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於柯卡爾迪。這座港口小城與愛丁堡、格拉斯哥兩座城市形成了一個三角地。斯密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在這三座城市度過。十四歲時，斯密離開柯卡爾迪到格拉斯哥求學，遇見了他「終生難忘的恩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後回到這裡擔任教授。那部讓他聲名鵲起的《道德情操論》在這裡完成。隨後，斯密退隱柯卡爾迪，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國富論》。他的晚年在愛丁堡的海關總署勤勤懇懇地坐班，反覆修改其兩部著作，直至1790年去世。相比其他大學，格拉斯哥的學者或許對曾獲「榮譽校長」的斯密更為親近。為紀念斯密，格拉斯哥大學從1890年代起就設置了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教授講席。1970年代亞當·斯密研究興起以來，格拉斯哥有一批學者致力于格拉斯哥版《亞當·斯密文集》的整理、出版，同時也湧現出一批優秀的斯密研究者。本文將從格拉斯哥的斯密研究出發，簡要勾勒一下斯密傳的歷史，概述當下斯密研究者們的爭論及其意義。
亞當·斯密（1723-1790）
《國富論》
一、格拉斯哥與亞當·斯密研究1896年，製造業主安德魯·斯圖亞特將「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教授講席」作為一份禮物贈給格拉斯哥大學。此後，有好幾位斯密研究者獲得了該講席，如威廉·羅伯特·司各特、埃裡克·勞倫斯·麥克菲、安德魯·斯圖亞特·斯金納。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優秀的斯密學者與格拉斯哥大學關聯密切，比如詹姆斯·博納、D. D. 拉斐爾、T. D. 坎貝爾、R. H. 坎貝爾、羅納德·米克、亞歷山大·布羅迪、克里斯多福·貝裡、克雷格·史密斯。這些學者都曾致力於斯密研究。如果說斯密研究自1970年代興起，那麼，博納、司各特、麥克菲、拉斐爾便是興起之前的開拓者。我們或許可以根據學術代際和他們的工作內容來敘述他們在格拉斯哥的故事：第一代，作為古物學家和傳記作者的博納和司各特；第二代，斯密的文本修訂者和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的組織者麥克菲和拉斐爾；第三代，T. D. 坎貝爾、R. H. 坎貝爾、安德魯·斯金納、米克、布羅迪、貝裡。第三代前面四位學者和第二代兩位學者都是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的編輯，他們與P. G.斯特恩、W. P. D. 懷特曼, J. C. 普萊斯、努德·哈孔森、恩斯特·莫斯納和伊恩·羅斯共同完成了著作集的編輯整理工作。除了編輯文本，第三代學者還從不同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理論等領域闡釋斯密的觀念和思想。我們還可稍微提一下像理察·斯塔利（Richard Stalley）這樣的格拉斯哥學者，雖然斯塔利是位古典哲學研究者，但他也發表過關於斯密懲罰理論的論文。格拉斯哥新生代的斯密闡釋者以克雷格·史密斯為代表。
第一代學者在搜集斯密著作、手稿、講義、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今天的斯密研究可能還在迷霧之中。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博納（1852－1941）和司各特（1868－1940）開始了這一工作。博納的經歷和斯密相似，先在格拉斯哥上大學，隨後獲得牛津巴裡奧爾學院的斯奈爾獎學金。1887年，他獲得格拉斯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雖然不是格拉斯哥教授，但博納對斯密和經濟學一直保有興趣。1894年，他出版了《亞當·斯密圖書館編目》。這是對斯密藏書的首次整理。由於斯密沒有子女，他侄子大衛·道格拉斯繼承了他的圖書館。幾番流離，斯密的藏書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些收藏在柯卡爾迪，一些收藏在東京大學。博納的第一版《目錄》只是基於英國的一部分藏書，1950年代，東京收藏的部分書目（共一百四是一種）得以整理並出版。1967年，日本學者水田洋在博納「編目」的基礎上出版了新的《亞當·斯密圖書館編目：博納書目增補》。該書於2000年重新出版，題為《亞當·斯密圖書館編目》
（Adam Smith's Library: A Catalogue, Cambridge: CUP, 2000）。這一整理工作告訴讀者斯密收藏了哪些著作以及可能從中所受的影響。
在上述基礎上，麥克菲和拉斐爾接手組織編輯、修訂斯密的著作，最終呈現為《亞當·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可以說，這套書的最終出版離不開格拉斯哥幾代斯密研究者的努力。麥克菲和拉斐爾也撰寫了相關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儘管在今天看來，這些專著似乎稍顯單薄），並培養學生研究斯密。麥克菲的論文集《社會中的個人：論亞當·斯密》
