是他一個諫臣說給富弼就給的？」
於是參知政事梁適大聲喝斥唐介出殿，又叫來中書舍人當殿起草制詞，把唐介貶到最邊遠的有生命危險的春州去。
滿朝皆知唐介不該得此重譴，但個個噤若寒蟬。這時，修起居注蔡襄，御史中丞王舉正站了來論救，蔡襄說：「介誠狂直，但納諫容言，系人主美德，乞賜寬貸！」第二天上朝時，又上疏《乞寢罷唐介春州之命》書中誠懇地勸仁宗說：「唐介批評了宰相和執政，兩府同列都處在當事人位置，所以不肯出來解救唐介，只有陛下你自己要減少一些怒氣。以保存國家優待言官的國體，懇望停止唐介春州之行。」過了一個晚上，仁宗也想通了，接受了蔡襄的勸告，把唐介改貶近一些的英州，不數月又起用他監郴州酒稅，一年多後又升他做御史中丞。唐介自是直聲聞於天下，對於皇帝，朝野將心比心，也紛紛說：「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這回蔡襄堅持原則，敢言直諫，使壞事成了好事。仁宗也感到高興。
不久又發生另一件三位御史被貶出朝的事情。原參知政事梁適，結交內侍石全彬當上宰相，原來名聲就很差，殿中侍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多次彈劾他「奸邪貪默，任情徇私。」梁適一邊的人挑撥仁宗說：「現在當宰相的動不動被御史們挑毛病圍攻，以後誰還敢擔任這一職務？」仁宗左右兩難，於是一面聽從御史彈劾把不孚人望的梁適罷相，以本官知鄭州，一面又抓住御史所檢舉材料中有一條不實，在梁適罷相的第二天，就把馬遵、呂景初和吳中復三人分別貶知宣州、江守府和虔州，以示公正。
這時蔡襄已升任知制誥，朝官罷貶，需由知制誥根據下達的詞頭起草制詞，蔡襄認為御史風聞言事，材料有不實言官也不負責任。馬遵等三人無罪，所以繳還詞頭，拒不草制，仁宗叫其他舍人草制，其他舍人也跟著蔡襄學，不肯草制，於是仁宗無法完成誥命手續，只好以處置朝中平常事情的熟狀形式降敕處理。第二年劉敞上書仁宗：「按過去慣例，遷降朝官皆有誥命。前年因事黜貶御史吳中復，蔡襄不肯草制，封還詞頭，執政恥為所阻，改用熟狀，不應因循成習，今後除命大臣應使用誥辭的，請按以前慣例。」
這次蔡襄回朝任職，雖因直言勸諫有時使仁宗不快，且每遇有除授不當，就封還詞頭不草制，但仁宗知道蔡襄都是為了皇帝好，所以對蔡襄還是挺滿意的。尤其是蔡襄這時書法享譽天下，人稱本朝第一，仁宗尤為喜歡。皇祐四年春，蔡襄進《茶錄》兩篇，小楷恭謄，仁宗視為珍寶。十二月又奉敕書《孝經》，五年正月奉敕書真宗《奉神述》，是蔡襄書法中最上品。書成奏御，仁宗大喜，親用飛白大書「君謨」二字賜給蔡襄，還說「有子如此，其母可知。」特地賜冠帔給在京的蔡母盧氏。
蔡襄因作《謝賜御書詩》奏呈，感激地說：「考故事未有列官待從而宸毫賜字（皇帝賜字），不緣名品而象服及親，獨臣恩榮，前無此例。」以後皇帝要蔡襄給他的老舅李用和寫墓志銘，蔡襄也欣然寫了《元舅隴西王李用和墓銘》，仁宗深愛其書，君臣相知相重如此。但到了後來仁宗要他給自己剛去世的張貴妃寫墓銘時，卻被蔡襄婉言拒絕了。
原來張貴妃與仁宗感情很好，好到仁宗想把跟張妃有關係的人提拔重用，而遭到諫臣以外戚幹政加於反對，如唐介被貶即由此而起。張妃去世，仁宗很悲傷，竟然想到要追認她為皇后，當時仁宗已有了一個廢后郭氏，又有後來迎立的新後曹氏，現在又想來一個贈後張氏，歷朝歷代，對女姓的封贈，在生曰封，在死曰贈，只有封贈個「縣君」、「郡太」、「某某夫人」的，從不曾有贈「皇后」的，但仁宗說張妃曾經在他有一回夜裡調衛隊入宮保衛感到生命不安全時，挺身而出整夜在別殿裡陪著他。另一回他在兩宮太后得病向神祈禱時，張妃剌臂血書禱詞，因此要給張予最高的葬禮待遇。
