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蘊含了一系列科學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這些方法可從抽象到具體分為根本方法、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三個層面。這其中，根本方法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維方法主要包括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辨證思維、底線思維、創新思維等；個性化鮮明的工作方法集中表現為頂層設計、狠抓落實、問題導向、精準發力等。這三方面緊密聯繫，共同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體系。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方法論；根本方法；思維方法；工作方法
［中圖分類號］D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599(2019)01-0010-11
［作者簡介］上官酒瑞(1977—)，男，山西陽城人，博士，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政府與政治、政府公信力、網絡政治等。
黨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論創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深遠的歷史貢獻，是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從理論看，既然該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科學體系，那它自然內含有相應的方法論。從實際看，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成就，「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1]P8。如此成就與變革，缺乏科學方法論是難以想像的。從走向看，在新的歷史方位上，要更好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實現善治，必須有方法支撐，這也是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就方法問題，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2]P139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提出了目標任務，也解決「橋或船」的方法問題，蘊含著一系列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這些正確的、科學的方法，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頭腦裡固有」的，而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價值觀、認識論與方法論在中國實踐中的運用和體現，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中正確思想和方法的歷史傳承，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黨和人民實踐經驗與集體智慧的結晶，並與習近平總書記主政地方的經驗積累相關。
這些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可從抽象到具體分為三個層面，即根本方法、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這三方面緊密聯繫，共同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體系。一、根本方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實現民族復興，是極為艱巨的任務，沒有固定模式可照搬，必須隨實踐發展、時代變遷而接力探索。這正是共產黨不斷推動實踐創新、理論創新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的不斷發展，集中表現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創立或形成，都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望遠鏡和顯微鏡」，遵循了共同的方法論。在本體論上，這都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黨的全部理論與實踐的主題」[1]P16展開的。雖然它們先後重點回答的重大時代課題有所不同，但都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構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譜系。在方法論上，這都體現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發展、時代特徵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這裡的中國實踐、時代特徵，就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並非超越歷史階段、發展時代；這裡的結合、中國化不是簡單疊加、照抄照搬，而是辯證統一、有機融合，是將馬克思主義「化於」中國實踐、「融於」時代變遷，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時空中實現「嫁接」，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過程。兩方面結合起來看，黨的理論創新遵循著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如此，其根本不同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呼喚新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運而生。這就是：緊緊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P18的重大時代課題，在理論和實踐結合上進行了系統性回答。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重視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方法，並充分運用於治國理政的各方面各領域各環節。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3]P278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有兩次集體學習分別聚焦於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這不是偶然的，是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在日益複雜的世情國情黨情條件下治國理政的要求。
第1期上官酒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體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19年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有清晰表述：「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P18-19這裡的「三個堅持」說明，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以往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是一脈相承、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它們的「根」和「源」都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當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也呈現了黨的理論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也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特別是，「第三個堅持」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明確了唯物辯證法對深化探索「三大規律」、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的方法論意義。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基礎，是為根本方法、元方法。