（1967），評價了斯密的社會觀念，比如，如何讓自利與社會和諧一致、無偏旁觀者在社會中的作用等等。他試圖分析蘇格蘭傳統對18世紀蘇格蘭思想家的影響。拉斐爾的兩本專著《無偏旁觀者》和《亞當·斯密》聚焦於斯密的道德哲學，尤其是旁觀者理論的發展。
拉斐爾的博士生託馬斯·道格拉斯·坎貝爾撰寫的博士論文《亞當·斯密的道德科學》
（T. D. Campbell, Adam Smith’s Science of Moral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1）,是第一部以斯密道德哲學為主題的專著。在這本書中，T.D.坎貝爾解釋了十八世紀「哲學」和「科學」的定義和區別，並闡釋了斯密的社會科學理論及其道德學說。R.H.坎貝爾和安德魯·斯金納也曾撰寫過相關的思想評傳，如《亞當·斯密》
（R. H. Campbell & Andrew Skinner, Adam Smith, London: Croom Helm, 1982）。前者的研究興趣更偏向蘇格蘭經濟史，包括工業社會的興起等，後者聚焦於經濟思想史，故更重視斯密思想研究。斯金納將斯密的經濟思想置於社會科學之中思考，其論文集《社會科學體系：論亞當·斯密》
（Andrew Skinner,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ed to Adam Smith, Oxford, 1996）討論了科學和想像作用的關係，語言、修辭和觀念交流的關係。想像和修辭，對於每一次市場交換都很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交易能否成功的關鍵。斯金納對斯密思想的解釋啟發了後來斯密修辭學的研究。
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斯金納、布羅迪、貝裡就一直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書。他們的研究影響了很多學生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斯密的經濟、道德和社會科學領域。布羅迪偏向十八世紀的哲學史。在《蘇格蘭哲學史》一書中，布羅迪專門用一章討論斯密的道德哲學。在這章中，他強調斯密在分析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史所運用的情感：驚訝、好奇和讚美。這三類情感不僅在科學發現中至關重要，而且在藝術和審美同樣如此。在《合宜的聯結：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的聯繫》
（Alexander Broadie, Agreeable Connexions: Scottish Enlightenment Links with France, Edinburgh: Birlinn Ltd, 2012）一書中，布羅迪勾勒了斯密對法國道德哲學的影響，尤其是斯密與索菲·德格魯希（即孔多塞夫人）關於同情理論的通信所揭示的當時英法兩國在同情理論上的不同觀點。不同於布羅迪，貝裡聚焦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尤其強調斯密的四階段論與商業社會觀。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商業社會觀念》的序言中，貝裡說，該書是對《國富論》前幾章那句著名評論的解釋。斯密說，「人人都靠交換過活，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商人；確切地說，社會本身就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社會」。貝裡的闡釋便是基於斯密的這句名言，但他同時還分析了休謨、弗格森、鄧巴、凱姆斯等其他蘇格蘭思想家對商業社會的論述。在這篇序言的最後，貝裡希望將此書獻給格拉斯哥大學。或許，這是格拉斯哥的斯密學者對這所大學最真誠的情感表達。貝裡的博士生格雷格·史密斯也致力於斯密研究，其著《亞當·斯密的政治哲學：看不見的手和自發秩序》
（Craig Smith, Adam Smith’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nvisible hand and spontaneous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討論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與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理論家闡發的自發秩序理論之間的關聯。史密斯現在也是格拉斯哥大學亞當·斯密講席的高級講師，這一新講席的設置是對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教授講席的補充。在教職中保留斯密研究者的席位，似乎已經成為格拉斯哥的一個傳統。
