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意識到中國軍事實力可能愈發「跛腳」，無法匹配其經濟規模的飛速成長，高層一直在設計一個「宏偉的目標」，即便不能與美軍並駕齊驅，也要建立足以捍衛自己利益的「世界一流軍隊」。
2020年10月末，在通過的決議中，建議未來7年內完成建軍「百年」目標，同時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但是，即便如此，外界對這些模糊的概念化的定義仍然缺乏認知。
中國將未來軍事注意力置於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上，已崛起為多型無人機市場的重要參賽者之一。
1949年之初即在積極的防禦戰略上下功夫，其基本目標是為中國爭取一個穩定的有利環境，通過「抗美援朝」等幾場戰爭，中國做到了。中國清晰地認知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中國要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否則軍事實力的增長就是無從談起的空中樓閣，被美國拖垮的蘇聯就是一個明確的註解。
1990年代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海灣戰爭刺激了中國，中國的經濟騰飛則提供了一種可能。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軍費開始持續多年的「補償性增長」。同時，1997年提出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國防建設的「三步走」目標，其最終目標是「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或者說具備「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能力。
作為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和現代軍事變革的領跑者，美國的軍事戰略也有一個逐漸清晰化的過程。一直到二戰前夕，美國的戰略目標都基本停留在門羅主義時代，對美洲之外的戰略利益「關心」不足，直到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重新振作美國經濟，勸說美國民眾加入歐戰並啟動國家戰爭機器，美國的視野才「開闊」起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實力已經延伸到全球，藉助幾個安保條約/共同防禦條約建立了它的亞太秩序，藉助北約建立了足以對峙蘇聯的歐洲秩序，藉助核武庫則擁有了至少是維持「恐怖平衡」的優勢。
相對應地，1961年美國時任總統甘迺迪提出「兩個半戰爭」理論，即美國軍隊有能力應付打「兩個半戰爭」：「一個」是保衛歐洲，抵抗蘇聯的進攻；「另一個」是抵抗中國對東南亞或朝鮮的進攻；還有「半個」戰爭是對付別處的不測事件。這一戰略目標雖然在冷戰結束後因為沒有必要應對蘇聯那樣的超級大國而趨於「收縮」，但是同時贏得兩場戰爭的實力一直是美國所從未放棄的。
進入21世紀，美國的戰略目標再度清晰化，中俄作為最主要「威脅」地位時而交替，伊朗、朝鮮等對核武器擁有急切渴求的主權國家，非傳統領域中的恐怖主義威脅，並列為美國戰略調整的3個基本面向。
歐巴馬時期的2015年版《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認為，美軍將可能面臨三種衝突樣式，即「國家衝突」、「混合衝突」以及「非國家衝突」，並確定了美軍的三大軍事目標：第一，威懾、拒止以及打敗對手；第二，瓦解、削弱以及打敗暴力極端組織；第三，加強全球同盟及夥伴關係體系。可見，其對同時打贏兩場不同地區戰爭的目標並未改變。
川普時期更「抽象」的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公眾版）點名中俄兩個存在「長期戰略競爭」的「首要優先事項」地位，「懾止和反制流氓政權，比如朝鮮和伊朗」，同時，更新了它的主要軍事目標：
保衛本土免遭襲擊； 在全球和關鍵地區保持聯合部隊的軍事優勢； 懾止對手侵犯我們的重大利益； 協助美國政府各部門同僚發展美國的影響力和利益； 在印度洋-太平洋、歐洲、中東和西半球維持有利的地區力量平衡； 保衛盟國免受軍事入侵、增強夥伴國應對脅迫的能力、公平分擔共同防禦責任； 勸阻、防止或懾止國家對手和非國家行為體獲得、擴散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防止恐怖分子指使或支持針對美國本土和美國在海外的國民、盟國和夥伴國的襲擊； 確保公域的開放與自由； 在改變國防部思維、文化和管理體制的同時，繼續經濟高效地交付作戰能力； 建立一流的21世紀國家安全創新基地，以有效支持美國防部的運行並維持安全和財政實力。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
這些目標相較來說目的清晰，現實的指向性毫無疑問。
相對來說，外界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意圖和利益邊界因為缺乏了解而充滿疑慮。正如上文所說，中國一直在為建立怎樣的軍事實力，以及如何適應戰場形勢而做出各種改變進行解釋說明，但從來沒有有效地解釋為什麼需要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最近，修訂《國防法》，將「發展利益」納入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所引起的各種讀解，便體現了這一狀況。
當然，對於熟悉的政情者，我們儘管無法判斷軍事戰略的邊界在哪裡，但至少有4點目標是確定的：
1）中國奉行積極防禦戰略，其最重要的職責是建立與其大國地位相匹配、能夠為其發展提供確定安全保障（包括最近新增加的發展利益）的軍事能力；
2）完成國家統一目標；
3）中國不會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但是仍然會謀求建立區域乃至全球秩序建設者的軍事力量，包括但不限於亞太地區的對美軍事；
4）為保證完成以上任務，建立與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進行代理人戰爭或者直接的局部戰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