如同一個硬幣的兩個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共產黨歷史觀和價值觀、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充分蘊含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體現在新時代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等理論和實踐中。如「8個明確」和「14個堅持」作為該思想的核心內容，其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明確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同時認為我國還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等等。這樣的新理念新觀點新論斷，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運用。二、思維方法：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和創新思維如果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根本方法，那它只有細化為思維方法，並運用於治國理政實踐，方能顯示科學方法論的真理性力量。「觀念不及格，其他都是垃圾」，這表明科學思維和正確認識的重要性。現實中，解決問題的具體政策策略並不缺乏，缺失的往往是正確的思維、觀念和認識；最糟糕的狀況是，一些地方將因認識偏差而形成的政策，執行得特別徹底、到位，其後果可想而知。而背後科學思維方法的缺位是問題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國理政必須有正確方法論，方法正確可事半功倍，否則可能事倍功半。諸如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歷史思維、底線思維、創新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蘊含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是黨領導人民攻堅克難、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的銳利武器。
(一)戰略思維：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
就治國理政而言，戰略問題至關重要。「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這表達了典型的戰略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非常善於把握大局、統攬全局、體現格局，並經常強調要有強大定力。他說：「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4]P10早在浙江主政期間，他在《之江新語》中就提出：「各級黨政『一把手』要站在戰略的高度，……要努力增強總攬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謀一域，把握形勢謀大事，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氣度和胸襟，始終把全局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全局利益為最高價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認識政治形勢，把握經濟走勢，了解文化態勢；……不斷提高領導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5]P20這闡釋了戰略思維的要求，可概括為三方面：時間上要有大視野，空間上要有大格局，行動上要有大定力。
大國治理，政貴有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蘊含了典型的戰略思維。首先是有大視野。這要求，從長遠著眼，善於觀察思考，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站在時代前沿認識社會現象，把握總趨勢和總方向。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發展等幾大戰略。尤其是，「四個全面」之所以稱為戰略布局，正在於其站位高、視野遠，聚焦於黨和國家發展的長遠，目標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為中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奠定堅實的制度和法治基礎。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區分為「前半程」與「後半程」的邏輯是一致的。其中，「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管用的制度體系。」[6]P7另外，將雄安新區建設定位為「千年大計」；提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既要立足當前、聚焦今後3年，也要放眼未來、著眼今後20年、30年，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打基礎、立支柱、定架構；強調各級幹部要「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要樹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績觀等，都是要求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其次是有大格局。這是要有大胸懷，以大局為重，站在國家、時代和政治全局的高度，思考治國理政問題。在一些地方，領導幹部以個人和小團體利益高於地區戰略利益，把戰略變成實現團體或個人利益的載體，顯然是錯誤的，與戰略思維格格不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聚焦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發展，也「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P10，體現了大格局；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彰顯大方略。
最後是有大定力。要制定正確戰略，更要久久為功、堅持不懈，堅定戰略定力，有效執行戰略。面對「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歷史終結論」等論調，在「中國向何處去」「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等大是大非、根本性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始終能夠處變不驚、鎮定從容、臨危不懼，穩得住心神、站得住腳跟；提出「鞋子論」「不能犯顛覆性錯誤」等，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確保國家沿著正確道路向前發展。這源於「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
（二）歷史思維：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
如果說戰略思維主要基於現實、著眼未來，是「向前看」，那麼歷史思維則主要是「向後看」，是為了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關係，是一種揭示事物的歷史過程、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的方法。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7]P585這規定了歷史思維對國家治理的意義。要用好歷史思維，必須實事求是對待歷史，牢牢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正確對待歷史發展中的失誤曲折，落腳點是汲取歷史經驗教訓，開創未來。
