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期
1，標題：電痙攣療法前後抑鬱症患者的色氨酸代謝產物濃度
譯者：Lenore
色氨酸及犬尿氨酸通路(kynurenine pathway, KP)代謝產物與抑鬱症的病理生理學機制有關。本研究旨在調查與年齡和性別相匹配的藥物治療的抑鬱症患者（n = 94）與健康對照者（n = 57）的血漿濃度，以及在真實臨床環境下接受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後的抑鬱症患者的血漿濃度，並查驗了ECT實施方式及異質心理病理學機制等協變量。
本研究使用了漢密爾頓抑鬱評估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24)評估抑鬱症嚴重程度。與對照組相比，患者的色氨酸(TRP)和犬尿氨酸(KYN)代謝物濃度（鄰氨基苯甲酸(anthranilic acid, AA)、3-羥基鄰氨基苯甲酸(3HAA)、吡啶甲酸(PA)、犬尿酸(KYNA)和黃嘌呤烯酸(XA)）、KYNA / KYN及KYNA /喹啉酸(QUIN)比率更低。對於整組患者而言，ECT治療後KP代謝產物及情緒評分相關性均無顯著變化。
然而，在單極抑鬱症患者亞組中，情緒評分的提升與KYN、3-羥基犬尿氨酸(3HK)、3HAA、QUIN及KYN / TRP比率升高相關。此外，在病情緩解的患者中，基線KYN、3HK及QUIN與基線HAM-D24的評分相關，ECT治療後3HK和3HAA濃度的變化與情緒改善相關。與ECT治療前相比，在一個樣本較小的3個月隨訪組（n = 19）中，KYN、KYNA、AA、3HK、XA、PA及QUIN水平有所提高。
總體而言，結果表明ECT療法可以調動KP。在單向抑鬱症患者人群中，這些代謝物與療效之間的中度相關是有據可循的。
關鍵詞：電痙攣治療; 犬尿氨酸通路; 病情緩解; 單向抑鬱; 非精神障礙
參考文獻：Ryan, K. M., Allers, K. A., McLoughlin, D. M., & Harkin, A. (2019). Tryptophan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s in depresse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doi: doi.org/10.1016/j.bbi.2019.10.005
2，標題：抗炎藥治療重度抑鬱症的功效和安全性：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
譯者：Sheena
目標：系統評價抗炎藥對重度抑鬱症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
方法：我們檢索了文獻，以鑑定至2019年1月1日潛在相關的隨機對照試（RCT）。主要結果是療效，通過抑鬱評分從基線到終點的平均變化來衡量。次要結果包括緩解率和緩解率以及生活質量（QoL）。我們通過分類不良事件的發生率評估安全性。使用I2和Q統計量檢查異質性。計算合併標準均值差（SMD）和風險比（RRs）。根據治療類型，抗炎藥類型，性別，贊助者類型和研究質量進行亞組分析。
結果：定量分析包括30項RCT，共有1610名參與者。來自26個RCT的總體分析表明，與安慰劑相比，抗炎藥可減輕抑鬱症狀（SMD -0.55，95％CI -0.75至-0.35，I2 = 71％）。與接受抗炎藥的組相比，接受抗炎藥的組有更高的反應（RR 1.52，95％CI 1.30至1.79，I2 = 29％）和緩解率（RR 1.79，95％CI 1.29至2.49，I2 = 41％）。接受安慰劑。亞組分析顯示，單藥治療組和輔助治療組的症狀嚴重程度均有較大降低。非類固醇抗炎藥，omega-3脂肪酸，他汀類藥物和米諾環素的亞組分析分別顯示了對重度抑鬱症（MDD）的顯著抗抑鬱作用。對於僅限女性的試驗，兩組之間抑鬱嚴重程度的變化沒有差異。按發起人類型和研究質量分層的亞分析導致相同的結果，但兩個亞組均支持消炎藥。QoL的變化顯示兩組之間無差異。胃腸道事件是治療期間各組之間的唯一顯著差異。
結論：該系統評價的結果表明，抗炎藥在MDD患者中起抗抑鬱作用，並且是相當安全的。
關鍵字：抗炎藥；抗抑鬱作用；嚴重抑鬱症; 系統評價
參考文獻：Bai S, Guo W, Feng Y,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First: 28 October 2019. doi: 10.1136/jnnp-2019-320912
3，標題：機器學習識別抑鬱症中多巴胺能增強所調節的大規模獎賞相關活動
譯者：Navy
背景：理論模型已經強調了重度抑鬱症（MDD）的系統水平的異常。對於MDD的病理生理機制的無偏見但嚴格的評估，至關重要的是開發數據驅動的方法，利用全腦數據對MDD進行分類，並評估目標幹預措施可能的標準化效果。在本研究中，作者採用實驗性療法與機器學習相結合的方式，研究了旨在增強MDD多巴胺能信號傳導對全腦獎勵相關刺激反應的藥理學的作用。
方法：採用雙盲安慰劑對照設計，通過兩項獨立研究，招募了31名接受單劑量50 mg Amisulpride（MDD-Amisulpride）的無藥物治療的MDD參與者，26名接受安慰劑（MDD-Placebo）的MDD參與者和28位接受安慰劑（HC-Placebo）的健康對照，對來自以上參與者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數據進行了分析。對全腦fMRI數據，使用機器學習方法進行模型選擇，探索獎賞的預期和消耗情況，以識別與MDD（MDD-Placebo與HC-Placebo）和多巴胺能增強（MDD-Amisulpride與MDD-Placebo）相關的特徵。
結果：有高度預測性的分類模型可將HC-Placebo與MDD-Placebo區別開來（AUC = 0.87），也將MDD-Placebo與MDD-Amisulpride區別開來（AUC = 0.89）。儘管與獎賞相關的紋狀體激活和連通性是最可預測的特徵之一，但與僅使用紋狀體特徵訓練的模型相比，基於全腦特徵的最佳截斷模型要好得多。
