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中國在國際組織職員現狀，各部委、高校及社會組織現有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進行梳理，結合歐美及日韓等國對於本國人才的培養政策，提出我國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應做好中長期規劃、建立專門智庫及師資團隊、拓展渠道及加強政策保障等方面建議。
[關鍵詞]國際組織；全球治理；人才培養
國際組織作為制定國際規則、協調多邊事務、分配國際資源的重要平臺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陣地，其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關注，各國培養推送優秀人才赴國際組織實習任職，以創造機會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國際話語權，擴大國際影響力。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優化學科專業、類型、層次結構，促進多學科交叉和融合，重點擴大應用型、複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規模；要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以適應國家經濟對外開放的要求。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要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力量。如何高質量地培養更多全球治理人才成為新時代人才培養的重要課題，具有戰略性、開拓性、緊迫性意義。
我國國際職員現狀及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我國在聯合國的國際職員現狀。根據聯合國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各成員國會費分攤比例預算，中國的分攤比例（12.01%）排名超過日本（8.56%），升至第二位。雖然繳納了高昂會費，但目前我國在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中，任職人數較少且職位偏低。聯合國按照會費因素、人口因素、會籍因素三大指標來分配職員比例，2017年，中國會費增加到7.9%，人員配額可達222人，但實際任職人數僅有81人，在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排名最末。[1]此外，中國籍職員在國際組織中主要擔任職位以翻譯、會務、後勤保障為主，中層管理人員非常匱乏。[2]這些因素嚴重製約了中國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積極地開展公共外交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我國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人才培養並非一蹴而就，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完善的國家教育機制和人才保障機制。近年來，國內從部委層面到高校層面均開展了國際化、多語種、跨學科的眾多複合型人才培養項目。
首先是部委及社會組織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自2015年以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連續主辦9期面向中央國家機關的國際組織後備人員培訓班，為學員參與國際組織競聘提供理論及應用型指導，並與中國聯合國協會聯合主辦面向社會及高校群體的中國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至今已舉辦9期。商務部、農業部等部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等籤訂備忘錄，進一步推動人才輸送與合作。教育部已舉辦3期推送高校畢業生到國際組織實習任職工作培訓班，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9年在國際組織實習項目基礎上增設了國際組織後備人才培養項目，首批共有14所高校17個項目入選，進一步加大定點、專項培養力度。此外，中國科學院、國家原子能機構分別針對科研系統及核工業系統的國際職員後備人才舉辦培訓班，為有志於加入相關機構的學員提供有效信息渠道，加強我國專業領域國際組織人才隊伍建設。
其次是國內高校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探索。
經過對國內高校初步調研，以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為代表的綜合性大學及以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代表的外語類院校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層次上開展了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工作。
北京大學依託學科優勢設立國際公共政策專業碩士項目、「燕京學堂」項目等國際組織專業人才培養方式，探索相關學科、學位交叉培養方式。浙江大學通過學生國際化能力培養基地、國際組織實習就業戰略指導平臺，創設「全球治理周」「全球治理論壇」「全國高校國際組織菁英人才大賽」等實踐品牌，構建「培養—實習就業」發展閉環。北京外國語大學依託多語種優勢，2010年起實施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探索國際組織需要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碩士項目，採取「1+1+1」培養模式，專門成立國際組織學院，培養國際組織需要的語言+專業雙複合型人才。上海外國語大學卓越學院開設多語種國際組織人才實驗班，並以高級翻譯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為契機，與聯合國紐約總部籤署上海外國語大學與聯合國整體合作的框架性備忘錄，推送學生赴聯合國組織實習。
