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米爾斯海默 活字文化
美國總統川普於當地時間4月14日宣布，美國暫停資助世衛組織（WHO），正式啟動對世衛組織在應對疫情方面的調查。這一舉動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CNN15日發表評論文章，連發12問，質疑美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並認為「川普政府對這場疫情危機的反應才需要仔細審查」。全球知名醫學刊物《柳葉刀》雜誌主編理察·霍頓更是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政府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支持的決定「簡直就是對全人類的犯罪」，他呼籲每一位科學家、醫務工作者和普通人士共同抵制和反對這種對全球團結的背叛行為。
自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美國以來，川普政府屢發驚人言論。甩鍋世衛組織，聲稱該組織對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處理不當」和「隱瞞」的情況，還稱「是他們的錯誤造成了如此多的死亡」，目前又炒作「非洲人在中國遭歧視」，聲稱中國「可恥的仇外」將在華非洲人推向「地獄」。
眼下本該是全人類共同合作、共克時艱的時刻，川普政府的言行卻暴露出赤裸的種族歧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美國國際關係的著名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篇章：「儘管大國幾乎總是按現實主義行事，但它們經常宣稱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標而非均勢的考量所驅使。而且，它們把對手描繪成邪惡或不道德的另類。這種行為模式在美國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世界舞臺上，美國常常舉止粗蠻，卻總是口口聲聲稱自己的行為是道德的、正確的，而其對手的行為是邪惡的、錯誤的。」
本文摘自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著《大國政治的悲劇》
約翰·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溫得爾·哈裡森傑出貢獻」政治學教授、國際安全政策項目主任，美國國際關係的著名學者之一，《紐約時報》、《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
《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的中心思想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要想在其中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即便滿足於和平生活的國家也會被指責參與了無情的權力競爭。
這種安全競爭的根源在於，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在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敵意。因此，它們必須作好準備，應付來自各方的危險。我的鄰居是我的朋友嗎？今天的朋友會不會成為明天的敵人？我是否有足夠的實力擊退別國的攻擊？在國家意圖不明的世界裡，大國必須儘可能多地獲取權力來保護自身，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
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國，因為擁有如此多相對權力的國家，其生存幾乎可以得到保證。相反，軟弱只能招致麻煩，因為強國往往會佔弱國的便宜。中國讀者應該不難體會到這一點：1840年至1949年間，中國軟弱且四分五裂，飽受世界列強的欺凌。
《大國政治的悲劇》於2001年10月在美國出版以後，便在國際關係理論界和新聞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冷戰後理論界一片「歷史終結論」、「大戰過時論」和「民主和平論」的聲音中，作者指出在一個沒有國際權威統治他國的世界裡，大國一律損人利己，追逐權力，並成為支配性國家，在此過程中大國間必然產生衝突，這就是國家的悲劇，作為《大國政治的悲劇》的結論，作者認為中國將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獲得全球霸權，主要原因在於，它們難以越過如大西洋、太平洋那樣的大片水域而投送力量。即便當今如此富強的美國，也不能支配全球。然而，國家可以獲得地區霸權，正如美國在西半球的所作所為。這樣，任何大國的最終目標都是支配其所在的區域，確保世界的另一地區不會有大國成為霸權國。故此，美國曾全力阻止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事實上，美國在擊潰所有這四個野心勃勃的對手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我稱之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這一國際政治理論，對未來的中美關係有著重要的啟示。特別是，如果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內仍然保持其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它也可能會建立起龐大的軍事力量，像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支配亞洲。當然，美國將竭力阻止中國獲得地區霸權，因為美國不能容忍世界舞臺上存在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其結果便是中美之間激烈而危險的安全競爭，這種競爭類似於美蘇在冷戰期間的那種對抗。
最後，我認為，儘管大國幾乎總是按現實主義行事，但它們經常宣稱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標而非均勢的考量所驅使。而且，它們把對手描繪成邪惡或不道德的另類。這種行為模式在美國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世界舞臺上，美國常常舉止粗蠻，卻總是口口聲聲稱自己的行為是道德的、正確的，而其對手的行為是邪惡的、錯誤的。這大概會引起許多中國讀者的共鳴。他們一定已注意到，美國的精英們常常用理想主義術語談論外交政策，卻以現實主義方式行事。