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研究推動了亞當·斯密研究。與此同時，另一股學術思潮也推動了斯密研究，這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羅納德·米克（1917-1978）是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博士論文是在劍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者毛裡斯·多布的指導下完成的。多布對斯密的價值理論、分工理論感興趣，他對米克的影響可從後者專著《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中體現出來。雖然米克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學是在1948到1963年間，但他一直都對斯密研究抱有興趣，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篇章是討論斯密的
（Ronald Meek, Smith, Marx, &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77；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UP, 1976）。1970年代，米克寫了一系列論文討論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階段論，他還編輯了法國重農學派魁奈、杜爾閣的著作。這些文章體現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闡釋馬克思主義思想時對啟蒙哲人思想淵源的追溯。
當然，斯密研究的發展更要歸功于格拉斯哥大學以外的斯密學者，比如唐納德·溫奇、努德·哈孔森、伊斯特萬·洪特、傑裡·伊文斯凱等等。每位學者都有自己的獨特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他們或討論斯密的文本及其意義，或致力於追溯斯密在思想史上的淵源，或分析十八世紀以來斯密思想的影響。與這些學者相比，格拉斯哥學者的研究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他們更願意探討斯密觀念的本質，換言之，他們把斯密置於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人的科學之中；另一個特徵是，格拉斯哥學者對科學的強調導致他們弱化斯密思想中宗教所起的作用。
二、亞當·斯密的傳記小史格拉斯哥的學者與其他學者共同分享斯密研究的興趣。這一興趣還可從傳記中窺見一斑。自1790年以來，關於斯密的傳記已不下八種，其中最為著名的可能要數以下幾種：即，1795年杜格爾特·斯圖爾特發表的傳記；1895年約翰·雷撰寫的《亞當·斯密傳》；1937年是威廉·羅伯特·司各特描述的斯密在格拉斯哥求學、任教時期的生平；伊安·辛普森·羅斯於1995首次出版的全傳和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於2010年出版的思想傳記。這些傳記體現了作者們描畫的不同的斯密形象。
斯圖爾特所寫的《亞當·斯密的生平及著作》相當簡短，斯密的學生約翰·米勒曾為這部傳記提供了不少素材。1793年1月21日和3月18日，斯圖爾特分兩次在愛丁堡皇家協會上宣讀這部傳記的部分內容。該傳首次出版於1794年愛丁堡皇家協會的第三卷會議摘要中，這一版沒有提及《天文學史》。1795年，斯密遺囑執行人約瑟夫·布萊克和詹姆斯·赫頓發表了《哲學論文集》。1811年出版的修訂版囊括了愛丁堡皇家協會的修訂意見以及《哲學論文集》的內容。這是所有斯密傳中唯一一部與斯密生活年代有交叉的傳記。
第二部是1895年記者約翰·雷撰寫的《亞當·斯密傳》，該傳距離第一部斯密傳出版已有一百年。這一百年中，斯密是否被英國知識領域遺忘了？現在看來似乎是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思想界很快不再提亞當·斯密和他的《道德情操論》；雖然詹姆斯·穆勒、約翰·穆勒、李嘉圖、馬爾薩斯等偶爾會提及《國富論》，但他們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或理論。斯密的理論逐漸在被人們淡忘。1880年代出現了兩部關於斯密的傳記：一部由一名英格蘭律師兼作家詹姆斯·安森·法勒（James Anson Farrer）發表，另一部由議員R. B.霍爾丹（R. B. Haldane）發表於1887年。霍爾丹曾被選為哈丁頓郡的自由黨議員，寫了很多時評。當他為斯密立傳時，或許想過借斯密之口鼓吹自由主義。1880年代，保守黨和自由黨的經濟、政治政策幾乎沒什麼差別。當他們談論斯密時，或許希望尋求自由主義的理論資源，或是可能希望為解決實際問題找到一點借鑑，也可能純粹出於對經濟思想史的興趣。不管怎樣，這兩部傳記很快就無聲無息，湮沒在約翰·雷所寫傳記的影響中了。
約翰·雷的《斯密傳》在十九世紀末英國為名人作傳的風潮中應運而生。雷的這部傳記是根據當時已有材料撰寫的一部完整、厚重的斯密傳，描述了斯密的童年和他的成長經歷，對他的著作、觀點以及創作背景進行了詳細的闡釋。然而，就在這部傳記出版的同一年，埃德溫·坎南發現了斯密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的法學講義，並於次年出版了這一講義。這便是現在所謂的《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即