宮中內侍石全彬就請以皇后禮在皇儀殿治喪，外廷相關部門王拱辰、王洙、宰相陳執中附議，沒有反對，於是開始給贈後議諡號，先擬諡「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認為太宗四後已都諡了德字，而仁宗已死二後都不曾有諡，表示反對，仁宗讓步，改諡「溫成」。又議停止上朝七天以示哀悼，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說：「一品貴妃，按禮只應輟朝三日，不久前荊王去世，也才輟朝五日，現在要輟朝七日，恩禮過於荊王不合。」本來要孫沔以樞院使職務宣讀哀冊，孫沔認為冊後不合禮，說：「以『臣孫沔讀冊』，我可以去讀，若要以『樞密使孫沔讀冊』我就不讀。」把哀冊放下就走人，只好由宰相陳執中讀冊。
後來又議給溫成後議立公祭忌日，集賢殿劉敞說：「太祖以來立有後廟四室，是陛下的祖妣呢！都不曾立忌，豈可以因你私人感情好，就變古越禮！」於是不立忌日了。再來是給溫成後立陵園立監護使，也遭許多大臣反對。蔡襄先後因溫成後葬禮中違反禮制的事，上過許多次書勸諫，有《乞罷溫成皇后立忌》、《乞不往奉先寺酌獻》、《乞罷陵園監護司》、《乞不作溫成皇后志文》等，但最後給溫成皇后寫碑文的事，還是落到蔡襄頭上。
仁宗親自請蔡襄動筆，蔡襄身為第一流書法家，又曾為仁宗老舅寫碑，皇帝待自己又那麼好，總不能不給他的皇后寫碑吧！若寫了《溫成皇后碑文》，明明寫的東西是自己和大家反對的不合禮的事，自己屈從了，人們要怎麼看待自己的書法和人品？想來想去還是去對仁宗說：「這寫碑的事是待詔的責任啊，我就免了吧！」仁宗看蔡襄很為難，雖然不高興，也不勉強他了。蔡襄如此愛重自己的書品，從不為了名利，多給人寫字，不寫溫成後碑文事，在宋代歐陽修所撰《蔡襄墓志銘》、《宣和書譜》以及宋人許多筆記中都提到了。
至和元年（1054）四月，知制誥蔡襄參與制定了朝廷一件重大法令《差衙前法》，這件事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記述了近500字，在《續資治通鑑》中則記述了800多字，在當時是重大事件，對緩和便利民戶的「衙前」差役負擔起了較大作用。
北宋民戶除了稅賦之外，還要承當州縣差役，其中一種稱為「衙前」，充當看護和運輸官物的差役，負有賠償損失的責任。民戶中家產較多的上等戶往往被指派為裡正，負責催交裡中賦稅、治安等事，裡正擔任一段時間後，會被指定擔任衙前，稱為「裡正衙前」。裡正在催交賦稅時往往要賠交逃戶公糧，應會無名科率，擔任裡正衙前以後，更是賠累不堪，尤其是押送長途綱運赴京，屬於重難衙前，危險莫測，又受途中和目的地通行和驗收地方官吏為難和勒索，損失慘重。
如果裡正所屬地方富戶不多，財力不厚，輪值太繁，則無不破產，如當時人所說：「不見人因賦稅破產，卻屢見破產皆由差役起。」知并州韓琦上書說：「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裡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
指出民間為了躲避裡正衙前，不惜棄田甚至自殺。蔡襄當時擔任知制誥，也上書言：「臣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裡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有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者，請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並推薦了福建舊時（恐是五代時）的方法，每州確定應排的衙前人數，再把上等戶排定姓名，逐年勾差，以其產高下為重難分數（重難程度的等級），如果應該用十人則排一百人，十年充一次役，有十貫產錢的戶，充十分重難的役，七貫產錢的戶，充七分重難的役。
