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文中提及的MK Ultra計劃,是指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統籌的一項人類思想控制試驗計劃。該計劃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至1953年被正式認可,1964年縮減規模,1967年進一步削減,並在1973年正式停止。中情局解密文件顯示,計劃中使用了許多化學、生物和放射性方法來測試如何借著操縱人們的心理狀態,進而影響大腦功能,包括暗中給予藥物和其他化學物質,催眠,感覺剝奪,隔絕,辱罵和性虐待,以及各種形式的酷刑 。
MK Ultra計劃中許多實驗以LSD(D-麥角酸二乙胺)作為研究主體。基於中情局已知LSD能扭曲或剝奪服用者對現實環境的認知,他們希望進一步試驗該藥物能否影響一個人的忠誠度,使當時冷戰期間的蘇聯間諜能違反自己的作戰意願,拒絕服從僱主。1953年,MK Ultra正式開始在精神病患者、囚犯、癮君子和妓女身上進行試驗。其中一個研究個案中,一位肯塔基州精神病患者被餵食LSD長達174天。除了以上反抗能力較弱的社群外,後來亦在中情局僱員、軍人、醫生、一般百姓身上測試服後反應。但大部分受試者事前都不知情。
1953年11月的某個寒冷凌晨,曼哈頓第七大道上方的某扇窗子碎掉,幾秒之後,一具身體掉落在人行道上。斯塔特勒酒店的門房吉米一時驚呆,之後他轉身跑進酒店大堂,大喊道:「有人跳樓了!有人跳樓了!」
夜班經理在黑暗之中環視這座巨大的酒店。不多時,他發現一個房間的窗戶洞開,窗簾翻飛。這間房間就是1018A,入住登記卡上有兩個名字——弗蘭克·奧爾森(Frank Olson)和羅伯特·拉什布魯克(Robert Lashbrook)。
警察持槍進入了1018A房間,但房內空無一人、窗戶大開。他們將浴室門推開,發現拉什布魯克坐在馬桶上,雙手抱頭。他說,他之前一直在睡覺,然後「被某個聲響吵醒了」。
一位警員問道:「從窗口跳下去的那個男人叫什麼?」
他回答:「奧爾森。弗蘭克·奧爾森。」
夜班經理之後回憶道:「我從業多年,從未遇過這種事情——有人半夜醒來,僅著內衣在黑暗的房間裡穿行,避開兩張床,衝向百葉和窗簾緊閉的窗戶。」
紐約曼哈頓的斯塔特勒酒店。Bettmann Archive
夜班經理離開房間,回到大堂,出於直覺詢問接線員1018A房間最近是否有呼出電話。她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並透露還曾偷聽談話內容——此種做法在那個時代十分常見,因為酒店的電話都是經由總機轉接過去的。
她說,房間裡有人曾撥了一通去長島的電話,該號碼在電話名錄上顯示歸屬於著名醫生哈羅德·艾布拉姆森博士(Harold Abramson)。他還有並不那麼為人所知的身份——LSD專家及中情局(CIA)醫學合作者之一(LSD即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D-麥角酸二乙胺,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能造成使用者4到12小時的感官、感覺、記憶和自我意識的強烈化與變化,可作化學武器使用,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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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電者說:「他走了。」艾布拉姆森回答:「那太糟糕了。」
對於親臨現場的第一批警員來說,他們見過了太多人間悲劇,這不過是其中一起——沮喪不安、心智失常的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死者和另一個生者都曾是幫助指導美國政府最高機密項目的科學家。
第二天一大早,與奧爾森比較親近的一位同事驅車前往馬裡蘭州,將這一噩耗告知死者家屬。他跟愛麗絲·奧爾森(Alice Olson)及三個孩子說,弗蘭克從酒店窗戶「墜落或跳樓」身亡。他們自然震驚無比,但除了接受這一事實外也別無選擇。