以史為鑑，可以知得失。習近平總書記有著深厚歷史底蘊和宏大歷史視野，他很善於以史為師、以史為鏡、以史為基，運用歷史智慧治國理政，將歷史比作「最好的老師」「教科書」「清醒劑」「百科全書」「營養劑」等。早在2011年，他就指出：「歷史是從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歷史的聯繫是不可能割斷的，人們總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針對一些人因不能正確對待歷史中出現的失誤，將對「文革」的不滿轉化為對黨的攻擊謾罵，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聲音」，他系統闡釋了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係。最重要的是，十八大以來的國家治理從歷史上拓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得到這個成果極不容易。」[9]這從中華民族史、近代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黨史等歷史維度，從歷史縱深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淵源延伸至5000年中華文明，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自覺、文化自覺。歷史無不積澱為文化，文化又無不是歷史的。於是，十八大以來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並有了文化自信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要求。另外，他還強調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都內含歷史思維，體現了對人民、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擔當。
（三）辯證思維：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
堅持辯證思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根本。這要求在認識和改造世界方面，堅持系統而非孤立地、動態而非靜止地、全面而非片面地認識事物，正確分析矛盾，掌握規律，處理好治國理政中的各種重大關係。概而言之，辯證思維就是既要全面協調，「十個手指彈鋼琴」，又要抓住重點，牽住「牛鼻子」，做到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克服工作中的極端化、片面化。面對日益複雜多變、多元多樣的國內國際環境，在新時代要治好國、理好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辯證思維是不可想像的。
辯證思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秉持的理論品格，強調要統籌好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協調推進「四個偉大」；通盤考慮「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將其中各領域、各環節協調好；合理平衡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承受度；協同貫徹落實好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明確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又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等。這樣堅持全面協調，目的都是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有效性治理。他特別提出，領導幹部要學好用好辯證法，「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10]P102同時，他還強調：「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1]P195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改革、化解難題、實現治理，既要統攬全局、總體謀劃，又要抓住重點、突出重點、扼住關鍵，在重點領域要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態勢。如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更加注重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加強頂層設計，但又要抓重點，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並要向「頑瘴痼疾」開刀，觸及「深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強調領域、區域、人口的全覆蓋，又明確提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依法治國，一方面強調系統部署、整體謀劃，另一方面又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抓手，並要求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全面從嚴治黨，不僅強調黨建新布局，而且提出要將黨風廉政建設作為突破口和切入點，特別是將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確定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這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每個「全面」，都並非泛泛而談，而是有重點的全面，即抓住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遵循了辯證思維。
（四）底線思維：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表述的就是底線思維。底線，即事物質變的臨界點，不可隨意突破。堅守底線思維等同於劃出了工作中不可逾越的警戒線，如果越過就會遭致風險。中國社會正處於發展升級與體制變革並存、前現代與後現代問題共生、內部與外部不確定交織的時期。這定然是一個高風險社會，是一個危機多發常發的時期，這就對國家治理的底線思維能力提出了相當要求。具體而言，這要增強危機意識，把問題想得更複雜、挑戰看得更嚴峻；要提高前瞻意識，把工作預案做得更充分、更周詳；要掌握主動，做到心中有數、處變不驚，能夠有效管控風險，化解難題。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初首次提到底線思維：「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3]P288他特別強調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多次運用「木桶原理」告誡黨員領導幹部，要樹立底線思維，工作中要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要千方百計「託底」「守底」「保底」，要善於補短板、強弱項，確保應對任何形式的困難風險，掌握主動、化解矛盾，在風險可控範圍內實現發展目標。比如，在經濟方面，他提出我國13億人口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高度重視金融風險隱患，尤其是必須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在民生方面，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做好工作，重點保障低收入群眾基本生活；在依法治國方面，強調要牢固樹立法律紅線不能碰、法律底線不可逾的意識；在生態環境方面，要求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嚴守生態紅線；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指出領導幹部廉潔自律，關鍵在守住做人、處事、用權、交友底線，守住政治生命線；在外交和國家關係方面，指出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不放棄正當權益；等等。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1]27-28這「三大攻堅戰」，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是難點重點、主攻方向。他提出的三個「一以貫之」，就包括一以貫之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風險挑戰，「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9]這與底線思維相輔相成。