另一知制誥韓絳曾巡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提出「鄉戶衙前」五則之法。朝廷指令蔡襄和韓絳主持，與三司有關人員討論制定新的衙前法，還派員到江東、江西兩路與當地官員商量，最後宣布罷去裡正衙前，實行鄉戶衙前五則之法，基本上是蔡襄與韓絳兩人意見的綜合，實行以後各路都認為比以前便利，是宋代役法的一次進步。
此後蔡襄以龍圖閣直學士擔任了九個月左右的權知開封府，開封尹例由親王掛名，設而不任，所以權知開封府主管開封政務。歐陽修在《蔡襄墓志銘》中說：「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讀笑無留事，尤善破奸發隱，吏不能欺。」開封府天子腳下，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動輒與官府磨擦較勁，不好處理，蔡襄精於吏治，廉明剛正如其後任包拯。例如宮庭雜買務長期購物不給現錢，類似當今「打白條」，有累年未嘗價錢者，蔡襄上《請雜買務市物給見（現）錢奏》得仁宗批准執行。
但蔡襄權知開封府也頗碰上兩件頭痛事。其一因仁宗令禮院議溫成皇后立廟是否用樂而起，仁宗想在溫成立廟時用舞樂，其意甚明，但禮院議樂看法未能一致，判太常寺王洙直令禮直官李亶填紙（可能是用樂的節目單）上奏，議請用樂，朝廷即加批准，而禮官吳充、鞠真卿當即大怒，認為不經過禮院議論通過擅發印紙為大罪，牒送開封府蔡襄治罪，王洙也搶了案捲去開封府找蔡襄說：「印紙是很久以來通行的做法，禮直官何罪？」蔡襄釋李不問罪，諫官御史們遂追查禮院為何前後不一，蔡襄為何畏懦觀望，後來此事在宰相干預下李亶以罰銅八斤了結，蔡襄夾在兩造之中很為難，有人說他不如以前當諫官時敢於直言，蔡很是煩惱。
另一件事是承辦宰相陳執中妾張氏笞死一名婢女案，御史趙抃、歐陽修都上書彈劾，案下開封府究治，蔡襄原想窮究此事，辦案中又出現了究竟是陳妾還是陳本人笞死婢女的疑問，但仁宗對陳執中寵眷未衰，另差一個官員來看詳此案，後來竟下旨銷案，蔡襄在此案中也弄得很尷尬。大概是覺得京官不好當，又惹人議論，蔡襄此時以母老就養為名，一直申請回閩，得到批准出知泉州。
五．又回閩做官，竟完造洛陽橋心願
至和二年（1055）六月，蔡襄帶著老母盧太郡、夫人葛氏、長子勻、次子旬回閩赴泉州任，不幸剛出京都不久，長子勻就在雍丘感疫，幾日後病逝商丘，年方十八歲。蔡襄哀痛莫名，誰知夫人傷子過度，九月病倒在杭州，於十二月又病卒在杭州去衢州道中，又給蔡襄重重一擊。身邊剩下一老母、一幼子，扶兩柩於第二年元月到家寄柩待葬，途中耗時半年，即去泉州上任。
蔡襄離京前向朝廷一直乞知泉州，途中又寫信給宰相富弼說明連遭兩喪路途耽誤，請照顧不要改知別郡，是為了去泉州參加洛陽橋建設，其時建橋工程已開始三年，主持建橋的人中就有蔡襄娘舅盧錫。據說盧太郡懷胎蔡襄時過洛陽江搭渡，風狂海浪急險些覆船，船公和搭客都認為船上有貴人神佑，而船上只有盧氏懷胎在身，故盧氏發願將來如生兒子發跡，當修洛陽橋以濟眾生。所以蔡襄到任後即視察工地，關心工程進度，不想在泉州上任才兩個月多，又被調去福州任知府。蔡襄這次在泉州任上還懲治了不法貪官晉江縣令章拱之，得罪了他的父親曾任宰相的章得象和他的在京為官的弟弟章望之，為他日後再次在京時被人誣陷埋下隱患。
蔡襄第二次知福州，與第一次知福州相隔八年半，舊的部下和人際關係都還在，又把原來倡辦的事繼續做下去，短短兩年，其政績令人刮目相看。如上書乞修福州城池，如加強沿海防備，如開鑿西湖，如命侯官、閩縣，懷安三縣興修水利，後人有詩句「六十九渠忠惠力，辛勤曾復五塘來」。
