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界定中國宏觀稅負水平高低不建議對照...

「有些人討論，我們國家是不是還要繼續降低宏觀稅負的決策？」11月25日，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財經》年會2021：預測與戰略」中，提到了財政稅收方面的相關問題。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許善達

宏觀稅負高低判斷的標準是什麼？許善達表示，「原來的很多專家都是用我們跟國際上一些其他國家的稅負指標的比較。但是研究後認為，判斷我們國家宏觀稅負高低不應該用這個標準，各個國家政治體制、經濟制度、財稅、收支，差別大，所以看選哪個國家做參照系，和別的國家比較不是判斷我們國家宏觀稅負高低的一個很好的標準。」

許善達提到界定我們國家宏觀稅負水平高低應該從國家安全、居民的生活水平、企業的競爭力、社會管理水平這四個因素來考慮，而不是用一個絕對值。同時，許善達也表示，中國的財政受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壓力；另一方面就是民生的問題。要解決這個矛盾，就要提高企業的稅制競爭力，還要提高社保的水平。

以下為發言實錄：

袁雪：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的題目是「十四五」的中國宏觀經濟展望，我們把眼光放長，我們越來越清晰的看到，過去30多年我們靠外需增長的經濟模式已經越來越不可維繫，在將來的「十四五」階段如何進行長期的謀劃布局，如何補上國內的短板，打通國內的堵點，不管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是機制改革的角度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接下來我們邀請了幾位專家，讓他們闡述最新的研究，分享他們最新的觀點。

首先，有請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

許善達：我談一點最近我們研究院研究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還是講講財政稅收方面的事情，最近我聽到一些大家討論的問題，我們國家從2016年開始政治局決議降低宏觀稅負，這個決定2016年開始，2017、2018、2019執行了三年，採取了很多措施，今年因為疫情來了，除了對中小微企業還有一點小措施以外，總的來說，沒有什麼大的動作，而且我們民生方面的需求還多了，因為疫情增加了很多解決一些困難的措施，有些人討論，我們國家是不是還要繼續降低宏觀稅負的決策，我們研究了以後是怎樣看的？宏觀稅負高低判斷的標準是什麼？原來的很多專家都是用我們跟國際上一些其他國家的稅負指標的比較，比別人高了我們就高了，比別人低了我們就偏低了，跟別人差不多，我們認為是合適的，這種分析報告很多。

但是我們研究以後認為，判斷我們國家宏觀稅負高低不應該用這個標準，因為各個國家政治體制、經濟制度、財稅、收支，差別是非常大的，要跟北歐比，我們的宏觀稅負低很多，要大幅度提高，跟有些國家比，我們又高了很多，所以看選哪個國家做參照系，我們覺得這個標準不是判斷我們國家宏觀稅負高低的一個很好的標準。

我們認為應該考慮四個因素：第一，國家安全因素，包括行政管理、軍隊、國防等等，凡是國家安全因素支出需求是決定我們宏觀稅負高低的指標，比如在建國初期承擔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需求，那時候我們的稅負很高，合理不合理呢？合理，因為當時有這個需求，高也是合理的，也是正確的，不能降低。

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福利，包括社會保障，包括居民生活中的住房的問題、讀書的問題、看病等等，居民生活福利，這是我們要研究宏觀稅負高低的一個重要的依據，需要提高的時候，宏觀稅負就要提高，要是提高的慢一點，甚至有時候不一定提高，恐怕還要降低一點，宏觀稅負就可以低一點。

第三，企業的競爭力。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以前是比較封閉的一個經濟體，在比較封閉的經濟體裡，企業都是自己跟自己競爭，這時候稅負高稅負低影響是不大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不光是自己的企業跟自己的企業競爭，我們的企業要跟國際上的企業競爭，我們企業的稅負偏高，沒有競爭力的話，稅源就會萎縮，稅源萎縮了，想提高宏觀稅負也只能是短期的，所以怎麼樣保證我們企業的競爭力水平對我們宏觀稅負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的依據。