（五）創新思維：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
人類社會發展積累的一切文明成果，無不是是創新智慧的結晶、創新思維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說：「縱觀人類發展歷史，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4]P2672014年北京APEC會議上，他又強調，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既然創新這麼重要，那就不能因循守舊，要敢於質疑、超越陳規、破除迷信；要克服思維定勢，敢為人先，突破對經驗、本本、權威的迷信；要摒棄不合時宜的觀念、體制、做法，開創工作新局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推進國家治理的各類講話、報導中，創新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涉及科技、人才、文藝、軍事等領域，包括理論、制度、文化、實踐等形式。他高度重視創新，提出了「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12]P11等新觀點新論斷。特別是，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終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上，習近平總書記既堅持原則，繼承「老祖宗」，又突破常規，講了很多「新話」，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最主要當數「8個明確」和「14個堅持」。這些富有邏輯關係的新理論新觀點新論斷，展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特徵。
創新本就是一種不斷探索和試錯的過程，許多新發明、新創造、新事物，大都是在經歷數次失敗基礎上才成功的。尤其是，中國的改革創新進入深水區攻堅期，難度大、任務重，要將改革進行到底，難免會出現失敗、發生失誤。這就提出了寬容失敗和錯誤的問題。搞好創新，既要營造良好氛圍，更要寬容失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全社會積極營造鼓勵大膽創新、勇於創新、包容創新的良好氛圍，既要重視成功，更要寬容失敗，完善好人才評價指揮棒作用，為人才發揮作用、施展才華提供更加廣闊的天地。」[4]P267當然，這裡的「容錯」不是容偏、容貪、容罪，不是提倡「亂作為」，而是「容」改革創新中的探索性失誤，「容」勇創改革深水區的失誤，對那些觸犯「道德底線、法律紅線、黨紀高壓線」的錯誤非但不「容」，還要依法依紀問責。為此，習近平提出「三個區分開來」：「要把幹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後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11]P206這是為給那些敢想敢幹、敢於創新的幹部解決後顧之憂。
另外，創新需容錯，但兩者又都要遵法。從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看，創新與法治兩種思維，在根本上是一致。無論是只「破」不「立」，即只改革無法治，還是只「立」不「破」，即有法治無改革，都治不好國、理不好政。其後果可能有兩種情形：或是改革者「違法改革」，或是法律嚴重過時、制度失效，成為改革發展掣肘。習近平提出，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是正確處理改革和法治作為「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的關係的基本原則，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關係，體現了創新思維與法治思維的辯證統一。三、工作方法：頂層設計、狠抓落實、問題導向與精準管理無論是宏觀哲學層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還是中觀思維層面的戰略、歷史、辯證、底線、創新思維，要真正用於攻堅克難、推動發展、優化治理中，都必須進一步落實、轉化為具體工作方法。其實，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都離不開科學工作方法。尤其是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13]P1440。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重視思考正確開展工作的方法問題。2006年他就發表文章《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批評了瞎子摸象與紙上談兵這兩種錯誤工作傾向。[5]P24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根本性成就和變革。這與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分不開。特別是，他還兩次作重要批示，要求領導幹部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要求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重溫《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這實際上就是對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領導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概而言之，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強調的、具有其鮮明個性特色的工作方法，包括頂層設計、狠抓落實、問題導向、精準發力等。它們與根本方法、思維方法，共同構築起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體系。
（一）頂層設計與整體推進
「頂層設計」與「整體推進」，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這取決於中國改革發展的歷史階段、國家治理的現實方位。習近平總書記的判斷是：「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現在，同過去相比，中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進，必須加強頂層設計。」[10]P100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很長時期內，改革是提倡大膽試、大膽闖，被描述為「摸著石頭過河」，其實質是先易後難、自下而上的改革。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也進入深水區，既有老問題積累又面臨新問題產生，尤其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人民需求內容更為廣泛多樣，層次不斷增長提高，這種情況下，如果只通過自下而上的探索性改革，已難以奏效，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同時，經歷30多年的改革，也積累了豐富經驗，有條件、有能力通過頂層設計推動改革發展。2012年在廣東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改革推進到現在，必須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提出改革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14]P32抓好頂層設計的工作方法，意味著要站在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圍繞總目標總任務，遵循改革方向和原則，設計推進改革發展的思路與框架；當然，這也要與以往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結合起來。