當地時間4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新冠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他已指示美國政府暫停向世界衛生組織撥款，因為「世衛組織在處理新冠疫情上不力，導致疫情在全球大爆發。」
創造世界秩序
有觀點認為，大國可以集體創建一個能超越現實主義邏輯、培育和平與正義的國際秩序。世界和平似乎只能增進一國的繁榮和安全。20世紀，美國的政治領導人對這一論點開出了大量的空頭支票。比如，1993年9月，柯林頓總統在聯合國演講時說：
「48年前，這個組織誕生時……來自許多國家富有才華的一代領導人為了安全和繁榮，毅然把世界的力量團聚起來……現在，歷史賦予了我們更大的機會……讓我們下定決心把夢做大……讓我們確保傳給我們子孫的是一個比我們今天居住的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富裕的世界。」
儘管這樣說，大國不會為促進世界秩序而一同合作來促進世界秩序。相反，每一個國家都力求最大量地佔有世界權力，這很可能與創造和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的目標相衝突。這並不是說大國從不想阻止戰爭與維持和平。相反，它們竭盡全力阻止使自己可能成為犧牲品的戰爭。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行為主要受狹隘地計較相對權力的動機所驅使，而不是為了創設一種獨立於一國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而承擔義務。例如，冷戰期間，美國花費大量的資源阻止蘇聯在歐洲發動一場戰爭，並不是因為某種改進全球和平的深刻承諾，而是因為美國領導者擔心一種蘇聯式的勝利將導致均勢出現危險的改變。
美蘇爭霸
無論何時，某種國際秩序的出現，大體上都是體系中大國自私行為的副產品。換句話說，體系的構造是大國安全競爭的無意識結果，而不是國家採取集體行動構建和平的結局。歐洲冷戰秩序的建立就說明了這一點。既非蘇聯亦非美國有意去建立它，它們也沒有去共同創造它。事實上，在冷戰的早期，每一個超級大國都極力以犧牲對方為代價來獲得權力，並阻止對手這樣做。二戰結束後，歐洲出現的體系是超級大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產生的偶髮結果。
儘管隨著1990年冷戰的結束，超級大國的激烈對抗已經消失，但俄羅斯和美國仍未聯手在歐洲創立目前的秩序。譬如，美國已經拒絕俄羅斯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以取代美國主導的「北約組織」）這一歐洲安全核心支柱的各種建議。另外，俄羅斯強烈反對北約東擴，將它視為對俄羅斯安全的嚴重威脅。但是，美國深知俄羅斯的虛弱，不可能進行任何報復，因此它置俄羅斯的擔心於不顧，繼續推進北約東擴，接納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為該組織的成員。俄羅斯也反對美國過去十年在巴爾幹半島的政策，尤其是1999年北約發動對南聯盟的戰爭。美國再一次不顧俄羅斯的擔心，採取它認為必要的步驟在那一不穩定的地區締造和平。最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俄羅斯堅決反對美國飛彈防禦體系，但一旦美國覺得技術成熟，它很有可能部署這種系統。
1999年3月起，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以「解決科索沃人權危機」為由，未經安理會授權，開始針對南聯盟的空襲。
誠然，正如冷戰時的情況，大國對抗有時會產生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然而，大國將繼續尋找機會，增加其分得的世界權力，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它們會站出來打破那一穩定的秩序。我們看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國非常賣力地削弱蘇聯，並在冷戰後期推翻歐洲已經出現的穩定秩序。當然，權力喪失已成定局的國家將起來抵禦侵略，維持現存的秩序。但它們的動機是自私的，是出於均勢邏輯考慮，而不是出於某種對世界和平的義務。
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大國不可能為了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擔義務。首先，國家不可能為增進和平的一般性規則達成協議。誠然，對這一藍圖應該是何種狀況，國際關係學者從未達成一致。事實上，解釋戰爭與和平的理論與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學者幾乎一樣多。但更重要的是，決策者不能對如何創造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達成一致意見。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在如何創立歐洲穩定問題上的重要分歧，使喬治·克裡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和伍德羅·威爾遜分道揚鑣了。特別是，在萊茵地區問題上，克裡孟梭打算比勞合·喬治和威爾遜對德國提出更苛刻的條件。而勞合·喬治是主張分割德國的強硬派。因此，《凡爾賽條約》在改進歐洲的穩定問題上無功而返也就不奇怪了。
巴黎和會是指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戰後協約會議。27個戰勝國的代表1000人參加，其中全權代表70人。蘇俄沒有受到邀請，德國等戰敗國也被拒之門外。經過激烈的較量和彼此的妥協，6月28日，各戰勝國終於在巴黎近郊著名的凡爾賽宮鏡廳籤訂了《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凡爾賽和約》的這些條款是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真實記錄。
