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萬隻死於非命, 賽加羚羊究竟何去何從?

大部分人可能從未聽說過這種動物，擁有著獨特而靈活長鼻子的賽加羚羊（Saiga tatarica）。 

賽加羚羊是牛科高鼻羚羊屬下唯一的物種，和同樣瀕臨絕種的藏羚是近親。現存野生數量稀少，且可能持續下降中。圖片來源：www.pinterest.com

它們曾經遍及歐亞，如今卻蝸居中亞和蒙古。 

2015年5月，在一種神秘疾病的侵襲下，有12萬頭極度瀕危的高鼻羚羊——接近現存野生羚羊總數的一半——暴斃野外。

賽加羚羊體型中等，大鼻子令人過目不忘。如今，它們分布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及蒙古國的半乾旱草原生態系統中。跟藏羚羊類似，每年春天，賽加羚羊會集成大群產仔；初冬，它們形成小群交配。賽加羚羊在草場和荒漠之間做長途遷徙，有的長達1000公裡。嚴冬和乾旱常造成賽加羚羊大量死亡，而很高的繁殖率又使得種群迅速恢復。 

1990年，來自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的米爾納-古蘭德( EleanorJ. Milner-Gulland)進入中亞，開始研究賽加羚羊。她的工作持續至今，從純生態學科研，轉型為實用型研究，再到基於保護行動的研究。

二十多年來，米納爾-古蘭德和賽加羚羊如何走過這條「坎坷」的道路？

鼻腔寬大的賽加羚羊。雄性因據稱具有藥效的羚羊角而遭到大規模獵殺。雌性無角（上圖為雌性賽加羚羊）。圖片來源：http://www.peoplemagazine.co.za/

近幾百年來，賽加羚羊幾經動蕩

末次冰期後，賽加羚羊曾遍及歐亞大陸。16世紀之後，賽加羚羊的分布區收縮到從烏克蘭到中國的開闊草原。19世紀後半期，羊角被認為具有中醫藥效，大規模獵殺使得種群數量大幅減少，分布範圍急劇萎縮。

蘇聯建國後，關閉中蘇邊界，嚴格管控武器管，開始實施禁獵，賽加羚羊數量快速增長。到20世紀中葉，賽加羚羊分布區域不斷擴張，幾乎恢復到19世紀中期前的狀態。隨後，分布區內人類活動和設施不斷擴張，包括耕地、礦業、水利、牲畜、圍欄、以及軍事設施。這在70年代到90年代尤為突出，導致賽加羚羊棲息地被不斷分割。同時，國家組織的狩獵活動再次興起。儘管如此，科學家估計，1980年代仍有約82萬頭賽加羚羊，其中82%生活在哈薩克斯坦。

1991年，蘇聯解體。巨大的社會經濟災難在鄉村蔓延。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國有集體農場崩潰、牲畜驟減，令當地百姓失去基本生計。賽加羚羊成為顯而易見的肉食來源。隨著中俄、中哈邊境重新開放，羊角收購再次出現。同時，科研和野生動物管理工作完全癱瘓。導致賽加羚羊種群的急劇下降。

賽加羚羊曾遍及歐亞大陸，如今主要分布於中亞草原和蒙古國。淺白色多邊形表示歷史分布區，其中的綠色和紅色斑塊表示現今的分布範圍。圖片來源：http://es.gizmodo.com/ 

大規模捕獵對賽加羚羊種群產生了深遠影響。哈薩克斯坦動物學會曾在2000至2002年組織過地面和空中調查。在整個別特帕克達拉草原（Betpak dala），調查人員竟然沒有看到一頭雄性賽加羚羊或幼仔。獵人們有選擇地獵殺雄性賽加羚羊、獲取羊角可能是主要原因，這導致性別比例嚴重失衡、自然繁殖率下降。而且，從1997年開始直到20世紀末，賽加羚羊產仔集群從當地消失。賽加羚羊的分布模式也在變化。它們不斷離開原先的適宜棲息地，整體分布更加碎片化。

回歸科學的初心

米爾納-古蘭德(Eleanor J.Milner-Gulland)對賽加羚羊的研究始於1990年。當時，她還是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的博士生，研究大象和犀牛。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持續關注賽加羚羊二十多年。圖片來源：http://www3.imperial.ac.uk/

