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聲講出人類的災難
「你是否想過，如果當年你也在南京，你會怎樣做？會像約翰·馬吉一樣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下這些資料麼？」
「今年初在紐約，有一個人掉到了地鐵軌道上，一列車正在駛來。這時，另一個人跳了下去，從軌道上把這人救了出來。
我認為，人們都想做那個救人的人。你問我，如果當時我在南京會選擇留下並拿起攝像機嗎，我想，我不僅會拿起攝像機，還會做更多的事情。」
回答的人是比爾·古登塔格，他曾以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和2003年《世貿雙塔》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今年7月，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在中國公映。這部紀錄片在2007年的聖丹斯電影節上放映數日，場場爆滿。它讓觀眾看到了一段發生在中國的人類暴行，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這部電影被稱為「又一部《辛德勒的名單》」。
記者◎馬戎戎
被遺忘的大屠殺
「怎麼能夠把『大屠殺』和『遺忘』放在一個句子裡？」比爾說。第一次讀到張純如的《南京暴行》一書時，讓他震撼的是封面的小標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
《南京》在中國正式上映的日期被安排在7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但是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或許無法理解這一天對於中國人的意義。比爾說，在讀到《南京暴行》之前，他曾經在美國的歷史書上讀過這個事件，但「僅僅是幾句而已」。
「在拍這部電影之前，即使是我們劇組中的許多人，也對此一無所知。」丹·斯塔曼說。他是這部電影的聯合導演，有猶太血統。但是顯然，在西方世界，至少在美國，發生在中國南京的故事遠遠沒有奧斯威辛廣為人知。丹承認:「從西方人的角度，南京大屠殺的故事非常獨特，而這種獨特性在於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鮮為人知。你知道，在美國，你可以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卻不知道南京悲劇的人。」
即使是張純如自己，也曾經是「受過良好教育卻不知道南京悲劇」的人。張純如的外祖父張鐵君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的教員，教授三民主義。日軍轟炸南京時，他和家人為躲避轟炸，曾躲進用木板和沙袋掩護的溝裡。到了10月，他認為留在南京對即將臨盆的妻子不安全，兩人回到妻子在宜興附近的娘家。11月，張鐵君去宜興看望妻子和家人。幾天後回到南京，他發現同事們正在整理行裝，準備撤退，他們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蕪湖。張鐵君趕緊帶信給家人，讓她們立刻前往蕪湖與他會合。當時日軍摧毀了宜興與蕪湖之間的鐵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張鐵君在碼頭上足足等了4天，到第4天，家人還是沒有到達，他只好決定乘坐最後一趟船離開蕪湖，前往後方。絕望中，他呼喊妻子的名字，居然聽到了回答。回答來自一艘正從遠處靠近碼頭的小船，船上載著他的妻子、女兒和幾位親屬。就這樣，南京大屠殺發生前一個月，張純如的外祖父母逃離了厄運。
這是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故事的最初印象。但真正打動她的，卻是1994年加拿大NGO組織戰爭史實維持會在加州一個小鎮看到的展覽。她把那次經驗寫進了《南京暴行》的序言:「毫無掩飾的黑白圖像:被砍下的頭顱、被開膛的腹腔以及裸體的婦女，強姦她們的士兵迫使她們做出各種色情的姿勢，而她們的臉上則露出令人難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這令人震撼的視覺經驗，讓她做出了懷揣幾千美元就飛往廣州，從廣州和數名陌生人一起乘坐硬臥到南京的決定。
1994年張純如看到的圖片展覽當然不是美國人第一次用圖片來敘述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約翰·馬吉是一名牧師。他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悄悄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其中包括經威爾遜救治的一名懷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中國婦女的故事。這些影片，一部分由約翰·拉貝帶到了德國，一部分由喬治·費奇送到了美國，還有一部分輾轉到了英國。1938年，馬吉選擇了他拍攝的10張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刊登在美國《生活》周刊上。「二戰」史專家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發表的揭露侵華日軍製造南京暴行的圖片。