蔡襄很注意移風易俗，寫了《福州五戒文》布告全城曰：「一戒父母對子女，不得有厚薄之分；二戒子女對父母，生須盡養死不妄費；三戒兄弟之間要友愛，莫聽好言，莫貪財而絕同胞之情；四戒求媳婦妻室，莫計較資財而剖斷男女之愛；五戒居鄉應為善良，莫行欺謾和剝削等不仁不義之事。」又立《戒山頭齋會碑》，禁止喪葬在山頭廟中大辦宴席惡俗，以免民間因喪事破產，文曰：「右仰喪葬之家，喪夜宴客，不得置酒宴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聚會，並分散錢物以充齋價。如有輒敢，罪在家長，並城外僧院，不得與人辦置山頭齋，及坊虞候耆長常切覺察。」又作《教民十六事》，其中有教百姓如何告官的內容。
嘉祐三年（1058），蔡襄因擔心福州任滿後又被詔入京，或改移更遠的州軍，於四月就上表請知興化，兩個月後詔知泉州，於是滿心高興地第二次去泉州任職，以便致力於洛陽橋建設。洛陽橋又稱萬安橋，位於洛江入海口處萬安渡。
泉州當時海外交通極為發達，「船到城添外國人」，「市井十洲人」，已成國際都市。萬安渡海闊浪大，擺渡風險大，效率低，遇有風潮就無法進行。蔡襄在母親支持下，將自己家僅有的埭田200石中捐出160石給洛陽橋工程，對於發動籌集建橋資金有很大作用。全部工程用款1400萬兩，全由民間自籌完成。蔡襄復知泉州荏任時，建橋已斷續進行五年，進入關鍵階段，有江心的七座橋墩因水流湍急，深不可址，另外。
橋梁板每塊石頭重達十多噸，如何才能把它們架設到橋墩上，是二大技術難題。蔡襄與建橋者們群策群力，突破這些難題，在中國橋梁建築史上留下輝煌一筆，如首創筏型基礎，即在江底沿著橋梁中線拋置石塊，並向兩側展開一定寬度，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基址，估計拋石3萬多方，在基址上以大條石橫直交錯堆成橋墩。為在江心橋墩上架梁，則採取浮運懸機的方法。
1993年洛陽橋大修時，實測橋板最長11米，寬0.98米，厚0.8米，每條石板重數噸至10多噸。古籍記載，當時「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牽」，就是將所採石梁預先放在木筏或船上，趁漲潮時駛入二墩之間，讓石樑板高於橋墩之頂，待海潮下落時石板漸漸下降，又在石上以粗繩懸牽。
一繩千鉤，以人工和滑輪牽引石樑就位。想像當時施工場面，人以百數，船筏陣列，吊繩懸雜，潮汐漲落有時，機不可失，指揮者搖旗吹哨，執事者緊而不亂，兩岸觀者歡聲如雷，實為千古之一瞬！蔡襄主持下的建橋工程又採取養蠣固基的方法，在基石與橋墩上種植牡蠣，牡蠣能自然附著於石頭之上，這種貝殼類軟體動物繁殖力強盛，能分泌出膠液把貝殼之間，貝殼與附著物之間緊緊膠結，形成牢固整體，大大地加強了橋基和橋墩的整體性，避免石料被海浪衝刷散落，《宋史蔡襄傳》載：「種蠣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
洛陽橋47孔，長3600尺，寬15尺，使福建沿海南北交通消除了大障礙，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蔡襄泉州離職前寫了《萬安橋記》碑文：「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未訖功。累址於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宴飲而落之。