賽加羚羊能夠在如此多變的環境中生存，令米爾納-古蘭德著迷。當然，她也對探訪蘇聯興奮不已。米爾納-古蘭德博士的早期研究關注賽加羚羊在多變的氣候系統中的種群動態，以及該物種可持續利用的潛力。隨後，一次工作調動令米爾納-古蘭德博士有機會啟動新的研究課題：寄生蟲和流行病。因為賽加羚羊在分布域內和家畜廣泛接觸，疾病問題影響重大。哈薩克斯坦科學家也曾在該領域打下了良好基礎。

之後，米爾納-古蘭德博士的興趣點擴展到草場退化對賽加羚羊的影響。該問題切合她所在研究部門的專長，而且與政策制定高度相關。同時，在當地科學家的支持下，米爾納-古蘭德博士開展了賽加羚羊遺傳多樣性及生活史的研究。這些工作，得到一項歐盟資金的支持。該資金專門支持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通過建立國際合作鞏固自身的科學基礎。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和她的同事迅速發表了第一批論文，向國際科學界首次展示了諸多保護問題，並推動保護政策快速出臺。米爾納-古蘭德承認：「能夠取得如此成果，實屬幸運。」她的工作恰逢其時，為信息傳播和決策提供了及時的科學支撐。 

其它物種不見得會受到「保護之神」如此眷顧：危機爆發時，恰好有科學的「眼」在看、有正確的聲音在吶喊。

 從「純生態學研究「到「實用型研究」迫於現狀的痛苦轉型

作為一名生態學家，當你勾勒研究物種種群數量驟減的曲線時，你只會感到震撼而無助。這正是米爾納-古蘭德博士在2003年的痛苦。2002年，IUCN將賽加羚羊的受威脅程度從「近危」提升至「極危」。及至2003年，賽加羚羊數量猛跌95%。

蘇聯解體後，賽加羚羊種群急劇下降，直到近十年才緩慢恢復。圖片來自文末參考文獻。

自此，她從「純生態學研究」轉向針對賽加羚羊保護的「實用型研究」。支持科學研究的歐盟項目也於2006年終止，「純生態學研究」項目很難獲得新的資金支持。針對賽加羚羊的純生態學和生活史研究愈發困難：大型羊群已然罕見，數據收集頗費周章。 

2003至2006年，米爾納-古蘭德的團隊開始研究賽加羚羊的保護科學。英國政府的達爾文基金會提供了部分支持。該團隊首先分析捕獵導致的性別失衡對賽加羚羊繁殖率的影響。為了制訂合適的保護對策，該團隊還研究「人」：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捕獵賽加羚羊。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米爾納-古蘭德的團隊開始嘗試實施小規模的保護幹預措施。比如，試驗「奶牛輪養」方案，幫助老百姓改善生計。

2006年，米爾納-古蘭德發起建立了「賽加羚羊保護聯盟（Saiga Conservation Alliance，SCA）」。2010年，SCA獲得英國慈善籌款資質，全面支持賽加羚羊的在地保護工作。SCA用六種語言發行《賽加羚羊通訊》，推出在線平臺「賽加羚羊資源中心」，成為國際遷徙物種保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Animals,CMS）賽加羚羊保護的協調樞紐。

 哈薩克斯坦有著卓越的賽加羚羊專家

在從事賽加羚羊的保護和調查中，米爾納·古蘭德發現前蘇聯的科研工作者留下了一筆豐碩的遺產。他們開展了長期、完整的監測，積累了大量的賽加羚羊分布和數量信息。這些數據，被米爾納-古蘭德視若珍寶。然而，當年的監測存在方法上的缺陷，調查設計普遍粗糙，也不能夠量化統計學偏差。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擔心，這些缺陷可能使得無法判斷賽加羚羊的種群變化趨勢。比如，哈薩克斯坦的賽加羚羊種群數據就顯示出無法解釋的快速回升。因此，她同哈薩克斯坦動物學會合作，重新評估該國的種群情況，量化統計偏差和不確定性，並優化調查方法。 

在合作中，米爾納-古蘭德博士發現哈薩克斯坦有著卓越的賽加羚羊專家。他們的工作完全不為英語世界所知，其豐富的經驗、野外筆記和觀察紀錄被科學界遺忘。於是，米爾納-古蘭德團隊採取行動：利用快速發展的模型工具，結合當地的觀察紀錄來研究賽加羚羊的分布規律和遷徙驅動因素。研究發現：蘇聯解體後，賽加羚羊的集中產仔地向更北方遷移，遠離人類設施。

多年積累的數據，再次煥發出巨大的應用價值。研究還揭示了另一個問題：哈薩克斯坦政府在保護地建設方面投入巨大，但主要基於賽加羚羊當前的分布，並未考慮該物種歷史上的和潛在的分布區。據此，米爾納-古蘭德博士的團隊進一步提出新的保護地規劃建議，供政府決策部門參考。