國外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的經驗
美國：充分開闢大學培養實踐的陣地。儘管國際職員的專業背景需求多樣，國際關係專業是其中最具典型性及具有緊密聯繫的代表，該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學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的成效。據閆溫樂等[3]對美國10所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碩士課程的研究來看，美國的大學在國際化人才培養方案上契合國際組織關注方向，以喬治·華盛頓大學為例，每個學生在選擇某區域性研究作為研究重點領域後還需結合研究某一全球性議題；注重解決問題的真實能力，如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的「頂石」工作坊要求學生建立小型諮詢團隊，為外來客戶各類項目提供真實服務；注重利用人脈資源，如馬裡蘭大學的「午餐計時器（Lunch-Timers）」活動，為學生提供與來自不同領域國際組織官員以午餐形式交流的機會。此外，國際職員的教育背景常有一定交集，尤其是高級別官員，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員中大部分來自哈佛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由此可見美國各大學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輸出上發揮的顯性及隱性影響力。
瑞士：制定針對性強的「國際組織青年職員培訓計劃」。瑞士作為中立國，多個國際組織在此設立總部及辦事處。得益於其濃厚的國際組織駐地氛圍，瑞士聯邦政府明確表示國際組織的存在與其外交政策利益相關。其推出的「國際組織青年職員培訓計劃」由多項針對某個國際組織所需人才專項培訓計劃組成，如專為聯合國總部及其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航天局等輸送人員的專項計劃。此外，瑞士外交部對有意願成為國際職員的大學生提供線上及線下專業輔導，定製培訓課程及方案，提供本國政府及大使館實習崗位，並推薦至聯合國總部及其他機構實習。[4]同時，瑞士政府積極申報聯合國相關機構和委員會的成員國，並主辦各類國際會議，派遣國際組織專家團成員，創造條件讓青年人才在國際組織中嶄露頭角。[5]
日本：靈活運用JPO派遣制度。自1974年，日本外務省國際組織人事中心開始施行「初級專業人員（JPO）派遣制度」，1974年至2014年累計派遣1400名JPO，取得顯著成效。[6]幾十年間，日本政府對JPO派遣制度施行了提升派遣級別、「以職位為中心」招募等改革舉措，將爭取國際組織職位的成功率升至70％左右，被視為日本政府加強國際組織人事布局最切實有效途徑。到2018年末，日本各級別國際組織職員累計人數分別為P2級別75人、 P3級別252人（均包含 JPO 派遣人員）、P4級別276人、P5處長級別160人，各級別人員穩定增加。[7]同時，日本外務廳聯合各省廳針對相應國際組織高級別職位選舉設立對策委員會，積極聯絡，做好合適幹部的選拔培養及推薦。近年來，日本政府已將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納入高等教育改革，雙向推進「國際化基地建設（Global 30）」項目及有37所高校在內的「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8]
韓國：藉助重要崗位、重要人士提升影響力。上世紀90年代起，由韓國外交通商部牽頭，成立國際組織人才中心，專門負責選拔輸送人才及相關統籌工作。2007年-2016年，以潘基文當選聯合國秘書長為契機，韓國政府藉助其直接或間接影響力，整合優化國際組織人才選拔培養方式，通過各種方式及渠道，穩步、有效地將韓國籍職員輸送到聯合國在內的各類國際組織。據其政府公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韓國籍職員在58個國際組織機構的任職人數高達852人，比2006年（245人）增加了607人。其中，高級別官員在2015年數量為50人，比2006年（30人）增加了20人。[9]
我國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的思考
近年來，中國在培養和推送全球治理人才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一些進展。根據國家留學基金委數據，2019年通過國際組織實習項目於當年度派出逾300人，相比2015年全年度派出23人增加了10餘倍；截至2020年11月底，國際組織實習項目已累計派出上千人赴200餘個國際組織實習。隨著培養和推送全球治理人才工作的不斷深入，在實際操作中也發現存在如下問題：國內幹部及後備人才缺乏國際組織相關工作經驗或經驗較少，履歷與國際組織招聘要求不匹配，到國際組織任職難度較大；國際組織在人才選拔及聘用上遵循公平性原則，對於籤署合作備忘錄比較謹慎，後備人才的輸送機制難以常態化；國內對國際組織、國際職員宣傳力度不足，部分高校對國際組織人才職業發展規律的研究與認識仍有進步空間，亟需完善人才培養及推送流程。筆者根據近年來國內外針對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研究報告及會議資料，對我國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出以下幾方面建議。
第一，做好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及推送的中長期規劃。
從歐美及日韓國家對於國際組織的重視程度及人才培養情況來看，全球治理人才的培養及儲備應當作為國家戰略資源加以投資。
目前，高校和社會未形成相應氛圍，國內大部分學生由於缺乏對國際組織、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充分了解，使有志於從事國際組織工作的學生意願不夠強烈。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及推送應從推薦策略、能力提升和項目資助等方面構建一套可持續發展的人才培養體系。