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於岸左。」碑文精簡凝鍊，抑揚鏗鏘，不贅一詞，不脫一意，體現了蔡襄文風要言不繁和歐陽修、蔡襄等人所提倡新宋學的「經世致用」的特點。其書法更是絕倫無比，人稱「江山萬古莆陽筆，無上真書第一橋。」《螺江風物賦》稱：「梓匠詞賦，與洛陽之役而同工。」碑與橋各稱一絕，相互媲美。自古以來言蔡襄為官必提起洛陽造橋，言洛陽古橋必提起蔡襄為民造福，人亡而橋在，遂同千古不朽。
與蔡襄造橋有關的傳說和神話，或見於文人筆記，或見於戲文俚歌，歷代層出不窮。如「盧母搭渡發願」、「觀音現身募捐」、「夏得海投書海神」、「義波僧舍足助廚」、「螞蟻造字回府作官」、甚至有蔡襄「擅用庫糧被殺碧血金頭玉脰」等。
蔡襄此次在泉州任職兩年又三個月，建了洛陽橋後，他又集中精力寫了《荔枝譜》一文三千多字，然後精心書寫成為字帖，又是一件千古流芳的科學著作和書法精品。蔡襄寫道：「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萃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荔枝譜分七篇：一原本始，二標尤異，三志賈鬻，四明服食，五慎護養，六時法制，七別種類。具體地記述了荔枝的歷史和產地，排出了十二個荔枝的名牌品種，介紹另外20個一般品種，又對荔枝的栽培、加工、運輸等技術都作了總結，英國李約瑟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中譽之為世界第一部果樹分類學著作，現已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流行，《荔枝譜》墨跡也成為蔡襄書法魂寶之一。
六.三入京為國理財，遭讒言出知杭州
嘉祐六年（1061）四月蔡襄在再三推辭京職，要求知閩或杭、楊一帶不準後，終於赴京陛見，仁宗授他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此時年50歲。宋代三司總管鹽鐵、度支、戶部，又稱計省，在朝廷位置僅次於中書和樞密，由獲得翰林學士頭銜的資望大臣承擔，總理國家財政。蔡襄任權三司使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英宗（其時仁宗已死）又遷他給事中，拜三司使，到治平二年（1065）二月去職知杭州，總管朝廷財政四年，歐陽修《蔡襄墓誌銘》中說他「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
對於下屬部門的各種惡習奸敝，加於查究治理，時間一久，簿書帳目都弄得清楚完備，各種規定條目都做到切實可行。北宋財政到真宗以後，往往入不敷出，很為緊張，蔡襄主計，悉心理財，尚能做到有所積存，在應付仁宗嘉祐七年秋大享明堂和仁宗去世葬禮及修永昭陵等大筆開支時，都還能直接從朝廷財政中支出，不必另從地方徵調。歐陽修說他：「公應之，愈閒睱若有餘，而人不勞。」這期間蔡襄寫了《天下財用總要》《國論要目》《論兵十事》等文上呈，憂心重重地指出潛在危機，商討各種對策，文中所提供的數據和材料，常為現代學者討論北宋財政時採用。
仁宗對蔡襄在三司使的工作很滿意，曾多次邀他伴駕巡行觀燈，觀覽宮內所藏瑞物，蔡襄也應製做了《上元進詩》、《和御製觀三聖御書》、《群玉殿賜宴》等詩，君臣相得，心情較為愉快。蔡襄的個人品質和工作能力被一致公認，顯有備位執的機會。但仁宗去世，英宗即位，無端猜疑蔡襄先前反對立他為皇子，於是蔡襄陷入皇帝不信任他的危機之中。