 物種保護，既要解決急迫的威脅，還要關注潛在的威脅

2010年5月，產羔期剛剛結束，短短幾天之內，1.2萬隻雌性賽加羚羊突然死亡。這一事件集中發生於賽加羚羊的烏拉爾種群，死亡數量幾乎佔該種群的三分之一。

賽加羚羊發生過多次大規模死亡，原因尚不明確。2015年6月，賽加羚羊大規模死亡，高達12萬頭賽加羚羊死於非命。圖片來源：http://www.techienews.co.uk/。 

歷史上關於賽加羚羊疾病的研究很多，這類大規模死亡事件也曾發生過。近年來疫情罕見、盜獵問題突出，國際保護界放鬆了對疾病問題的關注。毫無疑問，現在必須關注疾病。哈薩克斯坦政府很快啟動了一個大型研究項目。

這次事件也提醒了米爾納-古蘭德博士：物種保護，既要解決急迫的威脅，還要關注潛在的威脅。長期的基礎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物種生物學和保護威脅的認知，從而有助於制訂全面綜合的保護策略。 

中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另一個重大威脅。哈薩克斯坦正在建設大規模的鐵路網，從賽加羚羊主要棲息區域中間穿過。綿長的邊界圍欄架設在烏斯提烏爾特種群（Ustiurt Population）的遷徙通道上。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也在快速發展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活動。 

如何緩解它們的影響至關重要。米爾納-古蘭德團隊正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嘗試一種新方法——「生物多樣性損害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當年關於草場與種群動態關係的研究成果，在今天又作為設計抵消方案的基礎信息，煥發出新的價值。

此外，哈薩克斯坦政府考慮在未來幾年重開狩獵。米爾納-古蘭德早期對「可持續狩獵」的研究成果，這時得以站上政策舞臺。 

 「如何推動和示範人的行為轉變」，是米爾納-古蘭德認為目前尚未解決的主要研究問題。拿賽加羚羊面臨的盜獵來說，她已經識別出盜獵者的特徵：貧窮、失業、有摩託車的男性，也證明了一些措施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行為傾向、和社會習俗，最終改變盜獵者的行為。 

但是，現有成果並不能說明「我們的工作究竟能否減少盜獵？跟什麼都不做相比，什麼樣的保護措施能夠降低多少盜獵率？」在進行社會幹預的兩個區域中，盜獵依然猖獗，賽加羚羊的情況比其它地方更糟糕。 

「很難說，如果沒有保護幹預的話，情況是否會更嚴重。」米爾納-古蘭德博士說，「但至少目前，我們在當地的保護投入並沒有看到積極的成果。……由於盜獵的非法屬性，我們很難在個人和群體層面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來判斷推動行為轉變的主要因素。」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識別出盜獵者的特徵：貧窮、失業、有摩託車的男性，但如何轉變人們的行為仍需研究。圖片來源：http://advocacy.britannica.com/

 米爾納·古蘭德：我走在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上

研究和保護項目逐漸根深葉茂，米爾納-古蘭德決定「回頭看看」。

2007至2009年，還是在達爾文基金會的支持下，她的團隊評估項目的保護成效，在工作中加入更多的監測和評估要素。項目資金由SCA管理，研究活動則由米爾納-古蘭德指導的研究生和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實施。評估發現，保護項目最大的成果不在其它，而是當地百姓更強烈地意識到「不用靠、不用求，我們自己就有能力改善身邊的環境」。

這些小型評估項目的成果，大多以內部報告、研究生論文、以及《賽加羚羊通訊》的形式呈現。雖然少了學術期刊的金字招牌，但這些信息更容易被潛在使用者所接收，特別是《賽加羚羊通訊》。通訊被翻譯為多種文字，直接遞交給上至高官、下達牧民的保護參與者。內部報告內容多樣、形式靈活，也是有效的信息傳播手段。

二十年裡，促使米爾納-古蘭德團隊不斷取得學術進展的，不僅是策略性的思考，偶發事件、外部因素、機緣和個人興趣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賽加羚羊工作的歷程。譯自文末的參考文獻。

米爾納-古蘭德博士坦言自己走在一條坎坷的道路上，資金機會、合作方的興趣以及直覺在促使自己和團隊前進。她說：「絕大多數保護學者對這條道路已經習以為常。這條道路的危險是，我們的科學活動容易成為被動的響應而非主動的探究。我們總會以一步之遙落後於問題的出現。當保護急需科學建議時，我們無法及時提供。總想跟隨保護界的『時尚』，會令系統化的科學思考變得孱弱。」 

