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之過：人類真的和其他生物平等嗎？

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於1859年發表後，人類傲居群首的生物地位便受到了壓制。畢竟，我們不是上帝的終極完美作品，而是歷經過與猿猴、八目鰻和青貝相同的過程，逐漸演化而來。在1882年的達爾文追悼詞中，德國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博伊斯耶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明確表示：「達爾文之於我，如哥白尼之於世界。」

　　正如哥白尼把人類從天體運行軌道的中心移出一樣，達爾文把人類從「動物界」的塔尖上推了下來。杜·博伊斯耶蒙德的這句話在學界中廣泛流傳，事實上，這還誤打誤撞地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拿來用作自我支持，他常帶有一點自誇地引用這句話，把精神分析形容為對人類「幼稚自戀」「最強的第三次衝擊」。

　　如果達爾文確實貶抑了人類的生物地位，那麼從某些重要方面講，這種新開發的「謙虛」便存在著非常危險的誤導性。實際上，在19世紀上半葉，當小規模手工業正在向許多資源開採和利用區的大規模工業化讓步的時候，人類的角色並不僅僅是另一物種、一個和其他物種一樣的生物體——恰恰相反，人類帶來的環境突變大於其他任何單一物種曾製造過的影響。實際上，人類非常特別。

　　達爾文筆記中的「生命樹」，生物通過同樣的演化過程，在「生命樹」上分支發展 來源：Darwin Project

　　人類是特別的？

　　若要覺得人類毫不特殊，絕對是個天大的錯誤。在一個重要的資源開採領域，也就是水產漁業中，我們可以追蹤到達爾文貶抑學說曾為自然帶來的巨大影響。這一學說曾掩蓋了強大的人類可對海底生態環境帶來的獨特且大規模的影響。

　　託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達爾文的密友，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棒的動物學家，並且是達爾文學說的重要支持者。我將在下文中批鬥他，雖然他是我的一位英雄。

　　在赫胥黎數不勝數的發表著作和公眾演講（由思想先進的群眾私印成冊銷售）中，他明確表示了達爾文理論全盤反對了人類獨尊的觀點，並支持降低人類的生物地位。赫胥黎最偉大的作品發表於《物種起源》誕生四年後，書中闡述了關於人類與周邊自然界之間相對地位的新觀點。這本書的名字叫做《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Man『s Place in Nature）。在這一書名中，「在⋯⋯中」這一介詞短語成為了分量最重也最有意義的一部分，這是非常罕見的。

　　作為動物學家，赫胥黎在靈長類動物演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林奈分類系統中，人類恰被分在這一分支。和許多其他物種的分類相比，將靈長類在演化樹上進行分類相對容易，這多虧了保存完好的化石和相對局限但邊界清晰的地質層分布。這些豐富的證據可以幫助動物學家了解哺乳動物的宏大發展史，其中包含的物種非常豐富，可以從狐猴（看起來像原始鼠）一路分析到人類。赫胥黎嘗試從哲學內涵的角度來分析這一分支，寫道：

　　 或許沒有比哺乳動物的分類更能展現出演化漸變的分級系統了——它引導著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人類從造物主寵愛的位置拉回到生物的等級上，我們僅僅是這其中的一階，和最低級、最小、智能最低的胎生哺乳動物沒什麼不同。就好像自然能預知到人類的傲慢，並在給予人類高階智能的同時，殘忍地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並非徵服者，而是自然的努力——人類只不過是一粒塵埃。

　　錯失良機：「當捕撈船過度捕撈之後，第一個自食其果的人就是它自己，」託馬斯·亨利·赫胥黎寫道。可是這位生物學先驅卻錯過了這艘人類席捲了生態系統過程的「大船」。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1863年，赫胥黎發表這些文字的時候，他被英國政府任命為三位皇家委員會會員中的一員，受委派調查水產漁業的情況。該委員會的成立旨在解決傳統漁夫和拖撈船之間的爭紛。前者使用魚鉤、魚線和蟹罐捕魚，而後者則在大船後面拖拽了巨大漁網，下部墜有沉重的電纜，如巨大網口的下顎般嵌入海底。在過去的20年間，英國拖撈船隊的規模擴大了四倍，漁夫們認為拖撈船不僅毫無秩序地榨取了寶貴的魚類資源，還摧毀了魚類賴以為生的海床「花園」和「森林」。船長們受到了威脅，他們的漁網也被燒毀。

　　二十年後，赫胥黎再次進入皇家委員會，這次是前去調查另一次漁業技術的變革——蒸汽拖撈船。之前的拖撈船依靠帆船出行，靠人力拖拽漁網，而如今蒸汽機的出現使得漁船可以又快又高效地橫掃過每一片海床，絞盤的轉動也空前地輕鬆和迅速。這次，反對的聲音再一次指向這項新技術，指出了其對海底生態系統的破壞。約翰·莫裡（John Murray）是一位英國漁夫，他在證詞中這樣解釋：拖撈船來臨之前，「海底曾有豐富貝類生物……而現在海底的貝類已經被拖拽船一掃而空。並且，由此引起的魚類食物短缺，已導致我們捕撈不到大型魚了。」

