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間國際排名75-100名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其甄選副教授的標準，可作為真正意義上合格的經濟學家的標準。這是一個依據經濟學國際學術評價體系得出的標準
記者：您的「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言論在媒體發表後，引發了眾多回應，您如何看待？
丁學良：國內的反應，有些是正面的，有些不那么正面。主要分成兩個方面，其一是來自民眾的，引發了他們對公平正義的關心；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最關心的，是關於學科建設方面的，主要是來自學界的評議。目前我所知道的一些國內經濟學家的回應，他們說外行話的水平，比我想像的還要糟糕，這更反映了國內經濟學的學科建設，需要有人提出建議，從外邊吹吹不一樣的風，這在當前十分必要。
至於我的言論加重了民眾對經濟學家的不信任，這樣的後果我不是完全沒有考慮到，但也不是百分百想到了，應該是界於中間狀態吧。民眾的反應，原諒我無法經常地關注，沒有辦法去評價。
記者：國內許多經濟學者認為，您的專業是社會學，對於經濟學而言是外行，評價經濟學家的優劣並不合適，而且，您並沒有提出「合格的經濟學家」標準，所以，您的言論並不值得認真對待。
丁學良：我的專業是政治社會學，主要研究制度變遷，其中大學制度是我的研究對象之一。大學制度中，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做了專門研究，社會科學中以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評價體系為主要對象。不僅如此，在實際中，我現在仍擔任境外大學的學術評鑑人，了解它們如何招聘、評價經濟學教師。
我對國內經濟學家的評價是基於我的研究和實際經驗，依據經濟學的國際學術標準做出的，並不是一時興起的表述。
我國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是最國際化的學科，評價標準肯定是國際化的。通過對我的反駁我才了解，國內經濟學界有那麼多人並不知道本學科的國際學術標準！
追溯起來，1978年我已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同一期上還有孫冶方先生的文章，當時我只是大學生，自我感覺很不錯。1985年進入哈佛讀書後，身邊大師雲集，才知道何謂學術的汪洋大海，體會過去自己視野的狹窄。現在，20年過去了，還有那麼多人猶如當年的我，在自家院子的小池塘裡戲水，卻認為這就是汪洋大海了。這讓我難過。
記者：按照國際學術標準，什麼是合格的經濟學家？
丁學良：對於這個標準，我在《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書中有詳細的闡述。國際上有13種不同的方法比較經濟學系和經濟學家，其中的核心是對研究成果進行評介。這是經濟學界內部由不同的專家小組用不同的方法論研究出的評價體系。目前國際公認的方法是對專業的經濟學學術期刊進行排名，然後依據在不同等級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進行評價。
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學，在13年間，它的經濟學系在國際上的排名大約在75-100名之間，在整個亞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師的標準為例，大約比較切合實際。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聘用教師，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剛畢業的博士來應聘，這時他們往往還沒有在很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們提交2-3篇他們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paper），並有至少3個成名經濟學家的推薦，系裡選擇排在前列的幾位，給一個求職演說（jobtalk）的機會。這時考察的是他們是否受過合格的經濟學訓練，是否有學術研究的潛質。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後，系裡將根據他們是否在像樣的期刊上發表足夠的論文，決定是否給他們副教授的職位和長期的工作合同。此時的標準是在第一檔的學術期刊（全學科的，國際排名15名以內，《美國經濟學評論》、《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季刊》等，刊登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文章）上發表至少兩篇論文，在第二檔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內，包括學科分支的專業期刊，如《財政經濟學學刊》、《人力資源學刊》、《比較經濟學學刊》等）發表至少2篇論文。
第三步評定終身教授，這時要求研究非常紮實，要有突出的學術貢獻。
我認為，是否是真正意義上合格的經濟學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學評定副教授的要求來衡量。我不是按照國際排名前10位的經濟學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終身教授的要求，這樣不至於高得離譜，因為我們談的是華人社會裡的經濟學家。
記者：看起來，這個標準並不是那麼高，為什麼您說國內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