這裡涉及到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兩種方法的關係。前者是鄧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提出的方法，也被稱為一種漸進式改革模式。這是相信實踐出真知、出思路，探索可創新、有舉措，主張從實際出發，既不裹足不前，也不盲目冒進，在探索中不斷推動工作；這顯然是從點開始，取得局部成功後向面延伸，並隨時間持續、空間拓展，將個別經驗上升到普遍經驗；這是由基層群眾創造、由高層概括、總結並推廣的方法。這被歷史證明是有效的、適用的，符合中國國情，在當下也沒過時。因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本質是在「摸規律」，是探索並把握中國改革發展、治國理政的規律性。與此不同，頂層設計則更多是從宏觀著眼，進行整體規劃、總體謀劃。這種方法，尤其注重相關理論、理念的指導作用，是一個自上而下系統謀劃、制定規劃、推進決策，並層層貫徹落實的過程；它有方向、有目標，有原則、有遵循，是一個謀劃全局、帶動長遠的戰略實施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10]P80可以說，這兩種方法都很重要，要結合起來運用，既要大膽探索、勇於實踐，也要高屋建瓴、宏觀把握。
與頂層設計相輔相成，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整體推進的工作方法。如他就深化改革提出，改革是系統工程，要在協同配合中整體推進。如果說頂層設計是一種縱向工作法，那整體推進則主要是從橫向考慮的。既然要求整體推進，那就必須跳出局部，立足整體，把握工作方案和節奏、政策和思路；這同時也要求搞清楚整體中局部各要素之間的關聯，在整體協同推進中，與重點突破結合起來，是有重點的整體。這其實也是一種辯證系統思維。之所以強調整體推進的方法，是因為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革命，其中每項改革都不可避免對其它改革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需要其它改革協同配合，否則就難以有效進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統籌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中，無不是整體謀劃、系統推進，既強調整體又不忽視或否定重點突破，不是無重點、無中心的盲目推進。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等，都屬於頂層設計，而這些重大戰略的實施又需要整體推進。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諸如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總體國家安全觀等，都詮釋的是頂層設計與整體推進的方法論。
（二）狠抓落實與釘好「釘子」
大道至簡，實幹為要。這是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重要經驗；注重落實、強調實幹、力戒空談，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曾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幹出來的，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在新時代，統籌用好頂層設計、整體推進的工作方法，就要求有狠抓落實的態度與方法，否則只能是空話一句。狠抓落實，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一種風格、方法。他在2011年「關鍵在於落實」的講話中就指明：「如果落實工作抓得不好，再好的方針、政策、措施也會落空，再偉大的目標任務也實現不了。因此，抓落實是領導工作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是黨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黨員領導幹部世界觀正確與否和黨性強不強的一個重要標誌。」[15]新時代的治國理政中，他反覆強調崇尚實幹、狠抓落實的意義，並認為：「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16]P157在發表講話、部署工作中，「落實」二字始終是高頻詞，他抵制弄虛作假、花拳繡腿，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並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真抓才能攻堅克難，實幹才能夢想成真」，「幸福美好生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等。這不是偶然的，與改革發展、國家治理所處的階段、面臨的任務密切相關。他講落實主體與責任，提出領導幹部要既做改革促進派，又當改革實幹家，要腳踏實地、實幹苦幹，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一把手，要敢於擔當、親力親為，要狠抓工作，親自抓、親自管；講抓落實的態度作風，提出要有真抓的實勁、敢抓的狠勁、善抓的巧勁、常抓的韌勁，要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實，做到緊之又緊、細之又細、實之又實，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幹實幹，要堅定信心、撲下身子、狠抓落實；講具體落實，提出要分解任務，一項一項抓，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幹，要由近及遠、由易到難，以點帶線、從線到面，要明確責任，主動作為、合力推進，要明確分工、明晰責任，任務到人、考核到位，要抓住突出短板、薄弱環節，分清輕重緩急，加強政策配套，加強協同攻堅，加強督察落實。
狠抓落實的工作方法，體現在治國理政的各領域、各層面、各環節。如習近平總書記講全面深化改革，指出改革藍圖有了，關鍵就是把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講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黨委抓、書記抓、各有關部門抓，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講作風建設，要求在抓常、抓細、抓長上下功夫，要將「三嚴三實」落實落細落地，多積尺寸之功，經常防微杜漸；講扶貧工作，要求有雄心壯志、科學態度，領導工作要實，任務責任要實，資金保障要實，督查驗收要實；講幹部激勵機制，提出要建立激勵幹部真抓實幹的考核評價體系，讓那些務實事、求實效的幹部能受到鼓勵、褒獎、重用，而做表面文章、搞勞民傷財、跑官要官的幹部受到批評、懲處。特別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調整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包括其他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其職責定位為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和督促落實；另外，中央還出臺了《關於加強新形勢下黨的督促檢查工作的意見》，為推動黨的決策落實提供了制度性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還形象地將抓落實的工作方法比作釘釘子。他提出：「抓落實就好比在牆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只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鬆動；只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5]P241這樸素的說法卻折射了深刻的道理，是做好工作、幹好事業的有效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以釘釘子精神抓落實，解決改革發展、治國理政中的矛盾和問題。這要求必須用實勁兒，釘子才能釘得進、釘得牢，切忌等待觀望、裹足不前，切實幹出成效、抓出實效；這要求找準方向、抓住重點，尤其是在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這要求抓落實不能像「撒胡椒麵」，要抓到點子上，盯住重點，以點帶面，解決事關全局的突出問題；這要求持之以恆，要「一錘一錘接著敲」，不斷釘下去，保持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做到一張好藍圖一幹到底，幹出實績來。這裡也滲透著兩點論、重點論等方法，充分表明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特色。