「沒有約翰·馬吉留下的資料，就沒有我們這部電影。」丹·斯塔曼說。在拍攝《南京》的過程中，比爾和丹還發現了美國記者在1937年就曾對南京大屠殺進行過報導:美國記者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在當年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頭版發表新聞報導《屠戮意味著佔領南京——俘虜全部被殺》，指責日軍「大規模地搶劫，對婦女施暴，殺戮平民，把中國老百姓從家中趕出來，大批處死戰俘與強迫徵集壯丁，把南京變成恐怖城市」。耶茨·麥克丹尼爾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論壇報》上發表《戰地記者日記內描述的南京恐怖》，無奈地說:「我對南京的最後印象——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
很多倖存者在回到自己的國家後都發表過回憶文章，喬治·費奇的回憶文章還刊登在美國《讀者文摘》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官方使用各種資料和渠道在國內宣傳南京大屠殺:1942年3月，美國以南京大屠殺為例出版了《1937年至1938年冬日軍在華暴行》，向美國民眾宣傳日軍的兇狠和殘暴，激勵美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和鬥志。然而，冷戰開始後，南京大屠殺卻從美國民眾的視野中消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美關係研究者徐志民曾在《世界知識》上撰文，認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美國政府在冷戰期間存在過「刻意的忘卻」。其中緣由，徐志民的分析是:既有日本右翼勢力對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阻撓，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亞洲以外的國家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而親歷南京大屠殺的美國傳教士在韓戰爆發後，先被逐出中國大陸，回到美國後又遭審訊和隔離，身心遭受重創，大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如，斯邁思博士1951年被迫離開金陵大學回國，邁納·瑟爾·貝茨則遭到拘留審查，馬吉於1953年在美國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此時出於扶植日本的目的，包庇了許多日本戰犯，使他們重返政壇。
但在採訪中，比爾說，他本人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恰恰是美國在保存這些歷史。對於南京的故事不如奧斯威辛這樣廣為人知的問題，他寧願認為是由於華裔的國際移民比不上猶太人:「猶太人在美國、在歐洲國家都有大量移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這個事情的國際關注度。而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
《南京》的投資人、美國AOL副總裁泰德·萊昂西斯今年50歲，他也是從張純如的書開始認識這段歷史的。2005年的聖誕節，泰德·萊昂西斯在加勒比海度假。他在翻閱一份舊《紐約時報》時，通過一則訃告粗略了解了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作《南京暴行》一書又在不久後吞槍自殺的不幸身世。「看完報紙後，我隨手放進了廢物籃裡。但報紙沒有掉下去，刊有張純如訃告的第一頁露在外面。」泰德說，「每次經過這份報紙，她的眼睛始終盯著我。」
接下來，泰德去買了張純如的書。然後，《華盛頓郵報》是這樣描述的:「這個故事讓萊昂西斯大為震驚，由於書中的情景在他腦中不斷浮現，他掏出了支票簿。」
「泰德掏出2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攝製組。我們認為，此舉完全是慈善家的行為，他在花錢方面很有智慧。」丹幽默地說。在接受NPR電臺採訪時，泰德說，對於《南京》，他的目標是能讓10億中國人看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即使盜版我也不在乎。」
最壞的和最好的
「資料畫面上第一聲槍聲響起的時候，瑪麗·海明威徹底被發生在70年前的屠殺場面驚呆了。」丹回憶道，「她感到了戰爭的恐懼，也強烈感受到了要通過某種方式來回應和表達。」和那些戰爭時期的美國人一樣，《南京》劇組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第一個震撼是戰爭本身的殘酷。
瑪麗·海明威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孫女，也是好萊塢著名演員和作家。在這部紀錄片中，她以當年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區以救護平民的美國女子米妮·沃琴(曾被譯為魏特琳，南京倖存者回憶中的華小姐)的角色出鏡，朗誦她當年的日記。當她念出「我洗了澡，用了護膚霜，灑了香水，但那些味道依然還在，那是死亡的味道」時，丹注意到，她的手在抖。