從2008年開始，米爾納-古蘭德團隊在多個地區開展參與式監測項目。這是當前保護科學中比較時髦的領域。他們決定從長計議，將此打造成未來長期監測工作的基礎，並更好地吸收當地百姓參與保護工作。「保護幹預效果評估」也是團隊計劃中的重要組成。在這方面持之以恆的投入，會為確立下一步行動策略提供牢固的基礎。

「適應式方法（Adaptive Approaches）」是他們工作的進化方向。在這種方法論框架下，研究主題的設定主要受保護管理的問題驅動，同時關注保護參與者的認知及能力提升。但米爾納-古蘭德博士堅信，無論方法如何進化，經年持久的監測活動會為所有研究工作帶來有價值的信息。就像在前蘇聯時期，當年的研究者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監測的價值，但它們最終成為今天很多研究成果的基石。

今天，項目資助大多是短期的，研究活動也偏向於「快餐式」，長期性的工作已經變得非常奢侈。「不做長期性工作，科學自身就會受到損失。關於賽加羚羊我們所發表的最有影響力的論文，都是基於長期收集的基礎數據。比如，我們看似毫無意義的、年復一年去分析那些懷孕的母羊。」米爾納-古蘭德說。 

不過，科學研究在預算緊張的情況下仍有可能取得有影響力的成果——無論學術意義上還是實踐意義上的。近年來該團隊的項目大多規模較小，但均涵蓋於一個策略性的發展框架之下。因此，他們仍然能夠不斷產出超前的科學成果。

米爾納-古蘭德教授對此並不滿意。她認為目前的進展都依賴於在地合作夥伴網絡。而這個網絡之所以能夠建立，完全歸功於1990年代大型項目的運作。今天的資助方肯定要幫助那些「響應式」的研究項目，在緊急時刻能夠快速找到應對辦法——比如2010年賽加羚羊大規模死亡事件所引發的諸多「響應式」研究。但長期的基礎研究活動同樣需要被重視。同一個團隊最好能夠同時涉及這兩類項目。

保護科學的發展，處於不斷變化的生態、社會、和政治環境當中。有效的科研，需要合作方之間建立個人的互信和尊重。這同樣能夠幫助科研成果更好地影響保護實踐，反之亦然。建立這種關係，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科研人員不能擇易而從、而是迎難而上。

二十年多年來，米爾納-古蘭德博士走過了一條「顛沛的道路」：從純生態學科研，轉型為實用型研究，再到基於保護行動的研究。拍攝：燕山亭。

如果能重來，你會為賽加羚羊做什麼？

我問米爾納—古蘭德: 如果讓你能回到1990年重頭再來，你最想做哪些事填補遺憾？

米爾納—古蘭德回答到:

我非常希望能夠給賽加羚羊佩戴衛星項圈，研究它們的活動和分布。十來年前，我為此申請了很多次資金資助，都失敗了。於是，我放棄了。但是，現在我們非常需要頸圈提供的信息，比如去研究基礎設施對圍欄的影響。要是能再來一次，我會更不遺餘力的申請資金，直到成功。 

我還特別希望能夠加強基因和種群層面的研究。比如，雌性賽加羚羊是否對它們的出生地有特別的傾向性？它們是傾向於每年和自己的「親戚們」集成一群，還是偏向於隨意？這些課題不僅和流行病研究有關，還會有助於我們了解棲息地質量和氣候變化對賽加羚羊種群的影響。 

另外，我確實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進行過疾病方面的研究。但當我從華威大學去到帝國理工之後，這些研究就中止了。最近的這些大規模死亡事件讓我覺得，當初要是能繼續加強疾病研究就好了。可是當時這些研究似乎和保護的關聯度不高。 

最後，略有點跑題的是，要是能針對賽加羚羊的基因多樣性問題進行更多的研究就好了。這對於實地保護意義不大，但對於分類學而言有價值。90年代我們做了些現在看起來過時的工作，很簡單，但這是到目前為止全球設計此課題的唯一成果。到今天，蒙古亞種的地位還是有爭議，有些遺憾。（編輯：Sol_陽陽）

參考文獻：

1. Eleanor J. Milner-Gulland and NavinderJ.Singh, 2016.Two Decades of Saiga Antelope Research: What have we Learnt? In 「Antelope Conservation: From Diagnosis to Action」, First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