人才培養及輸送需要依託平臺，歐洲諸多城市均是國際組織駐地，如日內瓦、維也納、羅馬等，吸引著全球關注教育、科學、氣候變化等議題的目光。中國可參照瑞士及韓國組建國際組織公關團隊的方式，舉辦高端國際論壇、大型賽事等活動，發揮駐地比較優勢，將國內名城發展成為國際組織駐地。
第二，建立專門研究智庫，加強學科和師資隊伍建設。
歐美國家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對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理論研究。中國由於各種原因，參與國際組織歷史較短，對國際組織整體研究不足，缺乏對其運行機制、人才選拔標準和程序的了解。[10]因此，亟須集中國際組織研究力量，利用高校及社會資源，建立國際組織及全球治理相關研究智庫。同時，引導及推薦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以短期顧問等方式赴國際組織兼職、掛職，從而加強與國際組織的聯繫及合作。
此外，高校應積極聘用在任或已卸任的國際組織官員補充師資力量，加強學科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在邀請國際組織官員舉辦專題講座的基礎上，設立專門教研組，選派優秀教師赴國外高校學習人才培養經驗，結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客觀需求，基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構思，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人才培養方案。目前，國內已有的國際組織人才培訓教材較少，內容碎片化、不成體系，且缺少實際操作及研究案例。北京大學目前正在錄製國際組織理論及實務相關的精品課程，建議在國內高校進行推廣。
第三，進一步拓展培養推送渠道，加強政策保障支持。
國際組織高級官員普遍具有多國教育、工作背景，具備語言優勢、跨文化適應力及實際問題解決能力或者是某領域的專家。因此，短期來看，要提前選拔有發展潛力的青年學子，給予其專業化、定製化的培訓，對已有海外學習經驗的優秀青年，要加以推薦引導至國際組織和相關機構實習，積累經驗；長期來看，要提升我國高校的國際化辦學水平，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社會認可度。國家留學基金委已與聯合國和平大學、國際勞工組織都靈培訓中心等籤署合作協議，選派有志於進入國際組織實習或任職的青年學生赴該校深造。
提高進入國際組織任職的就業競爭力，一次「實習」或「選派」是不夠的，只有兼具多次國內和國外的任職經歷，才能脫穎而出勝任國際組織崗位，調和全球利益與國內訴求。[11]我國已經開始建立健全國際組織人才引入和派出機制，各部委及國內高校正聯合探索建立人才「旋轉門」制度，以期打通國內任職和國際組織任職的通道。
目前，國家已出臺多項政策支持學生赴國際組織實習，如《教育部關於促進普通高校畢業生到國際組織實習工作的通知》、國家留學基金委《國際組織實習項目選派管理辦法》等。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國際組織招聘周期過長、偏遠國家地區獎學金資助發放不到位、學生實習回國應屆生身份難以認定、京滬高校畢業生實習期戶檔較難存放等問題。因此，對於在國際組織中實習、工作的人員，應進一步健全其保障機制，加強關心關愛，建立學習交流平臺，加強後續培養及追蹤，提高履職能力，使其能夠適應當前和長遠需要，為不斷變化中的國際組織、多邊外交和全球治理作出貢獻。
培養全球治理人才是新時代一項重要任務，應當從戰略角度去看待。目前，在人才培養政策、教學和實踐等環節面臨很多新的挑戰，應通過多方渠道、多重舉措進行完善，做好人才儲備，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作者系浙江大學就業指導與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浙江大學學生全球治理協會指導老師）
參考文獻：
[1] UN General Assembly Secretary-General.Composition of the Secretariat: Staff Demographic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72/123][R/OL].(2017-07-11). [2017-09-20].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0996/files/A_72_123-EN.
[2] 劉寶存, 肖軍. 「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實踐探索與改革路徑[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 (5).
[3] 閆溫樂, 張民選. 美國高校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經驗及啟示——以美國10所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碩士課程為例[J]. 比較教育研究, 2016, (10).
[4] 葉建忠. 瑞士爭取國際組織職員職位和培養國際職員的主要做法[J]. 全球科技經濟瞭望, 2013, (7).
[5][8][10] 酈莉.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國際經驗及中國的培養機制[J].比較教育研究, 2018,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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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樸光海. 韓國培養和輸送國際組織人才的策略及啟示[J]. 對外傳播, 2019, 270, (3).
[11] 何亞非. 選擇：中國與全球治理[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1期）
作者：來夢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