仁宗曾生有三子，皆幼年夭亡，後來所生都是女兒，群臣建議領養宗室，都遭仁宗拒絕，認為自己還能生子。至和三年（1056）仁宗在舉行大朝會時突發病神志失常，養病中曾同意宰相立宗室為嗣，但病癒後事遂止，仍然拒絕臣下勸立嗣，直至嘉祐六年（1064）方表示同意，時年52歲，兒子實在生不出來了，於是立宗室趙曙為皇子，趙曙時年32歲。此後二年仁宗暴病死，趙曙立為英宗，尊仁宗皇后曹氏為皇太后。
但英宗即位數日即病，仁宗大殮時，他「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只好由曹太后垂簾。英宗重病時，語言行動多有錯亂，往往觸忤太后，曹不堪忍受，加上內侍等離間挑拔，太后曾有另立之意，但遭宰相韓琦反對。
韓琦在英宗病情緩和後，力勸英宗改善與太后關係，在英宗有行政能力後，又逼迫曹後捲簾，一場宮庭危機終於過去了。但英宗病癒後，不知道從那裡聽來流言，說在他病中曾有內侍宮人勸太后廢立，說外朝中也有名臣贊成廢立，這個名臣就是蔡襄。又聽說蔡襄在仁宗時就反對立趙曙為皇子，上過疏，而此疏後來燒掉了。
另外，曾被蔡襄罷職的晉江縣令章拱之的堂哥章望之編造出蔡襄上疏，刻印散發，英宗看到半信半疑，英宗遂決心驅逐蔡襄出朝。起初是盡挑三司的毛病，有事沒事對蔡襄發脾氣，有一天蔡襄請假沒有參加早朝，皇帝變色對中書說：「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用別人？」宰相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才識過襄者亦無有。」
歐陽修也向皇帝解釋蔡襄請假的原因：「襄母年八十多病，襄為了照顧老人，請假只是不參加早朝給皇帝問安，太陽升高後就直接去三司辦公，也沒有誤事。」但英宗意不解，蔡襄只好上書請辭職外放。隨後邊事緊張時，英宗又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指示三司當早擇人。
韓琦等不得不把流言的事情向皇帝攤開，當面問英宗：「蔡襄究竟有無文字反對立你皇子？」英宗說：「宮中沒有看到文字，然而我還在慶寧宮未立皇子時就聽到了。」韓琦勸他：「事出曖昧，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站出來說：「京師從來喜為謗議，一人造虛，眾人傳之，便以為實。」
歐陽修又問英宗：「陛下以為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告謗者因何不及他人？」大臣們一致多方論救都無法挽回英宗心意，於是旨下命蔡襄出守杭州，以呂公弼權三司使，英宗對呂說：「你來繼續蔡襄的工作，做三司使。蔡襄主管計省時，訴訟公事不及時解決，留下好多公務，趕緊處理吧！」公弼明知英宗不喜蔡襄，而且蔡襄年輕時曾彈劾他父親呂夷簡不依不饒，但他憑良心還實話實說：「蔡襄辦事很勤快，不曾有過曠事缺失，恐怕是人家亂說吧！」
英宗心知理缺，也不爭論，只是說：「呂公弼，你還真有長者之風呢！」各種史書上記錄蔡襄罷三司使一事，都替他抱不平，事情過程中沒有大臣彈劾過蔡襄，都是勸英宗不要猜疑，當時執政大臣韓琦、歐陽修、曾公亮輩多是賢臣，主張革新，而英宗本人也頗有革新之意，惜在位不長就死了，但蔡襄以流言飛語見斥，不能再有大作為，實在是很遺憾的事。
出知杭州倒是他早年就自己要求過的，這時是治平二年（1065）二月，蔡襄54歲了，四月啟程南下，五月二十六日到杭州任上，在杭州任上只有一年，次年五月，就接到升任南京留守兼知應天府的詔命。蔡襄在杭州州衙旁建了清署堂，寫了《杭州清署堂記》。又寫了《杭州戒弄潮文》，布告禁止在每年八月十八日大潮時下海弄潮。至今傳說杭州西湖蔡公堤，是蔡襄修建。