　　在兩次調查中，赫胥黎的理念偏重於將人類與其它生物一視同仁。達爾文、赫胥黎和其他自然學家在這時已明晰了自然界最基本的動態平衡：當食物變得匱乏，捕食者的密度會隨之下降。各環節精巧地環環相扣，在一定平衡中來回振蕩。赫胥黎將這個觀點簡單地應用到了人類種群中。「任何的過度捕撈趨勢，」他寫道，「都會受到供給縮緊的自然調控……而這種調控總會在任何永久性滅絕之前發揮作用。」

　　「自然調控」這個短語，是達爾文從託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處引用而來。後者曾對人類種群進行過探討。如今赫胥黎再次引用該短語，將對其他物種的生態觀測中得到的知識，應用到了人類群體當中。

　　赫胥黎的影響力在兩次皇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顯現了出來。比如，他在1863年的報告中對於有關自然種群規律的闡述如下：

　　如果有拖撈船過度捕撈，那麼漁民本身便是在他們自己的行為之下第一個自食惡果的人。魚類會變得稀少，拖撈船每日的收穫會不斷減少，直到無利可圖為止。當這一過程發生（並且是在魚類滅絕之前就發生）時，拖撈船在該地區的工作就會停止，而後魚群數量便會逐漸恢復，一直增長到彌補上先前的損失，然後該地的拖撈船就又會變多起來。

　　隨後，皇家委員會出人意料地批註到：「我們建議廢除所有規範或限制公開海域漁業模式的國會法案，未來將準許無限制的自由捕撈。」

　　赫胥黎悲劇性地將達爾文對人類生物地位的貶抑向前推進了太大的一步。畢竟，當鱈魚的食物短缺時，它不會突然長出兩倍寬的大嘴，以三倍的速度追捕獵物，也不會潛伏到從沒有鱈魚潛入過的深海領域。但這卻是拖撈船隊可以實現的。他們的代償性捕撈能力持續增長，更大的漁網、更大的漁船、更遠的航行、更新的海床搜刮技術，引發了魚類數量的陡崖式下跌。

　　在新世紀來臨之時，不可否認的是：捕撈特定魚類的方法成倍地增加了。每一片能夠抵達的北方海域都會每年被捕撈船光臨大約兩次。與魚類生物不同，人類會對他們的獵物奮力追趕，以至其數量再也無法反彈——與赫胥黎（對人類）的「卑微」直覺恰好相悖。生態系統被永久改變了——僅僅人類這樣一個單獨的物種就能做到。

　　重新思考人類的地位

　　這真是無可迴避的憂傷諷刺。聖經中所描繪的人類與其它生物的關係概念，是赫胥黎窮其一生試圖以達爾文的觀點駁倒和取代的，然而聖經中所講述的概念卻又最接近且最能夠反映工業文明的真實情況。在《創世紀》中，人類在創世之後對世界行使著支配權。他們並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物種。他們顯然與上帝更加接近。在這一觀點下，不難想像人類有一天甚至會使利維坦（Leviathan，聖經中的海怪）屈服，不管它是鼎盛還是殘破。若赫胥黎肯保留聖經故事中的一個元素也許會更加明智——人類是主宰。

再或許，赫胥黎本能通過另一方式來避免他的宿命錯誤：不是通過防備舊的世界觀觀點，而是通過嘗試更前衛的、更透徹的人類生物地位貶抑。可有趣的是，即使赫胥黎沒有完全接受人類是主宰，但還是將人類放到了最高層次，狐猴則在相對較低的階層。國王或許受到了奴隸的提醒，告訴他：「你不過是一粒塵埃」，但國王還是國王。如果赫胥黎進一步接受達爾文的貶抑理論，也許他就會質疑人類是否有權行使這橫掃豪奪的計劃。或者，他也可能會發現人類演化歷程的鮮明軌跡，已向他展示了生物的易滅絕性，正如他見到過的其他物種的化石一樣。

　　由赫胥黎讀過的書和他工作過的博物館看來，我們可以肯定，赫胥黎對愛爾蘭麋鹿非常熟悉，這是一個深受其巨大鹿角之累的物種，直到8000年前它們徹底滅絕。無獨有偶，託馬斯·亨利·赫胥黎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工作正是證明愛爾蘭麋鹿的鹿角與其身體比例並未顯現出過度的不協調。但近年研究發現，是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驅使著這鹿角越變越大，也正因如此，愛爾蘭麋鹿的精力就在這無止境的延伸中消耗殆盡，令它自己變成了易瀕危物種。如果赫胥黎對人類生物地位貶抑理論作進一步探討，他也許就會發現，時間會告訴我們：無論是鹿角還是大腦，都會逐漸變得非常危險。

原創作者/公號：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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