考慮到屍體狀況,家屬將不被允許看望遺體,愛麗絲對此說法也並未提出異議。屍體被放入一個密閉的棺材出殯。至此,這樁案子似乎已經劃上了句號。
然而,數十年之後,在令人震驚的披露之下,奧爾森之死似乎又有了截然不同的說法。首先,CIA承認,奧爾森死前不久,其同事曾邀他參加聚會,並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讓其服下LSD。
後又證實,奧爾森曾談及離開CIA,並告訴過妻子他犯下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對立證言也逐漸浮現——奧爾森對工作深感不安並意圖辭職,導致其同事認為他是個風險因子。所有這一切,將他引至1018A房間。
二戰時期,弗蘭克·奧爾森作為第一批科學家之一,被派往位於馬裡蘭州弗雷德裡克市、德特裡克堡的美國秘密生化實驗室工作。在那兒,奧爾森開始與一些同事並肩工作,正是這些人伴隨了他的整個秘密職場生涯。其中一位就是哈羅德·艾布拉姆森,其他還包括被帶到美國參與秘密任務的前納粹科學家們。
有一段時間,他們曾研究氣溶劑技術——將細菌或有毒物質以霧狀投向敵方,並對此種攻擊做出防護。之後,奧爾森見了曾在歐洲試驗「真話藥」的美國情報官員。
奧爾森於1944年退伍,但仍以平民身份留在德特裡克堡,並繼續進行空氣生物學研究。他曾數次造訪與世隔絕的猶他州杜格威試驗場,此處曾用來測試「活性生物病原體、軍需品和氣霧劑產品」。他與別人合著了一份220頁的學術研究論文,名為「實驗性空氣傳播感染」,描述了「強感染性病原體空氣團」實驗。
杜格威試驗場內的研究人員。Stripes
1949年,他前往加勒比海地區參與「治理行動」,該項目測試動物面對有毒氣團的脆弱度。第二年,他參與了「海上噴霧行動」,在舊金山附近釋放炭疽樣的灰塵。他定期前往泰瑞港口——這是棕櫚島上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位於長島東端,用於測試有毒物質,因地理位置偏遠,可避免有毒物質侵襲美國大陸。
正是這時,高級軍隊和CIA官員開始深深忌憚蘇聯在微生物武器軍備上的進展。這種擔憂導致了特別行動部門的成立。關於其工作內容的謠傳在各機構和實驗室流傳。奧爾森是在晚上和同事約翰·施瓦布(John Schwab)打牌時了解到此機構。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施瓦布曾經是該機構的首任長官。他邀請奧爾森加入,並立即得到了肯定答覆。
不到一年,奧爾森作為施瓦布的繼任者,成為了該機構的負責人。他的工作描述模糊不詳卻又具誘惑力:收集「部門需要的」數據,「尤其是醫藥生物方面的」,協調「與其他相似或相關聯機構」的工作——這是指CIA。
據某項研究,奧爾森的專長是「生物細菌在空氣中的傳播」。「奧爾森博士發明了一系列便攜手持的致命氣溶膠,被仿造成剃鬚膏和防蟲劑的樣子。它們含有葡萄球菌腸毒素,這是一種有嚴重危害的食物毒素;更致命的是委內瑞拉馬腦脊髓炎病毒;最致命的是炭疽……他正在研製的其他武器還包括瞬間釋放致命毒氣的打火機、接觸皮膚即會致命的口紅、可以讓哮喘患者誘發肺炎的小巧噴霧劑。」
1952年的弗蘭克·奧爾森。AP
1953年初,因工作壓力太大導致潰瘍加重,奧爾森辭去特別行動部負責人的職務(那時他已經加入了CIA),但他仍待在該部門。依據官方說法,特別行動部隸屬於軍隊,但實際是隱藏在軍事基地裡的一個CIA研究點。在這裡,他認識了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和副手羅伯特·拉什布魯克。這兩位科學家將要主導一個代號為MK-Ultra的CIA絕密計劃。
戈特利布是CIA的毒藥製作負責人。20多年來,他見證了成百上千人在醫學實驗和「特殊審問」項目中備受折磨,許多人因此精神失常。這個過程中,CIA有種執念——一定存在能控制心智的方法,一旦找到就能控制全世界。
MK-Ultra就是這樣一個嘗試控制心智的絕密項目,其常規做法是將LSD用於「可消耗」的實驗對象身上。戈特利布想要弄清人體能承受的LSD最大劑量。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個臨界點,在大劑量之下,人類心智和意識會被衝洗乾淨,留下一片空白,將新的意識衝動甚至全新的人格植入其中?