結論：結果表明，在MDD中，增強的多巴胺能信號傳導可在廣泛的區域網絡中恢復異常激活和連接。這些發現為解決抑鬱症患者的獎賞過程中的缺陷提供了新的見解，也為系統水平的MDD病理生理學和抗抑鬱藥的藥理機制提供了見解。
關鍵詞：抑鬱症；多巴胺; 生物標誌物；機器學習；生物型； 功能磁共振成像
參考文獻：Liu Y., Admon R., Mellem M.S., Belleau E.L., Kaiser R.H., Clegg R., Beltzer M., Goer F., Vitaliano G., Ahammad P. & Pizzagalli D.A., Machine learning identifies large-scale reward- related activity modulated by dopaminergic enhancement in major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imaging (2019), doi: https://doi.org/10.1016/j.bpsc.2019.10.002.
4，標題：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 (PAI-1)缺乏易導致抑鬱症以及對治療的抵抗
譯者：He
重度抑鬱症（MDD）是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導致生活質量，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下降，是世界範圍內致殘和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為止，MDD的遺傳和環境決定因素仍不清楚。我們研究了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PAI-1）是否以及如何會導致MDD。
我們首先通過一系列評估抑鬱樣行為的行為測試（n = 276）檢查了PAI-1基因敲除（PAI-1 -/-）和野生型（PAI-1 +/ +）雄性小鼠的表型。接下來，我們使用分子，生化和藥理學分析研究了PAI-1與MDD相關的機制。我們在此證明PAI-1在抑鬱症中起關鍵作用，其機制與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物（tPA）–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軸無關，而與5-羥色胺和多巴胺的代謝受損有關。我們的結果還表明，PAI-1會干擾對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依他普侖，氟西汀）的治療反應。因此，我們強調了一種新的抑鬱症基因臨床前模型，即缺乏PAI-1是誘發MDD的一個因素。
總之，這些原始數據表明，PAI-1現在應被視為導致MDD的關鍵參與者，並且是開發治療對當前治療產生耐藥性的抑鬱症患者的新藥物的一個潛在目標。
關鍵詞：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5-羥色胺；多巴胺
PAI-1缺乏與5-羥色胺和多巴胺水平降低有關。PAI-1基因敲除小鼠(PAI-1 - /-)和野生型小鼠(PAI-1+/+)血清素(5-HT)、去甲腎上腺素(NA)和多巴胺(DA)的濃度。超高壓液相色譜-串聯質譜聯用在額葉前部皮層(a)、海馬(b)、下丘腦(c)、背中縫(d)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Party et al.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 (PAI-1) deficiency predisposes to d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to treatments . Acta Neuropathologica Communications (2019) 7:153
5，標題：美國重度抑鬱症患者初次治療使用認知行為療法與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的成本-效益對比：一項決策分析模型
譯者：Kagami
背景：目前許多指導手冊對於初次治療重度抑鬱症都推薦使用第二代抗抑鬱藥（second-generation antidepressant, SGA）或是使用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儘管許多臨床試驗都暗示這兩種方法有著相似的功效，然而這兩種治療方法的健康-經濟效應（health economic implications）卻不明確。
目標：確認使用認知行為療法和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對於初次治療重度抑鬱症患者的成本-效益對比。
模式：決策分析模型
數據來源：meta分析方法分析隨機對照試驗獲得的相關有效數據，以及其他文獻中報導的臨床數據及經濟數據
目標人群：美國初次被診斷出患有重度抑鬱症的成年患者
時間跨度：1-5年
關注角度：醫護成本及社會成本
介入幹預方式：初次治療過程中，單獨使用認知行為療法，或單獨使用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
指標：在2014年花費的美元總數，質量調整生命年數（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以及增量成本效益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s）.