（三）問題導向與調查研究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和改造，也即通過實踐中不斷發現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總結說：「中國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17]P67歷史地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轉型發展取得的非凡成就，正是在解決一個一個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但客觀而言，這也是一個老問題不斷積累、新問題日益滋生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階段，也就是從「未發展起來」時期到了「發展起來以後」的時期。如鄧小平所說「發展起來之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新時代的治國理政更要以問題為導向，帶著問題抓改革、搞建設、促發展、推治理。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做研究、定決策、抓落實。治國理政的根本在於，集中解決制度性問題、解決社會矛盾尖銳的問題、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問題導向要求增強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不迴避不掩蓋，敢於直面問題；抓住關鍵、找準癥結，科學分析問題；提高本領、問題倒推，正確解決問題。
問題導向，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中非常注重運用的工作方法。他謀篇布局、推動工作，很多都是從問題著手；他不管是部署工作還是研判形勢，無不是直奔主題、力陳問題；他到地方調研考察，更多是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領域，他不迴避、不隱瞞，直視問題，這需要勇氣，更意味著擔當和責任、決心和信心。雖然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但十九大報告依舊明確「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重申「四大危險」「四大考驗」，並認識到其長期性和複雜性、尖銳性和嚴峻性，要求「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1]P60。另外，他還提出作風建設中的「四風」問題，就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突出問題，總結了「七個有之」；在《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概括了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著「十個主義」等問題。發現、直面問題是一個方面，更關鍵的是要正確、有效解決問題。從過去五年全面從嚴治黨看，十八大後出臺的「八項規定」，就是為了解決黨在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隨後，無論是部署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還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如嚴明政治紀律、嚴肅政治生活、淨化政治生態等，無不是以問題為導向，解決黨的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在十九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六條經驗」，即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堅持使命引領和問題導向相統一；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相統一；堅持行使權力和擔當責任相統一；堅持嚴格管理和關心信任相統一；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統一。這展現了清晰的問題意識、問題思維、問題導向、問題倒逼的認識和工作方法，貫穿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當然，問題導向又與目標導向結合在一起，如強調全面從嚴治黨與「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關係，提出構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機制等。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治國理政中，用好問題導向的工作方法，其前提是發現問題、發現真問題，這要求必須搞好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正確的調查，就沒有決策權。研究問題、開展決策、推進工作，異想天開不行、閉門造車也不行，要貼近實際、貼近基層、貼近群眾，全面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習近平指出：「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領導幹部整體素質和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18]換個角度看，調查研究與群眾路線這個黨的生命線、根本工作路線密切相關，兩者是一個問題的兩種不同呈現方式。習近平總書記不斷為做好群眾工作提要求、明方向、出藥方。「要面對面、心貼心、實打實做好群眾工作，把人民群眾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紓難解困，扎紮實實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最困難最憂慮最急迫的實際問題。」[4]P364特別是，適應網絡新媒體革新和網絡社會發展，隨著中國網民規模不斷增長，他又提出：「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幹部就要到哪兒去」，「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了解群眾所思所願，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4]P336另外，科學的調查研究也與民主集中制、基層協商民主、問需問計問政於民等聯繫在一起，這些也是發現問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方法。