在德特裡克堡的實驗室裡,奧爾森主持的實驗包括給動物放毒氣或下毒。這讓他心神不安。他的兒子艾瑞克後來回憶道:「他每天早上去工作,然後看到成排的死猴子。這讓他很痛苦。他不是適合幹這個的人。」
奧爾森也見證過人類在實驗中被折磨。儘管他不是施害者,但他在幾個國家裡都觀察並監控了此種折磨過程。
一項研究稱,「德國的CIA安全屋裡,奧爾森頻繁見證慘無人道的可怕審訊。那些因疑似間諜或洩露機密而被拘押的『實驗品』,在各種實驗中被審訊致死。手段包括藥物、催眠和酷刑,實驗目的是掌握洗腦技術和抹除記憶。」
1953年的感恩節來臨之際,奧爾森接到了邀請,於11月18日星期三前往馬裡蘭州西部的深溪湖畔小屋參加聚會。這次聚會是戈特利布每幾個月就組織一次的聚會之一。正兒八經來說,這是兩大組織的碰頭:執行MK-Ultra的、技術服務部門的4位CIA科學家和化學部隊特別行動部門的5名軍方科學家。
事實上,這群人因工作聯繫緊密,已聯結成一個小團體。在探尋重大機密面前,他們戮力同心。這種聚會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可以在一個放鬆的環境中討論項目、交流想法。
這次聚會的第一天相安無事。星期四晚上,所有人一起用了晚餐,飯後喝了一輪酒。拉什布魯克作為戈特利布的副手,拿出一瓶君度,為所有人倒酒。包括奧爾森在內的幾個人都喝得十分盡興。20分鐘後,戈特利布問是否有人感到異樣。有幾個人說確實如此。隨後他告訴他們酒裡被偷偷摻入了LSD。
大家對此消息並不安之若素。即便在扭曲的狀態下,這些人也都心知肚明他們喝進去了什麼。奧爾森的變化尤其強烈。
據奧爾森的兒子艾瑞克說,他變得「暴怒不已,很難將事實和虛幻區分開來。」不過很快,他們所有人就被帶入了一個虛妄世界。戈特利布後來匯報說,他們「吵吵嚷嚷、大聲笑鬧,無法繼續正常聚會,也難以進行理智對話。」第二天早上,他們的狀況才稍好一點。聚會不歡而散,奧爾森返回弗雷德裡克。當他抵達時,他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11月23日,奧爾森早早來到德特裡克堡。他的上司文森特·如韋(Vincent Ruwet)很快也到了,同樣狀態不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服用」LSD已經超過4天了。如韋事後稱這是「親身體驗過或想像中最恐怖的經歷」。
奧爾森開始大量傾吐懷疑和恐懼。如韋後來回憶道:「他似乎焦慮不安,問我是該炒了他,還是自己請辭。」他努力安撫奧爾森,向他保證他的工作很出色,且公認如此。慢慢地,奧爾森被說服,認為辭職過於極端。
這時,MK-Ultra項目已進行了7個月。這是政府的最高機密之一,就像奧爾森加入特別行動部門時被告知的那樣,安保措施「緊之又緊」。差不多只有二十來個人知道該部門的真正目的。參與深溪湖聚會的9個人中,有些被偷偷下了LSD。現在其中一人似乎已失控。對於相信MK-Ultra項目的成敗可能決定美國和全人類命運的人來說,這並非小事。
奧爾森在德特裡克堡待了十年,對特殊行動部門的機密知道得八九不離十。他多次前往德國並從海德伯格和柏林帶回了一些照片,而美軍在這些地方仍繼續運行秘密審訊點。
1951年8月16日,在法國的聖埃斯普裡特橋村莊,全村200多名居民變得歇斯底裡、神志失常,並有數人死亡。奧爾森和其他幾位特別行動部門的科學家當場見證了這一切。原因後被定為麥角菌中毒,而麥角菌是LSD的成分來源。也許最具威脅性的是,如果美國軍方在韓戰中確實使用了生化武器(有間接但無確鑿證據),那奧爾森肯定知情。他可能會揭露他所見或所做的任何事情,這種可能性令人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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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森的朋友和同事諾曼·庫諾耶(Norman Cournoyer)後來提及:「他極為坦誠,敢於吐露他的想法。他毫不在意,任何時候都敢於直言......我敢肯定,這就是讓他們畏懼的地方。」