LJA）。這意味著1896年之前的傳記幾乎沒有運用這部法學講義的材料。另一方面，斯密的信件仍然散落四方。雷只能用到斯密生前公開發表的一些信件。某種意義上，因為新素材的發現，雷的這部全傳會大打折扣。但作為全傳，它還是很有生命力的，甚至在1965年還出了修訂本。經濟學家雅各布·瓦伊納為修訂版撰寫了導論和評論，並指出書中的一些事實性錯誤。總體上，作為一部敘述生動翔實的作品，它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1904年，弗朗西斯·赫斯特（Francis W. Hirst）出版了一部與雷的傳記相比稍顯短小的傳記。赫斯特在序言中說，雷的傳記不錯，但缺乏《法學講義》（
LJA）的內容，所以他在其傳記中增加了斯密1762-1763年教學生涯的內容。和雷一樣，赫斯特也是一名記者，還是一名自由黨人，思想上屬於古典自由主義。從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初，霍爾丹、赫斯特這樣的傳記作家似乎一直都將斯密視為一位自由經濟學家。「自由主義者斯密」的形象也在這些傳記中被構建起來了。
二十世紀上半葉，格拉斯哥大學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講席教授W.R.司各特的斯密傳記，如前文所述，從1723年寫到1763年，只涉及斯密的前四十年時光，因此標題是「作為學生和教授的亞當·斯密」。在這本傳記中，司各特首次利用了散落在格拉斯哥、柯卡爾迪、巴裡奧爾等地圖書館的斯密信件、藏書和手稿。不過，哈耶克苛評說，「就歷史文獻發表的性質而言，它們的意義沒有得到充分的解釋，除非重寫這些文獻所涉及主題的歷史」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5, No. 19 (Aug., 1938), pp. 359-361］。應該說，司各特的工作為後來格拉斯哥大學的斯密文獻整理開了一個好頭。從這時起，學者們做了大量工作去發現、搜集、整理亞當·斯密的著作、通信、手稿、殘篇。1958年，約翰·洛錫安在亞伯丁的私人圖書館發現了斯密1766年的法學講義（即
LJB），至此，斯密生前的絕大多數文本得以面世，也為後來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好了鋪墊。
1995年，伊安·辛普森·羅斯出版了厚重的《亞當·斯密傳》。作為斯密通信集的編輯之一，羅斯的這部傳記採用了大量信件。這是一部比約翰·雷的傳記更翔實的傳記。它展現了斯密生活的年代及其交往的圈子，刻畫了這位偉大思想家波瀾不驚的一生。對於試圖了解斯密生平經歷、著作、思想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薦的重要傳記。當然，該書仍然不乏批評者。經濟學家羅伯特·普拉什（Robert E. Prasch）認為羅斯對斯密經濟思想的理解是錯誤的，一些結論缺乏證據，僅僅出於推測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6, No. 2 ［SUMMER 1998］, pp. 234-236）。
2010年，愛丁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的斯密傳出版。同年，羅斯的斯密傳修訂版出版。與羅斯的傳記不同，菲利普森不太關注斯密的生平經歷，而更注重斯密的思想脈絡。應該說，菲利普森的傳記是一部思想傳記，它注重如何理解斯密的觀點、他的思想語境等問題。斯密研究者像薩繆爾·弗雷斯沙克爾（Samuel Fleischacker）評論此書說，「該書描繪了一幅豐富而生動的社會背景和思想語境，描繪了斯密時代的格拉斯哥、愛丁堡，詳細挖掘了曼德維爾、哈奇森、孟德斯鳩、盧梭、凱姆斯勳爵以及其他人的觀點對斯密的影響」，但他批評到，該書有一些歷史局限和哲學局限，比如，菲利普森誤解了斯密的人類「需要」等概念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50, No. 4［OCTOBER 2011］, pp. 989-990）。
當然，將來還會有更多不同的斯密傳。如果沒有新發現的材料，傳記作家們肯定會重複同樣的事情，新傳對斯密著作尤其是其觀念的理解可能會完全不同。比如，2018年傑西·諾曼出版的斯密傳便是一本流行讀物，而非學術著作。諾曼本人不是「一位專業的斯密學者，而是一名仍在供職的政治家」，這意味著斯密及其政治經濟學將從「現代實踐以及現代理論方面」得以理解和解釋
（Jesse Norman,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 Penguin Books, 2018, p. xvi）。這部新傳記聚焦於斯密的觀點如何自洽及其廣泛的影響。諾曼還談論了諸如「斯密問題」以及亞當·斯密是否是「自利的鼓吹者」，是否「支持有錢人」、是否「反對政府」，以及「是否是第一位經濟學家」 等這些大眾關心的問題。讀者可以看到這位當代英國保守黨政治家就如何理解市場、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等問題所提出的見解。在目前日益衝突的國際貿易背景中，這部傳記似乎來得很及時。
