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是人道救援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陸地交通受自然地理條件或人為活動影響而無法通行的地區。
1969年,奈及利亞政府軍與比夫拉的分裂主義運動分子爆發衝突期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開展了首次飛行任務,向南部地區運送援助物資,以緩解當地緊急的人道局勢。馬塞爾·丘丁是當時飛行任務的負責人。今天我們就請他講述這次任務背後的故事。
起飛
ICRC首次空運任務揭秘
1 你是如何與ICRC結緣的?
這絕對是個驚喜。我在瑞士巴塞爾長大,從小就對飛機情有獨鍾,長大後開始從事航空工作。1969年,我23歲,在德國工作。當時我收到一封電報,讓我聯繫我的前僱主,巴塞爾的巴萊爾航空公司(Balair)主管。當時,這家公司正與ICRC合作,向比夫拉運送援助物資。我打電話過去,航空公司說希望我幫助管理空運行動。
那時我只是聽說過ICRC,對其知之甚少。但能為這樣一個人道組織工作,我覺得非常榮幸。而且我對一些特殊的機型也非常有興趣,比如巴萊爾航空公司為這次行動準備的C-97運輸機。我非常痛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幾天後,我回到瑞士,籤好合同,領取了ICRC的證件,於3月12日前往奈及利亞的科託努,當時ICRC的「西非空運行動」的基地所在。
1969年,奈及利亞,科託努機場等待執行任務的飛機
2 空運行動具體是怎麼開展的?你主要負責什麼?
我到科託努機場的時候,沒有人在那裡迎接我,我記得ICRC在當地的代表處花了幾天時間才確認我的角色。
我發現這次空運行動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當時飛往比夫拉只能從若干個機場出發,科託努機場是其中之一。在衝突期間,比夫拉的烏利簡易機場可以說是整個非洲最繁忙的機場,各個人道組織和慈善機構都在通過包機向當地民眾提供援助。
進入烏利被限制在夜間,以避免白天成為奈及利亞政府軍的目標。這也促使所有飛機運營商之間展開競爭,大家都力求在有限的時段內儘可能多地完成飛行任務。儘管存在風險,但我們機隊的機組人員通常每晚都會在科託努和烏利之間往返數次。
當時,ICRC對航空運營沒有真正的了解。我記得有位同事問我:」你在機場裡是如何指揮飛機飛行的?"。當時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重新設計了飛行圖,手繪了航線,調整出港、進港的航路和高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飛行中碰撞的風險。
我們還開始重新組織停機坪作業,並研究如何優化裝載流程。在空運過程中,ICRC使用了各種不同載貨量的飛機。我剛到時,每架飛機都是按卡車裝載,設定為最小的飛機有效載荷量。我們改變了這一制度,使每架飛機按其最大載重量裝載,並增加飛行次數,最終每月運送的援助總量從2000噸增加到5000噸。
馬塞爾的手繪飛行圖
3 當時的飛行環境一定很危險吧?不幸的是,ICRC也遭受了損失,你能和我們講講嗎?
對於ICRC和其他NGO而言,當時的飛行條件極其危險。非常不幸的是,在我執行任務期間,發生了兩起致命事故。
1969年5月7日,為ICRC執行任務的一架巴萊爾DC-6A/B型飛機在準備進人機場時墜毀,當時距離烏利11公裡,機上有4名機組人員。這個悲劇對我的打擊非常大。墜機事件發生時正是我的休息日,我記得一位司機跑來告訴我這個消息,並立即把我送到機場。後來我駕駛飛機將遇難同事的遺體帶回了科託努,並與運送遺體的飛機一起回到了巴塞爾。
我乘坐瑞典紅十字會的一架DC-7B飛機返回科託努。不幸的是,它的姐妹飛機,同樣為瑞典紅十字會飛行,大約一個月後被擊落,又有4人喪生。
這次事件讓大家都很震驚,我們要求所有飛機返回科託努。ICRC的航班隨後被停飛。
1969年,奈及利亞,黑夜中執行空運任務的飛機準備起飛
後來,ICRC飛往烏利的航線得以復航,但被要求在拉各斯停留,由奈及利亞政府檢查載貨量。這條路線使每架飛機每晚只能飛行一次。最終我們完全停止了飛行。
隨著任務的縮減,9月13日我返回了巴塞爾。在日內瓦,ICRC頒給我一項證書,記錄了我參與比夫拉空運的行動。在完成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任務後,我在德國取得了飛行調度員執照,繼續在商業航空公司擔任管理職務。
4 當時的情況,和如今的空中作業相比有何不同?
和當年相比,航空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今天,你幾乎可以準確地知道一架飛機的位置。當時,你能確定飛機位置的唯一時刻,就是看到它接近降落在科託努的時候。在飛行過程中,我們沒有衛星通信,所以我經常需要用無線電向距離最近的飛機機組人員傳達信息,比如說,天氣狀況或飛行路線發生的變化。如今,由於航空業的種種安全限制,這種操作是不允許的。
1969年,奈及利亞,科託努機場,令馬塞爾非常感興趣的C-97運輸機
5 這次空運任務時間不長,但意義深遠。如今回過頭去看,你有什麼感想?
我最近常常和別人談到這次行動,因為今年正好也是比夫拉衝突結束50年。當時,作為一個年輕人,突然被置於這樣的環境中,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經歷。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
「
在飛往烏裡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情緒是無法清楚描述的。每次的飛行過程都蘊含著風險和困難,會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恐懼。
」
然而,在返回科託努的途中,特別是在飛機飛越幾內亞灣到達安全地帶時,這種緊張情緒便得到了釋放。
還有件事仍然令我記憶深刻。每天早上,當航班返回後,當知道哪些飛機和機組人員是安全的,運行正常,我就會去當地的一家咖啡館。進門時,老闆的女兒總會放上Merrilee Rush的《清晨天使》(Angel of the Morning)這首歌。時至今日,當我聽到這首歌時,我就又想起科託努,想起那些飛機和當時不可思議的挑戰。
今天,回想這次行動時,我可以說,除了我的家人外,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為此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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