要指出的是，調查研究方法應當是正確的、科學的。這要求態度與動機要端正，並要目標明確，制定出詳實方案；要深入基層，解剖「麻雀」，「下馬看花」，眼鏡向下，甘當學生；要點面結合，總結提煉，分析「麻雀」，掌握規律，進行決策，防止經驗主義和普遍主義。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就曾提出調研工作要務求「深、實、細、準、效」[5]P1，用這五個字闡釋了調查研究的正確方法。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習近平總書記喜歡並善於認真開展調查研究。他多次表述過這樣的觀點：當縣委書記要跑遍所有村，當市委書記要跑遍所有鄉鎮，當省委書記要跑遍所有縣市區。十八大以來，他開展調查研究走得遠、看得全、問得細、想得深，正是通過調查研究，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重點規劃、重要會議廣泛聽取了民意、統一了思想。2017年10月25日，在當選新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的講話中，他再次提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認為正確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貫徹落實也離不開調查研究，並為中央委員會每位同志積極開展調查研究提出了要求。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大夥演、領導看」的「走秀式調研」，他批示指出，這些問題，「看似新表現，實則老問題」，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拿出過硬措施，紮實整改。只有這樣，杜絕「偽調查研究」「走秀式調研」，方能有效用好問題導向的工作方法。
（四）精準發力與精細管理
比較而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特性，在於其內含有清單思維、精準發力、精細管理的方法。在學理上，精準發力、精細管理源於「清單革命」。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超越了簡單人力所能控制範圍，但凡需要人們掌控大量知識和信息的領域都難逃厄運，頻頻出現各種錯誤。於是「清單革命」應運而至，提供了一種方法，這並不是簡單的大而全的操作手冊，而是理性選擇後的思維工具與工作方法。
其實，精準發力的工作方法追求精細、精準、具體、準確，它務實、管用，要求對準重點，從細處著手、要害發力，也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這種思維和方法，要求抓改革、促發展要精細謀劃、精準發力，這在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的諸多方面得到體現。如針對紛繁複雜的改革形勢，如何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注意區分改革舉措的性質類型，分類施策、精準施策。要明晰解題思路，明確責任主體、明確關鍵環節、明確時間節點。」[19]他還多次強調，要提高改革的精細化、精準化水平。從一定意義看，這關係著改革的全局、成效。在自貿區試驗探索、放管服改革中逐步提出形成了「三張清單」，即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做什麼，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該幹什麼，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怎麼管理，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三張清單三位一體，從限制權力、拓寬創新活力到明確各自主體責任，環環相扣，體現了清晰的改革邏輯和精準化方法。另外，在全面從嚴治黨中也有鮮明的清單方法運用。如中央出臺的「八項規定」「六大紀律」，並提出嚴禁過節送禮、中秋節送月餅等，都是追求工作的精細化、實效性。《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從正反兩方面為黨員領導幹部的言行明確邊界、劃定禁區，其中關於「堅持民主集中制」就有6處「必須」的指令性要求，有11處「不允許、不得、不能、不準」、3處「堅決反對和防止」、2處「堅決防止和克服」、1處「堅決反對和糾正」等禁止性規定。在指導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強調：「要從細節處著手，養成習慣。如果對工作、對事業僅僅滿足於一般化、滿足於過得去，大呼隆抓，眉毛鬍子一把抓，那麼問題就會被掩蓋。」[20]P85這就是反對大而化之、籠而統之去開展工作，而是從一個一個具體點上發力、著眼解決問題，工作才能精準到位。
管理學上「細節決定成敗」的命題與精準發力、精細管理相輔相成。這對政府政策和治理的精細化、精準化提出了要求。十八大以來的治國理政中，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精準扶貧。雖然中國扶貧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中發現以往工作癥結是不精準。2013年11月，他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時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2015年在貴州考察時，他進一步闡釋了扶貧攻堅的「六個精準」要求，即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位要精準、因村派人要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與以往相比，解決貧困問題，「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於精準」。隨著扶貧攻堅的推進，精準扶貧思想內涵越豐富，操作性也越強。另外，超大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習近平「兩會」期間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說：「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大問題。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城市精細化管理，必須適應城市發展。要持續用力、不斷深化，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增強社會發展活力。」[6]P136這裡提出的城市精細化管理要求，是精準發力、精細治理工作方法的具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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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HANGGUAN Jiu-ru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Scientific Socialism，
Party School of CPC Shanghai Committee，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enriched connotation and rigorous logic，which contains a seri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and working methods.These methods can，according to their philosophization level，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fundamental methods，thinking methods and working methods.Among them，the fundamental methods refer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 materialism；the thinking methods mainly include strategic thinking，historical thinking，dialectic thinking，bottom-line thinking，innovative thinking，and so forth；and the working methods are embodied in top-level design，sound implementation，problem orientation，targeted effort，etc.These three aspects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ompose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 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methodology；fundamental method；thinking method；working method