奧爾森的疑慮逐漸加深。1953年春天,他造訪了位於英國威爾特郡波登當的微生物研究中心,該中心為最高機密,政府的科學家在此研究沙林毒氣和其他神經毒氣的影響。5月6日,一位20歲的士兵主動請纓,作為沙林毒氣的實驗對象。一開始他口吐白沫,之後痙攣不已,於1小時後死亡。之後,奧爾森和幫助主導該項研究的精神病學家威廉·薩甘特(William Sargant)談起他的不適之處。
一月後,奧爾森返回德國。根據後世推測,在該段行程中,他還「到訪了德國斯圖加特附近的一個CIA安全屋,在那裡他目睹了人們痛苦地死於他製造的武器」。在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和巴黎停留後,他返回英國並再次拜訪薩甘特。
在這次會面後,薩甘特立即撰寫了報告,提到奧爾森「對德國CIA安全屋的所見所聞深感不安」,並「顯露出了公開這些景象的徵兆」。他將這份報告呈給上司,並知曉這份報告會由他們上報至CIA。薩甘特後來說:「有些共同利益是需要保護的。」
服用LSD 的5天後,奧爾森仍然有些不在狀態。他在特別行動部門的上司如韋打電話給戈特利布報告此事。戈特利布請他安排和奧爾森的談話。戈特利布後來證實,談話中奧爾森似乎「在某些思維方面困惑不已」。他立馬做了決定——奧爾森必須被送往紐約,由和MK-Ultra項目聯繫最緊密的醫生哈羅德·艾布拉姆森(Harold Abramson)博士接手。
愛麗絲·奧爾森被告知,選擇艾布拉姆森的原因是她丈夫「不得不去看醫生,而這位醫生同樣經過安全調查,因而可以暢所欲言」。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但艾布拉姆森不是精神病學家,而是MK-Ultra項目同謀。戈特利布知道艾布拉姆森首先是對MK-Ultra忠誠的,或按他的話來說,是對美國安全忠誠的。這讓他成為了探究奧爾森內心想法的理想人選。
奧爾森告訴艾布拉姆森,自從深溪湖那次聚會後,他就沒辦法好好工作,既不能集中精力,也忘了如何拼寫,甚至夜不能寐。艾布拉姆森試圖安撫奧爾森,這讓奧爾森後來似乎放鬆了下來。
根據前CIA人員喬治·亨特·懷特(George Hunter White)的供述,自上世紀50到60年代初,中情局曾利用妓女做LSD測試——這項名為「午夜高潮」(Midnight Climax)是MK-Ultra計劃的一個分支。Rooster Magazine
距離奧爾森「被服用」LSD已過去一周。他計劃回家享用感恩節晚餐。見過艾布拉姆森後的第二天,他在拉什布魯克和如韋的陪同下登上了去華盛頓的飛機。一位MK-Ultra同事前去接機。如韋和奧爾森坐上了開往弗雷德裡克的汽車。他們剛啟程,奧爾森就改變心意要求停車,並對如韋說他感覺「沒臉見妻子和家人」,因為他自己「一團糟」。
如韋問:「你想讓我怎麼做?」
「讓我走吧。我一個人走。」
「我不能。」
「那麼,就把我交給警察吧。反正他們也正在找我。」
如韋建議奧爾森返回紐約,在艾布拉姆森那兒繼續另一階段的治療。奧爾森同意了,於是他們乘坐計程車前往長島,艾布拉姆森周末都住在那裡。艾布拉姆森和奧爾森待了一小時,又和拉什布魯克待了20分鐘。
第二天早上,艾布拉姆森、拉什布魯克和奧爾森驅車返回曼哈頓。艾布拉姆森在58號大街的辦公室裡給奧爾森做治療時,說服他志願前往馬裡蘭州療養所修養。奧爾森和拉什布魯克離開後,去往斯塔特勒酒店登記入住,房間號是1018A。
在酒店用晚餐時,奧爾森告訴拉什布魯克他非常期待去療養院。他還仔細思考了將要讀的書。拉什布魯克後來說他「幾乎恢復到了實驗前我認識的那個奧爾森博士。」兩人返回房間。奧爾森在水池裡洗了襪子,看了會電視就睡覺了。
凌晨2點25分,他跳樓了。
