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的創作,可謂是名利雙豐收。
她的小說幾乎拿下了所有華語文學類的大獎,還搬上電影大熒幕。網友戲稱她是大導演「背後的女人」。
她的小說為什麼好看?是什麼」餵養「了的她創作?
我認為,嚴歌苓2019年出版的《穗子的動物園》,稱得上她那些以」生存「為主題的小說的靈感之源。
《穗子的動物園》是嚴歌苓唯一一部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合集。
以動物為主角的文學作品,數不勝舉。用動物世界隱喻人類世界的作品,更是不乏精品佳作,比如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場》,E.B.懷特的《夏洛的網》等。
「動物世界」,在生物學意義上,就是人類世界的一個鏡像。動物世界裡的弱肉強食,難道不正是人間的「煙火江湖氣」嗎?
嚴歌苓為這部書特地寫了一句寄言:別總記著,是我們在餵養它們,其實已忘了,是它們一直在餵養我們。在那些非理性的時代,人類活得還不如動物「仗義」。
動物用最樸素的「生存哲學」餵養人類的精神世界。讀一讀這幾篇「動物小傳」,會讓人為人性中的「惡」而自愧不如。
當人為「惡」感到羞恥時,「善」就浮出人性的「地表」了。這是嚴歌苓寫這部書的出發點。
下面,我就從故事情節、主題思想和作家經歷3個角度,聊一聊穗子的「動物園」帶給我的人性感悟。
明寫動物的「困境」,暗喻生存的終極命題
讀嚴歌苓的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她筆下的許多人物常常面臨著的生存困境——那種建立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資料基礎上的「活著」。比如,《扶桑》中那個「帶一嘴黑色膏藥渣子,把端來的粥呼呼喝乾淨了」的扶桑,《陸犯焉識》中那個把學富五車的智慧全部運用在「以最少的食物獲得最大的飽腹感」的知識分子陸焉識等等。
《穗子的動物園》延續了她的「生存困境」這個故事情節設置。只不過,這次的主角換成了動物。
比如,在《麻花兒》一文中,黃母雞誤吞了我的20顆玻璃珠,外婆近乎解剖般地給它做了一個不施麻醉的手術。叫得像一個喪婦般絕望的黃母雞,趴了幾天窩,翻著灰白的眼,最終還是從窩裡站了起來。有其母必有其女。麻花兒遺傳了黃母雞的「兇猛」勁兒,在少年們如雨的彈弓子彈追逐中,九死一生,最終掛著一隻已經脫眶的、乾癟的眼珠,生還歸家。
無論是《麻花兒》中做「不麻手術」的黃母雞、九死一生的麻花兒,還是《壯壯小傳》中在打狗運動中飛奔求活的壯壯,這裡的「動物主角們」,用一種原始而質樸的方式,踐行著一個最古老的生存哲學——活下來,不計一切地活下來。
嚴歌苓為什麼要讓她筆下的人物和動物,始終處於這樣「悽慘」的困境中?
正如嚴歌苓在散文中這樣描述她的移民生涯:「呆下來,活下去。」活著,曾經是她的生活目標。而她在成長過程中,通過動物的生存之難感悟到的「生存」這一終極哲學命題,又反過來影響她的文學創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人類生存的秘密不在於只是活著,而在於為什麼活著。在這意義上,《穗子的動物園》稱得上是嚴歌苓所有以生存為主題的小說的「創作談」。
把「惡」寫到極致,是為了喚醒「善」的認知
嚴歌苓在每一篇「動物小傳」中,都將「動物主角」放置於一個極致的生存環境中。
但是,這些「生存困境」並非源於「天災」,而是「人禍」。比如《麻花兒》中的「禁養動物運動」對麻花兒的絞殺,《壯壯小傳》中的漫長的「打狗運動」等等。
還有因為出於對同類的「恨」,拿動物當「替罪羊」的。比如《麻花兒》中,因為外公代為管教了幾個偷桑葉的「孩子」,黃母雞的9隻小雞雛,就被「一碗毒米飯」毒死。
人類對此還不以為然。《壯壯小傳》中保姆宋女士對壯壯「一條狗不缺吃不缺喝還不幹活兒,就夠有福了」的看法,幾乎可以代表大多數。
最關鍵的是,在《穗子的動物園》中,人不光對動物殘忍,對同類也殘忍。
《布拉吉和小黃》中,那個吞了一瓶安眠藥的女作家,被脫光了衣服,躺在走廊上。因為輸液輸氧排液而被撩開的被單,為什麼時常「忘了或者懶得」蓋回去。導致女作家的「裸身給多少猥瑣的目光刮傷」。
為什麼嚴歌苓要通過動物的遭遇展示人類血腥、暴力、冷漠、殘酷的一面?