再看看美國在冷戰早期是如何考慮爭取歐洲穩定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穩定而持久的體系所需的關鍵因素就已經準備就緒。它們包括分裂德國、美國地面部隊駐紮在西歐以抵抗蘇聯的進攻、確保聯邦德國不發展核武器等。但杜魯門政府對於一個分裂的德國可能帶來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例如，位居國務院重要位置的喬治·凱南和保羅·尼採認為，一個分裂的德國將是不穩定的根源，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卻不同意這種看法。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Eisenhower）總統試圖結束美國對歐洲的保護義務，並向聯邦德國提供核武器，讓後者擁有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雖然這一政策從未實施過，但它極大地造成了歐洲的不穩定性，直接導致了1958—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機」。
1958年，蘇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美法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駐軍，後來以蘇聯讓步完結。1961年，蘇聯重新提出西柏林撤軍要求，事件以蘇聯在東柏林築起柏林圍牆作結，美蘇關係以蘇聯凍結柏林問題而得以緩和。
其次，大國不可能置權力考慮於不顧，而著手增進國際和平，因為它們無法肯定它們的努力能否成功。倘若努力失敗，它們必將為忽視均勢付出慘重的代價，因為一旦侵略者來到家門口，它們再撥打911，是得不到回應的。很少有國家會冒這種風險。因此，這種謹慎態度要求它們必須按現實主義邏輯行事。這些理由告訴我們，呼籲國家摒棄狹隘的均勢考慮而按國際共同體的更廣泛利益行事的集體安全計劃，不可避免地要夭折。
國家間的合作
也許有人會從以上討論中得出結論，認為我的理論排除了大國間任何形式的合作。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國家能夠合作，雖然有時合作難以實現，而且總是難以持久。兩類因素制約了合作：對相對收益的顧慮和對欺詐的提防。
從根本上而言，大國處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在這裡，它們至少把彼此看成潛在的敵人，因而它們希望以犧牲對手為代價獲取權力。任何兩個試圖合作的國家，都必須考慮在它們之間如何分配收益。它們可能按照絕對或相對收益的標準來考慮分配問題。在絕對收益情況下，每一方關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佔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國在交易中的得失。只有當他國行為影響到自己對權力的最大化佔有時，各方才會在乎對方。而另一方面，在相對收益的情況下，每一方不但考慮自己的個體收益，而且關心己方是否獲得了較他方更多的收益。
由於大國非常注重均勢，因此，當它們考慮與其他方合作時，集中考慮相對收益問題。每個國家無疑想使自己的絕對收益最大化。但對一個國家來說，更重要的是確保它在任何協議中都不會虧待自己，而且做得更好。然而，當國家把著眼點轉向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時，合作就變得更為困難了。這是因為，關心絕對收益的國家必須保證，一旦餡餅做大後，它們至少能得到增加部分的份額，而關注相對收益的國家必須對餡餅的分配特別留心，這就使合作的努力複雜化了。
對欺詐的擔心也會妨礙合作。大國常常不願參加合作協議，擔心其他方會在協議中耍欺騙手段，以獲得可觀的優勢。這一擔心在軍事方面尤其敏感，並會引起「背信棄義的特殊危險」，因為在均勢情況下，軍事裝備的屬性是快速變化的。這種變化可以為國家創造一個機會，讓其運用欺騙方式，使它的受害者遭受決定性的失敗。
儘管合作存在諸如此類的障礙，但現實主義世界中的大國確實也存在合作。均勢邏輯常常促使大國結成聯盟，聯合反對共同的敵人。譬如，在二戰之前和二戰中，英國、法國和蘇聯就是反對德國的盟國。國家有時集結起來對付第三國，就像1939年德國與蘇聯聯合對付波蘭一樣。最近的事例是，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協議，由雙方佔領和分割波士尼亞，儘管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國阻止其通過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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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和盟友都會合作。畢竟，只要這些交易能大體反映權力的分配和消除對欺詐的擔心，就可以成交。冷戰期間，超級大國籤訂的各式軍備控制協定就說明了這一點。不過，它的底線是，合作發生在一個以競爭為內核的世界中，在這裡，國家具有利用他國的強烈動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40年裡，歐洲的政治狀況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雖然這一時期大國頻繁合作，但是，那種合作並沒有妨礙它們在1914年8月1日走向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與蘇聯也有極好的合作，但德國和日本戰敗後不久，這一合作未能阻止冷戰的爆發。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在納粹軍隊進攻紅軍前的兩年裡，德國與蘇聯進行過很好的經濟和軍事合作。
合作的多少不可能消除安全競爭的主導邏輯。只要國家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和平，世界總是充滿安全競爭。
《衛報》發表評論，批評川普攻擊世衛組織是為掩蓋其應對疫情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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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原標題：《「在世界舞臺上，美國常常舉止粗蠻，卻總是稱自己是道德的，而對手是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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