第四，我們的社會管理水平，特別是稅務機關的徵收水平，因為我們國家的名義稅率和實際稅負是有差別的，徵收的水平高，名義稅率就可以降低，徵收的水平低，就必須把名義水平提高，對守法戶徵收更多的稅才能解決流失的錢，如果徵收率提高了，就可以把整個的稅負水平降下來。

所以，界定我們國家宏觀稅負水平高低是這四個因素決定的，而不是一個絕對值，比如收入佔GDP的比重，或者收入佔GNP的比重，我覺得這個比重不是決定宏觀稅負高低的依據。

從這幾方面看，中國的財政受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壓力，我們有很詳細的研究報告，中國的企業現在來看，跟美國的企業對比，我們企業稅制的競爭力環境比美國的企業還有很大差距，比歐洲的企業也有很大差距。從1994年以來，我們所有的稅制改革都是降低稅負的措施，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們跟歐洲的稅制比較，跟美國的稅制比較，中國企業的稅制的競爭力因素仍然是低的，還達不到美國和歐洲的競爭力水平。所以，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怎麼樣能夠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使得企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而不會被世界競爭的激烈程度把我們的企業扼殺掉。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有很詳細的數字，大家可以參考。

另外一個壓力就是民生的問題，因為中國原來是很落後的國家，通過這麼多年，我們的收入提高的水平還是相當不錯的，但是以社保為代表的，我們民生的生活水平裡，還是有很大的增加民生福利的需求，比如二元社會，城裡人有城裡人的社保，農民有農民的社保，我們有幾億人的社保跟城裡人的社保有很大差距，怎麼樣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包括醫療、養老等等，這也是我們國家當前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壓力。這邊要提高企業競爭力，降低企業的稅負，那邊要增加民生的開支，怎麼樣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上升的稍微快一點，這是當前我們國家財稅戰略裡非常難處理的問題。但我們研究的結果，我們認為我們國家應該有一個更全面的資源的分析，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研究院在幾年前提出的建議，就是要劃轉國有資本，補充社保，解決這個缺口，不能完全靠徵收社保費，也不能完全靠一般預算的收入來補充社保基金，國有資本用於社保的缺口補充的好，不但可以降低社保費率，還可以減少一般預算給社保的補貼。這個數字前兩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總的給社保，從一般預算中收的收入補充到社保基金的大概有8000多億，去年的數字還沒看見，前年的數字是8000多億。如果用社保補這個缺口，一般收入還可以有一部分調整的空間。

我們國家要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要提高企業的稅制競爭力，當然企業競爭力還有很多領域，但是稅制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另一方面，我們要把社保的水平提高，逐步實現全國的統籌，目前國務院已經做了決定，劃社保，降低繳費率，實現全國統籌，這三件事都做了決議，但是目前來看，推動起來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這完全是一個創新的制度，所以這個改革也是很艱難的。但我想這個方向應該確立，就是我們要好好地把國有資本資源發揮出來，彌補社保的缺口，使我們能夠有條件和資源提高企業稅制的競爭力。這裡面有一個補充的因素，在城鄉社保並軌的問題上，現在很多人提出來，關於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資源的整合問題，我們的調查研究，承包地也好、宅基地也好，如此分散，是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的一個主要原因，有一些案例，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生產效率要比現在普遍的生產效率高很多，我們全國糧食畝產平均400多公斤，現在了解的一些大規模的合作社，可以達到一噸以上，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但現在宅基地也好，承包地的分散化如何整合？我們提出一個建議，如果城鄉在社保並軌的時候要用國有資本的資源，還要用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資源，把這兩個資源整合在一起，我們國家實現城鄉並軌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兩者能夠推進的話，我們國家財稅的一個很大的困難可以得到有效解決。

我就說這麼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