嚴歌苓在《布拉吉和小黃》中寫道:我最終沒有鼓足勇氣,也缺乏那點殘酷和好奇心。
她寫人性的「惡」,點到為止,不做更深層次的社會學、哲學分析。而是筆頭一轉,寫動物無論被「極致環境」如何打壓,都不會消失的「美好」。
比如《貓咪》中的貓咪是傷心死的。因為祖母去了醫院,沒有再回來,貓咪感到它被祖母遺棄了。媽媽又把它從家裡帶走,帶給一個陌生人,連祖母那一絲絲氣味都根絕了,貓咪不知自己幹了什麼,讓人那麼絕情。也許,貓咪比我們想像的都重情,它是決意要給祖母陪葬的。
還有麻花兒被打瞎眼睛時,趕忙為眼睛攝入最後的「藍天白雲、綠樹白花」的那份不放棄;潘妮和坎貝爾這對「跨物種伴侶」的互相慰藉;壯壯在異國他鄉的日日不誤的「狗PARTY」等。動物們的「苦中作樂」絕非自我麻醉,而是源於對生命的不放棄。
嚴歌苓曾說:「只有在極致的環境被喚起的善良,才證明了人性是還有希望的」。「我的寫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人性能走到極致。在非極致的環境中人性的某些東西可能會永遠隱藏」。
儘管把人性中「惡」的一面寫到了極致,嚴歌苓始終相信,「善」的一面會在拐角出現。這份對人性之善的篤行,和她的個人經歷有很大關係。
遍閱山河,人間值得!
《穗子的動物園》延續了嚴歌苓一直以來以生存寫人性的敘事邏輯。
這源於嚴歌苓複雜的人生經歷。她獨特的經歷,醞釀了嚴歌苓寬厚的文學情懷與氣象,因而在生存主題敘事中比其他人多了一份悲天憫人。
1957年11月,嚴歌苓出生於上海的一個書香門第。爺爺是留美博士、著名翻譯家,母親是一名演員,父親肖馬是一名作家,著有作品《鐵梨花》等。
嚴歌苓成功繼承了家庭的文學和藝術細胞。12歲那年以文藝兵入伍。隨軍記者的經歷,激發了她體內潛藏的文學基因,讓她從一名舞蹈演員,成長為專業作家。
30歲時,她背井離鄉去美國留學。憑藉個人之力賺取生活費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在異國他鄉,她當過照看小嬰兒的保姆,照顧過病人,還當過服務生。孤寂生活和巨大的生存壓力激發了她的寫作靈感。
羅曼羅蘭說:「這世上只有一種理想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一部作品就是作者自身經歷和性格的現實化塑造。嚴歌苓學貫中西、遍閱山河的經歷,成就了她對生存主題的獨特觀察視角和書寫風格。
《穗子的動物園》也好,《小姨多鶴》《陸犯焉識》等其他小說也好,嚴歌苓始終在表達一種困境中不屈不撓的反抗與忍耐,為困境中的人們尋找突破口,為掙扎在現實生存中的人們尋覓一條幸福與希望的道路。
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聽一聽這位遍閱山河的女作家的建議,看一看她用文學世界審視過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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