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美國普林斯頓醫院與世長辭。去世之後,一位名叫託馬斯·哈維的醫生借解剖遺體的機會,私自取走了他的大腦,希望未來神經科學界能夠進行研究,尋找此人聰明絕頂的原因。這位遺體器官被「偷」的老人,就是舉世聞名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很喜歡卓別林的作品,他曾在信中讚美卓別林一定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卓別林回信說:
「我應該更多地讚美你,世界上很少人能讀懂你的相對論,而你已經成為了偉大人物。」
楊振宇也曾這樣評價愛因斯坦:
「20世紀物理學的三大貢獻中,兩個半都是愛因斯坦的。」
愛因斯坦到底有多牛?讓兩位世界級的大師都眾口一詞讚譽不絕,更讓一名醫生不惜以身犯險「取走」他的大腦進行科學研究?翻開愛因斯坦的履歷,我們就會知道。這位出生在德國的猶太裔物理學家,是現代物理學的開創者、奠基人,被公認為自伽利略、牛頓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物理學家。他提出了光子假設,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因此榮獲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他先後創立了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1999年12月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世紀偉人」。
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的卓越建樹,說明了他的大腦確實足夠聰明。託馬斯·哈維偷偷保留下來了他的大腦,據傳被分了上百片給不同的科研人員進行研究,但是研究人員並沒有取得卓有成效的突破性發現,反倒是愛因斯坦的自選集《我的思想與觀念》這本書,用他自己的筆觸,為我們勾勒出一副標準而又生動的自畫像。從閱讀愛因斯坦的思想話語體系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這種與眾不同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聰明睿智,還在於他的深刻思想。
對從事物理學研究的人來講,愛因斯坦的重大成就不言自明;對物理學知之不深的人,雖然不太懂得其中深奧的道理,但也並不妨礙我們對科學家本人的敬仰。事實上愛因斯坦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科研成果,同樣在於他對人類在其他諸如和平、教育、宗教等領域的傑出貢獻。
「積極推動解決和平問題,成為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無法推卸的道德責任。」
為了履行這種責任,也為了「防止人類公敵搶險得手」,愛因斯坦將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交給了美英兩國。在廣島、長崎遭受了「小男孩」「胖子」兩枚原子彈的襲擊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迎來了勝利的曙光。這是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盼望的一刻,也是愛因斯坦熱切期望的結果但隨著勝利的加速到來,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憂慮又成為其思考的對象。
「我們贏得了戰爭,卻輸掉和平。」
對原子彈的使用,或許給愛因斯坦帶來了永遠難以言說的痛。
愛因斯坦以此自居,經常在公眾場合為爭取猶太人的自由與和平大聲疾呼。他認為:
「所有猶太人都應當深深地感謝猶太復國主義,它重新喚起了猶太人的共同體意識。」
與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同,這種「共同體意識」才是愛因斯坦真正孜孜以求的。因為
「與建立一個猶太國相比,我更希望看到猶太人能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與阿拉伯人達成合理的協議。除了實際的考慮,我對猶太教本性的了解使我反對建立猶太國,無論其邊界、軍隊和世俗權力是多麼適度。」
作為猶太裔的一員,愛因斯坦親身經歷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肆屠殺,如果你看過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肯定會對此印象深刻。但從愛因斯坦的眾多論述可以看出,他強烈的猶太復國主義情緒,為了但並不僅僅局限於猶太人本身,而是在更深層次上表達了對世界人民,尤其是遭受侵略與壓迫、奴役的人們的一種深切同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愛因斯坦並不屬於哪一個國家,更屬於全世界、全人類。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科學與宗教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衝突,因為前者研究的是現實世界的真理,後者則更多是一種對未知事物的迷信對此,愛因斯坦在「宗教與科學」「科學的宗教精神」「宗教與科學無法調和嗎」等文章中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除了這種理論上的辯解,我更想表達的是愛因斯坦投入科學研究的那種感情:
「在思想深刻的科學家當中,很難找到一個沒有宗教感情的人。但這種宗教感情與常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這種不同就在於「對自然法則的和諧感到狂喜和驚奇」。
「這種感情是科學家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只要他能成功擺脫私慾的束縛。」
在這裡,愛因斯坦甘願做科學的忠實信徒,他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對科學的執著,對探索未知世界的痴迷。這就是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
這不是一本可以一口氣讀完的書。愛因斯坦傾盡一生書寫它,雖然產生於特定的時代,滋生於特定的土壤,但正如他的科學研究一樣,必將會衝破時代的束縛,在未來世界產生持久而閃亮的光。我們應該傾盡全力去閱讀它、理解它,沉浸於他所生活的時代,思考我們生活的當下,讓偉人的精神思想啟迪我們,面向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