蔡襄在杭州這一年中最高興的事，當是治平三年（1066）二月十二日，55歲的蔡襄給92歲的盧太郡過生日祝壽，祝壽詩中說：「我今鬢髮百垂絲，揮拂菜衣輒起舞。願親長年無窮己，願兒強健典州府。不富不貧正得宜，如我奉親難比數。」蔡襄盡心盡孝，天下傳聞，歐陽修在《長安郡太君盧氏墓志銘》中說：「天下許多人為母親祝壽舉杯時，常說：『願母親如蔡母盧夫人長壽』，如果老人去世了，常有人說：『哎，我母親不能象蔡襄家盧夫人那樣康健，太遺憾了。』」
七.丁母憂病逝家鄉，諡忠惠千年流芳
正當蔡襄辦理交卸準備赴南京留守任時，十月盧太夫人病逝杭州，於是蔡襄丁母憂，扶柩回閩。十二月到達家中守喪，誰知次子蔡旬竟於第二年夏又病逝，蔡襄遭此重擊，終於病體難支，自己也於當年即治平四年（2067）八月十六日病逝了。一代名臣走完了自己的路，走時幼子蔡旻才九歲，長子、次子皆已去世，次子媳劉氏懷抱孫子蔡傳在襁褓，主持喪事，家境蕭然。
蔡襄逝世時，英宗也已在數月前逝世，新君神宗「未及識公，聞其名久矣，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蔡高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恤。」還命令興化軍幫助蔡家完成喪事。歐陽修寫了《祭蔡端明文》，又寫了《墓誌銘》，高度地評價了蔡襄的一生。
蔡襄一生所作所為，光明正大，剛直廉潔，才識過人，惠政在民。死後一直為人懷念不已，翻閱宋代史書和宋人筆記，都是一片讚揚之聲。南宋淳熙三年（1176）五月朝廷破例為蔡襄議諡，蔡襄是北宋仁宗時的名臣，其時蔡襄已去世110年，去世時官三品未賜諡，因為按禮法去世官二品以上才賜諡。
但南宋朝廷上下懷念宋仁宗時較為清明的政治，而蔡襄被公認為仁宗朝最傑出的名臣之一，所以此時蔡襄的裔孫蔡洸申請為其祖議諡，太常寺札子中說：「嗚呼，公之賢，諡宜可得也，然端明(蔡襄)三品，在法不與為諡，有司辭焉，是以復請於上（皇帝），維天子銳治，思盛世之名臣，尚德報功，令特諡而褒大之。」又說：「謹按諡法，廉公方正曰忠，遺愛在民曰惠，請以為公諡。」
於是朝廷諡蔡襄「忠惠」兩字，蔡家後代和世人遂常稱蔡襄為蔡忠惠公。明成化六年（1470），蔡襄死後403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昭巡察福建到仙遊楓亭，見大道旁有巨碑刻著「宋端明殿學士忠惠蔡公神道」，驚嘆：「這不是寫了四賢一肖詩，世人公認為直臣的那個人嗎？」
眼看墓上雜草叢生，急發函福建巡按周謨與興化知府蔣雲漢督修蔡襄墓。蔣雲漢考證了楓亭蔡山（將軍山）蔡墓確為蔡襄之墓，動工修理，修後郡人莆田狀元柯潛作記，稱讚蔡襄「持行端正，學博而粹於文，立朝為蹇諤之臣，在外有神明之政，風聲氣烈，薰被乎暇邇，使忠義者增氣，讒邪者愧心，其有功於天下後世，過錢氏（五代浙江錢鏐）遠矣！」
此後每年重陽節，興化府、仙遊縣都派官前來致祭。正德七年（1513）督學姚鏌過蔡墓，夢蔡襄穿戴冠袍，手持象簡，對姚說你兒子姚淶將大魁天下，後姚淶果然中了狀元，因此命提學副使揚子器重修蔡墓，命楓亭諸生陳同人作文詣祭。宣德九年參議鄭毅捐善化裡田五畝年徵租五石作為祭墓和修墓費用。
萬曆十三年（1585）年知縣徐公利在楓亭因公修造，派兵入山標識樹木，要砍伐蔡襄墓園大樹，徐夜夢蔡襄對他說：「明日有我子孫來見你，請關照。」第二天早晨果然蔡姓人來，求他說樹關祖廟，不要砍伐。徐立即答應，還作文祭墓。蔡墓前有二樹，歷代沒人敢採，有個學生喝醉推掇墓碑，督學夜夢蔡襄告訴他是誰，督學就處罰了這位學生。清代大學士漳浦蔡新路過楓亭，為蔡襄墓題立柱一對曰：「五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解放後蔡襄墓立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