每個特勤局都需要專門清理爛攤子的官員。在20世紀50年代的CIA,這些官員在安全辦公室裡為謝菲爾德·愛德華茲(Sheffield Edwards)工作。在弗蘭克·奧爾森死後的數小時到數天裡,他主持的後續清理行動堪稱高效典範。
謝菲爾德·愛德華茲。Spartacus Educational
愛德華茲在CIA以冷靜自信聞名,他宣布了清理行動的進行方式。首先,說服紐約警方不進行調查,並配合他們誤導媒體。其次,為拉什布魯克編造一個虛假的職業生涯——一個「傳奇」。作為唯一的證人,拉什布魯克將受到調查人員的訊問,無論如何都不能暴露他為CIA工作的實情,更不用說參與MK-Ultra項目了。第三,必須通知奧爾森的家人,做好安撫工作,讓其保持合作。
當愛麗絲在馬裡蘭的家中得知丈夫的死訊時,拉什布魯克正在紐約的1018A房間歡迎CIA派來的人。來的人只有一位。在內部報告中,他被稱為「特工詹姆斯·McC」。後來,他的身份被確認,是美國政治史上的腳註、水門事件的竊賊之一詹姆斯·麥考德(James McCord)。麥考德以前是FBI特工,專門從事反情報活動。混淆警方調查方向是他的專長之一。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1月28日拂曉前,麥考德接到愛德華茲的電話後就立即採取了行動。他乘坐首班飛機去了紐約,大約於早上8點到達斯塔特勒酒店。他花了一個小時詢問拉什布魯克,然後在上午9點半左右建議他按照警方要求去貝爾維尤醫院的太平間辨認奧爾森的屍體。拉什布魯克不在的時候,麥考德仔細搜查了1018A號房間和附近房間。
中午過後不久,拉什布魯克回到了酒店,麥考德正在那裡等著。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拉什布魯克打了一系列電話。其中一個是打給戈特利布的。掛斷電話後,他告訴麥考德,戈特利布讓他去艾布拉姆森的辦公室拿一份報告並親手帶回華盛頓。拉什布魯克乘午夜的火車將此報告送到華盛頓。紐約的CIA安全官員負責料理其他細節。負責調查的警探得出結論,奧爾森死於「跳樓或墜落導致的」多處骨折。這成了官方說辭。
儘管掩蓋事實的行動十分成功,但奧爾森的死對CIA來說幾乎是一場災難。它幾乎威脅到了MK-Ultra項目的存在。
對於戈特利布和他在CIA的上司來說,這本應該是一個反思的時刻。鑑於這起死亡事件,他們本應考慮終止精神活性藥物的進一步實驗,至少不再用於不知情的受試者。然而,他們繼續進行,仿佛奧爾森之死從未發生過。
1975年6月12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一名軍方科學家被CIA下了LSD,反應過激以致從紐約一家酒店的窗戶跳樓。這個與聳人聽聞的毒藥、死亡和CIA相關的故事,激起了人們的好奇。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記者們連珠炮似地向CIA詢問更多細節。奧爾森一家在自家後院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愛麗絲讀了一份聲明,說他們決定「可能會於兩周內向CIA提起訴訟並要求幾百萬美元的賠償」。她堅稱丈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沒有喪失理智或生病」,但「非常憂鬱」,而且「說過他將辭職」。
她說:「1953年以來,我們一直努力把弗蘭克·奧爾森的死理解為莫名其妙的『自殺』,死亡的真相被隱瞞了22年。」
除了宣布起訴CIA外,奧爾森的家人還要求紐約警察局展開新的調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羅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立即回復,承諾他的辦公室將開始「調查此案的某些方面」。