丹本人也被約翰·馬吉的紀錄嚇壞了:「我看到那些資料，第一反應不是激動、興奮，而是恐懼。那些場景是那麼真實，那麼震撼，那麼恐怖。」約翰·馬吉的孫子克裡斯·馬吉，也曾在劇組中工作，他看到那些資料影片後脫口而出:「我真想不出我爺爺是怎麼活下來的。」
然而這不是比爾所要的方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好幾部，呈現屠殺的慘烈。」比爾說。在《南京》之前，2006年，已經有一部叫做《南京夢魘》的紀錄片，在網絡上得到了廣泛傳播。所以比爾希望找到新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刻意避免將此片做成那種典型的歷史題材影片——即由那些教授在前面長篇大論，然後鏡頭在一張張照片上移來移去。」
拉貝給了比爾新的方向。「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我說，等等，他是納粹？通常都是納粹幹壞事。我很驚訝。」比爾說。接下來，當他進一步深入到拉貝的資料中時，他迷惑了:「我讀他的資料比一般人都要多，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他是個納粹，他勸說大量的女性回家，但這些女性顯然會面臨被強姦的結局。這是他的錯誤。但同時，這個人幫助建立了南京安全區。我需要呈現出這個納粹的善良一面，我想這是個障礙，需要跨越。」一個納粹為什麼要幫助建立南京安全區？比爾不得不承認，走進一個人的內心，是困難的。他為拉貝的行為找到的理由是:「他是被正義的力量驅使。看到了戰爭的恐怖場面，日本兵都很兇殘，很多西方人的表現都很英勇。」
拍攝之前，比爾、丹和劇組委派了35名「特派員」在美國、英國、德國、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南京等地尋找各種資料:影像、文字、研究書籍。影片拍攝只用了1個月，但是前期調查長達18個月，丹說，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1937年的每個資料影像片段和每幅照片。他們拿到的資料達上萬頁，僅在南京，拍攝下來的採訪就長達80個小時。丹和比爾親自採訪了21名倖存者。影片裡日本老兵的回憶都是在日本拍攝，他們拍攝了60名倖存者和士兵，他們都很老了，最年輕的也已經年過90，而且大多數又不肯說，採訪工作很艱難。最終，他們找到了日本和平主義者Tanmaky Matsuoka，她做了250個採訪。在全部看過後，劇組選用了「一些採訪」。比爾把這個過程稱為:「複雜、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在他看來，其中最難的就是對事實細節的核實，比如當事人當時的年齡，他描述的地點等等。張純如的書出版後，很多日本右翼分子以細節不符而對《南京暴行》一書進行攻擊，進一步否認南京大屠殺。比爾對此很憤怒:「怎麼能夠因為細節的錯誤就否認整個史實？」為了避免《南京》遭到同樣攻擊，比爾強調，「每個細節都必須要反覆核實」。
經過大量研究，比爾和丹最終選擇從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區的那些西方人的視野去回顧這場劫難。但他選擇的不是靜態的日記本和旁白，而是找演員來扮演這些當事人，面對鏡頭講出那些曾經鮮活的記憶和感受。
「瑪麗·海明威說的每句臺詞都是真實的，這只不過是真實的另一種呈現方式。」比爾說。
比爾承認，這樣的角度和敘述，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傳播效果的考慮:「對於西方觀眾來說，對於西方人講述的故事，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更有公信力。」而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萊昂西斯則拒絕了中方入股的要求，因為他認為，如果這個故事由第三方來講述，可信度會更高。
在《南京》完成前，2006年，美國導演、心理學博士約瑟夫已經拍攝過反映南京暴行的《南京夢魘》。這部電影在網絡上已經被超過100萬人次下載。吳海燕是《南京夢魘》的促成者之一，也是導演的助手。她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國際關係與亞太研究的碩士，在國內曾是CCTV經濟半小時的記者。促使她幫助《南京夢魘》的導演約瑟夫進行拍攝的起源，是一場約瑟夫的演講。那是2005年3月，美國加州一個學術論壇上，約瑟夫博士發表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演講，吳海燕說，那場演講的視角是她「前所未聞」的:「從來沒有人像這位演講者，超越中日兩國間具體的歷史事件，而從全球與人類的視野來向她展示這場劫難。」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殺給她留下的印記幾乎全是控訴。歷史教科書與相關影視作品的內容、紀錄片裡倖存者的指證等等，總結起來就是「悲慘」與「仇恨」兩個詞，是日本對中國欠下的血債。「這樣的講述方式在我們看來可能很習慣，但是西方人就未必認同。」吳海燕說。