三、當代亞當·斯密研究之爭論及其意義愛瑪·羅斯柴爾德在其《經濟情感：亞當·斯密、孔多塞和啟蒙運動》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寫到，伯克和潘恩都引用斯密的話，保守派和激進派都在斯密的文本中尋章摘句以支持自己的觀點。斯密究竟站在哪一邊？他是左派還是右派，溫和派還是激進派？我們該如何理解斯密道德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關係？著名的「亞當·斯密問題」已成為討論同情與自利關係的專門術語，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嗎？斯密在六次修改《道德情操論》的意義何在，換言之，《道德情操論》第六卷意義何在？斯密對商業社會的道德有怎樣的看法？他的政治經濟學是保守的還是激進的？哲學史上的哪些思想家對斯密的影響更大，是格勞修斯、普芬道夫這樣的自然法學家，還是霍布斯、牛頓，或者像哈奇森、休謨、盧梭、魁奈這些斯密的同時代人？類似的爭論自179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
闡釋者們總是有意無意地給斯密貼上某些標籤，很難保持「旁觀者」的立場。隨著斯密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對斯密法學文本的解讀，「斯密問題」基本上被多數學者否認，但仍有學者指出這一問題沒有解決。而關於斯密的道德哲學是否一以貫之，或者說，是否因《道德情操論》第六版增加的第六卷《論德性的品質》而有所變化，學術界也存在分歧。瑞恩·韓雷（Ryan Patrick Hanley）強調第六卷的地位，並指出，相比中年斯密，老年斯密的道德哲學發生了巨大變化。另一些學者認為，第六卷並沒有說明斯密改變了他對商業社會的看法。喬納森·伊斯拉雷爾（Jonathan Israel）在他的「啟蒙」系列叢書中將斯密歸為啟蒙運動的溫和派群體，但薩繆爾·弗萊斯沙克爾提出反對，指出斯密不是貴族之友，而是窮人之友。愛瑪·羅斯柴爾德和伊安·邁克裡安認為斯密是左派，主張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是平等主義的，但詹姆斯·奧特森和克雷格·史密斯認為最好把斯密理解為保守的輝格派，他的思想沒有想像的那麼激進。
中國的斯密研究當然也有自己的立場。「左」「右」、保守或激進這些標籤只有置於斯密生活的年代才有意義。今天研究斯密，首要的是不亂貼標籤，回到那個時代的「人的科學」才能揭示斯密思想的真諦。1926年，為紀念《國富論》發表一百五十周年，一本由七篇論文組成的論文集出版了。雅各布·霍蘭德說，《國富論》為後來的經濟思想家鋪墊了一條明確的底線，並引用愛德華·A.弗裡曼的話說，「古代史終結於羅馬，現代史源於羅馬之外」；他接著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當·斯密的偉大貢獻成為『一門科學的肇始』」
（Jacob H. Hollander, The Dawn of a Science, see Adam Smith:1776-1926,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p.21）。這門「科學」可以理解為「人的科學」。1975年，克拉倫敦出版社搜集了三十篇在不同領域討論斯密思想的論文，以紀念《國富論》出版兩百周年。同時，編輯出版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學術任務也由格拉斯哥大學承擔。這所大學的幾代斯密研究者都致力於研究斯密那個時代開創的「人與社會的科學」。這門科學才是值得現在認真研究的。
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境遇不同。一百多年前，英國自由黨人借為斯密作傳而鼓吹他們的自由主義。今天，英國的保守黨人傑西·諾曼繼續為斯密作傳，呼籲「遇見市場先生」
（Jesse Norman, p.202）。時過境遷，似乎自由黨和保守黨都愛亞當·斯密，但僅此還是不夠的。
亞當·斯密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對理論和原則的思考是為了解釋人類的本性；他也是一位生活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以及當時那個社會中的一個個體。埃裡克·施裡薩在其著作中論證了斯密為何是一位系統的哲學家和一位公共思想家。在他眼中，斯密緻力於創造、發展科學——用今天的話說是不同學科——的體系，尤其是道德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體系的發展；而斯密著作的目的表明，他時刻不忘評論一下好的政治領導者需要怎樣的素質，在立法和政治決策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要素
（Eric Schliesser, Adam Smith, Systematic Philosopher and Public Thinker, Oxford: OUP, 2017, p.11）。如果斯密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已經過時，那斯密的這些評論大概是亞當·斯密在今天依然重要的理由之一。
（本文在與克雷格·史密斯先生的對話基礎上完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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