丁學良：這很容易判斷，根據國內學者在像樣的期刊上已發表的論文就可以知道。許多人不服氣，也有方法可以測試：他們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論文（無論發表或未發表）寄給國際上排名75-100名的經濟系，申請副教授的職位，看一看他們能否在候選人的名單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們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給國際上排名20-60名的學術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這樣的嘗試，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願意承認自己錯了，願意為他們慶功。
記者：你已對「合格」做了定義，對於「經濟學家」，您是如何定義的？
丁學良：許多人認為，經常評論經濟問題的人，或者是制定、實施經濟政策的人都是經濟學家，不僅民眾這樣看，甚至一些學者也這麼認為，這太混亂。如果這樣，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也未免太多了。舉一個例子，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他也許可以因為穩定全球金融市場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肯定不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沒有學術貢獻。經濟學家是受過良好經濟學訓練，從事經濟研究的研究者。即使是做應用研究的，也要求對經濟學原理和方法論有著深刻的理解。
記者：您為什麼如此高調地在此時批評國內經濟學界？
丁學良：從一些反饋看來，許多人認為我在貶低經濟學界，是在爭取學科的話語權。事實並非如此，我談論這個話題，並非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在香港科技大學我是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學術評鑑人，我了解這三大社會學科的進步，在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最接近科學，最有可能像物理學那樣發展。我研究政治社會學，也需要借鑑許多經濟學的成果，
在我進入大學時，國內的學術基礎相當薄弱。1990年代以來，國家開始有能力加大投入，在國外受過良好訓練的學者們開始回來，我們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也充分起來，我們的社會科學開始有了研究和進步的基礎，經濟學尤其有了更多的資源和可能性，去追趕國際水平。
可國內經濟學界的學科制度建設讓人失望，浮躁和平乏讓人擔憂。西方學術界並不是停在那兒等待我們追趕，我們正在失去時間。
這次完全反對我的觀點的學者中，有幾位是國內著名經濟學院的副院長。他們的缺乏反省令人失望。
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需要制度重建，這是轉軌時期最大的挑戰，其中大學裡學科制度建設是重要的部分。只有在有效的學科制度下，我們的大學才有可能有第一流的學者，才能有第一流的學問，才能為未來的方向提供理論依據，才能在思想層面贏得世界的尊重，這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實現這樣的目標，不僅是經濟學的責任，也是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共同責任。
（此文根據採訪錄音整理，未經受訪者審閱
讀者眾議
-2月1日刊載《部分主流經濟學者回應信任危機》一文後，本報收到眾多讀者來信。為充分呈現各方主張，特編發部分來信，以饗讀者
當下的中國根本就沒有經濟學家！大凡能稱為「家」者，其成果必然是在某一領域「成一家之言」，或是學術觀點，或是研究範式，抑或是方法論上有所突破。應該說這還僅僅是最底線！試問，當今經濟學界有人達到這最底線的要求嗎？
試看當下經濟學界，要麼是販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要麼是固守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套路，引經據典地論證各種所謂的經濟現象！還有的就是「貨於帝王家」，成為御用「經濟學家」。更有甚者「唯金錢是圖」，徹底地變成了商業社會的奴隸！
當前，中國改革又進入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時期，時代呼喚經濟學家，公眾也期望經濟學家成為社會的良知，用自己的知識為最大多數人謀福利。希望中國經濟學界「知恥而後勇」，早日誕生出自己的經濟學家。
――張獻忠 天津
利益集團為什麼會找經濟學家立言？為什麼不找我，讓我也有一個「自利」的機會？因為話語權掌握在經濟學家手中。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話語權而我沒有？因為他們擁有「經濟學家」的稱號和地位。這種稱號和地位又從何而來？這些掌握話語權的學院派的經濟學家不是在大學任教，就是在公共研究機構任職，一方面這些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賦予了他們「高級知識分子」的形象，使他們說的話更具權威性，另一方面這些機構的公共服務性質也賦予了他們「公共服務」的形象，使他們的話更具可信性。公共服務機構在賦予經濟學家「公共服務」形象的同時，也賦予了經濟學家「公共服務」的責任，既然收入來自於納稅人，就必須以納稅人為服務對象，高級知識分子也是公僕，這是一個基本的定位問題。
如果說研究經濟學的有了成果，就可以以此為資本自利了，那麼政府官員在有了政績之後是不是也可以以職權為資本以權謀私了？都是拿公共身份和公共權利尋租。說到底，為利益集團代言根本就不是一個「自利」的問題，而是一個「以權謀私」的問題。所以，公眾對於經濟學家的「公正評論」的要求不是一個「泛道德化」要求，而是一個「職業道德」的要求。
