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生物科技的誕生，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今天小編和你們說說生物科技的誕生，那些你不知道的事。科恩和博耶首次證實「重組」DNA技術的可行性，是通過表明可以把來自兩個不同質粒的DNA拼在一起，並在細菌中增殖這個構件。但若要證明這項技術的真正力量，是要用它創造出能生產有臨床價值的人類蛋白質的細菌。首次實現這一點的是博耶和羅伯特·斯萬森在1976年創立的美國基因泰克公司。當時，斯萬森是個28歲的失業銀行家，他意識到分子生物學已經發展到可以用來賺錢的時刻，而且能發家致富，所以他拜訪了博耶，提出合作的請求。博耶的一個同事回憶道，當時他們曾「站在走廊裡取笑這個穿著三件套西裝的人，因為從沒有這樣的人拜訪我們」。
然而，斯萬森的「10分鐘推銷」產生了巨大的說服力，使得生物學家和銀行家一起去酒吧詳談合作計劃。後來，生意談成了，但前方依舊障礙重重：這個襁褓中的公司需要創業資金，還有能推銷的商品。過了6個月惴惴不安、靠領失業補助和啃花生醬三明治為生的日子後，斯萬森終於想辦法找到了投資人。與此同時，博耶也發明出產品——生長激素釋放抑制激素，這是一種調節生長的激素，可以用來治療腫瘤和生長異常。生物科技產業自此誕生了。很快，其他的人類蛋白質也被生產出來，其中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胰島素。
從前，糖尿病患者要依靠從豬的胰腺中提取的胰島素，但人和豬的胰島素分子略有差別，這就意味著豬的胰島素會引起一些人的免疫排斥反應。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與禮來公司合作，開始研發用細菌生產人類胰島素的方法。1982年，它們生產的人類胰島素成為第一件進入市場的生物科技產品。從大學實驗室到數十億美元的產業，生物科技的發展成為現代科學的一個成功案例。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人們曾以為生物科技可能永遠不會啟動了，因為存在對其安全性的擔憂。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政府官員、政治活動家或者宗教人士做的決定，而是科學家的決定。
他們認為，在生物技術的風險得到恰當的評估之前，應當停止對此技術的進一步開發。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保羅·伯格，他當時使用基因工程技術在細菌中研究猴病毒40基因的功能特性，但他開始擔心，修飾過的細菌逃到實驗室外可能會帶來一些健康風險。這是一種合理的擔憂，因為這種病毒後來被表明可以致癌。伯格和其他分子生物學家，包括雪梨·布倫納、戴維·巴爾的摩、理察·羅布林、瑪克辛·辛格組織了一場會議來討論發展生物科技的風險，並設計了降低風險的辦法。那次會議於1975年2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太平洋叢林鎮的阿西洛馬會議中心舉行。
他們在會上討論道，雖然「新技術為遺傳學開闢了非凡的道路，最終還會給醫學、農業和工業帶來無與倫比的機遇……但是，如果毫無約束地追求這些目標，可能會給人類健康和地球生態系統帶來不可預見的危害性結果」。正是出於這樣的擔憂，在會議之前，人們提出自願暫停此類研究。面對新科技的商業潛力，生物科技產業界也像學術界一樣遵守了這項約定。公開重組生物科技的潛在風險所帶來的影響之一出現在會議的籌備階段，媒體「進行了一場狂歡，對於各種『如果』的想像紛至沓來」。
一些科學家擔心，這次會議會讓公眾站到基因工程的對立面，但正因為出席會議的不僅有科學家，還有律師、記者和政府官員，公眾才有機會知曉「其中的謹慎、爭吵、指責、搖擺不定和最終達成的共識」，以及如何實現生物科技潛力的最大化、風險的最小化。阿西洛馬會議決定，基因工程可以繼續發展，但需要嚴格遵守相關規範，安全處置轉基因菌株。會議上還推出了遺傳學上的保全措施，一旦細菌意外逃脫，它們在野外的存活能力也會受到限制。
重要的是，伯格說，這場會議提出了一項原則：「對於新生知識或早期技術所招致的擔憂，最好的回應方式是由來自公共資助機構的科學家與公眾一起尋找最好的監管方式，而且越早越好。」伯格尤其擔心，「等到來自企業的科學家開始主導這個研究領域時，一切就太晚了」。所以，雖然生物科技產業是從學術界發展起來的，但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優先級和興趣已經發生分歧，這種分歧在今天仍然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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