基本情況分析結果：在該模型中，認知行為療法具有較高的質量調整生命年數（1年期多3天，5年期多30天），但其一年期的治療花費對比第二代抗抑鬱療法較高（醫護成本增加900美元；社會成本增加1500美元），五年期的治療其花費則較少（醫護成本減少1800美元；社會成本減少2500美元）
敏感性分析結果：概率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一年期治療中，第二代抗抑鬱藥物治療方法有64%-77%的概率其增量成本效益比為增加100000美元，但其質量調整生命年數稍少；而五年期治療中，認知行為療法有著73%-77%的概率引起類似的結果。另外，對於這兩種治療方法哪一種方法更加容易引起抑鬱症復發還並不明確。
局限性：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試驗以充分評價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與認知行為療法
結論：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與認知行為療法兩者之間並沒有哪一方有著更加顯著的成本-效益優勢，兩者的治療效果及花費基本相近。在治療過程中，有部分醫生引導患者更加傾向於心理治療方法而不是藥物治療，這一點值得警惕。
主要資助來源：退伍軍人事務部門，國家緊身健康研究所
一年期治療中，第二代抗抑鬱藥療法更加便宜；而在五年期治療過程中，兩種療法療效及花費基本相同
參考文獻：Ross, E. L., Vijan, S., Miller, E. M., Valenstein, M., & Zivin, K. (2019).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Versus Second-Generation Antidepressants for Initial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ecision Analytic Mode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6，標題：兩項雙盲安慰劑-對照組臨床試驗中抗抑鬱治療與腦連接性的關係：一項治療機制研究
譯者：UTCS
背景：抗抑鬱藥物可以有效治療抑鬱症，但近50%的患者要麼對藥物沒有反應，要麼就是藥物對他們產生了副作用，使得他們無法繼續治療療程。機制研究通過確定治療發揮作用的路徑，可能有助於促進抑鬱症的藥理學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旨在確定抗抑鬱治療對神經連接的影響與症狀改善的關係，並測試這些影響及關係是否能在兩項研究中得到重複。
方法：我們完成了兩項SNRI抗抑鬱藥物的雙盲、安慰劑-對照試驗，並在治療前後都進行了MRI掃描。一項是度洛西汀的為期10周的試驗（每日30～120毫克，平均92.1毫克/天[SD 30·00]），另一項是文拉法辛的為期12周的試驗（每天50～100毫克；93·6 毫克/天[16·47]）。參與者由患有持續性抑鬱障礙的成年人組成。平衡了性別和年齡後，我們檢查了藥物治療治療對患者的全腦功能性連接的影響。我們還研究了功能連接性變化和抑鬱症狀改善（24項漢密爾頓抑鬱量表）與疼痛症狀嚴重程度（症狀檢查表-90-修訂版）之間的相關性。
發現：實驗被試在2006年1月26日和2011年11月22日之間進行了度洛西汀臨床對照試驗（RCT），在2012年8月5日和2016年1月28日之間進行了文拉法辛臨床對照試驗（RCT）。在治療前和治療後，收集了32名參加了度洛西汀RCT的患者的MRI 掃描結果和34名參加了文拉法辛RCT的患者的MRI 掃描結果。在這兩項研究中，與安慰劑組相比，接受抗抑鬱藥治療組，在之前與疼痛有關的丘腦-皮層-腦導水管周圍網絡中的功能連通性降低（度洛西汀研究：β＝0·06；95% 置信區間為0·08～0·03；P＜0·0001；ηp=0.44；文拉法辛研究：–0·06, –0·09到–0·03; p<0·0001, ηp=0·35）。
在活性藥物組中，該網絡中功能連接的減少與兩組患者抑鬱症狀嚴重程度的改善（度洛西汀研究：r=0·38, 95% 置信區間0·01–0·65; p=0·0426; 文拉法辛研究：0·44, 0·10–0·69; p=0·0138）和文拉法辛研究中的疼痛症狀有關(0·39, 0·04 to 0·65; p=0·0299)。
解釋：研究結果表明，丘腦-皮層-大腦導水管周圍神經網絡與個體的疼痛經驗有關，是一個新的潛在的抗抑鬱治療的重要靶點。
關鍵字：抗抑鬱藥物；大腦功能性連接；治療機制
參考文獻：Wang Y, Bernanke J, Peterson B S,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and brain connectivity in two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a treatment mechanism study[J]. The Lancet Psychiatry, 2019.
校對/排版：Simon/小時 （brainnews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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