奧爾森家人宣布起訴CIA後,白宮拉響了警報。如果允許提起訴訟,相當於給這家人以及紐約的兇殺案偵探提供了工具,一種可以用來強制披露深層機密的工具。福特總統的幕僚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他的副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意識到了這種危險。切尼在一份備忘錄中警告拉姆斯菲爾德,訴訟可能會迫使CIA「披露高度機密的國家安全信息」。為了避免這場災難,他建議福特公開「表示遺憾」,並「表示願意親自見見奧爾森夫人和孩子」。
福特總統(中右)和奧爾森家人在總統辦公室。Bettmann / Bettmann Archive
福特聽從了助手們的建議。他邀請愛麗絲和三個成年子女來到白宮。1975年7月21日,他們在總統辦公室會面。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歷史時刻:美國總統唯一一次召見慘死的CIA官員的家人,並代表美國政府道歉。後來,他們在維吉尼亞州蘭利的CIA總部會見了CIA局長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他為一件「本不該發生」的「可怕事件」道歉。
科爾比說:「那個年代,我們有些人失了控。他們太過分了。當時的監督管理存在問題。」
白宮律師願意向奧爾森家人支付75萬美元,以換取他們放棄法律訴訟。一番猶豫過後,他們接受了。國會通過了一項特別法案以批准這筆款項。如果弗蘭克·奧爾森在墳墓裡保持沉默,這個案子就可以結案了。
在奧爾森的葬禮上,戈特利布曾告訴悲傷的親屬,如果他們想問「發生了什麼」,他很樂意回答。20多年後,也就是1984年底,他們決定接受這一提議,並打電話約定見面時間。當愛麗絲、埃裡克和尼爾斯·奧爾森(Nils Olson)出現在戈特利布家門口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如釋重負。
戈特利布說:「我很高興你們沒帶武器。我昨晚做了個夢,夢見你們都走到這扇門前,朝我開了槍。」
埃裡克大吃一驚。後來,他驚奇於戈特利布操縱人心的手段。「我們還沒進門,就已經開始向我們道歉並讓我們安心。這種扭轉立場的方式聰明而圓滑。」
他首先告訴了這家人1953年11月19日在深溪湖發生的事情。他說,給奧爾森等人服用LSD是實驗的一部分,以觀察「如果一個科學家被捕並被下藥會發生什麼?他會洩露秘密研究和信息嗎?」然後他開始談及奧爾森。「你父親和我很像,」他告訴埃裡克。「我們都是出於愛國之心。但我們都做得有點過頭了,做了一些可能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戈特利布最坦白的一次。他不願透露MK-Ultra項目在哪些方面「有點過火」,也不願透露他和奧爾森做了哪些「可能不應該做」的事情。他也不會對奧爾森之死前後矛盾的說法提出質疑。當埃裡克追問他時,他反應激烈。
當這家人起身準備離開時,戈特利布把埃裡克拉到一邊:「顯然,你父親的自殺讓你很困擾。你有沒有想過加入為父母自殺的人開設的治療小組?」埃裡克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來,他一直對父親的死感到困惑和沮喪。直到與戈特利布見面之後,他才決心將探索真相置於生活的中心。
1977年9月21日,西德尼·戈特利布。The New York Times
他說:「我當時沒有信心去懷疑這一切,以致我忽視了他的伎倆,但當他提出治療小組的建議時——那一刻他管得太寬了,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戈特利布多麼想平息我的情緒。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決定要證明他在謀殺我父親的過程中扮演了某種角色。」