而在比爾看來，演員以當事人的身份直面鏡頭，向觀眾講述，造成的情感效果是他想要的:「我們希望觀眾能對故事有一種切膚之痛，並能對我們講述的故事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比爾也使用了倖存者口述的方式。他對採訪對象的選擇標準是，「能夠講述有震撼力故事的倖存者」。最終，找來的倖存者口述甚至打動了他本人:「常志強的故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鏡頭前，常志強講述了發生在自己家中的慘劇:日本兵將正在吃奶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殘忍地刺殺母親。小弟弟爬向全身是血的母親，彌留之際的母親依然不忘給自己的孩子哺乳。比爾說，拍攝這段採訪時，翻譯哭了，他也哭了:「人的故事是如此有震撼力。聽到有人講述他親眼目睹媽媽的死去，這個片段我看了上百次了，仍然能感動我。」
比爾在南京的拍攝在夏季，但是拍攝中，他卻屢屢覺得「冷」——「也許是因為我們要在夏天拍出冬天的感覺。」比爾說。在南京的時候，看著那些殘缺的石頭牆，他覺得「這是座悲哀的城市」。他開始理解米妮·沃琴的選擇，回到美國後，米妮·沃琴自殺了。比爾認為，這是因為南京所遭遇的一切實在太震撼了，足以打破人類所有的幻覺:「比如你現在走在長安街上，一切都美好、寧靜、富有。然而只不過一夜間，這一切都消失了。」比爾看著記者說。
而泰德在他自己的博客裡說，他在南京僅僅停留了3個月，然而這3個月已經把他的世界觀全部改變了。
在日本的採訪讓比爾很吃驚:「拍攝這部電影前，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望，以為會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借這個機會，良心發現，有力量和勇氣講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懺悔。」然而，事實上是他在日本的所有採訪中，沒有一名日本老兵對此表示過懺悔:「我們問過採訪到的每一個日本士兵，你們當時在南京的時候，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一位日本士兵竟回答說:南京實在太熱了，我們沒有水喝。」
丹說，《南京》的劇組非常國際化，有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德國人，他們之間經常因為觀點不同而起爭執，但是丹和比爾從來不會強迫他們統一認識。在日本，他們經常遇到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有各種各樣的人。年輕一代希望知道更多的歷史真相，而資深的年長的研究者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在南京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無視，或者輕視這種事實。」
但丹和比爾從不刻意表示反對:「因為我們拍這部電影，不是為了告訴人們該怎麼想，而是盡我們所能，搜取儘可能多的資料和看法。」比爾從臺灣地區找來了南京大屠殺之前老南京的影像，他選擇的是滑冰的孩子、放學的學生、陽光下美麗的少女。他認為這些資料有助於講述這座城市和曾經居住在這座城市中的普通人的命運。
但是劇組同時承擔了非常大的壓力。很多來自日本的工作人員由於受到來自家庭的壓力而退出，比爾說，工作人員以這樣的原因退出，在他的電影製作生涯中，還是第一次。而片中有一位日本演員，出生在日本，成長和工作都在美國，即使如此，他在劇組工作一天後博客上就收到了1000多封回復，有侮辱、威脅他甚至他的家庭的，說他是日本的叛徒。
儘管如此，比爾依然認為，《南京》不是一部反日電影，而是一部反戰電影;他不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去拍攝，而是為了要表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即使在大屠殺中，依然能夠看到人類的善良和美德。在《南京》這部片子裡，你既看到了日軍犯下滔天罪行，同時也看到了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去幫助別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壞的，也能看到最好的。」比爾認為，《雙子塔》和《南京》的差異在於:「紐約當時有照相機的人都拍下了災難的一刻，每個人都看到了。南京恰恰相反，寥寥無幾的人目睹了發生的一切。相似的是，在雙子塔，你將一個很複雜的很深刻的故事濃縮成一個人的故事，一個家庭的故事。對於南京，這不是某個家庭的故事，這是太多家庭的故事。」他說，「我們絕對應該大聲講出南京的故事。南京經歷了太多災難，當年的屠殺，後來的鮮為人知，現在日本的拒不承認，這些都是災難。柬埔寨、盧安達、前南斯拉夫，各處都有災難。我堅信美國人應該大聲講出這些災難，不光是美國，全世界都應該關注。」他認為，他和張純如有一點像，「40萬人買了她的書，並由此知道了南京大屠殺，我想現在通過電影，上百萬人，而不是數十萬人，會知道南京大屠殺。我也希望上百萬人能夠了解這段歷史。」
「我因能夠向從沒聽過這個故事的人們講述它而內心充滿感激。」比爾說。-
(王萃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內容：
32 情感如何記憶——「南京」
36 《南京》 :大聲講出人類的災難
42 南京大屠殺:抽象記憶和感情記憶
50 未遂的歷史討論
52 南京屠城的中國講述
54 1988:血證
56 1995:吳子牛的《南京大屠殺》
58 2005:棲霞寺的辛德勒
62 南京！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