――王鵬超 北京
當代中國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採用的是西方經濟學的路徑選擇。這種選擇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的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是不可忽略的。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流派，不光有關乎經濟增長和市場競爭的經濟學，也有關乎大眾利益的窮人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而處於發展中的中國由於經濟人才相對緊張，有效供給小於需求，更多的經濟學從業者學習和選擇的是事關發展和市場競爭的經濟學，致力於經濟效率的提高，相對忽略改革發展中的負面問題。由改革和經濟發展導嚮導致的路徑選擇引發了當下經濟學內部從業人員結構的失衡，進而使得改革帶來的潛在問題無法被充分關注。
最近關於經濟學家的爭論表面上是對經濟學從業者道德流失的謾罵和能力不足的不滿，事實上，這是一個改革路徑選擇的困境問題。從「郎顧之爭」到鄒恆甫的「大多不入流」，是一個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路徑選擇到主流經濟學者內部的研究路徑選擇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逐步理性化和接近事實真相的過程。
――譚毅 成都
所謂主流或入流，至少有兩個最重要的概念和標準：其一，科學、真理不識權貴，獨立，追求，尊嚴，自我；其二以人的文明進步、人類的文明進步為大為重。
丁學良教授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首先應當是這樣一個大寫的人：不但有真知灼見，而且是社會的脊梁――不是富人的代言人，不是窮人的代言人，不是官方的代言人，不是聚眾的代言人，而是科學真理的代言人，文明進步的代言人。因此，德國前總理科爾說：「我們德國人對大學教授的尊重，遠遠超過對商業巨子、銀行家和內閣部長。這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趙蓋城 北京
難以認同今天整個社會，或者是輿論所營造的對經濟學家的壓力，尤其是對說實話的經學家的壓力，盲從的社會更加讓人害怕。
學者要獨立於大眾的情緒。做學術不是政治投機，學者本人更應有一份獨立清高的操守。投機政府不對，投機民眾也不對。任何真理的產生從來不會依據強大的政府支持或民眾數量上的優勢而產生。
受過教育的人應該更能約束自己的感情，將實情傳播給公眾，為了長遠的利益取得他們的支持，而不是挑起公眾的不滿，欺騙他們的感情，最終誤導他們。企望我們的社會能善待中國少數幾位真正的經濟學家，為他們營造寬鬆的環境，不要將任何東西都與道德掛鈎。壓抑的氣氛，泛道德意識形態的鉗制，讓學者們不敢說真話，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經濟學界可能再也出不了大師！
――翟一達
丁學良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接著《中國青年報》稱自己調查有83%的公眾支持這一說法。這樣的調查，代表性和可信度令人生疑。今天的科學，發展一日千裡，同行以外的人要評價，困難多多。假如問網上的朋友，中國有幾個物理學家、化學家或者醫學家，他們會怎樣答？相信再大膽的人，也要回去想一想，不會像對待經濟學家這樣輕鬆。
輕鬆進而輕看經濟學家，是中國的尷尬。因為經濟問題不是物理化學，誰都可以發言。作為一門科學的經濟學，似乎變得沒有什麼門檻，只要扯起為大眾利益、保護弱勢群體的幌子，就可以發言，而且每發必能得到喝彩。比如，對奢侈品徵稅、最低工資制度等。
中國經濟學家被賦予了過多的社會責任。中國有以官為師、以士為師的傳統，不管身處廟堂還是江湖，學者都被要求具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與胸懷。誠然，作為一門經國濟民的學問，經濟學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成為顯學，經濟學家被賦予代表公眾利益、為眾人指點迷津、引導公眾致富、實現社會公平、影響國家政策等責任。在這樣的氛圍下，單從經濟學家的出發點說，為民請命的受人尊重，為窮人說話的得到讚揚，而絲毫不顧這些觀點的學理基礎和實施後果。堅持科學方法解釋經濟現象的學者，反而遭到公眾和媒體的質疑。
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是經濟解釋。諾獎得主薩繆爾森講過，說好壞是非，做價值道德判斷，科學家與普通人比並沒有什麼優勢。經濟學不涉及價值判斷，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沒有人情味的冷血學問，不算社會科學。恰恰相反，這正是作為一門科學的長處。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只有不帶經濟學家的個人成見或者儘量減少個人成見對經濟研究的幹擾，客觀地指明人的行為或現象形成、演變的局限條件及其成本、收益，才能為改進社會提供真實的基礎。否則，加入個人成見，人的真實行為被過濾、被誤讀的機率就增加了，反而不利於向人們提供客觀的因果關係。
經濟學家的責任所在，首先是把自己的理論基礎搞對了。有了真功夫，經濟學家不論任職於象牙塔內，還是奔波於滾滾紅塵之中，都會遊刃有餘。當前中國經濟學家的最大困難，不是為誰服務的問題，不是利益的追求蒙蔽了真理的眼睛，而是經濟學的教育水平還很落後，經濟學界的素質亟待普遍提升。經濟學界把更多精力耗費在無謂的市場和政府、「左」和右、道德與科學、主流與非主流等的爭論上，而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教育、消化、吸收、應用的水平不提高，遑論對經濟學的創新！
――田學斌 石家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