埃裡克·奧爾森又等了10年,直到他母親去世才採取下一步行動:安排挖掘他父親的遺體。1994年6月2日,在馬裡蘭州弗雷德裡克的林登山公墓,幾名記者站在他旁邊,一臺挖掘機正在翻土。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法醫病理學家詹姆斯·斯塔爾斯(James Starrs)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檢查奧爾森的屍體。完成後,他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他報告說,體內毒素的檢驗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然而,傷口形狀很奇怪。受害者的頭或脖子上沒有發現玻璃碎片,這與他從窗戶跳下的前提不大一致。最令人費解的是,據說奧爾森是仰面著地的,但他左眼上方的頭骨卻嚴重受損。
「我敢說,這個血腫是唯一的證據,證明奧爾森博士在從1018A房間的窗戶摔出去之前,可能被人或器械猛擊了頭部。」斯塔爾斯總結道。後來,他更加強調:「我認為,弗蘭克·奧爾森是被有意、蓄意、惡意扔出窗外的。」
除了進行屍檢,斯塔爾斯還採訪了與案件有關的人,包括戈特利布。兩人於周日上午在維吉尼亞州戈特利布的家中會面。斯塔爾斯後來寫道,這是「我進行的所有採訪中最令人困惑的一次」。
斯塔爾斯寫道:「我壯著膽子問他,他怎麼能如此魯莽和傲慢地用LSD進行『深溪小屋』實驗,傷害這麼多手下人的生命。他毫不客氣地說,『教授,你就是不明白。這個國家的安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他沒有再說什麼,也不必再說了。我目瞪口呆,也沒有反駁。手段-目的論的寓意非常清楚。拿不知情的深溪實驗受害者的生命冒險,只是為了更大層面上的利益,是保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奧爾森的家人在1975年接受75萬美元賠償時已籤字放棄了獲得法律救濟的權利,所以他們不能起訴CIA。儘管斯塔爾斯的報告和其他發現讓埃裡克加深了本已強烈的懷疑——他父親的死存在幕後黑手,但他無法證明。意識到這一痛苦的事實後,他和弟弟決定重新安葬父親的遺體。2002年8月8日,在重新安葬的前一天,他把記者叫到家中,宣布他對父親的遭遇有了新的結論。
他宣稱:「1953年11月28日弗蘭克·奧爾森的死亡是謀殺,而非自殺。這不是1975年呈現給世人的那樣單純的LSD藥物實驗, 而是關於生化戰的事件。弗蘭克·奧爾森並非是由於在實驗中經歷了「糟糕體驗」而自殺。他之所以被害,是有人擔心他會洩露20世紀50年代早期CIA的絕密審訊項目,以及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的信息。」
2017年,曾調查過奧爾森一案並一直對此感興趣的紐約退休助理檢察官史蒂芬·薩拉科(Stephen Saracco)第一次來到奧爾森身亡前居住的酒店房間。薩拉科環顧房間,提出了一個問題:奧爾森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薩拉科總結道:「如果這是自殺,那將很難達成。這起案件存在他殺的動機,因為他知道冷戰最高層、最黑暗的秘密。如果美國政府認為一個為CIA和軍隊工作的科學家是個安全隱患,他們會殺了他嗎?肯定有人會說:『必然。』」
文/Stephen Kinzer
譯/Yord
校對/Amanda
原文/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9/sep/06/from-mind-control-to-murder-how-a-deadly-fall-revealed-the-cias-darkest-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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